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语言文化中的预设差
日常口头沟通和书面文本中都存在大量预设(presupposition) [1]，即沟通者之间的既有共识，在这种既有共识基础上，沟通得以顺利展开。预设存在于每一个层面，从最小的一个词到整个文化。不同语言文化对同一个事物具有不同的预设，这种预设差异在跨语言、跨文化沟通中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如何突破这种障碍，或者一定程度削减这种障碍带来的困难成为跨语言、跨文化沟通的重要议题。
比如商业上颇为成功的美国电影Zootopia (中文译为《疯狂动物城》)的名字就含有英语母语者认为理所当然的文字和文化层面的预设。Zootopia是一个合成词，zoo加上utopia。前者表示动物园，后者表示理想之地乌托邦。这两个词并非机械地合在一起，zoo由发音的摩擦音/z/和元音/u/构成；utopia的第一个音节也包含一个发音的辅音/j/和元音/u/；这两个元音一样，辅音也均为发音辅音，具有一定程度相似性，把zoo和utopia合起来，从音的角度看，非常自然。从含义来看，电影是关于动物的，而且这些动物致力于构建一个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可以和谐共处的理想之地，所以这个合成词在意义上与电影的主题也完全一致。这对于英语母语者而言，理解这个合成词要传递的含义几乎是自动发生的，因为音和utopia所指代的东西都是他们语言文化系统中预设的，即本身就存在于他们文化背景信息系统中，他们立刻就能接收到这种效果。可是把这个词翻译成汉语，则有一定障碍；翻译为动物乌托邦虽然能够把这两个合成部分的字面意义翻译出来，但这个合成所带来的效果是达不到的。汉语的动物园(zoo)和乌托邦(utopia)在音上没有这种关联；而且乌托邦本身也不是我们文化预设中的内容，而是一个比桃花源识别度低的舶来品。这样因预设不同造成翻译障碍的例子比比皆是。再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第一部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电影《霸王别姬》，其英译名为“Farewell, my concubine”。对于中文母语者而言，我们都或多或少都知道霸王别姬这出戏剧以及背后的历史。这个名字本身包含各种预设，汉语母语者自动就会唤起这些预设。但英语读者没有这些文化背景信息，这个英语标题在他们大脑中唤起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达到的效果可能截然不同。因此，翻译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预设，尤其是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间的预设差。本文从文字层面和非文字层面来考察翻译中如何处理这些预设问题。
2. 词汇句法层面的预设
如上文所言，预设存在于沟通和文本的每个层面，其中词和句法构造层面就包含了众多的预设，由各种特定的词和句法结构产生。就词的层面而言，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诸如“也”、“只”、“都”这样的焦点敏感算子。这些词的语义贡献通常被认为存在于预设层面。比如例(1)的“也”字[2]。
1) 张三也买了[一本书]F。
a) 张三也买了[一本书]F吗？
b) 张三可能也买了[一本书]F。
c) 如果张三也买了[一本书]F，那么他就没有这么多现金买笔了。
例(1)中，“也”字会产生一个推测，也就是张三除了一本书以外，还买了其他什么东西。这种推测在是非句(1a)、模态句(1b)、条件句前提条件项(1c)等环境中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在这些情况下，这个信息推测也没有办法被取消。跟这个信息推测形成对比的是另外一个信息，也就是断言信息(即张三买了一本书这个信息)，这个断言信息在这些情况中就不存在了。比如在(1a)中，张三买了一本书这个信息就不一定存在，因为这是一个是非句，答案可能为是可能为非，若为非，那么他就没有买书。
除了“也”字以外，“只”和“都”也是典型的可以唤起预设的词。比如(2)中，“只”字——一个典型的排他性算子——产生的预设就是他买了一本书，断言他没有买其他东西，这种预设在否定句(2a)、条件句前提条件项(2b)和模态句(2c)中也无法被取消。“都”字是一个典型的添加性量级算子。例(3)中，“都”产生两重预设，即除了张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人买了书，以及张三买书的可能性比其他相关人员买书的可能性小。同样地，这两重预设在是非句(3a)、条件句前提条件项(3b)和模态句(3c)也依然存在。
