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是基于生态学理论来研究翻译的，它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与选择”理念作为理论基点，因而具有跨学科性质。生态翻译学理论认为，翻译是一个不断地做出适应性选择和转换过程，其适应性转换体现在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方面。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的本质、过程、原则及方法进行了独特的阐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视角。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背景，以林语堂英译本《浮生六记》为例，重点分析生态翻译学指导下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对《浮生六记》的翻译进行分析。
Abstract: The theory of Eco-translatology, proposed by Professor Hu Gengshen in 2001, studies translation based on ecological theories. It takes the concept of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from Darwin’s theory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as its theoretical basis, thus featur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The theory of Eco-translatology holds that translation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making adaptive sele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Eco-translatology provides a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sence, process,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ranslation, offering a novel perspectiv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co-translatology, this paper takes Lin Yuta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as an example, and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translation of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Eco-translatology.
1. 引言
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杰出的翻译理论家和实践者，其翻译思想别具特色，为中国翻译界留下了诸多值得研究的话题[1] [2]。生态翻译学从整体关系论视角出发，可以进一步拓宽和深化林语堂翻译思想研究。生态翻译学由我国著名教授胡庚申提出，其基本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了哲学和生态学，充满了生态智慧。《浮生六记》中包含了大量的中国文化负载词，需要从生态翻译理论维度来理解。本文通过对《浮生六记》英译本的某些具有鲜明翻译特色的选文进行批评与鉴赏，对林语堂在《浮生六记》一文中所体现的翻译思想进行生态翻译学诠释。林语堂翻译思想在理论层面体现了翻译标准的“多维整合”、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和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文本选择的“多维适应选择”、文化策略的“汰弱留强”和语言表述的“译有所为”。
2. 生态翻译理论的应用研究历史
生态翻译学自2001年由胡庚申教授提出后，其应用研究历经三个阶段，逐步从理论构建走向多元实践。2001~2005年为理论提出与初步发展阶段[3]。此阶段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为核心，借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隐喻，将翻译界定为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含原文、目标语文化、读者等要素)的适应过程。研究聚焦理论框架搭建，虽未广泛应用于具体文本，但为后续实践奠定基础，明确了“译者主体性”与“生态适配性”的核心逻辑。2006~2015年进入理论拓展与应用尝试期。“三维转换”(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理论的提出，为应用提供了实操路径。研究范畴从文学翻译延伸至商务、科技、旅游等领域，如分析文学作品中文化负载词的“文化维适配”，探讨公示语翻译的“语言维简洁性”与“交际维功能性”平衡。在《浮生六记》翻译研究中，学者开始用该理论解析林语堂译本，探究其在语言风格转换、东方文化传递、读者接受适配等方面的策略，为经典译本研究注入新视角。2016年至今是理论深化与广泛应用阶段。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概念界定更严谨，同时与传播学、社会学等交叉融合，从宏观层面探讨翻译在社会文化生态中的作用。应用场景覆盖外宣翻译、影视字幕翻译等更多领域，研究也更注重反思，如针对“翻译生态环境”界定模糊、“三维转换”实操边界不清等问题展开讨论，推动理论在实践中持续优化，成为翻译研究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理论范式。
3. 国内外关于林语堂《浮生六记》翻译研究的现状
3.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林语堂《浮生六记》译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在跨文化传播方面的贡献。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林语堂通过流畅自然的英语表达，成功地将《浮生六记》中的东方文化元素传递给西方读者[4]。例如，一些学者分析了林语堂如何巧妙地处理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如“七夕”“闺房”等，通过解释性翻译或类比的方式，使西方读者能够理解这些词汇背后的文化内涵，从而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构建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同时，国外研究也关注到林语堂译本在文学风格再现方面的成就，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清新自然、情感真挚的特点，使西方读者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散文的独特魅力。然而，部分西方学者也指出，林语堂的译本在某些方面可能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和阅读习惯，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或简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原文文化精髓的完整传递。
