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自下而上”的微观视角，关注局部区域的社会生活，聚焦某一区域小范围内的物质文化和精神观念的流变。受过去史观的影响，普通群众不是历史叙事的主体，他们大多以群体存在，散落于各个零星的篇章当中，只能从方志、族谱中略知一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主要来自陕甘等地的移民，他们构成清中期天山北路东段移民社会的主体。研究时段是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杨应琚奏请新疆屯田事务起，至同治三年(1864)新疆各民族反清大起义前夕结束。天山北路东段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该区域背靠天山山脉，准噶尔盆地东南缘。清政府在统一新疆以后在此推行府州县制，具体形成一道一府一直隶州五县。笔者试图探究在清政府统一的调度之下，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们的社会生活构成。正文部分将从天山北路东段的区域环境、社会的生产活动、文化载体与秩序三个部分来展开。
2. 天山北路东段的“小区域”与“大环境”
蒋君章谈到：“移民与我国人的特性根本相违的。我国人有安土重迁的根性，要不是生活问题压迫着他们非远离本乡不可，他们再也不肯远离本乡的[1]。”清中期人口增长迅速，人民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加上陕甘地区连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寻找新的生存机会已是现实所趋。天山北路东部段由于具备良好的自然和人文条件，成为容纳这批移民的最佳目的地之一。
2.1. 区域开发的历史基础与现实条件
探究天山北路东段区域开发的历史基础需要梳理准噶尔时期的农业发展概况。清朝初期，该区域在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统治之下，是准噶尔部众重要的冬季牧场和游牧地之一。在准噶尔汗国后期，尤其是在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开始鼓励和推动农业生产。他们将战俘、塔兰奇人等迁往天山北路，集中安置在伊犁河谷、乌鲁木齐、玛纳斯等绿洲地带进行农耕，促进了北疆农业的发展。准噶尔时期在北疆的农业开发，打破了以往北疆游牧经济占主要地位的传统格局。
天山北路东段位于北半球中低纬度地区，深居内陆，来自海洋的暖湿气候难以抵达，形成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然而，与新疆其他地区相比，天山北路东段却有着亦耕亦牧的自然环境，基本上能做到旱涝保收。原因在于，一是天山北坡能够承接来自北冰洋的冷湿空气；二是冰雪融水，形成众多河流，“沿界尽是冰山，固阴冱寒，盛暑不尽消化，故南山水源六道，四时不绝”[2]，为农牧业生产提供及时补给。且隆起的山脉与盆地之间有明显的高度差，不仅增加地下径流，形成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还构成山地垂直地带性条件，适宜不同农作物的生长。相对而言，山前冲积扇地区地势平坦、水量充足、土壤有机物含量高，农业种植条件较好。
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还是依据现实因素，天山北路东段都具备发展农业的条件。且这一地区靠近陕甘地区，是中原地区人民进入新疆的主要通道之一，相较于更西端的伊犁地区，出于距离上的考量，移民更愿意在此地开发经营。农业生产并非孤立的环节，而是与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3]。大规模的移民开垦，无论是出于政策的导向，还是自发的行为，人们聚集于此，承担着该区域生产开发的重任。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稳定社会组织与功能结构的聚落，而后聚落又为社会生活提供载体。
2.2. 社会的“大环境”
从乾隆朝开始，盛世的表面下已明显藏着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提高，人口增长迅速。商品经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活跃，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网络。
纵观18、19世纪的世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正在迈向一个崭新的世界，并加快海外贸易与殖民掠夺的步伐，以攫取构建新世界的资本。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
总的来说，清王朝统治下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展。尽管这一特征看似对江南地区的影响更大一些，但还是不能否认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彼时人口增长迅速，清政府往西北地区的移民本身就有缓解中原地区人口压力的考量。
3. 生计经营活动
