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有学者指出，翻译方向性(directionality)指翻译的方向，“尤其指译者或口译员使用外语进行翻译的实践”(波科尔等，2019) [1]。而“译入”(in-coming translation)与“译出”(out-going translation)的这两个概念，正与翻译方向性的探讨密切相关。
谢天振(2014)认为，“译入”植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内在对其他族群、国家文学与文化的深刻内在需求的翻译行为；而“译出”往往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向外国受众译介自身文学与文化的单向努力，且这些外国受众对你的文化、文学未必存在强烈需求[2]。由于国内目前对“译入”与“译出”尚未有明确界定，所以与之对应的英文术语也没有明确。因此，本文对这两个概念的英文表述，将使用国内该领域相对更有影响力的，谢天振老先生提出的概念。
关于“译入”与“译出”，中国长期以来对前者有着明确的意识与政策行动；不过，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的翻译格局已从‘翻译世界’转向‘翻译中国’”(黄友义，2022) [3]。“译出”活动也是日益的频繁，但也面临“母语倡导者”的批评与诟病。这类观点普遍理论为，“译入”的文学作品传播效果更佳、读者接受度更高，接受效应也更为显著。显然，“应由谁来从事翻译”仍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西方母语原则的流行，当然并非单纯的实践经验总结，这一观点深植于西方翻译研究中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即译文应最大限度地贴合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期待视野，核心为接受者对译语中信息的反应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对源语中的信息反应基本一致，即实现等效的读者反应，而母语译者则被默认更容易把握目标语的语言使用与文化感知(谭载喜，1999) [4]。但问题在于，国际上备受推崇的翻译“母语原则”就一定正确吗？它是否必然符合中国的国情与文化背景？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语境下，翻译方向性始终是翻译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许钧从2010年开始从译入与译出视角关注中国文学走出去存在的问题，并在后续呼吁学界加强中译外实践与理论研究。波科尔等(2019)通过实验，研究翻译方向性对译文质量的影响[1]；詹菊红、蒋跃(2023)通过自建平行语料库，探究译入与译出在语言地道性上的差异[5]；李颖玉(2020)基于陕西文学英译语料库为基础，通过翻译实例对比分析，考察译入译出在传递词汇情感细微差异方面的异同[6]；许明与蒋跃(2020)利用自建可比语料库，分别对《阿Q正传》的两组译入和译出文本的风格作计量学对比[7]；徐佐浩、蒋跃与詹菊红(2021)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分析《离骚》译入与译出文本中的情感元素及屈原形象的塑造[8]；此外，詹菊红和蒋跃(2023)则又通过自建平行语料库来研究鲁迅小说的译入与译出文本的习语性差异研究[9]；任荣和郭薇(2023)也从译入与译出的视角，对鲁迅小说英文译本展开历时对比研究[10]。可见，关于译入与译出的研究不仅历史悠长，甚至在这几年势头依旧不减。
然而，笔者在文献梳理过程中发现，不同学者对译入和译出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术语使用缺乏统一性。这不仅为笔者理解媒介翻译学(Medio-Translatology)中这两个核心概念带来诸多困惑，也可能给未来的学习者造成潜在混淆，进而制约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度。因此，术语使用必须遵循严格的一致性原则，都应尽可能最大程度上保持统一。若不如此，不仅会在研究过程中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还可能导致相关领域研究停滞不前，形成表面繁荣、实则无实质有效成果的局面。在下文内容中，作者将论述目前三种相近却不相同的译入与译出的理解，并阐述中国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持续引领下，应如何协调与这两个概念相关的政策。
2. “译入”与“译出”翻译的三种代表性理解
