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是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实施的一种教育模式。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印度、新加波、马来西亚等国家，双语教育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在我国，情况也不例外。近年来“国内似乎正在掀起一个双语教育的高潮，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以至大学都在实验和推行双语教育，对双语教育的讨论如日中天”[1]。因此，了解国外双语教育的发展历史，学习和借鉴国外双语教育的历史经验，对发展我国双语教育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基于现有文献资料，本文从不同视角观察美国的双语教育，重点分析美国双语教育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探讨美国历史上的双语教育之争。最后，根据国内实际情况，本文总结了美国双语教育对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三点启示。
2. 美国双语教育的社会历史背景
“美国的双语教育几乎和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其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历史上有关双语教育的争议一直不断”[2]。双语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除了涉及教育问题，其中还涉及社会正义与公平的社会问题[3]。美国的双语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几经沉浮，命运多舛[4]。我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关注和研究美国的双语教育，将其分成了三个主要阶段，即限制时期(1900~1950)，复苏时期或蓬勃发展期(1958~1980)和排斥时期(1981~2002) [5] [6]，但这三个时期也并非径渭分明，“即使在同一个时期内，美国各州的双语教育政策和实践也不尽相同”[7]。纵观其整个发展历程，美国双语教育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如下三个特征：语言多样性、英语同化现象和英语霸权主义。
2.1. 语言多样性
移民现象在美国历史上是个不争的事实。实际上，对很多美国人来说，移民并不仅仅是过去的事情，这种现象今天仍在继续。20世纪90年代涌入美国的移民人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本世纪涌入美国的移民人数依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在美国，每天都有飞机着陆，轮船靠岸，都有步行穿过边境的人们。学校里的很多学生，即便他们自己不是移民，但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总会有人是移民。移民结果导致美国社会人口结构的多样性一直发生着巨大变化，多语种社区(multilingual community)现象一直并存。
众多语言中，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美国所有的原有土著语言，其次是各国的移民带来的众多语言。在美国人们使用的语言有二百多种，英语、意大利语、德语、荷兰语、波兰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和日语只是其中一部分。根据Crawford分析观察，“北美的语言多样性呈起伏变化，20世纪中叶到了低谷[8]。但自美国独立后，不管哪个时期，多样性一直存在。”所以，美国并不只是曾有过理想和辉煌历史的移民国家，更是当今一个充满活力的移民国家。移民现象造就了美国这个文化大熔炉(Melting Pot)和社会语言的多样性。
2.2. 英语同化现象
虽然美国的语言和文化丰富多样，但被英语迅速同化是美国历史的另一显著特征。大家公认的是，语言同化或“语言转移”持续的时间不超过三代。因此，今天移民的孙辈们几乎不可能与他们祖辈使用相同语言。语言转移延续过程的这一独特性被语言学家Haugen定义为“逆向巴别塔”(Babel in Reverse) [9]。
在美国，被英语迅速同化这一过程也许已成为其语言和教育上的一个假说(assumption)，即未经过任何特殊类型的指导或“辅导”课，以前的移民就融入到了美国主流群体。不过，准确地说，这种英化过程并不是自愿的。正如Urban和Wagoner所说，“同化并不是毫无痛苦的，也不是所有民族都一样或渴望接受同化”[10]。
不管同化过程是自愿还是强制的，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后果值得人们注意。一是沮丧感的出现：众多移民学生被迫放弃自己的语言时，他们就有这种感觉，这导致他们经常跟家人和其所在的语言社区吵架，因为其家人和语言社区可能很少有机会融入主流群体[10] [11]。移民遭受的英化语言行为使得他们在看待自己的母语、文化背景价值、甚至个人价值时都充满矛盾心理[12]。教育领域的这种语言行径产生的第二个后果是：移民学生分数很低、辍学率很高。在美国教育历史上，移民学生中一直存在这个问题[8]。一般认为学习成绩上的差距是造成很多移民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之一，其它原因有待研究。Nieto评论说：“就是这个怪异的强加的现实，使得学校教育以课程和教学方法而不是以学生的生活体验为基础。数百万的移民学生以及他们的父辈、祖辈和邻居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但这些经历并未在学校教育中体现出来。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有过移民历史，但很少有人知道或承认这一点”[13]。