2) 张三只买了[一本书]F。
a) 张三并非只买了[一本书]F。
b) 如果张三只买了[一本书]F，那么他就有足够的现金买笔。
c) 张三可能只买了[一本书]F。
3) [张三]F都买了一本书。
a) [张三]F都买了一本书吗？
b) 如果[张三]F都买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应该很有意思。
c) 可能[张三]F都买了一本书。
除了词以外，句子结构本身也可能产生预设。比如(4)和(5)。(4)是一个“是”字强调句，而(5)则是一个常规陈述句。这两个命题的在真值条件层面上一样，即在张三所指代的个体买了一本书的情况下，它们就均为真。可是这两个句子在推测含义上却不同：(5)产生一个预设，也就是存在某个人买了书，这个推测在是非句(4a)和模态句(4b)中都存在。但是这个预设在(5)中不存在：在(5a)和(5b)这两个情况中，这个推测均被取消了。
4) 买了一本书的是张三。
a) 买了一本书的是张三吗？
b) 可能买了一本书的是张三。
5) 张三买了一本书。
a) 张三买了一本书吗？
b) 可能张三买了一本书。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翻译中，我们如何处理这种预设，或者说这种预设在不同语言中是否可以实现对等。我们留意到这种由词或句法结构产生的预设是比较容易实现对等的。这是因为这种词层面的预设不太依赖于语言以外的信息。上面这些例子所产生的预设在其他语言也存在，比如把上面的句子翻译成英语，效果是一样的。例如在(6)中，英语添加性算子also也有这个效果。(6)产生张三买了其他什么东西的推测，而且这个推测在是非句(6a)、模态句(6b)以及条件句前提条件项(6c)也存在。
6) Zhangsan also bought [a book]F?
a) Did Zhangsan also buy [a book]F?
b) Maybe Zhangsan also bought [a book]F.
c) If Zhangsan also bought [a book]F, then he would not have enough cashes for a pen.
相应地，英语的排他性算子only (7) [3]和量级性算子even (8) [4]也有同样的效果。
7) Zhangsan only bought [a book]F.
8) Even [Zhangsan]F bought a book.
而it-cleft强调句(9)和常规的陈述句(10)在预设层面的差异也一样：(9)预设存在某个人买了一本书，而(10)则没有这层预设。
9) It is Zhangsan who bought a book.
10) Zhangsan bought a book.
词和句法层面的预设通过这种直接的翻译可以实现对等可能并不意外。事实上，在形式语义学里面，这些可以产生预设的词和句法结构受到了大量的关注，而在不同语言中，这些词得到的形式语义也几乎完全相同，即在真值条件层面和预设层面都一样(11~14)。
11) ||也/also|| = λp<s,t>λC<s,<s,t>>.: ∃q<s,t> ∈ C. q ≠ p ∧ q(w) = 1. p(w) = 1其中C ⊆ ||p||F ∧ ||p||O ⊆ C (||p||F为命题p的焦点命题集合，用跟焦点部分语义类型相同的词条替代焦点部分获得，||p||O为命题p的常规语义，即p本身)
(文字描述(11)：也/also跟一个命题p和一个语境相关的命题集合C组合，预设至少存在一个不同于p的相关命题q，且q为真，断言p为真。)
12) ||只/only|| = λp<s,t>λC<s,<s,t>>.: p(w) = 1. ∀q ∈ C q ≠ p → q(w) = 0
(文字描述(12)：只/only跟一个命题p和一个语境相关的命题集合C组合，预设存在p为真，断言语境内不同于p的命题q全部为假。)
13) ||都/even|| = λp<s,t>λC<s,<s,t>>.: p(w) = 1 ∀q ∈ C. q ≠ p → p<likely q ∧ ∃q ∈ C ∧ q ≠ p ∧ q(w) = 1
(文字描述(13)：都/even跟一个命题p和一个语境相关的命题集合C组合，预设语境内至少存在一个不同于p的相关命题q为真，并且p的可能性小于其他所有语境相关命题，断言p为真。)
14) ||强调句“是”/it-cleft|| = λp<s,t>λC<s,<s,t>>: ∀q ∈ C. q ≠ p → q(w) = 0. p(w) = 1