翻译学界对“译入”和“译出”的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与界定。在此背景下，笔者将援引陈大亮(2023)总结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展开论述[11]。第一种视角围绕文化的维度来展开：将外来文化引入本国的翻译活动称为译入，将本国文化向外部输出的翻译活动则称为译出。第二种视角基于译者翻译的语言是否为母语来进行界定：从外语译为母语的翻译属于译入，反之从母语译向非译语则为译出。第三种视角可进一步分为两个阵营：其一因术语歧义而产生混淆，在使用中不慎将两种概念混为一谈，甚至无意识地相互替换；其二则意识到这一问题，试图通过折中方式调和前两种视角。
2.1. 第一种视角：文化
第一种视角的代表学者为前文提及的学者群体，其中以谢天振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谢天振(2016)认为“我们国家的翻译活动是以‘译入’为主的，以翻译国外的社科经典、文学名著为主的，这是因为我们对国外的，尤其是西方的社科经典、文学名著有内在的需求[12]。”其对译出的定义也如前文所示：“译出”则表现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向异域受众译介自身文学与文化的单向努力，且目标语境受众对于该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往往缺乏强烈的接受需求。而这一视角的代表人物还有如吕世生、王克非、许均等学者。
吕世生(2017)认为[13]，译入是由目标语文化发起、以满足目标语文化自身需求为核心，且直接动因是引入外部思想资源以促进自我文化发展或摆脱发展危机，将他者文化文本译入母语或本土文化的翻译实践。其典型历史形态如中国汉唐时期从域外引入佛教的佛经翻译、明代后期至清末民初及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西方科学文化经典的翻译等。而译出则由原语文化主动发起、以向异域推介自身文化为基础，如当下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我国，同时旨在建构全球多元文化，将母语或本土文本译成外语并输出到目标语文化的翻译实践，其当下形态就是中国的中译外活动，这类译出实践与历史上的译入实践存在本质区别，是人类翻译史上此前未曾有过的独特经验。
王克非(2022)则认为中国以往的译入活动更像是拿来主义，而译出活动不能如此，文中他用双重中介来说明，第一重为语言转换的显性中介，而第二重为文化融入的隐形中介，如“做翻译的第一重中介不难，难的是第二重中介，即融入目标语语言文化之中”[14]。所以王秉持的观点同样也是从文化机制解释译入和译出的差异，他和吕同样认为译入实践是源于本土文化的内在需求，如中国对佛经、西学的渴求还有早期对西方思想引入等，而译出则像“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目标则是为推动中华文化与他国文化互鉴交流，促进全球文化平等交流且平衡多元。
而许均(2025)在上月的一次访谈中也提及推广文学作品不仅是简单将汉语文本转译成外语文本，更本质的是不同文化间的深层交流[15]。此观点与前文提到的两位的看法一致，认为译出活动属于跨文化的深度对谈，同时也与王克非的双重中介的观点符合，即译出不仅是语码的转化，更是如何更好地融入目标语的文化。同时许均(2015)也曾提及译入是指以汉语为目标语[16]，将异域文化文本转化为汉语文本的翻译实践，本质是“本土文化主动引入他者文化”；而译出指以外国语为目标语，将汉语文化文本转化为外语文本的翻译实践，本质是“中国主动向世界推介本土文化”，早期以“中学西传”为零散形态，新世纪后成为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核心环节。
2.2. 第二种视角：语言方向
第二种视角的理论源头似乎源于西方学者对翻译方向性的界定(如波科尔等学者)，国内则以徐佐浩、李颖玉和黄立波等学者为代表。
“翻译中的‘方向性’通常指从外语译为母语或从母语译为外语(即译入译者母语或译出译者母语)的活动。前者被西方学者称为direct translation，后者则称为inverse translation。在国内，这两种翻译既常被称作直接翻译与逆向翻译，也常被通俗地称为译入与译出。为表述简便，本文采用后一组术语，即译入与译出”(徐佐浩、蒋跃、詹菊红，2021) [9]。基于这一概念，徐佐浩等人对译入与译出的理解归属于第二种视角。从其语料库所选译文的信息表可知，他们以译者国籍为依据，对译入与译出进行界定与评判。即便存在直接翻译与逆向翻译等术语，他们仍更倾向于使用译入与译出的表述。他们对译入与译出的定义是基于“翻译方向”，这一划分本质上是根据翻译时翻译者的语言转化方向进行的。其中，“译入”指的是译者将非母语(外语)的文本翻译为自己母语的行为。比如他们提及如霍克斯等的英美译者把我国的《离骚》翻译为他们的母语的翻译行为就属于译入，而“译出”则是译者将自己的母语文本翻译为外语的行为。像他们研究的杨宪益、许渊冲等中国译者，以中文为母语，把中文(母语)的《离骚》翻译成英文(外语)，这类翻译活动就被称为译出。