美国学者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书中提到，人类学者在对中国等国家的务农人口进行调研时发现，存在一个并不是孤立或自给自足，也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型社会，同时他指出，务农人口作为一种类型的人群，其成员不是清一色的[4]。看似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也无法在不与其他经营方式交流的情况下，满足其社会成员的全部需要。因此农民的生计活动除了农业生产外还应包含在本区域内所从事的其他经营方式。
3.1. 农业生产活动
移民屯垦是清政府重新统一新疆后管理新疆的主要措施之一，大量来自陕甘等地的移民在政策性的导向下来到新疆，农业生产活动是他们来到新疆后从事的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分析天山北路东段屯田人员的农业生产活动，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出发：首先是生产前的准备工作，包括生产工具、粮种、开垦田地地亩等；其次是生产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作物的生产周期、灌溉用水、防止病虫害等；最后是粮食产量，能否满足农民生活需要且有余量等。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农民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清政府在不同时期以及对不同屯垦户给予的生产工具都不尽相同，相对于遣屯、旗屯等，民屯的待遇相对比较丰厚。一般情况下，清政府给予每户30亩的土地，但也不是不可变通，如有能力者，可以认垦更多的土地，此外还包括农具一副、籽种一石二斗，又给每户马牛各一匹只[5]。天山北路东段的主要生产的农作物是小麦、玉米、甜菜等，主要屯区集中在天山北麓的冲积扇平原地区。根据《三州辑略》记载：“(阜康县)乾隆二十九年至四十一年止，招徕户民并安插厂徒共一千四百九十户，内除病故厂四十五户退出地亩，实在共户一千四百四十六户，共种地四百三十五顷四十七亩，每亩照依科则征京石粮九升六合三勺共额征京石粮四千一百九十三石五斗七升六合一勺[6]。”可知乾隆四十一年(1776)，阜康县的1446户，耕地面积是43547亩。按《西域图志》载：“田七万三千四百九十五亩。……以招募安插民户……至四十年，如今额[7]。”可知乾隆四十年(1775)奇台县户屯的耕地面积是73495亩。根据齐清顺的统计：截至乾隆六十年(1765)，乌鲁木齐和古城地区的总开垦耕地近180万亩[8]。其中尤以民屯开垦最多，几乎占到了四分之三，这些数据足以表明移民在该区域开发农业、经营生活付出的努力。
农忙虽有季节性，但农作物播种之后，还有引水灌溉、除草、防治病虫害等很多工作要做。“西北人少地广，故有建设西北移垦第一之口号。有水斯有土，有土斯有人。故欲移民新疆，必须先行开发水利”[9]。兴修水利是新疆农业开发的第一要务，关系着该地是否具有开发价值。本区域内的主要河流有乌鲁木齐河、头屯河、罗克伦河、吉木萨河、木垒河等。此外还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农业用水多采用人工灌溉的方式。乾隆四十五年(1780)，迪化各屯区在天山北麓的大西沟处修建了公胜渠、永丰渠和太平渠，总长度达二百余里[10]。随着农业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农业灌溉用水时常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且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流量是存在变数的，因此用水矛盾时常发生。乾隆四十八年(1783)乌鲁木齐都统海禄制定了《新疆屯田水利章程》，试图缓解人、地、水之间的矛盾，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新疆地区的病虫害记录在案的主要是蝗灾，蝗虫过境，往往是颗粒无收。乾隆五十四年(1789)，乌鲁木齐都统永庆上奏“迪化州所属地方，蝻子萌生，率属扑灭”[11]。这次蝗灾扑灭的还算及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损失。病虫害是造成农作物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农民在面临病虫害时往往是很被动的，无法像现在一样利用科学技术进行有效防治。面对蝗灾的侵害，民众除了采取捕捉措施外，还试图借助“神力”消减其破坏力和对蝗虫的恐惧，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孚远县建立的刘猛将军祠，成为劳动人民寄托希冀的载体。
齐清顺在研究新疆农业生产力时，将清朝统治新疆150余年的历史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编纂《西域图志》和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叛乱为界，前后划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乌鲁木齐地区的总人口达到20万，接近新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这一时期新疆的粮食产总量为34800万斤，接近3亿5千万斤。第二阶段，乌鲁木齐地区的户民和商民综述接近32万，新疆总人口近110万，粮食总产量有63800万斤，接近6亿5千万斤。第三阶段新疆总人口达到200万，新疆粮食产量总数为12亿斤[12]。根据齐清顺的研究，清代新疆粮食总产量的增速是高于其他各省的平均水平的，说明该地区农业实力在不断地增强。本区域内的粮食供给情况基本上能够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甚至在丰年还能出现盈余的局面。
