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奠基之作，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东亚乃至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化负载词承载着独特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内涵，是跨文化翻译的核心挑战。文化负载词(culturally loaded words)作为语言与文化的交汇点，不仅是文本意义的传递者，更是文化身份的象征，其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影响目标读者对原文文化的理解深度(王溱琪，2014) [1]。自19世纪理雅各(James Legge)首次将《论语》完整译成英文以来，如何传递其文化精髓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焦点(Legge, 1893) [2]。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语义准确性，对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背后的文化动因和比较分析不足(Venuti, 1995) [3]。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论语》英译的文化适应性进行了探讨。例如，尹志洁和高战荣(2020)通过对比辜鸿铭和Legge译本，提出文化负载词翻译需结合异化与注释以保留文化独特性[4]。冯亚利和黎慧(2024)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论语》英译本的海外接受度，指出翻译策略对文化传播效果的显著影响[5]。尽管如此，针对具体译本章节的微观比较分析仍显不足，尤其是对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译本的系统研究较为稀缺。森舸澜的英译本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以学术严谨性和文化传达平衡著称，其归化策略与注释结合为西方读者提供了可读性强的译文。本文拟填补这一研究空白，聚焦《论语》第一章，探讨以下问题：森舸澜译本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主要采用何种翻译策略？与Legge译本相比，其成效与局限如何？译者文化立场如何影响翻译效果？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结合Venuti的归化与异化理论，通过与Legge译本的比较，对《论语》第一章中人名、物质、思想和社会生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分类剖析。Legge译本作为早期经典参照，突出森舸澜译本的现代性与归化倾向。本文旨在揭示森舸澜翻译策略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与局限，探讨其文化立场的影响，为儒家经典的全球化传播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为国内译者提供借鉴，以更有效地传递《论语》的文化精髓。
2. 译者背景与翻译动机的影响
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专注于儒家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他的学术背景使其深入理解《论语》的思想内涵，并致力于通过翻译向西方读者传递中国哲学。他的主要译作包括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以学术严谨性和文化传达的平衡性著称。森舸澜的翻译风格注重语言精确性，采用归化策略(domestication)以适应西方读者的认知习惯，同时辅以注释补充文化背景，旨在降低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Venuti, 1995) [3]。
作为西方学者，森舸澜的双重身份——儒家文化的阐释者与西方文化的代言人——深刻影响其翻译选择(Gentzler, 2001) [6]。他倾向于通过熟悉的英语表达传递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但这种立场可能导致对文化负载词的简化，影响其文化深度的传递。例如，其对“仁”的翻译更多依赖西方伦理框架，未能完全凸显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多维性(尹志洁，高战荣，2020) [4]。这种文化立场体现了Gentzler (2001) [6]翻译理论中“译者意识形态”的影响，为本文分析其翻译策略提供了背景依据。
3. 文化负载词的定义与分类框架
在《论语》翻译过程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是一个核心问题。这些词汇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与历史内涵，往往在跨文化翻译中无法找到直接的对应词汇。为了有效处理这些词汇，译者必须借助合适的框架与分类方法，从而确保原文的文化精髓能够尽可能地传达给目标读者。
根据陈昌柏和陈丽帅(2004)的定义，文化负载词是一种通过语言符号传递文化信息的方式，特别是在翻译时，要求译者不仅要考虑语言的表面意思，还要挖掘其中的文化意义[7]。因此，文化负载词在翻译过程中涉及的难点不仅是语言转换，还包括文化的再创造与解释。
根据其所包含的文化背景与内容，文化负载词可分为以下几类：
3.1. 人名文化负载词
这些词汇指的是包含人物名称的文化负载词。在《论语》中，人名常常不仅仅是身份的标记，还代表着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地位和哲学观念。例如，“君子”与“圣人”等称谓，背后包含着儒家思想中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与定义。
3.2. 物质文化负载词
这些词汇与具体的物品、工具、建筑、器具等物质对象相关，通常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时期紧密相连。例如，《论语》中的“千乘之国”中的“乘”指的是古代的兵车，象征着国家的军力和政治地位。
3.3. 思想文化负载词
这些词汇代表着特定的哲学观念、伦理标准和思想体系。《论语》中诸如“仁”、“道”、“礼”等词汇，都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负载。这些词汇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还影响了中国古代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
3.4. 社会生活文化负载词
这类词汇涉及社会制度、伦理关系、社会角色等方面。在《论语》中，像“孝”和“弟”这样的词汇，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对家庭关系的重视，并反映了社会对长辈和兄长的尊敬与服从。
4.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译者需在忠实原文与适应目标文化间找到平衡。森舸澜在《论语》翻译中主要采用归化策略(domestication)，即将原文调整为符合目标语言文化习惯的表达，以降低理解障碍(Venuti, 1995) [3]。根据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翻译旨在让目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体验(Nida, 1964) [8]。森舸澜通过选用西方读者熟悉的词汇，并辅以注释补充文化背景，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归化可能简化原文的文化独特性，导致深层内涵的缺失。为弥补这一不足，他结合注释保留部分异化元素，试图在可读性与文化真实性间取得平衡。这种策略的选择既反映了他的学术背景，也受到其西方文化立场的驱动。
5. 森舸澜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具体翻译分析
《论语》第一章作为全书开篇，集中体现儒家思想核心，包含多类文化负载词。森舸澜通过归化策略与注释结合，力求传达原文意义并满足西方读者需求。以下分析四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结合其他译本(如Legge译本)进行对比：
5.1. 人名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词汇：君子
森舸澜译：gentleman
附录注释：Gentleman (junzi). Meaning literally “son of a lord”, junzi referred in Western Zhou times to a member of the warrior aristocracy. In Confucius’ hands, it comes to refer to anyone capable of becoming a kind of moral aristocrat: an exemplar of ritually-correct behavior, ethical courage, and noble sentiment-in short, a possessor of Goodness (Slingerland, 2003) [9].