李颖玉(2020)则同样持有翻译方向的观点[6]，在传统的翻译研究活动中，西方学者多推崇“母语翻译”的方向，“即支持译者以自己的母语为目标语进行‘正向翻译’或’译入’，有学者甚至认为‘不用自己的母语翻译就不值得讨论’”。同时她还提到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术语的使用仍不统一，国内除使用“译入非母语”、“非母语翻译”，还较多使用“译出”。她以陕西文学英译语料库并借助HowNet情感词表，对比译入与译出文本在词语情感色彩传达上的差异，其中她也提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受到挑战多来自于母语翻译原则的学者。
黄立波、王锐则认为“译入”指的是将外语文本转化为译者自身母语的翻译过程，通常由目标语为母语的译者完成，因此也称为“正向翻译”或“无标记翻译”；而“译出”则是指译者将自身母语文本翻译成外语的过程，多由源语为母语的译者承担，因而被称为“逆向翻译”，属于“有标记翻译”[17]。前者翻译的核心优势在于，因译者能以母语的概念结构分析源文本，其语言自然性和文化适应性较强，母语的概念体系会被自动且直接激活，进而帮助译者重新梳理源文本的概念逻辑，常被视为更符合译入语读者认知习惯与接受度的译文。而与译入不同，后者则因涉及对外语的语言和文化把握，往往这类翻译更注重对原文形式和内容的忠实传递，通常较少进行大幅调整，而是尽可能完整传递原作的内容与形式，不过，由于目标语并非译者母语，译出文本往往在贴合外语读者接受度和阅读习惯方面，不如译入文本具备优势，因此这也是后者被归为有标记翻译的原因。
然而，功能对等与母语原则是预设在翻译行为发生于文化沟通相对平等语境的一个前提，且源语文本是应译入语文化内在需求而产生的，这与谢天振教授对译入的定义也相符合，但在我国文化走出去即需译出的环境下，前提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这是由源语文化主动提出的；其次，大多中国典籍与文本对西方读者来说理解困难，具有高度异质性，但其价值恰巧在于这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美学形式。此时如果一味追求归化和平等，可能会导致中国故事被过度西化讲述，也可能使文化异质性消失，从而违背我国译出传播中华文化的根本目的。所以当翻译目的从流畅传递语言到准确传播文化内涵，这些理论的适用边界需要重新审视。
2.3. 第三种视角
第三种观点亦可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因术语的模糊性而感到困惑，不经意间将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还不知不觉中将二者相互替换使用；另一个阵营则认识到这些问题，并试图通过折中方式调和这两种观点。
许多、许钧(2019)在其论文中将译出界定为“由中国政府、相关机构或译者发起并主动开展的汉外翻译行为”[18]。显然，许钧的观点与第一种视角相符，但其表述也暴露出术语界定缺乏清晰性与精准度的问题——这使得学者在讨论前需先设定宽泛前提，再结合具体翻译行为的语境缩小界定范围。这一现象凸显出，当前亟需对“译入与译出”“正向翻译与逆向翻译”这两组术语进行明确区分与界定。例如，当某一译文为中外译者合作完成时，在研究中应将其归为译入还是译出？
3. 启示与结论
在开展文化翻译实践时，我们长期片面套用建立在过往“译入”经验所形成的翻译理念，既忽视了“译入”与“译出”的结构性差异，也未能真正准确把握翻译研究及译介学的核心原则。急于求成、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最终往往事与愿违，导致文化翻译的实际成果并不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长期以来对某些翻译概念的片面理解主导了整个翻译领域的发展方向。因此在中国文化“译出”的特定框架下，我们或许需要对基于“译入”经验的西方翻译理论进行批判性吸纳与语境化调整。
译介学是由谢天振教授首倡的原创性翻译理论。他对这一概念的最新表述是：“译介学不仅研究翻译本身，还包括文学与文化在跨语言、跨文化及跨国界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的探讨”(谢天振，2020：p. 29) [19]。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译入”与“译出”的区别已成为该理论体系创新的生长点。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全球化传播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问题，还牵涉文化传播、跨文化交流以及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然而，首要任务是对相关术语进行清晰界定与分类。
