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民航业正处于“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转型的关键期，对专业飞行员的需求持续增长，各大民航院校纷纷扩大飞行技术专业招生规模，但招飞选拔条件放宽导致学员身体素质波动，训练事故征候频发。同时，2020年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中国民航运输航空飞行员技能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建设实施路线图》明确提出，需通过“心理胜任力培养与评估”管控飞行员心理风险，而专业认同感作为职业适应性与心理健康的核心指标，直接影响学员的学习投入与职业稳定性[1]。
飞行技术专业具有“培养周期长、专业性强、管理严格”的特点，且当前学员以00后为主，其思想活跃、自主意识强，面对繁重的理论学习、高淘汰风险的训练及未知的送训周期，专业认同感易随阶段变化产生波动。因此，探究飞行学员专业认同感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对优化培养方案、保障民航人才质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2. 研究现状
职业认同源于Erikson提出的“同一性”概念，指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需明确自我特征与社会职业角色[2]。不同学者对其定义存在差异：有视其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随心理发展渐趋成熟[3]；有强调其随时间、人际、事件及社会环境而变化[4]；Holland则认为职业认同是相对稳定的职业兴趣、态度与行为倾向[5]；另有学者指出其为多因素共同作用、不断调适的过程[6]。国内研究综述表明，职业认同核心是个体在职业世界中的自我定位，常体现为对职业的喜爱与价值获得[7]。虽具体界定不一，但普遍认同“认同”具有情境性与发展性，是“我是谁”与“成为谁”的认知过程[8]。本研究基于该理论，在飞行技术专业背景下探讨飞行学员的专业认同感，在此专业认同感与职业认同感同义。
国内外研究中，我国早期职业认同研究多集中于教师和医护领域[9]。魏淑华、山显光等[8]总结国外教师职业认同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对职业特征的感知、形成过程及与环境互动、从传记视角分析发展与关键事件。国内研究亦逐步深入，如谭日辉[10]发现幼儿教师因经济与社会地位低易产生角色冲突，建议提高待遇与社会声望；曾丽红[11]指出免费师范生职业认同较高但存在人口学变量差异，需加强价值观引导。另有研究指出，不同行业乃至同一行业不同阶段的职业认同水平皆存在差异[9]。
飞行学员专业认同感研究目前较为缺乏，其原因包括：早期飞行员多来自军队，技能与心理较稳定；行业以往薪资高、社会地位显赫，认同感普遍较强。然而近年来，伴随其他行业待遇提升、飞行职业本身要求高、工作时间特殊，其传统优势有所减弱；加之新一代青年价值观多元，对飞行的认知与归属感亦发生变化。张启钱、牟思妍[12]从职业价值取向出发，构建了飞行学员职业适应性的五维度模型。
在测量方法方面，职业认同可分为两类：一是基于Holland理论的单维测量，二是侧重多维结构与阶段划分的测量，后者当前占主流，即通过问卷与访谈构建要素模型，开发标准化量表。学者们提出了三因素、四因素乃至五因素模型，例如孙利、佐斌[13]划分职业认知、情感与价值；魏淑华等[8]提出归属感、价值观、角色观与行为倾向四维；王鑫强等[14]编制师范生认同量表包含职业意愿、意志、价值与效能；程翠萍等[15]则针对乡村教师提出价值、情感、角色与效能模型。总体看，职业认同结构常涉及职业角色、认同、情感、效能、动力与意志等方面。
综上，现有研究虽不断深化，但仍存在明显不足：学者间研究主题与目的差异较大，未形成公认的职业认同结构；行业覆盖狭窄，多集中于教师与医护领域，致使现有量表缺乏跨行业普适性与推广性，也制约其他行业的认同研究。未来需推进多领域研究，借鉴国内外成果，开发具有较高信效力、标准化且适用于不同群体的职业认同量表，并结合实证进行检验与应用。