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鷟笔下的岭南
Lingnan in Zhang Zhuo’s Writings
DOI: 10.12677/ojhs.2025.134043, PDF, HTML, XML,   
作者: 张润秋: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关键词: 唐代岭南张鷟《朝野佥载》Tang Dynasty Lingnan Zhang Zhuo Chao Ye Qian Zai
摘要: 唐代岭南被朝廷视为蛮夷之域,由此成为犯事官员的贬谪之所。张鷟因宦海沉浮,两次谪居岭南,在其所著《朝野佥载》中,就大量记载了有关岭南的内容,因而成为研究唐代岭南风俗人情的第一手资料。该书关于岭南的官员记载较多,其形象多阴狠凶厉,这与岭南恶劣的生活环境关系密切。此外,书中也用相当数量的篇幅对岭南的丧葬文化、饮食习惯、矿产资源进行介绍,这不仅展现了岭南地区的独特的生活图景,也对唐代岭南地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Abstract: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Lingnan was regard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as a barbaric region, making it a place of exile for officials who had fallen out of favor. Zhang Zhuo, due to the ups and downs of his official career, was twice exiled to Lingnan. His work Chao Ye Qian Zai contains extensive records about Lingnan, making it a first-hand resource for studying the customs and social conditions of Lingna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book frequently mentions officials in Lingnan, often portraying them as ruthless and cruel,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arsh living conditions there. Additionally, the book dedicates considerable space to describing Lingnan’s funeral customs, dietary habits, and mineral resources. These accounts not only reveal the unique way of life in Lingnan but als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research on the regio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holding significant historical value.
文章引用:张润秋. 张鷟笔下的岭南[J]. 历史学研究, 2025, 13(4): 347-354.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5.134043

1. 引言

唐代岭南地理位置偏僻,开发较为迟缓,一直被唐代中央政府视为蛮夷之地。该观念虽然导致唐政府长期忽略对岭南的开发,使该区域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缓慢,但同时也促进了岭南地区人民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这无疑给岭南地域的文化生活增添了几分独特。有关唐代岭南地区的相关研究,学术界成果已十分丰富,如薛爱华《朱雀:唐代的南方意向》[1]一书是首次以跨学科方法全面重构唐代岭南的自然与人文图景的学术性专著;杨豪《岭南宁氏家族源流新证》[2]一文中以考古与文献考据了隋唐钦州宁氏家族,揭示北方移民后裔的夷夏身份认同矛盾;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3]结合敦煌文书、石刻碑铭与域外史料,重构岭南政治经济变迁,展现唐代岭南的开发进程等;而对《朝野佥载》的相关研究则集中于文学[4] [5],语言文字[6]-[8]等方面,从历史学角度出发以其作为切入点对唐代岭南进行探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因而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张鷟笔下的《朝野佥载》中记录了数十条关于岭南的内容,反映了唐前期岭南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社会风俗,本文以张鷟所著《朝野佥载》为基础史料,来展现唐代岭南地区的面貌。

2. 张鷟与《朝野佥载》

2.1. 张鷟生平事迹简考

张鷟,字文成,号浮休子,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唐朝初期著名文人,颇具才气,举世闻名,考功员外郎骞味道称赞他“如此生,天下无双矣[9]!”张鷟下笔敏捷,著作颇多,文章诙谐幽默,甚至远传海外,“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金贝以购其文”([9]: p. 4024)其主要著作有《游仙窟》《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才命论》《雕龙策》等。

张鷟生卒年不详,但当今学术界已经有学者对张鷟的生平事迹作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其中考证最为得当的是刘真伦的《张鷟事迹系年考》。刘真伦收集了各种琐碎的史料记载,以唐朝官职升迁为线索,按照时间排列整理了张鷟的生平事迹,其考证张鷟“约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至永徽二年(651)间,约卒于开元九年(721)至开元十一年(723)间”[10]