3.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林语堂《浮生六记》译本的研究更为多元和深入[5]-[7]。从文化角度来看，学者们着重探讨林语堂在翻译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处理策略，如对儒家思想、道家观念以及中国传统习俗的翻译，分析其如何在保留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译文易于被西方读者接受。在语言层面，研究关注林语堂对原文语言风格的把握和转换，包括对文言文句式、修辞手法以及词汇运用的翻译技巧，探讨他如何用英语准确地传达原文的语言美感和文学价值。叙事学视角的研究则分析林语堂对原文叙事结构和节奏的调整，以及这种调整对译文可读性和读者接受度的影响。此外，国内研究还涉及对林语堂翻译动机和目的的探讨，认为他作为一名兼具中西文化背景的学者，试图通过翻译《浮生六记》向西方世界展示真实、生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理解[8]。然而，国内研究也指出，林语堂的译本并非完美无缺，在一些文化典故的翻译、语言细节的处理上仍存在可商榷之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4. 生态翻译理论指导下对译文《浮生六记》的批评鉴赏
4.1. 语言维度
语言维度从文本的语言表现形式来进行剖析，侧重适应语言的用词，语调，方式和写作风格等。
【例1】：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
【译文】：… wore bright dresses, … quiet color, …
【分析】：本句描写的是沈复堂姐出嫁当天陈芸的衣着。堂姐大婚当天，沈复进入房间，看见宾客们都穿着色泽艳丽的新衣，只有陈芸身着一袭素淡的衣服。“鲜”字通常用来表达事物新鲜或物品光鲜亮丽，根据文中的“鲜衣”可知，作者想要表达的是衣服色泽靓丽。“素淡”的意思有：颜色上的素净，别致淡雅；味道上的清淡，不油腻，感官上给人一种清净的、僻静的、不起眼的意境，由前句的“鲜衣”可推测，原文中的“素淡”是衣服颜色淡雅、素净之意。根据该句的语境可知，他们相遇当天是沈复堂姐出嫁的喜庆日子，文章的感情基调喜庆热烈。当时西方出版商对中国题材作品的接受，存在明显的“窄化倾向”：普通读者更青睐“可直观感知的东方意象”，对复杂的历史背景、晦涩的文化典故缺乏耐心。既避免学术化解读割裂文本美感，又满足大众读者“浅度认知东方文化”的需求，精准适配了“出版定位生态”。林译本将“鲜衣”译为“bright dress”(色彩艳丽的衣服)，适应了原文的感情基调，采用异化的方法，以简练的表达传递出了原文中“鲜衣素淡”的涵义，便于读者理解。将“素淡”译为“quiet color”(素色)，“鲜衣”译为“bright dress”(色彩艳丽的衣服)，这两者在用词上的巧妙地形成对应，更好地做到了适应和选择。
【例2】：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译文】：…scrutinize my grammar…
【分析】：本句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若一定要追究我的文字章法，就等同于责怪一块有污垢的镜子为什么不明亮，这有点太过于为难人了吧”。其中“考订”指检查纠正之意，即考察和订正。其中林译本用“scrutinize”来表达，“scrutinize”的意思就是“仔细查看，仔细审查”，该词的程度较深，根据原文可知文法是较为细致的部分，如果对其考察，那就说明对原文的考察较为仔细，所以林译本将其译为“scrutinize”较好地适应了原文的思想和情感氛围。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需以目标读者的“认知水平”“文化背景”为核心，避免因“认知错位”导致“交际失效”。1930年代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局限，构成了林语堂“适应性选择”的关键“读者生态”动因。
4.2. 文化维度
文化维度侧重于语境的表达。源语言文字可表达出目标文化中一些未知的概念，然而所涉概念可能是抽象的或者具体的，他们可能与宗教信仰、社会风俗等相关文化背景相关。
【例3】：适余自岭南归，吾父自至萧爽楼，……
【译文】：I returned from Lingnan [in Kwangtung]…
【分析】：现在的“岭南”是指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三省二区。但是在古代行政区里，岭南是指中国南岭的南部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广东、广西、海南和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它属于地理位置范畴，同时也是一个特定的环境区域范畴。林通过音译翻译“岭南”，他用汉语拼音拼写该词，并在其后添加注解，以便不熟悉中国地理的目标读者更好地理解其地理位置。布莱克将“岭南”翻译成广州，这与原文意思不相符。岭南原是指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地。现在具体指广东、广西、海南三省。
因此据以上分析，林译本将“岭南”译为“Lingnan”符合生态翻译理论中的适应与选择原则，他成功地适应了原作者想要表达的位置，并对译文做出了选择加以解释，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地理位置，满足了目标读者的可接受性和社会背景。
【例4】：廿四子正，……，丑末归来。
【译文】：After midnight, on the morning of the twenty-fourth… came back towards three o’clock.
【分析】：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对时间的表达通常使用的是“天干地支”计时法，将白天和夜晚分别分成12小时，每个时间段都会有相应的天干地支与其对应。文中“子时”指的是23点到隔日1点，“丑时”指的是晚上1点到3点间，文中“子正”即午夜左右，“丑末”即夜晚3点左右。译者在翻译此句时，需要具有强大的文化知识背景和知识广度，并对中国古代的计时方法要有一定的了解。林语堂译本将“子正”译为“after midnight”，“子时”是指23点到隔日1点，“midnight”指午夜即晚上零点，文中也没有给具体的时间，所以林译为“after midnight”也是一个大概的时间，且适应原文的时间表达；将“丑末”译为“towards three o’clock”，丑时是指晚上1点到3点间，丑末指将要到晚上3点，所以林译本用“towards”来表达这一不确切时间，既适应了原文同时也准确地表达出了这一时间。
综上所述，林译本符合生态翻译理论中的适应与选择原则，适应了原文的准确内涵将“子正”译为“after midnight”，“丑末”译为“towards three o’clock”，不仅适应了原文的意图而且在翻译时做出了合理的选择，让译本不仅准确表达原文而且也传达出了当时的情感氛围。这一处理并非“文化妥协”，而是对读者“文化认知空白”的适应性填补，确保审美情感的有效传递。
4.3. 交际维度
【例5】：芸曰：“连日梦我父母放舟来接我……？”
【译文】：“I have been dreaming lately,” she said, “of my parents who have been sent a boat welcome me home…”
【例6】：今冥路已近，苟不在言，言无日矣。
【译文】：But now death is approaching and it is high time I spoke my mind.