其结果是，许多学生的母语语言和文化被人为遗忘，学校课程中非英语语言的存在感也逐渐减弱。不管迁入美国的人口数量有多少，人口构成的多样性如何，美国政府对非英语语言一贯持冷漠态度[14]。可以说，美国政府在推进英语化过程中发挥了基础作用，有时政府包容并接受多语言共存的现实，有时却公然压制和抵制[14] [15]。这样的政治环境导致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学会英语会更方便有益，便自觉地放弃了母语。
2.3. “英语唯一”运动
二十世纪以前，美国政府就在土著人和西南部的杂居区居民中大力推广英语。19世纪80年代，印第安事务局推出一项政策，把印第安儿童送往寄宿制学校，强制性地将印第安人英国化。此类措施并没有让孩子们的母语销声匿迹，但在他们心中植入了母语可耻的种子，保证了他们的后代只讲英语[16] [17]。
为了确保对西南新开拓区域的语言和文化控制，美国政府实施了两种不同策略。一种是通过划定州界把西班牙语社区分开，支持大多数英语使用者；另一种是延缓人们对州意识的认知进展过程，直到讲英语的居民已遍布新开拓区域为止。因此，科罗拉多于1848年，加利福尼亚于1850年，内华达于1864年，犹他于1896年分别作为一个州获得了联邦政府的承认。然而，于1848年并入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直到六十多年后才获得了联邦政府赋予的完整州权利。
但是，直到1906年通过《德克萨斯州国籍法案》(Nationality Act in Texas)，英语才正式成为学校唯一指定的授课语言。此外，《国籍法案》要求所有移民都讲英语，这样才有资格开始入籍归化过程[18]。一是英语和美国国民身份之间的天然联系，二是在经验基础上人们普遍认为的双语与低能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两点使得强制推行英语变得合法化[15]。1917年，国会通过了《伯内特法案》(Burnett Act)，要求所有的新移民通过识字水平测试。而且，除日本和菲律宾外，不接受亚洲其它国家的移民。这些措施体现了种族偏见和语言限制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时期，之前对德语使用者的宽容态度也转为了敌对[15] [19]。不久之后，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强调了英语学习与对国家的忠诚度之间的关系。他宣称：“我们的国家有且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英语。我们期望这一严酷的考验能把我们历练成具有美国国籍的真正美国人，而不是会多种语言的寄宿者”(转引自Crawford，2001) [20]。
由于美国政府对非英语语言的不友好态度使得美国所有的双语教育都迅速萎缩。根据Crawford的研究，美国政府推行“英语唯一”运动(English Only)有两个目的，一是剥夺少数人的个人权利来削弱工人的凝聚力，二是灌输美国只讲英语这样的观念[16]。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推行的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策略。
3. 美国《双语教育法》
20世纪60年代，使用非英语的少数民族人口显著增加。但接受教育的途径有限，阻碍了使用非英语语言的学生充分参加社会活动的可能性，也阻碍了他们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两项事实促使国会于1968年通过了《双语教育法》(Bilingual Education Act)，也就是《中小学教育第七章》[14]。
《双语教育法》是美国历史上承认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最重要的法律。该法案没有强制学校开设双语课程，但鼓励学校通过开设主要面向低收入群体和非英语使用者的课程，进行新教学法试验。《中小学教育第七章》是获得联邦政府许可的首个双语和双文化教育项目，为满足英语不熟练学生的需要而制定特殊课程的学校提供补助基金，为双语课程的设计和开发提供资金支持，并支付用于训练和课程运转的费用[15]。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学生提供部分以母语为授课语言的课程，以帮助其向主流群体转变。这种方法被称为“过渡性双语教育”[21] [22]。
作为美国第一个解决语言问题的全国性法律，《双语教育法》的通过促使人们表达了他们对语言的态度和观点[8]。1974年，政府对《双语教育法》进行了修订，明确定义了双语教育课程，确定了教学目标，规定了反馈和报告课程进度的要求。然而，虽然美国有了自己的《双语教育法》，但其双语教育依然面临是与非的争论。
4. 美国双语教育的是非之争
美国双语教育的道路并不顺畅，历史上一直存在双语教育的是非之争。八十年代，里根政府发起了反对双语教育的运动，支持“回归基础”(“back to basics”)教育。里根政府认为美国是“有分裂危险的国家”，并指责分离危险就来自这些使用非英语语言的人[14]。美国两位学者Baker和de Kanter对双语教育课程进行了一次评估，他们通过整理和分析之前的研究结果得出结论：反双语教育运动的原因之一在于推行双语教育并不能有效满足少数民族语言学生的需求[23]。此评估导致了一些人大肆批判双语教育。然而，评估很快就遭到反驳。批评人士指出，两位作者在其分析中砍掉了很多可变因素，如果将可变因素考虑在内，元分析结果就可能得出支持双语教育的结论[24]。
反双语教育运动的时间延续不长。1994年，根据《改革美国学校法》，《双语教育法》重新生效。该法律清楚地表明了双语教育的目的：发展双语技能，促进多元文化理解。双语教育不仅被视为帮助移民讲流利英语的工具，也成了造福国家未来的潜在财富，是“开发国家语言资源，提升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力”的一种策略[8]。
然而仅仅两年后，1996年众议院通过决议，把英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禁止政府机构和官员使用其它语言，尽管该决议未获得参议院同意。1998年，大富豪Ron Unz提出的第227条提议被加利福尼亚州采纳。第227条提议终止了全州的双语教育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全英语授课模式[8]。随后，亚利桑那州于2000年，科罗拉多州于2001年也通过了类似的取消非英语语言授课的提议。2002年，布什政府通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至此，反双语教育的浪潮达到顶峰。该法律由《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ESEA)重新授权，虽然没有正式取缔双语课程，但强行推行一锤定音(high-stakes testing)的考试制度，也就促使人们接受和推行纯英语授课模式。