张鷟在上元二年(675)进士及第。在《新唐书》中记载“调露初,进士及第”[11]但在宋人洪迈所著《容斋随笔》中记载“上元二年,去调露尚六岁。是年进士四十五人,鷟在二十九名”[12]。两种说法产生矛盾,但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中经过考证得出“上元二年,张鷟进士及第”[13],同年进士也为四十五人,故理当采取洪迈所记载的说法。

张鷟仕途十分坎坷,一生历经沉浮,担任过的最高官职为鸿胪寺丞,也才刚刚五品。“文成景云二年为鸿胪寺丞,帽带及绿袍并被鼠啮”[14]。张鷟与岭南有着不解之缘,一生中曾两次被贬岭南。张鷟第一次被贬岭南是在长安元年被贬为柳州司户,后又改任德州平昌令。“周长安年初,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时人以为判冥事。张鷟时为御史,出为处州司仓,替归,往问焉。荣以杖画地,作‘柳’字,曰:‘君当为此州。’至后半年,除柳州司户,后改德州平昌令”[15]。一直到神龙二年张鷟因为“才膺管乐科”及第,张鷟才调离岭南。“神龙二年。才膺管乐科。张大求。魏启心。魏愔。卢绚。张文成”[16]。张鷟第一次被贬到岭南为官,便在岭南工作生活了将近六年。张鷟第二次被贬到岭南是在开元二年,“开元二年,……果被刺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处尽。而刑部尚书李日知,左丞张廷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谋咸请之,乃免死配流岭南”([14]: p. 2)。最后在开元中的时期,才被赦免又被任命为司门员外郎。“开元中,入为司门员外郎卒”([9]: p. 4023)。另有一种说法:张鷟被流放岭南之后,经过数年被任命为龚州长史,“开元中,姚元崇为相,诬其奉使江南受遗,赐死。其子上表请代父死,黄门侍郎张廷珪、刑部尚书李日知等连表称冤,遂减死流岭南。数年起为龚州长史”[17]。两种说法产生冲突,但是由于《旧唐书》中记载到,“刑部尚书李日知奏论,乃追敕移于近处”([9]: p. 4023)。关于追敕移于近处的记载,《朝野佥载》和《桂林风土记》中都未提及,所以本文采取《桂林风土记》中的记载。张鷟于开元二年被贬谪到岭南,后数年张鷟被赦免,在岭南地区担任龚州长史,直至开元十年左右去世。张鷟一生大概存世七十四年,他在岭南便工作生活了十五年,占据其人生五分之一的长度。所以张鷟对于岭南的社会风俗文化非常熟悉,这在他所著《朝野佥载》中也有所体现。

2.2. 《朝野佥载》

《朝野佥载》的体裁属于笔记小说,笔记小说的性质比较特殊介于文史之间,有着两者的特点。笔记小说记录的都是史实,但是带有文学色彩,如夸张、想象等。本文以张鷟笔下的《朝野佥载》为基础史料,自然会受到其文学方面特性的影响,其中有作者记录的史实,当然也会有夸张、假借、用典等情况。前者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地方,后者也不能忽视,后者可以从侧面帮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唐代岭南的社会风俗文化。

《朝野佥载》顾名思义既有朝堂上的一些趣事,也有一些民间奇闻,该书具有随笔的性质,记事的年代前后不一,记录的内容在高宗到玄宗年间,其中大多为武后一朝的记载,与其生活年代及仕途大体一致,为其记录的所见所闻。其记事繁琐一直被后人诟病,洪迈的《容斋随笔》中就提到“《佥载》记事,皆琐尾擿裂,且多媟语”([12]: p. 365),但耳目相传难免如此,这也恰好说明记录的内容大多接近事实,故《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中都直接或间接引用了《朝野佥载》中的内容[18] [19],这无疑彰显了其史学价值。

