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智能机器在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显著替代了部分劳动力，改变了劳动者的地位，并引发了劳动异化危机，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本文基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劳动活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的类本质和人与人相异化四个维度，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危机的具体表现，包括智能物的世界增值与人的世界贬值、精神满足与价值实现的颠覆、动物性与机械性的双重倒退，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利益群体对立的加剧等。在新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应在深入分析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特征的基础上，从劳动手段、制度保障、共同富裕和全球合作等多个层面提出应对策略，以化解当前面临的劳动异化危机。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arrived. While intelligent machines bring convenience to daily life, they have also significantly displaced portions of the workforce, altering the status of laborers and precipitating a crisis of labor alienation that exhibits novel characteristics distinct from previous era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the crisis of labor alienation in the AI era through four dimensions: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workers and their objects of labor,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activities, the human essence of human-to-human relations, and the alien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These include the world-value appreciation of intelligent objects and the world-value depreciation of humans, the subversion of spiritual fulfilment and value realization, the dual regression into animalistic and mechanical tendencie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opposing interest groups within a globalized context. Under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 current crisis of labor alienation should be formulated at multiple levels—including labor tools,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common prosperity, and global cooperation—based on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alienation in the AI era.
1. 引言
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和发展以来，在电子计算机的快速研发和广泛应用下，人工智能逐渐出现并不断完善，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二十一世纪人工智能迎来时代性飞跃。在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下，一场“无人化”革命正在各个领域悄然进行，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日常生活。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是把双刃剑，智能工厂、无人汽车、AI机器人等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和闲暇的同时，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劳动异化危机同样存在，并且在新的生产力和科技条件下产生了新的特征。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危机也成为新的时代难题，亟待解决。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的异化与解放”、“智能劳动异化”、“劳动正义”与“数字劳动异化”等论题展开，对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进行分析，结合时代特征探究劳动异化新样态，并由此衍生出了很多新的论题，国内外关于数字劳动、平台经济、人工智能伦理与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是创造价值、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由此引发的问题值得更进一步的关注和深思。在数字劳动理论方面，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是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者。他认为，用户在互联网社交平台的行为也成为了一种劳动，而这种劳动及由它所产生的“产品”都被平台企业无偿占有，形成剥削[1]。国内学者陈红兵、单煜夏从商业实践和对马克思基本概念剖析等方面对福克斯“无限剥削”论断进行了反驳，并阐述了全面的数字劳动理解[2]；燕连福和谢芳芳分析了福克斯对社交媒介中数字劳动概念的理论化建构，并指出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的积极贡献[3]。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虽然存在争议，但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并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近年来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动价值论的诘难。在平台经济方面，斯尔尼塞克(N. Srnicek)的《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一书为平台研究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将平台划分为五种类型[4]，国内学者董金平、郭浩田对此展开过研究。此外，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将当代信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概念化并定义为“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这对本研究的开展也具有重要启示[5]。虽然国内外围绕相关论题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但在阐释劳动异化危机新特征和提供应对策略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在了解人工智能时代和界定劳动异化概念的基础上，明晰人工智能时代下劳动异化危机产生的原因，研究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危机特征，并从中得到启示，提供应对的思路和解决策略，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2. 人工智能与劳动异化的逻辑辨析