但美国历史上出台的限制双语教育和非英语语言使用的法律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这些法律是否提高了英语学习者所接受的教育质量，是否“降低辍学率，提高文化水平，促进社会经济进步”，都值得怀疑(Secretary of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2002)。这些法律还使那些使用非英语语言的学生有种被排斥、先天不足的感觉，阻碍了他们的社会进步，使他们在社会上低人一等[12]。
尽管关于限制或消灭双语教育的政策时有变化，但证明双语教育有益的例子却与日俱增[8] [25]。Greene在一份总结双语教育学习成绩调查的元分析中指出：在标准化测试中，相同条件下，英语语言能力有限的儿童在接受母语授课的情况下，比只接受英语授课的儿童表现得更优秀[26]。该结论综合了十一项研究数据，包括来自十三个州2719名学生标准化测试的分数，其中1562名学生上双语课程。进一步研究发现：以学生母语授课不仅便于英语学习，还能加强学科知识的吸收[27]。
反对双语教育的人则认为使用母语会使英语的学习受阻，全英语授课可以为学生提供好的语言环境，使学习英语的效率更高[28]。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大概要七年时间，学生才能学好专业英语[29]。不论如何，正如Macedo所说，如果将标准化测试的结果和文化水平低这一假定事实用作经验证据，来证明双语教育没什么作用，那么也可以将此推理应用到所有学校的外国语学院中，但是没有人主张撤销外国语学院[30]。
有人曾指责美国双语教育是阻碍移民同化过程的原因，但这一说法并无经验数据作为依据。首先，此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的少数民族不仅包括最近迁入的移民及其子女，还包括土著居民，其中就有美国新并入地区的居民[19]。之所以有这一说法，最可能的原因是移民来源地已从欧洲转向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这一变化刺激了美国人维护团结的神经，使他们对主体民族的认同感受到威胁，于是英语地位每况愈下。奉行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保留包括语言和双语教育在内的其它文化价值观，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31]。实际上，单语言主义者的言论试图将少数民族描绘成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并以此为借口来反对双语教育、多元文化主义或其它任何形式的多元化。
在美国双语教育历史上，美国人身份和白人优等的意识形态倾向，导致人们认为双语学习者文化水平低，缺乏爱国热情。美国政府“对移民语言的同化、对土著语言的教化、对双语教育的推广等具体措施争议不断，表明在美国显性语言政策的外衣下，隐含着隐性语言政策，即英语作为单语主义的一致性和延续性”[32]。“双语”一词不仅意味着“讲两种语言”，更成为了移民——特别是拉美人——的象征。他们不会也不愿使用地道的英语，也就不能被认为是“美国人”[33] [34]。事实上，母语(少数民族语言)授课能使学生在学习学科知识的时候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同时也学习第二语言(英语)的知识。研究结果已从心理和教育上充分证实了上述做法的益处。这种方法既能在保证学生在学习学科知识不落后的前提下，使双语之间的自然过渡，又能强化学生认知技能的发展。而且，通过把学生原有知识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双语教育还可能对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产生积极影响[8] [24] [35]。
5. 结论及启示
美国的移民历史悠久，民族语言纷繁复杂，其文化大熔炉和社会语言多样性的国情注定了双语教育发展道路一定不会平坦通畅。自1968年美国政府出台《双语教育法》以来，美国双语教育一直在争议中生存和发展。国内有学者认为，“美国双语教育终究没有逃脱失败的厄运”[36]。笔者认为美国双语教育虽然经历坎坷，但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因为美国的双语教育如“春风吹又生”一样从来没有消亡过。美国的政治因素决定了其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与变迁，多元文化不断推动着美国双语教育的发展和壮大[37]。应该说，美国推行双语教育充分体现了追求平等机会和民族融合上的跨越式进步，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双语教育经验。可以说，美国双语教育的历史教训对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基于詹姆斯·托尔夫森(James W. Tollefson)提出的语言政策批评理论，语言政策与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政治进程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批判性语言政策分析的作用是确定和描绘政策的深层目的和背后的意识形态[38]。在分析考察和制定中国的语言教育政策时，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几个问题：在学生是多种语言使用者的中小学，什么样的教学语言政策最能满足所有学生的教育需求，并最能符合语言所牵涉的更高的社会教育政策目标？母语教育和第二语言学习的最佳平衡点在哪里？尤其是在幼儿园或小学阶段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在那里汉语是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保证。何种语言教育政策有利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因此，就我国目前的双语教育状况而言，我们应该努力做好如下几项重要工作：