3. 《朝野佥载》中的岭南

张鷟在岭南生活多年,因而在《朝野佥载》中记录了大量有关岭南风土人情的内容,重点表现在物种与人文方面。

3.1. 岭南的生物

唐代岭南地区大多还未开发,处于一种原始状态,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十分复杂,这在《佥载》中反映较为明显。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为鸩食蛇之故([14]: p. 5)。”这条记载揭示了唐代岭南地区复杂的生物互动关系与生态认知。前半部分记录了植物间的相生相克现象,特别指出有毒植物附近常伴生其天然解药,反映了古人对植物拮抗关系的观察。其中关于冶葛与白藤花的记载,不仅印证了唐代岭南毒植物的广泛分布,也体现了当时对解毒机制的初步认知。后半部分则以传说性笔法记载了鸩鸟、毒蛇与犀牛之间的食物链关系:鸩鸟摄食毒蛇后饮水,将毒素渗入水源,致使饮水的犀牛中毒身亡。虽从现代生物学角度审视,这一描述的实证性存疑,但该叙事本身具有重要的民俗学与历史生态学价值。它既反映了唐代岭南地区犀牛与毒蛇等物种的活跃分布,也揭示了时人对剧毒生物及其传递链的想象性建构。甚至鸩鸟这类传说生物在文献中的出现,亦成为唐代岭南生态书写中真实与虚构交织的典型例证。

“天后时期,左卫兵曹刘景阳出使岭南,捕获了秦吉了鸟一对,雄雌各一,皆能解人语。回到都城后,他将雌鸟进献,留下雄鸟。雄鸟因烦躁不安而拒食,武则天询问道:‘为何如此无聊?’鸟儿回答称其配偶被使者带走,心中颇为思念。”秦吉了鸟是一种与八哥相似的观赏鸟类,因产于秦中地区而得名。通过这段史料,我们可以推断秦吉了鸟在唐代的生活区域相当广阔,同时也侧面展现了岭南生态系统的完好性。

“峰州有一道水从吐蕃中来,夏冷如冰雪。有鱼长一二寸,来去有时,盖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万家取不可尽,不知所从来([20]: p. 101)。”夏冷如冰雪说明这道水应当为地下水,至于有鱼长一二寸,无法得知是什么品种的鱼。“盖水上如粥”这句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也说明了岭南地区鱼的数目十分多。

“岭南有报冤蛇,人触之,即三五里随身即至。若打杀一蛇,则百蛇相集,将蜈蚣自防乃免[21]。”这条材料说明,岭南地区蛇的数目非常多,蜈蚣也很常见,蜈蚣的品种和习性不同于我们现在所知的蜈蚣。唐代时期岭南地区的蜈蚣异常凶猛,以蛇为食。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唐代岭南地区蛇还代表着恩怨报应的形象。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乌而反鼻,蟠于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数步,直来疾如缴箭,蛰人立死。中手即断手,中足即断足,不然则全身肿烂,百无一活。谓蝮蛇也。有黄喉蛇,好在舍上,无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饱则垂头直下,滴沫地墳起,变为沙虱,中人为疾。额上有‘大王’字,众蛇之长,常食蝮蛇([21]: pp. 121-122)。”这条记录说明岭南地区蛇的数量非常多,唐代的人们就已经开始将他们按照习性和特征分类,甚至沿用至今。

“种黍来蛇,烧羖羊角及头发,则蛇不敢来([21]: p.122)。”岭南地区蛇的数量非常多,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在耕种农忙的时候。所以人们就对其进行研究,得出了烧羖羊角及头发可以驱赶蛇类。

“安南有象□□,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莫敢竸者[22]。”这条带有浓烈的文学色彩,但是可以看到在岭南地区会有大象,甚至人们也是不足为奇。

“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槛百数同牢。欲食之,众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别([22]: p. 135)。”这条材料同样带有文学色彩,把猩猩拟人化了。但是可以从侧面说明当时人们的猎奇心理,猩猩跟人体型相似,他们便将猩猩驯养,以供他们赏玩饮食。由此可以看出岭南地区猩猩的数量,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作风和饮食习惯。

“江岭之间有飞蛊,其来也有声,不见形,如鸟鸣啾啾唧唧然。中人即为痢,便血,医药多不差,旬日间必不救[23]。”此条展现了岭南地区环境的恶劣,飞蛊毒性的猛烈,人们生存环境的艰难。