(文字描述(14)：强调句是/it-cleft跟一个命题p和一个语境相关的命题集合C组合，预设不同于p的语境相关命题q全部为假，断言命题p为真。)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有的词表面上看产生的预设完全相等，但仔细考察却并非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英语的even和汉语的“都”、“甚至”。“都”和“甚至”很多时候均被认为是英语的even。但研究表明“都”会产生(13)中的添加性预设，即除了断言命题p以外，还有一个语境相关的命题q为真，但“甚至”对此不做要求[5]。而英语even是否具有这个添加性预设则跟句法位置有关[6]。但整体而言，这种区别较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词层面的预设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很多时候听话人背景信息系统中即便没有这层预设信息，也可以自己补出来，不影响沟通。比如我们说“张三也买了[一本书]F”，若没有前文，我们很难知道除了这本书外，他到底还买了什么。通常会话人不会在没有前提背景的情况下说这样的话。但如果出现了，听话人也能理解说话人要表达的含义，自己能大概猜测，或者等后面对话提供更多的信息来弥补出这层信息。所以，即便预设信息缺失，也不太影响沟通。这种词层面的天然的对等以及对话人通过自己猜测补充空白，使得这些产生预设的词以在翻译中相对比较好处理，实现对等的可能性比较大。句法层面也一样，它产生预设的方式是由句法结构或信息结构产生的，不依赖于语言外的语境信息，所以容易实现对等。因此，这些词和语法层面的预设通过直接翻译即可传递。
3. 非词汇句法层面的预设
文本中除了词汇、句法层面的预设外，还有更宏观层面的预设，这里称之为非词汇句法层面的预设。比如，不同语言的语法系统大相径庭，对文本解读的可能性产生深远影响。中文是一个典型的意合语言[7]，句子中的论元(比如主语)如果在语境中很突出或者对话人通过其他手段可以追溯出来，那么很多时候可以省略。中文也不强制要求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连接词，可以通过含义来推断，也不像曲折变化语一样要求各种形态的变化来标记语法关系。因此，在中文中我们可以只出现意象，不需要任何的表达论元关系的谓词。比如在“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用六个修饰词加中心词的偏正短语构成六个意象，并列存在，读者可以无穷解读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对于中文母语者而言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习惯了这种语言结构和语言结构带来的解读灵活性，而中文创作者在书写作品的时候也已经预设中文读者会自动的处理这些信息。但在英语、德语等语言中，则需要逻辑关系词来串联句子与句子，也需要表示论元关系的谓词来表达意象之间的逻辑关联。如何处理这种原语言中理所当然的、预设的语言特征，并在目标语读者语言文化没有这层预设的前提下传递这种效果，对翻译而言是一个巨大挑战。这跟上面看到的词、语句层面的预设不同，因为机械的字面翻译不会自动传递这些预设。
此外，还有更为复杂的文化层面的预设。比如月亮这个意向在中文母语者产生的预设——也就是我们既有的文学文本和文化传统根植在我们大脑中的联想以及各种文本互动之后沉积形成的文化共识——和月亮在其他语言文化中积累下的预设是不同的。再比如颜色、图腾符号等，以及我们上面提到的六个意象，可能不同语言文化所关联的东西完全不同。当然，如果两种文化或者语言同源，或者非常接近，那么他们从词到句法到文化层面的预设重叠度就会高于不同源的语言或者文化，翻译时可能无需解释这种预设，目标语读者可能自动就能理解原语产生的效果。但当两种语言文化差异较大，在目标语文化缺失根植于原语文化的预设前提下翻译，机械地移植语言形式本身可能很难达到有效沟通的效果，甚至造成严重的误读。此时，译者会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在原语语言文化中被认为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预设，但在目标语语言文化中空缺，甚至完全相反的预设。
不同类型的文本可以采用不同的策略的弥补这层缺失。比如前文提到的电影媒介，它可以通过视觉信息来弥补缺失的文化预设。比如当下热映的电影《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妖”这个概念。中国的妖怪和西方神话传说中的妖怪不是同一个事物。电影在处理的时候，直接把“妖”翻译为Yao，Chinese monster。可能第一眼英语观众会不知所云，但电影画面里频繁出现的所谓的本土妖怪，可以弥补这一空缺。和电影相比，文字文本没有视觉信息弥补，必须采用其他方法来弥补预设空白。本研究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以下简称《英译选集》) [8]为例，来考察译者通过什么方法来弥补预设。