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编制适用于飞行学员的专业认同感问卷并检验其信效度，描述飞行学员专业认同感的总体水平与人口学差异，检验人口学变量对专业认同感各维度的调节作用，通过访谈揭示专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与纵向变化规律，进而提出针对性提升建议；其理论意义在于填补飞行学员专业认同感研究空白，将通用职业认同量表“飞行技术专业化”，明确专业效能、角色价值、专业意志、情感认同四维度结构，为后续研究提供测量工具与理论基础，实践意义则基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80%~90%的飞行事故由人因导致”的数据，通过识别学员专业认同感波动的关键阶段(如等待送训期)与影响因素，助力院校优化管理策略，降低学员心理风险，为民航业输送“政治素质强、技术本领高、专业作风硬”的人才。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共纳入有效样本349份，分别来自全国各省份不同学校飞行技术专业飞行学员。样本组成情况如下：就学生干部身份而言，担任学生干部者共92人，占比26.3%，非学生干部者257人，占比73.7%。在户口所在地分布上，来自城镇的学员共228人，占65.3%，来自农村的学员为121人，占34.7%。从当前学飞阶段来看，处于“在校学习理论知识”阶段的学员最多，为183人，占52.6%；处于“航校学习飞行操作”阶段的学员为105人，占30.0%；已进入“学习结束在飞阶段”的学员为61人，占17.4%。在年级构成方面，20级学员数量最多，为149人，占42.7%；19级学员103人，占29.5%；18级学员97人，占27.8%。
2.2. 研究假设
1) 飞行学员专业认同感在户口所在地、是否学生干部、年级、阶段上存在显著差异；
2) 个人因素(学习动力、重要他人)与宏观因素(社会背景、组织氛围)显著影响专业认同感；
2.3. 研究工具
自编《飞行学员专业认同感调查问卷》，包含两部分：
1) 基本信息：户口所在地、阶段、是否学生干部、年级(4题)；
2) 专业认同感：18个题项，分属4个维度(专业效能5题、角色价值4题、专业意志5题、情感认同4题)，采用Likert-5分制，得分越高认同越强。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3.0 进行分析，包括：计算各维度与总体的均值、标准差以作描述统计；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针对户口、学生干部)和单因素方差分析(针对年级、阶段)进行差异分析；运用分层回归分析检验交互项(如“年级 × 专业效能”)的显著性以完成调节效应检验；以及通过克隆巴赫α系数(信度)、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构效度)、聚合效度(AVE值、CR值)开展信效度分析。
3. 问卷形成与施测结果
3.1. 专业认同感结构确定
结合王鑫强等的师范生职业认同维度[9]与飞行专业特色，确立四维度结构，见表1。
Table 1. Professional identity
表1. 专业认同感
维度 |
专业效能 |
角色价值 |
专业意志 |
情感认同 |
内涵 |
飞行学员对自己具备胜任飞行技术专业能力的认可 |
飞行学员对专业给自身发展及社会发展带来巨大价值的认可 |
飞行学员对飞行技术专业继续坚持及再选择的意愿强度 |
飞行学员对自身职业表示快乐、自豪等积极情感
强度 |
3.2. 项目分析
所有题项与总分相关系数均>0.4 (0.687~0.895)，符合题总相关标准；高分组(前27%)与低分组(后27%)的t值绝对值均>3 (10.838~23.583)，鉴别度良好；删除任一题项后量表α系数无显著提升，仅情感认同维度D3题修正后题总相关为0.33 (<0.4)予以删除，剩余19题。
3.3. 因素分析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 0.965 (>0.9)，Bartlett球形度检验χ2 = 6516.998 (df = 171, p < 0.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斜交旋转，限定提取4个因子，累计方差解释量 = 78.788% (>60%)，符合结构效度要求。经筛选，角色价值维度B2题因子负荷量 = 0.38 (<0.4)，予以删除，最终保留18个题项，各题项因子负荷量均>0.4 (范围0.416~0.976)，无交叉负荷，见表2。
Table 2. Result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表2. 主成分分析结果
题项 |
专业意志 |
专业效能 |
情感认同 |
角色价值 |
共同度 |
C2 |
0.976 |
|
|
|
0.861 |