“岭南罗州辩州界内,水中多赤鳖,其大多匙而赫赤色。无问禽兽水牛,入水即被曳深潭,吸血死([23]: p. 168)。”岭南中有这种比较奇特的生物,虽然很难令人信服,但是从侧面可以得出肯定有赤鳖这种生物,可能习性稍有差异,但是并非作者想象而来。

《朝野佥载》中有数条关于岭南动物的记载,虽多数带有文学色彩,但也从侧面描绘了唐代岭南生态系统的丰富图景,其中不乏有如鸩鸟、飞蛊和赤鳖这种在现代已经灭绝的生物,也有大象、猩猩、羖羊、犀牛和秦吉了鸟这种在现代岭南已经消失的生物。当然描述最多的就是蛇,虽然报冤蛇带有一定程度的文学色彩,无法得知它真实的品种,但是王锦蛇、蝮蛇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毒蛇无论是在唐代岭南还是现代岭南都有它们的痕迹。大量蛇类的存在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对其习性和种类进行了研究分析,也找到了能够驱赶它们的方法。这无疑是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的又一展现,充分彰显了中国古代先民的智慧。

3.2. 岭南的吏治与民风

因为张鷟被贬谪岭南的经历,他在《朝野佥载》中记录了很多社会风俗方面的东西,可以从中反映出唐代岭南地区的社会面貌。

3.2.1. 岭南的吏治

“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器用食物并致卧内。奴有私取盐一撮者,庆鞭之见血([14]: p. 14)。”按照唐律,盗取货物应当赔偿相应价值的绢,“赃谓罪人所取之赃,皆平其价直,准犯处当时上绢之价”[24]。盐虽然在唐代十分珍贵,价值不菲,但奴隶仅盗取一小撮盐便被柳庆鞭打出血,这反映了柳庆的专制残暴。

“安南都护邓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课口腹自供,未曾设客。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资,鞭二十([14]: p. 15)。”邓祐家资颇丰对孙子严加管教,一方面反映了邓祐对于子孙教育的严厉,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了邓祐的冷酷无情。

“周恩州刺史陈承亲,岭南大首领也,专使子弟兵劫江。有一县令从安南来,承亲凭买两婢,令有难色。承亲每日重设邀屈,甚殷勤。送别江亭,即遣子弟兵寻复劫杀,尽取财物。将其妻及其女至州,妻叩头求作婢,不许,亦缢杀之。取其女。前后官人家过亲,礼遇厚者,必随后劫杀,无人得免([15]: p. 29)。”恩州刺史陈承亲将野蛮二字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仿佛并非唐代的官员而是手握重兵的土匪,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一方县令都被其随意杀害,更何况是地方上的百姓。这是岭南地区的一个缩影,这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安南都护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摄爱州刺史,贪暴,取金银财物向万贯。有首领取妇,裴郎要障车陵,索一千匹,得八百匹,仍不肯放。捉新妇归,戏之,三日乃放还,首领更不复纳。裴即领物至扬州。安南及问至,擒之,物并纳官,裴亦锁项至安南,以谢百姓([15]: p. 77)。”与陈承亲相似,裴惟岳也是异常贪婪残暴。裴惟岳利用自己的权力随意鱼肉百姓,甚至岭南的地方首领也被其随意玩弄。

“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拽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15]: p. 30)。”岭南有些首领以人为食,喜怒无常。从“客惧,攫喉而吐”反映了岭南人也对食人非常抵触,虽然只是陈元光个人的问题,但是他明目张胆地做被社会所抵触的事情,从侧面展现了岭南首领的权势滔天,可以在地方上为所欲为。

