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林恩·埃弗里·亨特(Lynn Avery Hunt, 1945-)是美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新文化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2002年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欧洲史、法国史、文化史和史学史等。亨特著述颇丰，在新文化史、性别史、法国大革命史和史学理论等多领域成果斐然，其代表作有《新文化史》《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超越文化转向》等，其中大多已经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全球广泛传播，对当今全球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成书于2014年，正值全球化深入发展、史学界对全球史关注度与日俱增之际，亨特对二战以来的史学发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针对当今的史学形势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观点清晰，独具特色，引发了历史学界对“全球化”的关注，让更多历史学家了解到史学的新进展，并引发了学者们对未来史学发展的思考，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在史学理论领域具有重要地位，是一本值得历史学家和历史学专业学生深入学习并理解的历史理论著作。
2. 作者简介及成书背景
林恩·亨特，1945年出生于巴拿马，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长大，1967年获卡尔顿学院文学士学位(历史与文学方向)，1968年获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1973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1974~198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87~1998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1982年，亨特获得古根海姆奖。1991年亨特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2001年转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接任“尤金·韦伯现代欧洲史讲席教授”。2002年亨特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14年，亨特入选英国国家学术院。2020年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并以荣休教授身份积极参与学术活动。2023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
亨特著作颇丰，涉猎广泛，她一直关注法国大革命，早期出版了《法国大革命：法国省革命与城市政治》(1978年)、《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1984年)、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家庭罗曼史》(1992年)，近期她与他人合著了教科书《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现代世界的锻炉》(2017年)；同时她还关注历史方法和认识论，早期出版了《新文化史》(1989年)，并与乔伊斯·阿普尔比和玛格丽特·雅各布合著《历史的真相》(1994年)，后与雅克·雷维尔合著《历史：法国的过去建构》(1995年)，还与维多利亚·邦内尔合著《超越文化转向》(1999年)，近期出版了《史学的时间之维》(2008年)、《全球时代的历史写作》(2014年)、《历史为什么重要》(2018年)；此外，她还与他人合著了西方文明教科书《西方的形成：民族与文化》(2020年第6版)。她的著作已被翻译成14种语言，多本著作近年来也被翻译为中文，在全球史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
众所周知，全球化正在不断深入，国内外史学界对于全球史的关注与日俱增，乔治G.伊格尔斯和王晴佳在《历史和史学的全球化：特征与挑战》一文中明确指出“目前的史学形成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向，一个是文化学转向的继续，它对历史的延续性和结构表示怀疑，提倡使历史学接近于想象的文学的方法；另一个则是全球化的史学，结构和发展是历史的关键性要素，它提倡社会科学的方法论[2]。”刘新成在《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一文中指出“近年来全球化、后现代思潮和科学研究的新进展使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把目光转向了全球史，而且认识到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在于互动。……互动理念可成为匡正既往‘西方中心论’的利器，同时为书写新的全球史提供了多种思路和指南[3]。”董欣洁对新时代全球史的本体论进行了探索，认为“全球史的研究重点在于恢复被‘欧洲中心论’长期遮蔽的西欧北美以外的广大地区和国家历史的应有地位。”同时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在纵向上已经发展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横向上正在迈向包括各种群体组织在内的互联互通互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刻变化，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新时代的全球史研究和书写再出发的立足点[4]。”朱啸乾认为全球史书写需破除各种中心主义，指出“全球史学者在思考构建‘世界’时，始终采取开放、对话、比较、联系的态度和方法，尝试观察了解不同位置中的‘世界’，同时将不同历史角色、经验和视角纳入考量，找出那些内在主义、本土主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调节不同视角下的‘位置性’矛盾[5]。”如何在这样的时代下进行史学写作，从事史学研究，成为史学家们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亨特紧随时代，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应运而生，2017年由大象出版社引进并于国内出版，但国内对其关注较少，主要集中在零星书评和少许文章上。赵辉兵以当代西方史学写作研究范式的两次转向即“文化转向”和“全球转向”为切入点，梳理了书中的相关理论主张，并指出了本书的局限和不足，但未对本书观点做系统的梳理[6]。