C3 |
0.835 |
|
|
|
0.879 |
C4 |
0.698 |
|
|
|
0.873 |
C5 |
0.587 |
|
|
|
0.690 |
C1 |
0.579 |
|
|
|
0.795 |
A4 |
|
0.947 |
|
|
0.804 |
A2 |
|
0.916 |
|
|
0.860 |
A3 |
|
0.882 |
|
|
0.821 |
A1 |
|
0.721 |
|
|
0.809 |
A5 |
|
0.477 |
|
|
0.768 |
D5 |
|
|
0.851 |
|
0.729 |
D1 |
|
|
0.733 |
|
0.686 |
D2 |
|
|
0.577 |
|
0.781 |
D4 |
|
|
0.553 |
|
0.782 |
B3 |
|
|
|
0.769 |
0.791 |
B5 |
|
|
|
0.675 |
0.762 |
B1 |
|
|
|
0.554 |
0.664 |
B4 |
|
|
|
0.416 |
0.827 |
3.4. 信效度分析
量表总体克隆巴赫α系数 = 0.930，各维度α系数均>0.9 (专业效能0.958、角色价值0.943、专业意志0.946、情感认同0.950)，表明问卷具备内部一致性，见表3。
Table 3. Reliability analysis
表3. 信度分析
|
专业认同 |
专业效能 |
角色价值 |
专业意志 |
情感认同 |
克隆巴赫Alpha |
0.930 |
0.958 |
0.943 |
0.946 |
0.950 |
聚合效度：各维度AVE值均>0.5 (专业效能0.735、角色价值0.671、专业意志0.756、情感认同0.629)，CR值均>0.7 (范围0.870~0.939)，表明聚合效度良好；结构效度：四因子结构与理论假设一致，累计方差解释量 = 78.788%，结构效度达标(表4)。
Table 4. Validity analysis
表4. 效度分析
Factor |
平均方差萃取AVE值 |
组合信度CR值 |
专业效能 |
0.735 |
0.933 |
角色价值 |
0.671 |
0.890 |
专业意志 |
0.756 |
0.939 |
情感认同 |
0.629 |
0.870 |
3.5. 问卷结论
自编的《飞行学员专业认同感调查问卷》含4个人口学题项与18个认同感题项，信效度良好，可用于飞行学员专业认同感测量。
4. 飞行学员专业认同感现状分析
4.1. 描述统计分析
认同感得分结果表明飞行学员对飞行专业的“角色价值”与“专业意志”认可最高，认为专业社会贡献大且愿意坚持；“专业效能”与“情感认同”稍低，可能因部分学员对自身技能信心不足或受训练压力影响，得分见表5。
Table 5. Identity score
表5. 认同感得分
维度 |
均值(M) |
标准差(SD) |
认同水平 |
专业认同(总体) |
3.966 |
0.893 |
中等偏上(临界高度认同) |
专业效能 |
3.797 |
0.974 |
一般认同偏上 |
角色价值 |
4.053 |
0.947 |
高度认同 |
专业意志 |
4.115 |
1.026 |
高度认同 |
情感认同 |
3.905 |
0.975 |
一般认同偏上 |
4.2. 差异分析
4.2.1. 是否学生干部的差异
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在总体认同(t = 0.613, p = 0.54)及各维度(p均>0.05)上无显著差异(见表6)。原因可能是飞行专业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思想教育覆盖全员，确保学员认同水平统一。
Table 6.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 cadres and non-student cadres
表6. 是否为学生干部差异
维度 |
学生干部(N = 92) M ± SD |
非学生干部(N = 257) M ± SD |
t值 |
p值 |
专业认同 |
4.015 ± 0.811 |
3.949 ± 0.921 |
0.613 |
0.540 |
专业效能 |
3.861 ± 0.943 |
3.774 ± 0.986 |
0.737 |
0.461 |
角色价值 |
4.073 ± 0.881 |
4.046 ± 0.972 |
0.240 |
0.811 |
4.2.2. 户口所在地的差异
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城镇与农村户口学员在总体认同(t = 0.141, p = 0.888)及各维度(p均>0.05)上无显著差异(见表7)。说明学员对专业的认同不受户籍背景影响，仅城镇学员专业效能(M = 3.834)略高于农村学员(M = 3.726)，可能因城镇学员早期接触航空信息更多。