在西方学术界，翻译通常被视作一种单向过程，即只能存在“由外语译入母语”的情况。这种长期固化的单一翻译定义，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翻译活动的双向属性。国内部分学者也认同类似立场，主张中文作品的外译工作最好完全交由西方译者完成。他们的理由是，西方译者作为母语使用者，其译文行文自然更流畅，也更容易被目标语读者接受。这些学者还常以一些“失败”的翻译案例进行以偏概全的推断，将大量难以卒读的“中式英语”文本归咎于非母语译者的翻译行为，认定这种做法违背了翻译基本原则。
不可否认，西方译者的翻译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不应被忽视，但同样不可否定的是，在翻译与推介过程中，他们由于对相关领域的古代汉语、典籍及文化相关知识的不足，主观上难免会遇到某些意识形态偏差的问题，客观上也可能出现偏离原作的情况。那么，如何平衡“译入”与“译出”，以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笔者就此提出三点个人看法。
首先，我们需以译入与译出的动态平衡为轴心，构建可视化中国故事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从近期引发海外情感共鸣的《南京照相馆》，到2024年掀起全球文化热潮的《黑神话：悟空》，再到凭借东方美学出圈的优秀出海电影作品“哪吒”系列动画，这些案例不仅是中国影视、游戏行业的产业突破，更是相关团队以可视化载体“译出”真实历史故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成果，它们以影像、交互体验等国际通用的视觉语言，让文化符号跨越语言壁垒，成为全球受众无需词典也可感知的中国叙事。一方面，以可视化或多模态内容为载体作“译出”，持续将文化内核转化为影视、游戏、数字藏品等具象化载体；另一方面，更要通过系统性“译入”海外市场的传播数据、受众反馈及文化偏好，反向校准后续可视化内容的创作方向，让“译入”的精准洞察成为优化“译出”实践的参考，最终实现“译出输出–译入校准–内容迭代”的传播闭环体系。
其次，要通过优化译入译出架构提升中华优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离不开国内高校及权威翻译机构推动中外译者合作。辛红娟(2017)指出[20]，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不应将讲述中国故事的主体地位和责任完全托付给那些本不应成为话语主体的“他者”。因此，我们需坚持中国译者主导翻译的原则，同时加强与外国权威译者的合作，但并非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简单的双向合作，而是要充分依托社交媒体、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构建多边互译机制。要实现深度互动以深化情感共鸣，除依托国内外译者的互补与互评外，还需借助新技术与传播力量引入第三方主体(例如新崛起的趣缘性群体)，通过建立动态评审机制形成质量闭环，这一点至关重要。把控译本质量、避免因西化倾向导致的误译与曲解，已是基础要求；更重要的是突破传统双向协作模式，构建翻译、依托海内外媒体平台试点传播、收集反馈、修订优化、正式出版的环状沟通传播渠道。此外，中国翻译协会可建立译文质量追溯平台，同时借鉴粉丝社群的运营模式，尝试组建民间审核辅助团队：对市场流通的翻译作品标注文化准确性评级(如“推荐级”“待优化级”等)，并监测译文存在的误区，从源头规避劣质译文损害中华文化形象的风险。总而言之，需突破传统单一的互动模式，通过多方合力构建更高效的文化翻译与传播叙事体系。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面对新的国际格局，中国翻译活动的方向亟需作出调整，应主动推进译出工作，而不是被动等待海外译者根据其自身需求与兴趣挑选和翻译中华典籍。在向世界推介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具备主动性与前瞻性。例如，近期中国推出的外国人72/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正是政府主动创造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举措。其积极影响有目共睹：不仅带动了中国旅游业发展，更让外国游客能以自身视角纠正多年来被外国媒体扭曲的中国形象。同样，翻译活动亦是如此，我们也应积极推进译出，促进中外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互利共赢。有观点认为译出只是国内翻译学者自娱自乐的活动，这种说法虽有一定警醒价值，但从根本上否定中国译出方面的努力是不可取的。何绍斌(2018)曾指出[21]，读者对外国文学文化的接受，通常并非通过直接阅读外文原文，而是通过文学史、文学评论、文学教材及文学影视改编等各种“重写”形式。因此，我们也可借助过境免签政策，结合不同地区外国游客的流入特点，通过潮流文创或短剧等多元载体形式传播中国文化。长此以往，必将吸引更多人主动接触中国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