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乡村振兴”与“数字经济”国家战略交汇的时代浪潮中，电子商务这股变革力量正在重塑中国乡村产业和社会生态，民族手工艺品的线上商业化为民族地区“文化富饶、经济贫困”困境破解提供了关键路径[1]。作为精湛技艺的主要承载者，少数民族妇女长久以来由于传统分工和地域限制，其劳动价值难以得到充分承认，常常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电子商务的出现，似乎给她们冲破结构性束缚、完成个体赋权供应了从未有过的机遇，但这种技术赋能并非全是积极的，背后隐藏着数字鸿沟加大群体分化，市场逻辑破坏文化本真性，居家工作加重女性双层担负等复杂危险，已有研究大多关注经济效应，缺少从社会工作角度，剖析电商怎样系统性影响妇女在经济，社区，文化等多方面社会参与。
本课题选择贵州黔东南，以当地从事手工艺品电商的少数民族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应用社会工作的“增能”理论作为主要分析架构，希望能够更好地发现电商化对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参与的影响路径，辨识伴随的风险和挑战，希望可以呈现出“数字赋权”背后所隐藏的复杂性，一方面给学界以学术的反思，更为重要的是为政府、社会组织和平台方面更加包容与人文的干预措施提供证据基础，推动技术和数字赋权最后能真正惠及每一位女性。
2. 研究背景、现状
2.1. 三重机遇交汇的背景
在当代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共同塑造着乡村社会的面貌。
党的十九大以后，国家把“乡村振兴”提到战略高度，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陆续出台，把数字技术当作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弥合城乡差距的关键抓手，在此情形之下，用电子商务盘活农村特色资源，尤其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手工艺品，成了衔接产业兴旺和文化繁荣的重要纽带，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诸多政策扶持。
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全面普及，曾经阻碍偏远民族地区进入全国乃至全球大市场物理和信息壁垒正在被逐一击破，淘宝、拼多多、抖音、快手等电商平台以及社交媒体，凭借低门槛、覆盖面广的特点，给那些处于偏远地区的民族手工艺品打开了一扇从未有过的展示和交易之窗[2]。数字技术不但重塑了商品的流通路径，而且从更深层次上改造了乡村生产者的市场观念以及社会交往模式，而且近些年来，伴随着国民文化自信水平的明显改善，“国潮”消费趋势逐渐盛行起来，人们对于包含传统文化元素及匠人精神的商品抱有很浓厚的兴趣，而且社会各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与传承也越发重视[3]。这些以苗绣、蜡染、银饰等民族手工艺品获得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社会舆论环境，手工艺品不再是简单的日常用品，而是一种文化符号和审美表达，手工艺品的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得到了双重肯定。
2.2. 贵州黔东南妇女手工艺发展的现状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我国民族文化资源的富矿，这里的手工艺种类繁多、技艺高超，在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少数民族妇女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刺绣、蜡染、织布、银饰锻造之类的传统手艺，常常依靠母女、婆媳之间的代际传授来流传，妇女既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又是主要的生产者[4]。但是，在电商化浪潮到来之前，她们的劳动价值转化渠道却十分有限，传统售卖方式大多依靠游客的即兴购买、中间商的低价回收，或者是在当地市集中零星交易。这就使她们丧失了市场的定价权，收入微薄又不固定，精湛的“指尖技艺”很难转化为稳定的家庭收入，形成了文化富足、经济匮乏的状况。