“成王千里使岭南,取大蛇八九尺,以绳缚口,横于门限之下。州县参谒者,呼令入门,但知直视,无复瞻仰,踏蛇而惊,惶惧僵仆,被蛇绕数匝。良久解之,以为戏笑。又取龟及鳖,令人脱衣,纵龟等啮其体,终不肯放,死而后已。其人酸痛号呼,不可复言。王与姬妾共看,以为玩乐([15]: p. 33)。”成王千里出使岭南使,抓取大蛇及鱼鳖戏弄他人,以他人的悲痛为乐,展现了其残忍的一面,成王千里也确实出任过岭南安抚讨击使,可以补充正史中成王千里的形象,使得其人物更加饱满。“惟千里褊躁无才,复数进献符瑞事,故则天朝竟免祸。长安三年,充岭南安抚讨击使[25]。”《朝野佥载》与《资治通鉴》相互对证,可以看到成王千里除了暴躁平庸之外还格外的残忍。

“周黔府都督谢祐凶险忍毒。则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吓云则天赐自尽,祐亲奉进止,更无别敕。王怖而缢死。后祐于平阁上卧,婢妾十余人同宿,夜不觉刺客截祐首去([15]: p. 35)。”这条记载表现了岭南官员的胆大妄为,同时刺客刺杀黔府都督也从侧面说明了地方社会上的混乱,治安管理方面十分差劲。最重要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引用了这条记载,足以证明其史料记载。“黔州都督谢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杀,上深惜之,黔府官属皆坐免官。祐后寝于平阁,与婢妾十余人共处,夜,失其首[26]。”

“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獠,得一首领妾,幸之。至县,亮向府不在,妻贺氏乃烧灯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15]: pp. 42-43)。”不仅岭南的官员野蛮残暴,官员的妻子也是十分残忍,胡亮得到的妾室,被其妻子残忍折磨,以至于妾室最终自缢而亡。

“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词云:‘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见任([20]: p. 91)。”岭南的女子也是十分彪悍,以此可见其民风。同样崔邈所作的词,也可以看出女性在唐代士大夫眼中的地位,这对唐代女性史的研究提供了帮助。

“周韶州曲江令朱随侯,女夫李逖,游客尔朱九,并姿相少媚,广州人号为‘三樵’。人歌曰:‘奉敕追三樵,随侯傍道走。回头语李郎,唤取尔朱九([20]: p. 88)。’”岭南地区的官员也会被人们编为民歌,这对岭南民俗文化十分重要。

岭南地区的官员大多贪婪暴虐,这与当时的封建社会制度、岭南地理位置偏僻、生存环境险恶有着一定的联系。其中两条关于王爷的记载,能与《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朝野佥载》记载的真实性,这同样证明了其他的记载的真实性,岭南地区的部分官员极其残忍血腥、凶狠残暴。这些记载对于唐代岭南地方的研究至关重要,而且其中部分资料对唐代女性史研究和唐代岭南民俗文化研究有着一定的价值。

3.2.2. 岭南的民风

“岭南风俗,多为毒药。令奴食冶葛死,埋之土中。蕈生正当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额上生着,当日死;旁自外者,数日死;渐远者,或一月,或两月;全远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即死([14]: p. 4)。”岭南地区人们会制作毒药,甚至是利用活人来制作。“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即卖买而未用者,流两千里”[27]。按照唐代律例,这种行为要处以绞刑,但岭南地区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体现了地域的特点,山高皇帝远人们对于这些法律法规上行下效。这种行为体现岭南地区人们对于生命的漠视,野蛮二字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体现了岭南多毒物,制造毒药的条件得天独厚。

“陈怀卿,岭南人也,养鸭百余头。后于鸭栏中除粪,粪中有光爚爚然。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两。乃觇所食处,于舍后山足下,因凿有麸金,销得数十斤,时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15]: p. 37)。”这条记载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是我们可以得知陈怀卿刚开始养鸭,发现金子暴富之后担任了梧州刺史。从中反映出唐代岭南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有唐代岭南地区有钱可以做官,甚至是担任刺史。这对研究唐代的官制有着一定的帮助。