异化是哲学和社会学概念，对它的解释众说纷纭，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异化现象是以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固化为根源，同阶级一同产生的，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形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劳动异化，又称异化劳动，在黑格尔看来，异化是一种对象化，整体上是对其的肯定。而在马克思的深入研究下，他将对象化延伸出异己力量，总结出劳动异化奴役控制主体，并阐述劳动异化的四个特征表现，形成异化劳动理论，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的思考下，最终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具体体现。
人工智能是一种以智能算法为核心、旨在延伸和拓展人脑功能的应用型技术。凭借其卓越的计算能力，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人们的智能化生活方式，推动智能劳动逐渐取代体力劳动成为主流劳动形式，并由此构建出一种全新的智能社会形态[6]。人工智能时代下，“无人化”特征显现，机器应用广泛，从识别技术到智能翻译，从在线客服到竞赛创作，诸多岗位正在逐步摆脱对人的依赖，由人工转向人工智能以提高效率、增加利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劳动方式发生改变、劳动者地位变更，劳动异化危机同样存在并蕴含新的特征，由此引发人类深切忧思。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异化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智能化生产方式下的深度展开与激化。其根源在于，资本对人工智能这一“一般智力”最新形态的独占和工具化运用并未改变其榨取剩余价值的本质，反而在更高层级上重塑了剥削与控制模式，加剧了劳动者的全面异化，这一过程也表现为劳动本身的彻底碎片化与去技能化，同时隐含更深层的危机——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的异化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异化的根源始终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而非物本身，人工智能时代的异化并非是技术本身的必然结果，而是资本逻辑利用技术进行社会重构的后果，它揭示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尖锐化表现。
3.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危机的特征分析
3.1. 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异化：智能物的世界增值与人的世界贬值
马克思指出，从现象上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7], p. 267)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异化的第一个维度便是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异化，体现为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劳动对象即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反而成为了驱使劳动者的工具，且无法通过其所创造的凝结智慧和劳动的产品而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甚至还有可能面临减薪和下岗危机，是劳动异化最直接的表现。在人工智能时代下，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异化体现为智能物的世界增值与人的世界贬值。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时代下，智能机器的广泛应用势必会相对缩减工作岗位，造成人类就业的紧张形势，智能物和人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特点，但二者由于其本质特征而存在着天然的竞争和矛盾关系。机器获得了主导的劳动地位，而人类不得不从事辅助性工作，劳动地位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智能物代替人进行劳动作业，就业岗位减少加剧劳动者竞争造成了薪资报酬降低，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升级更新，智能物会变得越来越完善，而由于人类更多从事基层简单重复工作，人类会逐渐丧失能力与智慧的增长，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8], pp. 158-159)智能系统本应是人的延伸，却在现实中被资本收编为新的支配工具，导致劳动者在技术繁荣中走向“退化”。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的第一特征可概括为技术在增值，而人在贬值；智能系统在不断升级，而劳动者却在技能与思维上遭遇系统性矮化。异化不再止于“生产者与产品相分离”，更演变为“人在世界中的位置被智能体所替代”的存在性危机。
3.2. 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精神满足和价值实现的颠覆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第二个维度便是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这是第一维度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异化的更深层次原因[9]，表现为由于劳动产品最终不属于劳动者且无法有效实现劳动者生活、工作状况的改善，因此劳动活动不再是人获得幸福感和成就感的一种活动，不再成为肯定主体、实现主体本质力量的一种方式，甚至可能带给劳动者身心的双重压力，形成否定和压迫。更重要的是，“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7], p. 271)。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体现为精神满足和价值实现的颠覆。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下，虽然智能机器可以更多地进行物质力量劳动，但人作为智能物的辅助存在，需要更多从事非物质劳动，而这些劳动虽减少了身体上的能量消耗，却增加了造成精神隐蔽折磨的风险。目前，人工智能在理解复杂人类情感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方面还存在显著缺陷，因此，在某些特定工作场景下，劳动者不可避免会长期面对一些负面内容，高强度接触此类负面信息流对工人的精神健康会造成隐蔽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劳动活动本应是实现劳动者价值的一种方式，但却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机器的大规模应用，而逐渐丧失这一本质，劳动者无法在劳动活动中辨别自己的劳动贡献和达成价值的自我确证，甚至会使人丧失对价值实现的追求，使得劳动者和劳动活动相异化，精神得不到满足、价值得不到实现，人在劳动活动的过程中逐渐背离劳动本质和人的本质。