受到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的影响，大多数黔东南妇女依旧被困在家庭的私人空间里，她们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在社会中发出声音的几率微乎其微，能结交的朋友及获取资讯的渠道也非常狭小，可是电子商务如同一股强大的外力，深深冲击着这个地区的原有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从而给妇女身份的转型带来契机和挑战。
据此，在理论上，研究力求把社会工作“增能理论”应用到受到数字技术冲击的社会背景下，给人们一个理解数字工具怎样影响弱势群体社会参与的以赋权为主导的分析框架，以此扩充对“数字赋权”真实含义及其复杂性的认识，在实践上，借由深入揭示影响机制和可能的风险，研究要为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电商平台等有关方面给予相关决策时做参考，从而设计出更有针对性又富有温情的扶持政策和社会服务介入方案，保证数字经济的发展切实惠及每一个少数民族妇女，并且助力实现更加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发展[5]。
3. 电商化重塑社会参与的多维路径
电子商务属于颠覆性的技术及经济模式，它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商品交易范畴，电子商务深深嵌入并改变着乡村社会，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群体的社会参与结构和形式。
3.1. 经济参与
传统乡村社会经济结构里，少数民族妇女做手工艺品大多被当作家庭副业，经济价值常被看轻，收入大多用作家庭补贴，很难成为独立的经济来源，这种经济上的依附性直接影响了她们在家庭内部的决策权和话语权，电子商务出现以后，首先从根源上改变了这个经济格局，促使妇女经济参与发生质变，其次电商平台冲破时空界限，给妇女的手工艺品开辟了市场销售渠道，这让她们可以跳过中间商，得到更公正的定价权和更高利润，收入得到明显增长，当经济收入从零散补贴变成稳定又可观的家庭经济支柱的时候，妇女的经济自主性就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她们不再是家庭财富的辅助创造者，而是变成了独立的经济主体。
更重要的是，获得经济自主性是转变家庭内部分工的强效剂。从研究访谈中可以看出，随着女性开始支配一定的经济收入之后，其决定家庭大事的发言权也随之提升，在以前还只是被动者的角色下现在成为了一个主动性的建设者、决策者。增能理论讲求的也正是在个人层面给予个体权力，而这也就是家庭内部平等最直接的表现形式。
3.2. 社区参与
传统手工艺生产模式下，妇女们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独立劳动，彼此间的交流与协作有限，从而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力量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之中。电子商务的出现，以及围绕电商生态衍生出的新型合作模式，有效地打破了这种隔绝状态，促进了妇女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网络化社群的形成。
一方面，为了适应市场竞争，节省物流费用，她们自发或者在外力的帮助之下成立电商平台、微信群等新型的合作组织，组织不仅是经济互助、合作的平台，更是她们间传递信息、提供培训、互相帮助的情感依托和互相学习经验的知识交流平台，在这个大平台里妇女学会各种抗风险的方法比如怎样抗风险：比如怎样运用平台规则做好平台客服工作，避免商家违规等一些方式，对于如何更好地维护客户的权益也形成了较好地经验，这种基于共同利益与身份认同的连接，极大地增强了她们的集体归属感与社会支持感。
另一方面，这种网络化社群有效提高了妇女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组织的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社区有公共议题发生时，妇女们通过网络平台动员社群成员并进行意见融合、达成共识的过程更为容易快捷，可以使之前较为分散、较微小的声音汇聚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巨大声音；由线上延伸至线下的妇女积极投入到村寨的公共管理和决策中，极大地提升了她们在社区层面的可见度与影响力，这就是增能理论在社群层面的一种赋权过程。
3.3. 文化参与
在传统语境下，少数民族妇女是民族文化技艺的守护者与传承者，但这种传承更多是一种内隐的被动传承。她们是文化的载体，但却鲜有机会成为文化的阐释者与传播者。以直播、短视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的出现，赋予了她们全新的工具与舞台，使其文化参与方式发生了从被动传承到主动表达的深刻转变。