《英译选集》由张佩瑶(Martha P. Y. Cheung)主编，将历史上中国有关翻译的话语翻译为英文，帮助建立中国翻译话语理论化的一部作品。里面除了关于翻译本身的论述，还有早期诸子百家对于语言等跟翻译有间接关联的论述，以及各种中国本土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背景，因此包含极为丰富的文化思想层面的预设。这些文化预设给不熟悉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带来一定的理解障碍，可能会导致误读。如果用奈达功能对等的方式来传递，即用西方的类似概念来翻译这些中国翻译话语，则很大程度会削减中国翻译话语本身独有的内涵，切断这些概念本身同中国本土哲学思想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以及相互的内部关联，不利于中国翻译话语的理论体系建立。张佩瑶翻译团队为了较为完整地传递中国翻译话语中的预设，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套中国翻译话语体系，以丰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为指导策略，采取了一系列的翻译方法。“丰厚翻译”最早由Appiah提出，旨在帮助目标语文化读者更充分地理解原语文化[9]。Appiah本身并没有就丰厚翻译的具体细节和实现方式做进一步的阐释，但为了让目标语读者更充分理解原语文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把原语文化中我们预设的、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用各种方式显化出来，弥补目标语文化读者这层预设空白。鉴于从文字到文化背景各个层面预设的存在，《英译选集》因此是一个典型的翻译预设的例子，而张佩瑶带领的翻译团采取的各种翻译方法则是一次最佳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0]。本文总结提炼了《英译选集》常用的五种弥补预设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丰厚翻译的理念和韦努蒂的异化翻译(foreignization)以及尤金奈达的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有着很大的区别。韦努蒂通过异化翻译的策略来凸显译者的位置和译文本本身的能见度，让读者一看就能感受到这是一个翻译文本。韦努蒂自己在翻译实践中，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让译文的句法趋近于原语，也采用俚语或外来词的手段。这跟丰厚翻译的初衷和实现方式都不同。丰厚翻译的初衷是让目标语读者更充分的理解原语文本，通过加注释等方式(参见下文)来实现这个标本，并不是要凸显译者和译本本身的能见度，所以并不排斥用符合目标语规范的方式翻译。而奈达的形式对等旨在让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尽可能趋近于原文，也采用加注脚等策略。但“丰厚翻译”本身并不做这样的要求，其目的是让原语文化被更充分理解和欣赏，所以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并不要求形式等层面要尽可能趋近于原文。
3.1. 脚注说明语言特征
如上文所言，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词汇句法特征。这对于母语读者而言，是理所当然的。汉语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词的多义性和词性的灵活度。比如《英译选集》的话语选段一涉及老子的《道德经》。其中“道可道，非常道”中第一个“道”是名词性的道，第二个“道”是动词性的“道”，第三个又是名词性的“道”。而且第二个“道”的含义和第一个、第三个不同。按照《英译选集》的解读，第一个和第三个“道”分别指代万事万物的运行之道，第二个“道”指代言说。这两个含义的关联性至少表面看来不高，是典型的多义词。另外一点就是以前的文本没有标点符号，不同的断句会产生不同的解读。这种词汇的多义性和词性的灵活性，加上断句的开放性，使得一个文本的解读空间比较大。这种语言特征以及产生的丰富的解读空间对于中文母语者而言“天经地义”，存在于我们的语言预设中，但对于英语读者而言，没有这层预设。《英译选集》通过脚注的形式给英语读者说明了这些语言特征，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不同解读可能性，并提供对应的翻译，一定程度弥补了这些预设空白。
3.2. 序言介绍厘清背景信息