3.3. 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动物性与机械性的双重倒退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可以进行“自由有意识的活动”([8], p. 162)，即进行劳动实践，这也是人的活动和动物活动的直接区别。而“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8], p. 163)因此，本应出于有意识的创造性的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沦为维持肉体生活即动物需求而被迫从事的苦役活动，人在劳动异化中走向了自己本质的反面，即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第三个维度：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7], p. 274)马克思对此还曾表达过人只有在运用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的时候觉得自己像动物的辩证洞见，体现为“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8], p. 160)人工智能时代下，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体现为动物性与机械性的双重倒退。一方面，在智能物的广泛应用下，人的劳动地位发生改变，劳动活动和劳动对象也与劳动者相异化，由此带来劳动者劳动本质意义的丧失，劳动者进行的并不是自由有意识的自主活动，而是为了生活疲于奔波，不得不进行的一种生存方式，因此劳动者的人类劳动倒退为动物活动，并不能体现人的劳动的本质。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由主导地位变为辅助性地位，因此许多劳动者在劳动作业的过程中只是生产流水线中的一个环节，困于微小任务的底层工人无法获得对生产产品的整体认识，也就无法识别出自己的劳动贡献，进而无法从中获得价值满足。与此同时，“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0], pp. 172-173)人创造出了流水线生产模式，流水线劳动环境也在深深影响着劳动者，使其降低创造性而变得机械简单，与人的类本质相背离。
3.4. 人与人相异化：全球化背景下利益群体的对立激化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7], p. 275)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最后一个维度，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其核心表现为工人与资本家的根本对立：工人付出劳动却无法占有财富，资本家占有财富却不参与创造；双方都未能通过劳动实现人的类本质，反而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信任被金钱和利益关系所取代。在人工智能时代下，这种人与人相异化体现为全球化背景下利益群体的对立激化，是工人和资本家矛盾对立的新型演绎，成为传统阶级矛盾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形态。一方面，全球分工体系加剧了国家间的不平等。就全球而言，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态势，虽然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在不断深入推进，生产要素加快了在全球的流动，但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地理分布依旧不平衡，高端技术、核心算法和智能生产体系仍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控，形成技术垄断与产业霸权，拥有绝对话语权。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进行中低端产业生产及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基础生产，遭受隐性剥削，国际分工体系并不平等，进一步强化了全球范围中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另一方面，资本家与工人的传统矛盾持续存在，并在技术替代中激化。在一国范围内，资本家和工人间的矛盾依旧存在，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摧毁前不会消失，甚至有可能因为机器生产的普及，部分下岗工人将怒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工人身上，认为他们才是造成就业岗位减少的元凶，造成工人阶级的内部矛盾，利益群体内部对立、矛盾激化，加剧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与对立，掩盖了真正的剥削结构。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时代的劳资关系已超越国界，形成全球性、系统性的对立态势，这不仅延续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分析，更呈现出技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关系的新危机。
4.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危机的启示与展望
人工智能作为二十一世纪最具变革性的科技力量，不仅深刻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引发了劳动形态与劳动关系的新变革。然而，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异化问题并未消失，反而以更复杂、更隐蔽的形式延续和扩展，具体表现在劳动对象、劳动活动、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关系四个维度，展现出技术赋能与人的边缘化并存的悖论性特征。
为应对智能时代下的劳动异化新形态，仅靠局部改良难以触及根本矛盾，必须推动更具结构性、系统性的变革，以实现对异化的真正超越，应在全球与国家层面共同推进以下深层次治理路径。应通过推动人机协作、增强技能培训、优化劳动环境等手段减轻劳动者的身心压力；完善失业保障、医疗与再就业支持等社会福利制度，补齐数字鸿沟下的系统性制度短板；强化资本引导与伦理规制，加强市场监管，遏制技术垄断与算法专制，推动发展成果更具包容性和共享性，促进共同富裕建设；积极倡导全球对话与合作，建立适应智能时代的劳动标准与跨境治理机制，防止国际间剥削链条的固化与延伸，实现福祉共享等。此外，数据所有权的社会化、生产资料民主化以及如何在教育和文化层面抵制异化等方面内容同样需要重视。数据作为智能时代的关键生产资料，应通过法律与制度创新实现其社会性所有与民主化管理，打破科技资本对数据的私人垄断；应大力发展平台合作社等民主化经济组织，支持劳动者所有、劳动者治理的平台合作社模式，从所有权层面重构生产关系，使劳动者真正掌握劳动过程与成果，扭转算法专制下的异化状态；更应在教育与文化领域开展抵制异化的系统性努力，推动批判性数字素养教育，培养劳动者的辨识能力和算法自主权；鼓励文化创作与公共讨论，揭示数字资本运作逻辑，重塑以人的发展而非效率至上为核心的技术文化，唤醒对自由自觉劳动的集体追求。
综上所述，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危机，应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使劳动者尽可能地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价值的自我确证，在劳动对象中寻找到劳动贡献，从而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使劳动实践尽可能回到自由有意识的自主活动中，缓解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对立，达成劳动和谐统一的最大化。唯有使劳动重新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才能在智能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中真正维护人的主体性与尊严，缓解阶层间与国际间的对立矛盾，携手走向更加公正、和谐的劳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