“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余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尔高者以为至孝,即终不复祀祭。初遭丧,三年不食盐([15]: p. 40)。”这反映了唐代的岭南地区少数民族丧葬文化的特点,与唐朝盛行的厚葬风气不同,这里的“悬棺葬”与古代少数民族的习俗类似。由于岭南地区少数民族偏远的地理位置,唐朝的所盛行的社会风气很难影响到这里,与这里开发缓慢,人们尚未完全开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需要注意到一个特点,“三年不食盐”这说明盐在五溪蛮族中拥有独特的地位,这对我们研究五溪蛮族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帮助。

“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次杀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杀太牢以祷之。更不差,即命,不复更祈。死则打鼓鸣钟于堂,比至葬讫。初死,且走,大叫而哭([21]: pp. 114-115)。”这条记载反映了岭南独特的社会风俗,家人生病时,人们会祭祀从鸡鹅到猪狗再到太牢,体现了人们对于身体健康的愿望,其也反映了唐代人们对于长生的渴望。还有关于丧葬文化的描述,岭南地区人们与少数民族五溪蛮不同,已经被唐代的厚葬文化影响,他们也会打鼓鸣钟,体现了岭南地区人们对于丧葬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岭南地区在逐渐被中原地区影响同化。

“玉英,唐时符凰妻也,尤姝美。凰以罪徙儋州,至南海,为獠贼所杀,胁玉英私之。对曰:‘一妇人不足以事众男子,请推一长者。’贼然之,乃请更衣。有倾,盛服立于舟上,骂曰:‘受贼辱,不如死。’遂自沉于海([23]: p. 180)。”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唐代部分妇女对于名节的重视,“受贼辱,不如死”。唐代虽然在两性关系上较为开放,但是仍有部分妇女坚贞守节。其次我们可以看出唐代朝廷对于这些得罪流放之人的生死并不关心,贼人可以杀害,同时也体现了岭南地区野蛮的社会风气。

“岭南獠民好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嗫嗫而行。以箸夹取啖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15]: p. 41)。”这体现了岭南地区独特的饮食文化,甚至影响到了现代,现在两广地区还有部分人保持了这种独特的吃法。包括前文所言的猩猩,两者都反映了岭南地区猎奇的饮食文化,同时也体现了人们对于美食的探索精神。

《朝野佥载》中对于社会风俗方面的叙述较少,仅有数条。其中反映了岭南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即使是普通人也能找到金矿,飞黄腾达。关于丧葬文化,岭南地区少数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悬棺葬”,人们也受到了中原地区流行厚葬的影响。此外,岭南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制作毒药,甚至丝毫不顾大唐律例的禁令。最后,岭南独特的饮食文化也不容忽视。《朝野佥载》中关于此方面的记载,主要表达了岭南的野蛮、原始残忍和血腥,但是在野蛮跟原始之外,我们也能看到其被其他地区影响同化的趋势。

4. 结语

唐代岭南代表着蛮荒、未开化之地,而《朝野佥载》中有着数十条关于岭南的记载,为什么张鷟会写如此之多关于岭南的内容,关于岭南的记载是否可信,张鷟描绘了一个怎样的岭南?

张鷟其文采斐然,天下闻名,甚至声名远传海外,但是其仕途非常坎坷,两次被贬谪到岭南,在岭南生活了十几年,自然而然会创作有关岭南的作品。

《朝野佥载》是张鷟所作的笔记小说,笔记小说的性质比较特殊介于文史之间,记录着带有文学色彩的史实,是唐人所作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朝野佥载》中记录了岭南的动物、官员还有一些社会风俗。其中岭南的动物多为生性凶猛的毒物,也有一些供人赏玩的动物,给我们展现了岭南独特的生态环境,也能从侧面反映岭南的饮食文化、医药文化等。关于岭南的官员记载较多,这跟张鷟本身的经历有关,书中描述的官员多为阴狠凶厉之辈,这跟环境的险恶不无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跟正史相互对照,让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书中的一些社会风俗让我们看到了岭南的丧葬文化、饮食习惯、矿产资源等。这些记载展现了岭南地区的特点,能够对唐代岭南地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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