总体而言，区域内的粮食供给情况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移民屯垦初期，仍离不开政府的调拨；到乾隆中后期随着开发的深入，已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甚至偶有能力反哺其他地区；嘉道年间，开发增速减缓，但所生产的粮食仍可满足本区域的需要。
3.2. 其他生计活动
随着边疆开发的愈加深入，该区域发展潜力愈加突出，吸引着移民不断地前往新疆地区谋取发展机会。人口涌入刺激了需求的增长，尤其是跟日常生活相关的衣食住行方面。
3.2.1. 商业经营活动的开展
清重新统一新疆后，生存资料遭到严重的破坏。移民来到居住地后首先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重建工作，才能安稳地投入到生产当中。即使有政府的介入，某一家一户也不具备拥有全部必需品的能力，因此，有需求便产生了市场。北疆的贸易场所主要是依靠城镇发展起来，尤其是像迪化、奇台、绥来、巴里坤等地，城镇的居民购买力要相对大一些，市场也更加有活力。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很多城镇的商业愈加繁荣，像奇台、绥来等地，商业经营有利可图，素有“金奇台、银绥来”之称。市场上最初可能更多由肩挑行走的小商贩组成，他们贩卖着自家生产的过剩农副产品或者批发而来的当地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而后买回自家所需的产品亦或者以此为业。古城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城镇，同时发挥交通区位优势，成为北疆地区重要的民族贸易中心和商品中转市场。当时民谚云，“想挣白银子，走趟古城子”。
3.2.2. 自然资源的开发
木材经营。无论是流动人口的安置还是城乡的建设，都对住房有极大的需求。清朝政府在分给农民土地资料的同时，会给予一定的生存资料，例如建房银钱等。民众对住房的需求转化为对木材的需要，因此刺激了伐木业的产生。此外，天山北路东段冬季严寒且漫长，日常炊饮、冬季取暖等也对木材有很大的依赖。人口的不断增加，各种生存需求不断涌现，都显现出了砍伐树木有利可图，因此推动了与木材相关经营活动的快速发展。
煤矿业。新疆地区物产丰富，拥有储量可观的煤矿资源。天山北路东段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林木资源日益紧张，因此不得不转而寻找新的能源以满足日常生活和供暖所需。乾隆二十七年(1762)，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旌额理便令官兵商民等于其近处采挖煤矿，发现乌鲁木齐地区也有煤可采，主要集中在北山、西山等地[13]。
采盐业。新疆盐业资源丰富，品质佳，且盐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对盐业的开发至关重要。根据王继平、李桢峰的研究，新疆地区的盐矿资源丰富、易于提取，普通民众多自采自食，而无力购买政府加工过的盐[14]。天山北路东段的城镇居民的食用盐来源主要是达坂城盐区，达坂城的盐色白味纯。新疆盐政发展缓慢且混乱，未能形成与发达地区那样完善的食盐产销机制，也就是说，采盐也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项活动，尽管大多数人不是以商业盈利为目的，但也不乏补贴家用的小贩从事盐业经营。
总的来说，除去占据主要地位的农业开发，可从事的生计活动还包含了经商、伐木、开采煤矿、采盐等。从事这类生产的主要有两类人员：一类是来到新疆以后脱离农业生产，而选择其他经营方式的移民；一类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仍兼营副业、补贴家用的农户。
4. 文化载体与秩序构建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聚集在天山北路东段，逐步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观念，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秩序的构建。文化的外延是十分宽泛的，既包括人们的认知、信仰、价值取向等等观念，同时又包括具体的文化活动。
4.1. 婚娶——社区凝聚
清代新疆汉族移民在婚姻嫁娶方面保持着与在中原地区相一致的风俗，男婚女嫁都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年轻男女没有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力。在程序基本遵循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等“六礼”，并在大婚之日举行隆重的婚礼仪式，宴请亲朋，才算是真正完成婚礼的全过程。但对于大多数贫民来说，“六礼”的程序实在是繁琐又花费不起，故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往往会按照自家情况将流程简化。受贫困、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普通家庭想要娶妻不是那么容易，因此在贫困地区便出现了婚姻的变异形式，如换亲、童养媳、抢婚等等。根据刘超健在昌吉市二工镇下营盘村的调查，村民焦李氏、田桂花两位老人都是童养媳[10]。童养媳在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某一区域特有的现象，远在福建闽江中游的农村，金翼家族的主人公黄东林的二女儿、三女儿一出生就被送到了夫家做童养媳。