Legge译：Superior man (Legge, 1893) [2].
分析：“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核心概念，在第一章中(如1.2和1.12)代表注重根本原则、宽容无偏的道德典范，涵盖道德修养、社会责任与行为规范等多重含义。森舸澜将其译为“gentleman”，利用英语中“绅士”这一熟悉概念，传达了“君子”的高尚品质与社会地位。这种归化策略使西方读者能够迅速建立文化联想，例如将“gentleman”与维多利亚时代礼仪和贵族气质联系起来，便于理解儒家伦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然而，“gentleman”在英语语境中更偏向于礼仪与阶级身份，未能完全体现“君子”在儒家思想中的哲学深度，如其作为道德自律与社会和谐的象征。相比之下，Legge的“superior man”更贴近原文的异化表达，突出“君子”的道德优越性和超越性，这在1.2中强调“君子”关注根本(如仁义)，而非表面形式。这种译法虽抽象，可能让读者感受到儒家哲学的严谨性，但对非学术读者而言，理解门槛较高。森舸澜的注释详细追溯“君子”的词源演变，从周代贵族到孔子道德理想的转变，弥补了正文归化的局限，并深化文化背景，但注释可能被普通读者忽略，导致理解停留在表层。总体而言，森舸澜的译法体现了其西方文化立场，优先可读性以促进中西对话，但牺牲部分原文的哲学张力；Legge的异化策略则更忠实于儒家抽象性，为学术研究提供参考，却可能弱化跨文化传播效果(冯亚利，黎慧，2024) [5]。为提升翻译效果，可在语境中尝试“moral exemplar”或结合注释强化“君子”的多维内涵。
5.2. 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词汇：千乘之国
森舸澜译：a country with a thousand chariots
Legge译：a country of a thousand chariots
分析：“千乘之国”中的“乘”指古代兵车，是国家军事力量与政治地位的象征。森舸澜的译文“a country with a thousand chariots”忠实于字面意义，符合归化策略，使读者易于理解。然而，这种翻译未能传达“千乘”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的隐喻意义——国家的强盛与治理能力。单纯的字面翻译虽直观，却忽略了其作为政治符号的深层含义。Legge译法类似，均未突出政治符号意义。为提升翻译效果，可在注释中补充“千乘”的历史背景与象征意义，例如指出其不仅是军事力量的体现，更是国家繁荣与稳定的表征。若采取异化策略(如保留“qian sheng”并加以解释)，也能更好地保留其文化独特性，但这可能增加读者的理解负担。
“千乘之国”出现在1.5中的“乘”指古代兵车，是国家军事力量与政治地位的象征，隐喻国家规模、强盛与治理挑战。森舸澜的译文“a country with a thousand chariots”忠实于字面意义，符合归化策略，使读者易于理解“千乘”作为量化指标的军事意象，同时避免生涩词汇。这种译法在西方语境中唤起古罗马或中世纪战车的联想，便于读者把握孔子对国家治理的实用建议(如诚实、经济和爱民)。然而，这种单纯字面翻译未能充分传达“千乘”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的隐喻深度——它不仅是军事力量的体现，更是国家繁荣、稳定与道德领导的表征，在儒家思想中与“仁政”相联。相比之下，Legge的“a country of a thousand chariots”同样采用直译，但其Victorian英语风格更强调正式性和历史感，突出“chariots”作为古典符号的异域性，这有助于读者感知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背景，却可能让现代读者感到疏离。Legge译本缺乏额外注释解释“千乘”的文化象征(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规模)，导致潜在含义依赖读者历史知识。森舸澜虽未在正文中扩展，但可通过注释补充“千乘”的历史背景与象征意义，例如指出其不仅是军力指标，更是治理能力的隐喻。若采取异化策略(如保留“qian sheng”音译并解释)，两者译本都能更好地保留文化独特性，但会增加读者负担。总体对比，森舸澜的归化更适应当代西方读者，增强可读性，但简化了物质文化的哲学层面；Legge的直译保留了原文的古朴感，为文化深度提供基础，却在传播效率上逊色(王溱琪，2014) [1]。
5.3. 思想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词汇：仁
森舸澜译：benevolence or humaneness