邓京力在《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及与历史书写的关系》一文中肯定了亨特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四大史学范式之一的观点，并对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进行了梳理，指出当前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课题是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进行历史书写，并强调“全球转向”对传统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影响，历史学家需在民族史和普遍史中找到一种平衡，认为“解决的最佳途径是进行历史思想的跨文化研究，即超越自己文化界限的感知和相互理解”[7]。王晴佳指出亨特在书中从跨文化的角度比较了当代历史系的建制，并以此为切入点强调“流行于世界各国大学的学科分野，其实本身就是西方近代史学的产物”。并强调当前的史学研究要突破国别史的历史书写模式的必要性[8]。梁民愫在《全球思想史与史学史视域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路向》一文中肯定了亨特的四大研究范式，并以全球思想史与史学史视域为切入点对马克思主义范式进行了深入研究[9]。总而言之，国内对此书的关注远远不够，呈现浅层化特征，书中观点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故本文对书中观点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梳理，深入分析其对史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旨在为相关领域学者提供参考，推动史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3. 主要内容
全书结构清晰，观点明确，主要由导言和四个章节组成：导言为“史学的变奏”；第一章为“文化理论的兴衰”；第二章为“全球化的挑战”；第三章为“反思社会与自我”；第四章为“新宗旨新范式”。亨特首先在导言部分对自己的写作动机和行文思路做了简要介绍，随后主要对全球时代下史学的重要性与如何展开史学写作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
导言主要介绍了全书的行文思路。亨特开篇便指出全书立意恢弘，即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她写作的缘起主要是她相信两大方面的新进展正在重塑史学的版图，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推动史学写作的社会文化理论大不如前和全球化的讨论的蔓延。对此，亨特发问：“全球化会是复兴史学的新理论吗？抑或是扼制其他所有可能的竞争者，只留下一种必然性——在西方模式上的全球现代化([10]: p. 1)？”亨特认为目前史学仍处于危机中，随后对史学的基本发展历程做了简要回溯，总结了史学的宗旨的变化，并强调“史学宗旨的不断演进正是其生生息息的一个标志”([10]: p. 9)。新时代我们应该加深对当今全球化的了解，在全球化视野下重新思考历史的发展。
3.1. 文化理论的兴衰
第一章主要研究了四大史学范式、文化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其对四大史学范式的影响。亨特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理论备受历史学家青睐，其展现了历史写作中所具有的历史批判精神。
亨特在此书中的最重要的观点之一便是对二战以来的史学思潮进行总结和分类，她将其分为四大史学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年鉴学派、身份认同政治。此分类给研究近代以来的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她还对“范式”一词的概念进行了简要介绍和界定，同时对学者可能出现的抱怨进行了说明，可以看出她对史学研究的严谨。
亨特首先简要介绍了四大史学范式，第一，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易于体认的范式，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最主要特点是经济生产方式是一切历史的驱动力，并导致阶级冲突，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最终会促使工人战胜资本家并通过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第二，她以现代化范式的两个代表——涂尔干和韦伯为例，认为涂尔干主要强调日益精细的劳动分工——车间里各种职能的专业化，以及社会日益复杂而造成的社会异化感或社会失范感，韦伯则关注发展进程中日益壮大的合理化以及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她认为“现代化范式强调知识与社会功能的不断分化、国家权力的不断扩张以及通过城市化、移民与新技术而实现的交往的日益紧密([10]: p. 12)，”她还指出“现代化范式促进了对城市化、移民、技术革新、社会分化以及国家成长的研究([10]: p. 12)；”第三，她认为年鉴学派重点研究前工业社会，强调的是社会史与经济史、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并认为是环境、气候以及人口塑造了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第四，她认为身份认同政治最重要的是社会身份认同问题，并且其发展启发了相关社会身份认同的研究。
其次，亨特明确指出20世纪60~90年代兴起的各种文化理论是通过挑战这些范式所共有的基本假设——经济与社会关系是文化与政治表达的基础，从而撼动了这些范式的根基，并对这些文化理论的由来、主张等做了简单的梳理和介绍，以莱维·斯特劳斯、福柯等学者为例，主要涉及文化研究、后结构主义等相关理论，强调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冲击和影响。
本章最后，亨特认为对四大研究范式的批判恰逢其时，因为他们受时代和现实影响而有所削弱，都生产了自己的掘墓人，并对此进行了说明，同时指出推翻了诸因素塑造意义的等级体系对史学各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各大研究范式发生了巨变和转型，文化理论对学界的影响与日俱增，但是问题也在不断出现，诸文化理论为其他范式取代四大范式留下了空间，史学家们需要合理运用诸文化理论的工具，注意其不足，进而挑战目前的史学领域。
3.2. 全球化的挑战
第二章主要研究了全球化范式的兴起及其对史学写作的重要影响。亨特认为全球化由来已久，但历史学家真正关注到全球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她以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带有“全球化”字样书籍的数量来论证此观点，随后她对“全球化”这一概念进行了简单回溯，并且指出其在20世纪90年代备受瞩目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终结，她认为“全球化填补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冷战对峙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10]: p. 35)。”同时她指出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全球化的批判，认为“全球化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会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10]: p. 35)。”