尽管在中国古代的婚姻观念形成了相对刻板的形态，但天山北路东段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拥有不同婚姻观的人群相互交融，对构建本地域的婚姻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对生活在本区域的汉人群体而言，这里远离家乡，原来熟人社会所约定俗成的观念对自己的约束力要相对小一些。此外，少数民族相对自由地离婚和再嫁以及自由恋爱的婚俗习惯对于改变汉、回等民族的贞妇、烈女以及寡妇再嫁等观念都有一定的影响。
4.2. 义学——华风同化
天山北路东段作为新疆与其他各地交往交流的桥头堡，是多民族文化交融最显著的地区之一，研究这一区域的教育方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朝统治在这一地区实行的文化政策。本文关注的是清朝统一新疆至同治三年(1864)这一时段，教育在区域社会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涉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观念和处事方式以及阶层流动的可能性。本文所指的教育是狭义的学校教育，具体指的是受教育者在传统的义塾中所接受的儒学教育。蒋君章在书中写道：“新疆教育幼稚，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全省五十九县，一半以上无学校，即有亦不过小学一二所……父兄根本不以使子弟读书为一件重要事情的。回人大都不读汉字，入学者尤少[1]。”可见，新疆的教育滞后性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还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
唯有天山北路东段，在地缘上靠近陕甘府县，与其他省份交流频繁，且吸纳了大量来自中原的汉、回移民，因而具有发展与其相一致的儒家文化的条件。经过两次移民高潮，这一地区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共同体，当地缘文化联结产生，超出维持生活需要的各种需求便开始显现出来。无论是地方官员出于团结各族民众、便于治理的需要，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为了子弟的发展，都有开办教育的诉求。义学作为清代最为广泛的基层教育机构，在新疆地区亦有设置。左宗棠办理新疆事物的折子中提到：“以义塾言之：新疆勘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藉回目传宣，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臣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15]。”由此可知，在新疆地区开办义学的目的即“化彼殊俗，同我华风”。儒家教育的推行有利于营造与清廷主体文化相似的文化氛围，增强区域内的凝聚力。
4.3. 关帝信仰——文化联结
祭拜关帝是清代汉族聚居区域内的普遍风俗习尚。伴随着军事行动和移民实边活动，关帝信仰也随之遍设于新疆，尤其是在北疆地区，人口聚居的地方基本上都有关帝庙。例如：迪化城的关帝庙修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迪化城关帝庙碑》载：“恭逢圣天子武功大定，式瞻帝君，神应无方。是故建城之初，即崇庙祀[16]；”奇台关帝庙建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并一直保存至今。
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来说，神灵信仰能够使自身获得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以对抗生活中的不可抗力因素。因此常常将自己的生产、生活甚至是生命寄托在这些具有神力的偶像身上。而对于来自关内、远离故土的移民来说，神灵信仰还承载着他们对家乡的思念。文化对人的塑造是润物细无声的，同样以文化为纽带，联结一个社群也是易被接受和有效的。
5. 结语
天山北路东段属于新疆这一整体，因此具备区域内部自发联结的生态特性的同时，还受清廷对新疆整体部署影响。本文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聚焦生计活动、文化秩序两个维度，揭示了在中央政权统一规划下，区域内部运作机制在区域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形式。在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特定区域环境内，移民群体既保持着“和而不同”的生活样态，又通过区域内外各族群、各阶层的广泛联结，孕育出多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