Table 7. Differences i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ocation
表7. 户口所在地差异
维度 |
城镇(N = 228) M ± SD |
农村(N = 121) M ± SD |
t值 |
p值 |
专业认同 |
3.971 ± 0.940 |
3.957 ± 0.800 |
0.141 |
0.888 |
专业效能 |
3.834 ± 1.007 |
3.726 ± 0.908 |
0.991 |
0.322 |
4.2.3. 就读年级的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年级学员在总体认同(F = 2.896, p = 0.057)、专业效能(F = 2.223, p = 0.11)、角色价值(F = 2.054, p = 0.13)、专业意志(F = 2.97, p = 0.053)上均无显著差异，但在情感认同维度差异显著(F = 3.371, p = 0.035)。事后多重比较表明：19级学员情感认同(M = 4.08)显著高于18级(M = 3.72)，原因是18级处于“理论转训练”的适应期，环境变化导致负面情绪增加。
4.2.4. 所处阶段的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同阶段学员在总体认同(F = 2.01, p = 0.136)、专业效能(F = 0.668, p = 0.513)、专业意志(F = 2.218, p = 0.11)上无显著差异，但在角色价值(F = 3.435, p = 0.033)与情感认同(F = 3.71, p = 0.025)维度差异显著。事后多重比较表明：在校理论阶段学员的角色价值(M = 4.11)与情感认同(M = 3.96)显著高于航校训练阶段(M = 3.71、M = 3.65)，因理论阶段学员受正向教育与集体氛围影响更强。
5. 飞行学员专业认同感影响因素分析(访谈结果)
5.1. 访谈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选取16名来自不同院校、处于不同培养阶段(含已入职)的飞行学员进行半结构化一对一访谈，旨在深入捕捉其专业认同感的变化轨迹与形成机制。访谈提纲涵盖认同变化阶段、关键事件与影响因素等方面(例如：“您对飞行专业的认同度在不同阶段有何变化？”“哪些事件或经历显著影响您的认同感？”)。所有访谈经录音转录后形成文本资料，采用质性内容分析方法进行处理。在分析过程中，本研究依据Braun & Clarke (2006)提出的主题分析法步骤展开：首先对文本进行逐行编码，生成初始代码；随后通过不断比较与归类，将相似代码聚拢为潜在主题；最终在反复审视与提炼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主题结构与关系模型。为提高编码一致性与信度，由两名研究者分别进行编码，并对编码结果进行比对与讨论，不一致处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编码过程借助NVivo 12软件进行辅助管理。编码体系及核心主题见表8。
Table 8. Coding system and Core theme
表8. 编码体系及核心主题
主题 |
维度 |
代表性代码 |
1. 认同感演变阶段 |
1.1 入学初期(高认同) |
“从小就觉得飞行员很酷”、“录取时特别自豪”、
“职业光环吸引” |
|
1.2 在校理论期(维持) |
“课业轻松，活动丰富”、“队长组织职业宣讲，
更认可专业”、“集体荣誉感强” |
|
1.3 等待送训期(下降) |
“无管理、无目标”、“等待8个月，怀疑自己”、
“送训延迟导致焦虑” |
|
1.4 航校训练期
(回升与波动) |
“第一次单飞成功，付出都值得”、“技能提升有成就感”、“教员风格影响情绪” |
|
1.5 正式入职后(再下降) |
“兼顾家庭与安全责任”、“薪资不如预期”、
“热情减少、责任压力大” |
2. 影响因素：个人层面 |
2.1 学习动机类型 |
兴趣驱动：“喜欢飞行的自由感” |
利益驱动：“看重飞行员的高薪资”、“受社会地位吸引” |
|
2.2 重要他人 |
正面影响：“家人非常支持”、“学长榜样作用” |
负面影响：“他人说飞行风险高，感到犹豫” |
3. 影响因素：宏观层面 |
3.1 组织氛围 |
院校管理：“准军事化管理塑造纪律”、“学校正向教育” |