首先，亨特分析了史学家对全球化的忽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史学家囿于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写作，加上史学的专业化导致史学家个人的研究范围日益狭窄，但在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变更的冲击下，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写作也开始向外拓展，她认为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讨论，同时以《美国历史评论》为例来强调史学家们的转变：对全球史、跨国史的兴趣与日俱增。
其次，亨特对此转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全球化的结果还是原因取决于对全球化定义及其运作方式的解释，并对全球化是否会取代旧的范式而成为新的历史解释范式进行了探讨。亨特先对“全球化”进行界定，认为其强调世界的相互依赖，可以从经济、技术、社会、政治、文化甚至生物多角度去研究，她同时指出关于全球化的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全球化的后果是好是坏？并强调目前全球化的拥护者与批评者都同意变化正在进行且资本的全球化首当其冲，经济日益全球化，全球化日益成为一种范式；同时她认为“作为一种范式的全球化强调全球化这一进程的必然性、作为驱动力的经济的至高无上性以及研究上强调经济因素的可取性([10]: p. 43)。”她认为少数史学家的研究反映了这一新进展，并且尝试从整体上去分析全球化。她引用了葡萄牙史学家卡蒂亚·安图内斯对全球化方面的现行史学研究模式的总结：布罗代尔的整体史构想、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以及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对“重新定向”全球化的思考，并对这四个方向进行了简要介绍，同时她认为这些研究说明了全球化范式的普遍性，并且对全球化的影响做了总结：“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作为四大史学研究范式之一的年鉴学派的同时(尽管布罗代尔功不可没)，也收编了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这两大史学研究范式，而且改造了身份认同政治史学研究范式([10]: p. 45)。”
本章最后，她对全球化范式隐含的后果进行了分析，认为它重新恢复了之前被文化理论批判过的假定，但是她也强调这也取决于全球化的研究方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她还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她认为自下而上的视角占主导地位，同时以诸多历史学家相关研究为例对其进行说明，展示了多元化的研究路径，凸显了很多以往受到忽视的全球化的重要方面，最后指出目前需提供一种连贯的全球化替代范式。
3.3. 反思社会与自我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史学写作的两个基本范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亨特认为社会与自我正在经历脱胎换骨的历程，但史学家往往忽略这种对话，而且没有对其进行精确定义。
亨特首先对四大史学范式对社会与个人的假定进行了说明，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环境纵然不是完全决定了，至少也是塑造了自我与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一旦个人理解了社会运行的方式，他们就能够以知践行，改造社会([10]: p. 62)。但亨特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完全被社会力量所左右的个人是如何能够如此自觉地行事的呢([10]: p. 62)？她认为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人们并没有对自我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探究。
其次，亨特认为四大史学范式中只有年鉴学派关注到个人，关注心理史；她认为诸文化理论挑战了赋予社会制约优先地位的做法，结果适得其反，赋予了文化、语言或话语更多的决定性权力，进而实际上抹杀了个人以知践行的能力，并以福柯的观点为例，强调权力产生了知识与真理，并且如果根据文化理论中的语言、话语、或文化的意义来理解，那么社会就会吞噬自我。同时亨特认为“关于社会–自我关系的各种新观念正在彰显出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相互作用之会合”([10]: p. 64)。她指出全球化、对非西方的诸多研究、神经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等领域对两者关系的新认识：“全球化关注不断变换的时空体验何以改变社会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自我与他人的观念；对非西方的诸多研究促使人们不再迷信西方观念中关于自我与社会以及二者关系的普世性；神经科学与认知心理学正在构拟自我、思想、行为与社会互动与自我的思维方式([10]: p. 64)。”亨特力图集上述领域之精要，呈现各种可供选择的社会与自我的思维方式。
本章最后，亨特对“社会”概念的演变历史进行了回溯，她认为社会性具有经久不衰的解释力，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它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有效的，而且有可能会失效，正因为此，全球化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挑战了关于时空以及社会的最根本性假定，它转换了时空之体验，也影响了社会关系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这个观念之体验，使得社会的疆界不断扩展，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藩篱。因此，亨特从人类史、生物学、动物观、环境史、人类发明等多角度深入探讨了社会性边界问题，引申至社会性阐释的问题，同时对历史中自我的演变也进行了回溯，着重介绍了心理史和情感史等研究领域，并总结道；“人类生而具有形塑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能力，但他们会因历史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表现形式([10]: p. 96)。”她也认识到自我与社会关系之间如何更好地互联互通，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论空间，史学家应该担负起发现自我与社会关系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差异的职责。
3.4. 新宗旨–新范式
第四章主要探讨了西方史学宗旨的发展演进以及新形势下的新宗旨和新范式。亨特总结前文，并指出20世纪史学研究的主要范式皆已衰落，文化理论从根本上削弱了这些研究范式，揭示了它们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却未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可行文案，而全球化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恢宏的图景，但它尚在形塑中，但我们应该对未来历史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她认为“集社会与自我的新思维、原有研究范式的合理内核以及全球化为一体，将会产生新的研究范式，以响应不断演进的史学研究宗旨([10]: p. 97)。”