为了让自己的产品能够拥有更高的文化附加值，在这个过程中要鼓励妇女师傅把这些元素故事说清楚。比如说苗绣图腾讲它的出处，银饰锻造的过程，还有蜡染的用色等等。这也能促使她们把藏在自己心里很多零零散散的文化知识形成一种体系化的东西，把它梳理出来，提炼出来，再把它公之于众。
讲故事是一种营销行为也是深入的文化行为。妇女从原来渺小的制作者变成了民族文化的大讲说者。当她们的故事通过网络展现在数万乃至数百万人眼前并收获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时，妇女会由此产生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感。当大家看到作品受到如此多的认可和赞美时，就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民族文化价值所在，更愿意主动参与民族文化传播工作之中。而这样一份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民族文化表达权的获得，则正是推动民族文化得以长久地在传承中创新发展的重要内驱力之一。
4. 电商化进程中的风险与挑战
第三章揭示了电子商务在赋能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参与上的巨大潜力，但把这一过程理想化很危险，技术赋权不是个自动完成的线性过程，更像是把双刃剑，既带来机会，也产生新风险和挑战，本章会从批判角度深入探究电商化过程中隐藏的数字排斥，市场压力和家庭矛盾等难题。
4.1. 数字排斥与能力分化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电子商务的普惠性不是天生就均匀的，它在冲破旧有信息壁垒的同时，也许会凭借数字技能和资源形成一道更隐秘的数字鸿沟，致使群体内部产生能力分野和发展不平等现象。
虽然在乡村智能手机已经普及，但对于一部分年龄比较大的妇女来说仍然不能熟练的使用操作各种APP，对于在线支付仍然存在困难。电商也是一项十分庞大的工作，不仅仅需要具有传统的手工艺技术，同时还应该懂得拍摄产品、撰写文案以及直播互动等技能，还需要掌握如何与客户沟通并且进行数据方面的分析等，这就为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女性开辟了一条高速公路，而很多有着精湛手艺又没有相关数字技能的老妇人被排除在高速公路的尾部之外。因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群体内部的能力分层，而大多数缺乏数字能力的妇女，其劳动价值再一次被边缘化。由于数字能力的差异而产生的新的不平等结构，不仅加剧了群体内部的经济分层，而且可能产生新的权力关系，与普遍性赋权相悖。
4.2. 市场逻辑的侵蚀与压力
带有浓厚文化意味的民族手工艺品放到商业化大潮下，文化的内蕴和形制都会出现衰变；而商业化又是最典型的竞争逻辑主导的企业聚落平台化的结果，它使得身处其中的妇女面临以往从未有过的巨大经济风险与心理压力。
首先，迎合大众市场趣味需求，讲究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不可避免地会让很多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制作过程变得简单甚至低俗化，一些复杂的精美传统图腾被简化成容易印刷的图样，本来取自天然植物的染料被化学染料代替，费时又费力的传统手工艺生产过程被单一的机械化生产过程所代替。“去文化”式生产看似见效很快，长期下去会使传统手工艺品丧失特有的文化内核，变成没有生命活力的旅游纪念品，使妇女失去与自己民族文化的纽带。
电商平台是流量至上竞技场。女性不仅要面临同质化产品之间的激烈竞争，还要时刻关注平台规则的变化，为获取流量而焦虑，还要面对网络上的负面评论，少数非理性的消费者或者同行的恶意差评，足以摧毁一个小店铺多年的信誉，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种依赖虚拟信誉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处理客户投诉、应对负面评价所造成的巨大情绪黑洞，让女性感到沉重的心理压力和不安全感。
4.3. 工作–家庭冲突加剧
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镶嵌于家庭、社区等多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中，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电子商务所带来的将工作场景家庭化与劳动时间碎片化，正是在微观层面激化了妇女在“生产者”与“家庭照料者”这两个核心角色系统间的紧张关系。传统模式下，工作与家庭在时间与空间上尚有区隔。而居家电商模式则彻底打破了这一边界，导致工作对家庭生活的全面渗透。这种居家办公的工作状态，使得劳动时间被无限拉长且高度碎片化。