第一、提升“民汉兼通”国家政策的认识，重视关键语言教育。“美国关键语言教育已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方案，包括政策、定义、目标、负责部门、教授语种、实践项目和奖学金制度等，相关研究也围绕实际关键语言教育展开。自关键语言概念引入国内以来，逐渐受到国家相关部门和学界的关注”[39]。我们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自1949年以来国家颁布的《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有关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法律法规。同时，“根据《宪法》之根本规定，积极有效地依法推进我国双语教育的政策和模式”[40]。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双语政策是否得当，会影响到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好的双语政策必然会顺民心，促和谐；而双语政策如果出现偏差，就会出现社会矛盾”[41]。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新时期我国双语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做好顶层设计工作，明确规定各级部门的责任，力争做到上下一致，形成高度统一的国家战略。
第二、加强民众对“双语教育内涵”的认识。“语言是表现各民族之间政治平等的一项基本权力，当语言拥有平等权利的政治问题解决后，人们自会根据实际生活和各项事业发展交流的需要，从实用性角度学习一种最有效的工具性语言作为公共交流语言”[42]。双语教育的历史上，国内外学者对双语教育内涵的解释总存在分歧。美国双语教育的定义是“持续地使用并保持两种语言和与之相应的两种文化，其中之一是英语”[43]。所以，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既要使少数民族学生通过学习汉语来融入主流社会，还要使其学习和保持好自己的优秀民族语言文化[36]。双语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两个重要指标：一是语言指标，即习得通用语，传承母语；二是社会指标，即通过语言习得促进和谐的语言关系和民族团结[41]。
第三、进一步提升双语教育质量。多年来，家长和教师一直对双语教学的成效持有疑虑，这种怀疑的态度本身就会对双语教育实施带来负面影响。研究表明，具有双语教育背景的学生在社会和学校都具有诸多优势[2]。双语教育只有取得显著成效，才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家长和社会的支持。要办好双语教育，教师是关键。没有一支高质量的优秀教师队伍，就无法办好人民满意的双语教育。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双语教师素质总体不高，我们需要加快培育师德高尚和专业素质过硬的双语教师队伍，尤其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并组建关键语言教育专家学术团队。
第四、进一步加强符合中国国情的双语教育研究，并在研究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制定创新性评价方式和评价系统。谢枝龙指出“鉴于我国复杂的多语环境以及语言的特殊性，开展符合中国国情的双语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双语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成果，而且能为我国的双语教育带来启示”[44]。2015年底美国政府颁布的《让每个学生成功法案》(ESSA)，旨在鼓励州与地方教育机构实施多元评价方式、开发创新性的评价系统，允许各州与地方自行制定学术标准，并根据所制定的学术标准对教师及学校领导层进行问责等[45]。此外，从认知角度出发，新兴的研究技术，比如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技术(RS-fMRI, Resting State-fMRI)、弥散张量成像技术(DTI,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经颅磁刺激技术(TMS,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以及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NIRS,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等，能为深入揭示双语语言转换的神经机制提供崭新的研究思路[46]。在未来研究中，学界尤其要重视双语对认知的影响作用，这对我们探究人类的认知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47]。
总之，汉语语言文化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各少数民族学生都需要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会讲普通话和会写规范汉字，同时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国家《宪法》明确指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通过双语教育模式，少数民族学生既可以习得国家通用语言又可以习得母语，使得母语和文化得以传承。我们需要进一步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语教育成效进行研究，分析存在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