首先，亨特强调史学继续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与身份认同政治，同时我们共同拥有同一个星球，史学的宗旨也会进一步发展，近年来这些新进展使得人们日益关注共同的全球化挑战，但是全球化并非唯一视角，因为史学家探寻问题需要精心选择分析对象的规模大小，所以研究对象决定研究视角，研究的规模取决于有待回答的问题，而史学问题千差万别，任何一种研究范式不可能涵盖所有问题，每一种范式本质上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是范式的存在是十分有必要的。
其次，亨特认为控制各种范式是西方政治与文化霸权的表现之一，对于其他国家的人们来说，仅仅抵制它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叙述。随后她指出“叙事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特征([10]: p. 99)，”对“叙述”及“叙述障碍”等做了介绍，并以格尔茨的研究为例说明其观点，认为格尔茨过于强调以科学、规律以及原因为一方与以文化、解释以及意义为一方之间的对立，也暗指各种西方优越感与解释世界之起源之困难存在着某种关联，从而引出历史的意义问题，认为目的论式思维大行其道且不易被克服，强调叙述者的视角的重要性，强调叙述和因果解释的联系密不可分，我们无法彻底消灭目的论，但首先应该“承认不断展开的历史并没有固定行程”([10]: p. 104)，从而现代性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而全球化很好地规避了目的论的陷阱。
本章最后，亨特认为全球化并不总是与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并举例对全球化相关理论进行了说明和叙述，并指出“全球化仰赖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唯有通过关注社会与自我之间的变迁，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才能得到解释([10]: p. 108)。”
她还认为自我–社会相互作用的研究对于史学家来说是值得研究的领域，而且指出在解释自我与社会是如何扩张的以及这种扩张是如何同全球化与民主这种生活方式紧密联系这一方面仍有待深入探讨，同时总结道：“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唯有采取通力合作的探寻形式，而不论是在不同的研究类型之间，还是世界各地的不同学者之间。我们不仅是互联互通的，而且也是休戚与共的([10]: p. 123)。”
4. 评价
4.1. 贡献
《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史学思潮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四大史学范式”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便于加深我们对过去几十年历史发展历程的理解，列举并介绍了对史学造成冲击和影响的诸多文化理论，让我们对史学变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对全球化对史学研究的影响进行了详细阐述，提出应该提出新的连贯性的全球化范式，并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反思了社会与自我对史学研究的影响，深入了探讨史学家目前所处的位置和职责，还站在21世纪的当下，对史学的新进展和新发现进行了总结分析，对史学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提倡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历史学家应该通力合作以探寻史学的未来。
全书提到了诸多历史研究领域学者的观点，通过分析诸多学者的观点和研究实例来论证观点，对史学领域的新进展提出了很多分析和思考，对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也进行了探讨，如数字化技术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等，广泛汲取了人文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其丰富的史学知识储备和深厚的学术修养，也展现出她对史学发展趋势的前瞻性把握，这与她多年来不断从事史学研究且不断扩大研究领域是分不开的。
全书最重要的，且不容我们忽视的一点是，亨特对未来史学发展的乐观态度，亨特的笔触中无处不洋溢着乐观主义的因子，在对史学发展情况进行理性地分析的同时，认识到问题所在，虽然目前还未得到解决，却坚信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未来一定会产生新的史学范式，这种对历史研究的热情和乐观，是亨特不断能在史学上取得进步的重要因素，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4.2. 局限
本书紧跟时代，所涉及的观点和思想众多，但在介绍新观点和新概念时，解释不够充分，未能深入展开，阐述较为简略，不利于读者的理解和学习，如在阐述某些文化理论对史学范式的冲击时，未详细解释相关理论的核心概念，给读者理解带来一定困难。对此，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梳理这些理论的发展脉络，并结合具体历史案例进行阐释。
全书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在于对全球化的分析，站在全球化的视角下思考历史的发展，总结了相关的史学领域的新的进展，提出了新宗旨新范式的概念，试图为未来史学发展指明方向，但是亨特未提出一个具体的可行性方案，未能真正提出一个能取代旧有的范式的新范式。如全书用了大量篇幅解构民族国家史观，但具体如何操作全球史，除了“移情”概念外缺乏系统框架。未来学者可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路径，构建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框架。
总而言之，《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是一部内涵丰富、极具特色的史学理论作品，在史学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对于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阅读这本书，学者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全球化时代史学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为我们理解史学的发展趋势、把握史学研究的新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全球化时代史学该走向何处？“本书可以没有结论，因为历史的研究与写作仍在持续”([11]: p. 489)。未来仍需历史学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通力合作以探寻史学的未来，在解构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