虽然模糊了时空边界给妇女们带来的是自由的时间弹性，但事实上，过度弹性的工作时长使妇女需要面对更多的压力，在电商创业中不仅要做电商业务的工作，还要承担家庭角色下所要做的大量劳动。对女性创业者而言，二者很难兼得，女性企业家在工作中需要面临多重角色的冲突，并且需要长时间工作。长久下来容易影响自身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由于长时间高强度工作而获得经济上的增加并不能抵消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
5. 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与模式
面对在电商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妇女面临的艰难困局，社会工作持有着“助人自助”的理念，且具有着多维介入的手法，能够弥补发展裂痕，使其技术发展所获得的利益能转化为真正可持续发展的、以人为中心的利益，本章将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建构出整合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
5.1. 微观介入：以增能为核心的个体能力建设与主体性重塑
微观上，社会工作介入不是简单“解决问题”，而是以增能理论为内核，激活妇女内在潜能，重塑妇女主体性，以此为基点撬动妇女在经济和社区领域的深度参与。其理论作用机制体现在“内在力量”、“行动力量”、“联合力量”三个环环相扣的方面。
5.1.1. 培育“内在力量”：从心理疏导到批判性意识觉醒
介入的开端，就是打造个体的“内在力量”，加强自我价值感，自我认同，心理韧性之类的，面对数字技能缺乏而产生的焦虑，自卑心理的妇女，社工的担当不只是简单的情感抚慰，而是用个案工作的同理心倾听，生命故事叙说这些技巧帮忙妇女认识到，自己遭遇的麻烦并不是个人才能缺失的问题，而是由于“数字鸿沟”这样的结构阻碍造成的，这种“去个人化归因”进程正是增能理论当中改良评判意识的关键步骤，帮助妇女从自我贬低当中解脱出来，重塑积极的自我认知，这对于妇女有胆量参与经济行动，捍卫自身利益形成心理支撑，在遭遇恶评之类的网络暴力时，危机介入不只是应对冲击反应，而且引导妇女识别并抵御市场规则里的非理性危险，优化心理抵御能力及主体掌握水平。
5.1.2. 强化“行动力量”：从技能培训到经济自主实践
内在力量被唤醒之后，社工就着力于提升妇女的“行动力量”，也就是获取资源并运用技能达成目的的能力，这不仅仅包含联系数字技能培训资源，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操作中赋能，社工可以组建模拟演练小组，让妇女练习客户交流，价格谈判，纠纷解决这些重要商业技能，这个过程不只是传授知识，而且是树立自我效能感，当妇女顺利解决一次模拟纠纷或者完成一笔模拟交易的时候，她们的自信就在行动里被证实并巩固起来，这种被证实的能力，会直接变成她们在真实的电商市场里展开经济活动的资本，使她们由被动的生产者变成可以驾驭市场规则，做到经济自主的能动者。
5.1.3. 链接“联合力量”：从家庭协商到社区赋权基础
增能理论认为个体的力量最终要注入到集体之中才能持续发展，所以微观介入的最终指向是链接“联合力量”。在处理工作–家庭冲突的时候，社工介入的深层目的并不是仅仅解决家庭矛盾，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赋权的场所。社工通过组织家庭会议，引导妇女用新学习的沟通和协商技巧，与家人一起对抗固化后的性别分工，重新建构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和责任体系，这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赋权实践。更进一步，当社工为其链接托幼、养老等社区支持性资源的时候，不仅减轻了她的个体压力，也在帮她搭建起外部的支持网络。这个网络是“社区赋权”的雏形，它让妇女意识到自己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可以和其他女性、社区组织联合起来，一起应对困难，一个能够成功在家庭内部赋权并且有效利用社区资源的妇女，也更容易成为社区合作社中的积极分子，把个人增能的成果转化为推动社区集体发展的力量，为更高层次的社区赋权打下基础。
简单说来，在增能理论指引下，微观介入是个连贯的、由内而外的赋权过程，它始于个体心理层面的“内在力量”苏醒，凭借技能和实践加强“行动力量”，以达成经济上的自主，再通过家庭和社区的连接，培养出“联合力量”，给中观层面的社区赋权打通了道路，这背后蕴含着一个道理，只有当妇女的主体性被真正唤醒的时候，她们的社会参与才可能从被动顺应变成主动塑造，进而做到真正可持续的发展。
5.2. 中观介入：小组培育与社区发展