附录注释：Goodness, Good (ren). In the Analects, Goodness refers to the highest of Confucian virtues. In pre-Confucian texts such as the Book of Odes, ren was an adjective referring to the appearance of a handsome, strong, aristocratic man, and the term is cognate with the word meaning “human being” (ren). In this context, ren would thus perhaps be best rendered as “manly”. One of Confucius’ innovations was to transform this aristocratic, martial ideal into an ethical one: ren in the Analects refers to a moral, rather than physical or martial ideal. (Slingerland, 2003) [9]
Legge译：perfect virtue
分析：“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在第一章(如1.1、1.2、1.3、1.11)涵盖对他人的关爱、内在修养与社会和谐等多重维度，作为道德体系的基石。森舸澜将其译为“benevolence”或“humaneness”，选用西方伦理学中的常见术语，使读者能够迅速理解其善良与同情方面。这种归化策略在传达“仁”的人文关怀上较为成功，例如在1.2中将“仁”与孝悌联系，便于西方读者联想到基督教的“博爱”。然而，该译法未能充分体现“仁”的多维复杂性，如其在1.11中涉及个人确立与他人成就的动态统一，以及从武德到道德的转变。注释详细追溯“仁”的词源与演变，深化其文化背景，但正文单一译法可能使读者忽略其哲学深度。相比之下，Legge的译法更灵活，使用“complete virtue”“benevolent actions”“true virtue”和“perfect virtue”，捕捉“仁”的不同语境：在1.1强调完整性，在1.2突出行动导向，在1.3对比真实性，在1.11指完美人格。这种异化策略保留了“仁”的抽象性和多义性，忠实于孔子思想的动态表达，但可能让读者感到模糊，需要额外语境支持。Legge译本未提供专用注释，但其整体学术框架(如引言)讨论“仁”作为儒家最高美德。森舸澜的译法依赖西方伦理框架，反映其文化立场，成功降低门槛但简化内涵；Legge的多样表达更凸显“仁”的哲学丰富性，却在可读性上不足。建议结合语境交替使用译词，并在注释中探讨“仁”与社会和谐的关联，以平衡深度与可及性。
词汇：学
森舸澜译：learning
附录注释：Learning (xue). The common alternate translation of this term is “study,” which gives it too much theoretical flavor… The role of classical texts… is to form the very basis of one’s thinking (si) (Slingerland, 2003) [9].
Legge译：learn, learning, study, studies (Legge, 1893) [2].
分析：“学”在儒家思想中强调实践性学习，包括经典研读、行为效仿与自我反思，在第一章(如1.1、1.8、1.9、1.13、1.14)体现为持续过程与道德内化。森舸澜译为“learning”而非“study”，避免理论化色彩，准确传达其实践性，例如在1.1中突出“学”的愉悦与坚持。这种选择体现了归化策略的核心意图，在西方语境中“learning”更强调应用与终身过程，便于读者理解“学”作为儒家修养的基础。注释详细解释“学”的多维内涵，如观察他人(7.22交叉引用)和文本内化，帮助读者把握其社会性。相比之下，Legge的译法更直译，使用“learn”“learning”“study”，在1.1和1.13中突出认知与思考的平衡，在1.14警告异端“study”的风险。这种异化表达保留了“学”的古典学术感，但“study”可能让读者联想到纯理论学习，忽略其实践维度(如1.8中道德应用)。Legge译本未专设注释，但其整体结构(如章节注释)讨论“学”与德的结合。森舸澜的译法在归化与文化传递间找到平衡，成功强调实践性；Legge的直译更忠实原文的严谨性，却可能弱化现代适用性(冯亚利，黎慧，2024)。这种对比揭示森舸澜的文化立场，促进西方读者融入儒家学习观。
5.4. 社会生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词汇：孝
森舸澜译：filial piety
附录注释：Filial piety, filial (xiao). The virtue of being a dutiful and respectful son or daughter, considered by Confucius to be the key to other virtues developed later in life (Slingerland, 2003) [9].