教学风格：“教员包容式教学更鼓励人”、
“训斥式教学带来压力” |
|
3.2 社会事件与舆论 |
负面事件：“民航安全事故降低社会信任” |
正面事件：“英雄机长，觉得职业很有意义” |
5.2. 专业认同感纵向演变轨迹
结合访谈内容，提炼出专业认同感的四阶段动态模型：
1) 入学初期(认同度最高)：学员因“飞行员高地位、高薪资” 的认知，入学时认同度最高(如“从小就觉得飞行员很酷，录取时特别自豪”)。
2) 在校理论期(维持高水平)：课业轻松、集体活动丰富，且受学校正向教育影响，认同度维持高位(如“队长经常组织职业宣讲，让我更认可这个专业”)。
3) 等待送训期(显著下降)：疫情导致送训延迟，学员处于“无管理、无目标”状态，认同随等待时长加剧下降(如“等了8个月还没送训，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飞行”)。
4) 航校训练期(回升)：重新投入专业训练，技能提升带来成就感，认同度回升，但受教员风格影响存在小幅波动(如“第一次单飞成功后，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
5) 正式入职后(下降)：身份转变带来社会责任压力，叠加疫情后民航薪资下滑，认同度下降(如“入职后要兼顾家庭与安全责任，薪资不如预期，热情少了很多”)。
5.3. 专业认同感影响因素类属分析
从编码中凝练出影响专业认同的两大维度及其下位类属，如下所示：
5.3.1. 个人因素
1) 学习动力：兴趣驱动型学员(如“喜欢飞行的自由感”)认同度更稳定，受外界事件影响小；利益驱动型学员(如“看重薪资”)易因民航业波动(如疫情降薪)降低认同。
2) 重要他人：家人支持、榜样影响(如“学长顺利入职航司”)能提升认同；反之，负面评价(如“飞行风险高”)会削弱认同。
5.3.2. 宏观因素
1) 组织氛围：学校“准军事化管理”与正向宣讲(如职业价值观教育)能强化认同；航校教员的“包容式教学”比“训斥式教学”更利于认同提升。
2) 社会事件与舆论：民航安全事故(如“航班备降事件”)会降低社会信任，进而削弱学员认同；正面事件(如“抗疫航班保障”)能提升认同(如“英雄机长事件让我觉得职业很有意义”)。
6. 研究结论
飞行学员专业认同感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结构包含专业效能、角色价值、专业意志与情感认同四个维度，自编问卷信效度良好。量化分析发现，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2019级学员的情感认同显著高于2018级，且处于在校理论阶段学员的角色价值与情感认同得分均高于航校训练阶段学员。调节效应分析进一步表明，对于低年级、理论阶段或来自城市家庭的学员，其专业效能、专业意志及情感认同对总体认同感的预测作用更强。
质性分析则从动态视角揭示出专业认同感呈五阶段演变规律：“入学初期较高→理论阶段维持→等待送训期下降→航校训练期回升→正式入职后再度下降。”这一轨迹与定量结果相互呼应：量化中“理论阶段情感认同更高”的结论，可从访谈中提及的“集体活动丰富”和“学校正向教育(如职业价值观宣讲)”等因素获得解释；而入职后定量数据显示的“角色价值”认同降低，亦可从访谈中频繁出现的“薪资预期未达”、“责任压力增大”等表述中找到深层原因。影响因素可归纳为个人层面(如学习动力类型、重要他人)与宏观层面(如组织氛围、社会事件与舆论)。
基于上述量化与质性结果的交叉验证与深度融合，本研究从以下三方面提出系统性优化建议：
1) 优化宏观环境与管理机制：院校与航空公司之间应建立“送训信息透明与定期沟通机制”，减少学员在等待期的焦虑与失控感，缓解认同滑坡；同时，行业与社会媒体应加强正面舆论引导，积极宣传飞行员在抗疫运输、应急救援等事件中的社会贡献，提升其公众形象与学员的角色价值感。
2) 完善阶段化培训与教学策略：针对低年级学员专业效能感可塑性强的特点，开展“模拟飞行体验”、“技能竞赛”等活动，夯实其能力信心；针对理论阶段情感认同较高的特点，设计结构化“团体建设活动”(如飞行主题辩论赛、团体辅导)，强化集体归属与职业情感联结；在航校训练阶段，应优化教员培训机制，倡导“包容式、鼓励式教学”，减少因训练挫败导致的认同波动。
3) 促进学员自我建构与持续成长：通过开设“职业规划课程”和“目标管理工作坊”，帮助学员建立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增强专业意志的稳定性；建立“朋辈互助导师机制”，邀请处于航校或已入职的优秀高年级学员分享经验，发挥榜样示范与情感支持作用，缓解各阶段转型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