中观介入的核心在于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有机的组织，通过培育与发展，提升社群的集体行动力与抵御风险的能力。
5.2.1. 妇女互助小组工作：结构化学习与同辈支持
小组工作是一种让同一群体中处于相似处境的妇女在一个安全、私密、受保护和互助良好的环境中得到成长的方法，小组的动力不仅仅只有技能训练的功能价值，更多是从救助妇女的困境出发来重建社会资本，发挥集体的智慧。社会工作者可以根据前期充分的需求调研开展和带领相关主题鲜明、流程结构化的设计赋能小组。
比如成立数字素养提升小组，小组的主要目的不是简单的传授操作，而是要彻底的扫除数字恐惧，树立技术自信。小组活动将采取“阶梯式学习”和“同伴教学”相结合的方式[6]。初期时，社工会让成员们从最简单的智能手机功能开始，用角色扮演的形式模拟第一次直播、第一次和顾客线上交流等情况，让她们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进行演练，在中期时，鼓励那些技能掌握较快的成员充当“小老师”，分享自己学习的窍门以及成功经验，这样的互帮互助模式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也增强了成员们的自我效能感，后期可以一起策划一次线上营销活动，把学到的知识综合运用起来，成功的集体体验会成为重建自信最有力的催化剂。
5.2.2. 社区层面：孵化合作社与促进集体增能
面对市场竞争和内部能力分化，社会工作者要当组织者，去介入妇女手工艺合作社的创建和发展，介入的重点不是包办代替，而是过程赋能，社工可以引导妇女们一起讨论，制定合作社章程，创建公平透明的利益分配机制，还要帮合作社找外部资源，比如邀请设计师做产品升级培训，链接法律志愿者给妇女们做知识产权咨询之类的，塑造一个内有民主机制，外有支持网络的经济合作组织，这样既能提高妇女群体在市场里的集体议价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重建社区的联系，培育出一种团结互助的妇女群体，从个体增能到社区集体增能。
5.3. 宏观介入：以增能为导向的政策倡导与良性生态共建
宏观介入致力于重塑围绕少数民族妇女手工艺电商的整个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态，从根本上提升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社会价值。
目前手工艺品的价值评判标准由市场逻辑主导，这就是一种结构性压迫，它剥夺了手艺人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文化定义权。用深度报道、纪录片等形式，把叙事重心从带货网红创造的经济奇迹转移到手工艺品背后承载的民族历史、生态智慧、性别文化上，把妇女从被动的生产者转变为主动的文化知识拥有者和传播者，当手工艺品的文化价值被大众所接受，它便成为一种可以对抗市场力量的文化资本。增能理论强调，人的困难来自制度的阻碍，所以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推动制度改变，做到结构性赋能，针对原创设计被抄袭这个痛点，提倡创建“民族手工艺知识产权”专项保护与法律援助通道，给予民族手工艺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削减妇女维权的制度性门槛，保证妇女公平、方便地踏入法律保护流程，做到程序公正。
在增能理论的引领之下，宏观介入是一个系统性的权力重构进程，它借助文化赋能重新塑造价值话语权，依靠结构性赋能对不公的制度和资源分配加以改革，再通过集体赋能创建联盟来加大政治影响力，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共同致力于营造一个能够让少数民族妇女的文化，劳动和个人价值得到尊重并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把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提高到“改造环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种宏观战略的高度。
6. 结语
本研究既给理解数字时代背景下乡村弱势群体的发展困境赋予了新的视角，又给相关的政策制定和实务干预给予了可操作的行动框架。研究最后指向了一个结论：技术不是答案，它只是工具，只有把技术的发展融入一个充满人文关怀，追求社会公正的支持性生态系统里，再配合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去引导、修复、赋能，我们才能真正地帮助少数民族妇女跨过从“数字红利”到“人的尊严与福祉”的最后一公里，在乡村振兴的大故事里，写下有包容性又有可持续性的“她”力量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