Legge译：filial, filial piety (Legge, 1893) [2].
分析：“孝”是儒家伦理的重要支柱，在第一章(如1.2、1.7)强调对父母的尊敬与责任，作为通向仁德的根基，并与社会和谐相联。森舸澜译为“filial piety”，准确传达其家庭伦理核心，并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对应概念(如基督教孝道)，使读者易于接受。这种归化策略在1.2中将“孝”与“仁行”联系，便于理解其作为道德基础的作用。注释进一步阐明“孝”是其他美德的钥匙，深化理解。然而，“filial piety”在英语中带有宗教与传统色彩，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孝”在儒家文化中的广泛影响，如家族传承与社会稳定。相比之下，Legge的“filial piety”类似，但其Victorian表达更强调“piety”的虔诚感，在1.2中突出“孝”作为“benevolent actions”的根源，在1.7扩展到青年行为准则。这种译法保留了“孝”的异域性和伦理深度，但缺乏注释解释其社会维度，可能让读者忽略与国家治理的关联。Legge译本整体讨论“孝”在儒家体系中的位置，但未针对性注释。森舸澜的译法优先西方认知，成功传递核心但简化扩展；Legge的直译更凸显“孝”的文化独特性，却在可读性上需补充(王溱琪，2014) [1]。建议在注释中补充“孝”与社会秩序的关联，或尝试“dutiful respect”以灵活传达。
5.5. 翻译策略的综合评价
森舸澜在《论语》第一章的翻译中，通过归化策略降低西方读者理解门槛，选用“gentleman”(君子)、“benevolence”(仁)、“learning”(学)和“filial piety”(孝)等英语表达，使儒家思想核心更易为西方读者接受，尤其在学术群体中效果显著。其注释详细阐释“君子”的词源和“仁”的伦理演变，弥补归化可能丢失的文化深度(Slingerland, 2003) [9]。然而，普通读者可能忽略注释，导致“仁”和“孝”的多维内涵(如社会和谐与家族传承)未被充分理解。相比之下，James Legge采用异化策略，将“君子”译为“superior man”以突出道德优越性，“仁”译为“perfect virtue”或“benevolent actions”以捕捉多义性(Legge, 1893) [2]。Legge的译法保留儒家思想的哲学抽象性，适合学术研究，但对现代读者理解门槛较高，且缺乏注释补充“孝”与社会秩序的关联。森舸澜的“a country with a thousand chariots”(千乘之国)虽直观，却简化政治隐喻；Legge类似直译突出历史感，但同样未阐释深层象征(李晓红，2022) [10]。
根据Venuti的归化与异化理论，森舸澜的翻译策略反映其西方学者立场，优先英语读者认知习惯，促进中西对话，但可能削弱原文异域性与哲学复杂性(Venuti, 1995) [3]。Gentzler指出，译者文化立场深刻影响策略选择，森舸澜的归化倾向即为此例(Gentzler, 2001) [6]。与Legge的古典异化相比，森舸澜的现代归化更适应当代传播，却需警惕文化独特性损失。未来翻译可动态结合归化与异化，如保留“junzi”或“ren”音译并通过注释阐释，或为学术与大众读者设计差异化方案，以全面传递《论语》精髓(张丽娟，2021) [11]。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论语》第一章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分析，揭示了森舸澜英译本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策略选择与成效。以森舸澜译本为中心，结合Legge译本的比较，研究表明其归化策略有效降低了西方读者的理解门槛，注释补充了文化背景，成功传递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然而，归化对“仁”等思想文化负载词的简化限制了其哲学深度的呈现，而Legge的异化策略虽保留原文抽象性，却因缺乏注释而不易为现代读者接受。这表明译者文化立场深刻影响翻译效果，森舸澜的西方视角在促进中西对话的同时，需警惕文化独特性损失。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为《论语》的跨文化翻译提供了微观视角，填补了对森舸澜译本第一章的系统分析空白，为国内译者借鉴西方译本提供了实践参考。局限在于仅聚焦第一章，未能涵盖全书的文化负载词特征。未来研究可扩展至全书，比较多译本(如辜鸿铭译本)以揭示不同策略的适用场景，或探索AI辅助翻译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的潜力，如通过语义分析优化“仁”的多维表达。这些努力不仅提升翻译的语言忠实性与文化传递性，也深化中西文化交流，为儒家经典的全球化传播注入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