【例7】：堂上春秋高矣，妾死，君宜早归。
【译文】：You know they are already very old, and when I die, you should return to them as soon as possible.
【分析】以上三个例子出自于同一部分，原文讲述的是：芸病情加重，在去世之前身体极度虚弱，回忆生前的各种，当极度拮据的沈复打算继续为陈芸买药医治时，陈芸讲到最近经常梦见已故的父母驾着小舟要接她一起走，感觉自己已经无药可医了，劝沈复不要浪费钱财。因为之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夫妻俩与父母(即陈芸公婆)的关系急剧恶化，最终他们被赶出了家门，那时的陈芸病情已经加重，被迫与自己的儿女分开。此时身处异乡生命垂危的陈芸，一方面思念自己的儿女，另一方面还嘱咐沈复在她死后，尽快地回到父母身边以尽孝道，因为父母年事已高。例6中陈芸梦见已故的父母驾舟来接她走。其中林译本译为“sent a boat”，根据前面可知陈芸被公婆赶出家门，其实她对家还是比较渴望、眷恋的，在梦见自己的父母接自己的时候，梦境里面是美丽的，梦里的她还是可以感觉到久违的幸福，所以林译本中“welcome”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意境和情感，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例7中，文中表达“冥路已近”也就是喻指死亡，在文中指陈芸将死。因为中国多以佛教为主，其中“冥路”是指通往冥界的道路，也就是人死后要去的地方。但是西方国家主要信仰基督教，人死后一般会上天堂或者是地狱，故此处的“冥路”中西方在理解上是存在差异的。林语堂将“冥路已近”译为“now death is approaching”简单明了地将原文的信息传达出来，适应了原文本的内涵，同时便于西方读者的理解，成功地实现了文本的交际意图。例8中，“堂上春秋高矣”表达父母即自己的公婆年纪高，“春秋”喻指年龄。林译本中将其译为“they are already very old”，一方面成功地适应了原文所表达的意思，同时清晰简洁地适应了外国读者的理解，能够准确顺利地促进东西文化的交流，从而真正地实现交际的意图。
综上所述，林语堂先生注意到了中西方、古代和当代在认知上的一些差异，并能够充分地理解和适应原文，同时基于这种对文本的适应和理解，他能够选择合适的表达去传递出原文的意思，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文本的交际意图，这也是生态翻译理论视角下适应和选择论的充分体现。林语堂的“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生态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兼具“中国文人”与“西方观察者”的双重身份，以及“打破东方刻板印象”的传播目标，直接主导了翻译策略的选择。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林语堂对《浮生六记》的“适应性选择”，是对“出版市场导向、读者认知局限、自身文化诉求”三重“翻译生态环境”要素的综合回应。其策略的核心，是在“文化保真”与“传播有效”的张力中，找到符合1930年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语境的“生态平衡点”。
5. 结语
生态翻译学为剖析《浮生六记》的翻译提供了新视角，优势显著。它突破传统“等值论”局限，强调翻译的动态适配，关注译本与目标语生态环境的契合度，解释了译者如何在语言、文化与交际维度灵活转换，使译文贴合读者认知与文化背景。在处理《浮生六记》中丰富的文化负载词与独特文学表达时，该理论凸显文化维转换的重要性，助力还原中国传统生活美学与情感伦理，搭建跨文化桥梁。同时，其对译者主体性的重视，清晰展现了译者在复杂生态要素制约下的适应性选择过程，还原了翻译的生态本质。然而，生态翻译学在分析《浮生六记》时也存在局限。“三维转换”在实操中面对文学文本审美细微性时捉襟见肘，难以清晰拆分融合一体的语言、文化与交际功能；过度侧重目标生态适配，易弱化原文文学本体价值，模糊文化异质性处理边界，无法为文化负载词翻译提供明确指导。译者应具备敏锐的生态感知力，精准定位目标生态环境，综合考量读者、媒介、文化等要素。担当跨文化使者角色，在传递文化时注重平等对话，既尊重差异又避免文化霸权或虚无，构建文化桥梁，促进不同文化交流共生，推动翻译事业在传承文化与促进理解中稳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