在翻译相关翻译话语选段之前的总的序言介绍里，《英译选集》详细地阐述了一系列关键性背景信息。比如“翻译”一词在中国翻译活动中本身的内涵，从外交口头翻译到佛经翻译中大规模的译场翻译活动的演变。此外，“中国”、“西域”等地理词汇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指代的疆域等，《英译选集》也做了特别解释。而最初佛经翻译的原语比较复杂，涉及各种语言，统称胡语，天竺语等；这是当时人们的称呼方式，学者们至今对胡语到底指的哪些语言依然存在争论，《英译选集》也进行了说明。翻译话语的出处也存在各种版本，对于版本的选择以及依据也进行了阐述。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翻译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概念部分，虽然我们本身知道这些背景信息，但西方读者缺失这些预设，通过这些序言解释，达到了一定的弥补效果。
3.3. 音译加汉字阐述概念
《英译选集》为了准确传递各种概念，以免被简单的类比同化，很多时候选用音译加汉字原文的形式来翻译。比如上文提到的“翻译”，在不同时期，“翻译”所代表的内涵不同，为了突出“翻译”一词在中国翻译史上的独特内涵，《英译选集》用拼音加声调的方式来表达，并且加以详细解释。再比如，“胡语”也没有被简单的翻译成Sanskrit (梵语)，而是用Hu language，Hu不指代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或使用人群，而是模糊的泛指，用来表达佛经翻译初期，原语多样繁杂的情况。这种有意为之的音译本身也帮助传递了概念泛指模糊的预设。
3.4. 眉注背景信息说明
在选取的翻译相关话语之前，《英译选集》对该段话语的作者以及作品出处以眉注的形式加以说明。以《英译选集》第一篇话语翻译为例。该篇目选自老子的《道德经》。在翻译之前，《英译选集》介绍了老子的生平，并且对“道”字的哲学内涵以及对后续整个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进行了阐述。除了对“道”核心理念的解释，还说明了《道德经》的作者身份争议以及西方不同翻译版本在读者中留下的影响。这种说明非常有必要。我们本土读者都知道老子以及跟老子相关的道家学派，也知道道家对于中国本土哲学后来的影响，这对我们而言，是我们本身背景信息系统中的早就预设的，但西方读者没有这层预设。把这些信息通过眉注呈现，能很好的辅助弥补预设空白。
3.5. 译者评论
在传递预设信息的各种手段中，译者评论是最为突出，使用频率最高的，因为它可以针对性地给出具体的背景信息。以所选取话语跟翻译相关性高低为例。有的翻译话语是直接跟翻译相关的，对于翻译话语系统的构建具有显性关联。有的话语跟翻译活动没有直接关联，但深刻影响了后来人们的翻译观或者语言观。这种影响对于熟悉汉语言文化的母语者而言很明显，有的概念已经成为我们常用的评价翻译的标准。但对不熟悉汉语言文化的读者而言，这些关联性看似不强的话语如何跟翻译产生关联，或者说对于构建翻译话语系统的意义为何，没有那么明显；《英译选集》对这种类型的话语通过译者评论(commentary)的形式显化出来。比如《道德经》中道无常道的“道”在翻译思想中的外延以及如何影响翻译理念、译者如何在“道”的理念中找到所采用翻译策略的合法性问题等，《英译选集》译者在翻译后面进行了评论。再比如摘自《论语》的话语选段四。该选段本来是孔子对于学生道德品质发展和个人成长的论述，里面涉及“文”、“信”等品质。但在后续发展中，“文”“信”等概念在文学系统中有了充分的意义拓展，并对后来的翻译观产生影响，《英译选集》通过评论的形式将这种本来源自于道德品质范畴的论述如何拓展到文学范畴的路径以及产生的影响呈现出来，弥补西方读者的预设空白。除了介绍这些跟翻译关联看似较低的话语，《英译选集》也通过译者评论板块对跟翻译高度相关的话语进行了阐述。比如话语选段二十四，选自《法句经序》，论述翻译不当问题。这段选段对后面翻译中的文质之争产生了深远影响。《英译选集》对该段选文如何开启中国本土翻译标准讨论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以及它对于后来严复的“信达雅”的影响。
通过上述各种手段，《英译选集》一定程度弥补了英语读者对于充分理解这些翻译话语所需要的预设信息。
4. 结语
本文从预设的角度探讨了词汇句法层面到文化背景层面的预设。词汇句语法层面的预设在不同语言中虽然有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以通过直接翻译就传递出来，对翻译不会构成太大障碍。但对于词汇句法层面以外的预设，不熟悉这种语言文化的读者无法自行弥补出来，通过类比的方式理解也会造成误读，需要译者用各种手段来传递出这种预设。本文通过考察《英译选集》的处理方式，提取了几种有效的策略来弥补这些预设空白，对于同类型文本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与此同时，预设这个现象在语用学和语义学研究比较成熟，但在翻译领域相对较少，借用其他学科视角来看翻译研究，这为翻译研究本身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