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认为生命有价值、生活有目标、有方向及伴随的主观体验(蒋海飞等，2015；刘思斯，甘怡群，2010)，生命意义感对个体生存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人们的健康和幸福发挥重要作用(倪旭东，唐文佳，2018)，根据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八阶段论，此时的青少年面临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冲突，个体开始整合过去经验、当前经验与社会期待，形成稳定的自我认知。同一性明确的个体能够结合短期行为与长期目标，从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寻找生命意义，当青少年无法确定自我存在的价值，可能会尝试极端方式寻求意义。为此，对初中生加强“生命意义”的教育至关重要。
家庭亲密度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的亲密度(费立鹏等，1991)，Olson提出的家庭环状理论模型中指出，家庭亲密度与家庭功能之间呈曲线关系，过高或过低的家庭亲密度均不利于良好家庭功能的发挥(Olson et al., 1983)。高亲密度家庭通过父母价值内化、提供依恋安全感等帮助个体构建早期生命意义框架，健康亲密度提供生命意义探索的安全底线，而非标准答案。生命意义感维持和流动模型指出，对意义感的获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关系结构(赵娜等，2017)，家庭亲密度越高，获得安全型依恋越多，个体具有越多意义获取机会，大大提升个体的生命意义感，研究证明，家庭亲密度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李露等，2020)。
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感恩是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一般是指个体用感激认知、情感、行为了解、回应他人的恩惠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的心理倾向(Mccullough et al., 2002)，国内学者认为，个体的感恩水平越高，其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寻求水平就越高(喻承甫等，2010)，Fredrickson的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认为，感恩作为一种积极情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个体的思维模式，建立个体的心理和社会资源(Fredrickson, 2001)。由此可见，感恩可对生命意义感具有积极影响，具有高感恩水平的个体所感受到的生命更鲜活，其感知力更敏锐、细腻。
从目前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关于初中生家庭亲密度与个体生命意义体验的研究较少，关于生命意义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如青少年非自杀性行为(NSSI)的干预(张宝敏，2023)，此类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作为家庭功能的核心维度，通过提供情感支持、增强个体归属感，进而促进生命意义感的形成。而感恩作为一种积极心理特质，一方面，高家庭亲密度能够使个体更易关注和珍视家庭提供的支持与支持，另一方面，感恩能进一步强化个体对生命意义感的探索与体验，促进社会联结，从而提升生命意义感。例如在高中生群体中，家庭功能通过提升自我概念间接增强了生命意义感(盛子珍，2024)。因此本研究以初中生为代表，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增强学生对生命意义的体验，尊重、珍惜生命，以期为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2024年9月，本研究以宝鸡市某中学初一、初二、初三学生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430名学生，回收问卷424份，回收率为98.6%，剔除信息不全、题目未填完整的无效问卷4份，有效问卷420份，有效率为99.1%。其中，男生204人，女生216人；初一学生152人，初二学生129人，初三学生139人；生源地农村的68人，乡镇的70人，城市的282人；独生子女171人，非独生子女249人；留守的9人，非留守411人；家庭结构完整的386人，单亲家庭29人，重组家庭5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 II-Chinese Version, FACES II-CV)
本研究采用费立鹏(费立鹏等，1991)修订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 II-CV)，选用的是家庭亲密度、适应性量表的子维度亲密度量表，用于测量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程度，共30个项目，采用5级计分法。总分越高表示家庭亲密度越高，总分越低则家庭亲密度越低。
2.2.2. 生命意义感量表(China-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C-MLQ)
本研究选用的是王鑫强(王鑫强，2013)修订的生命意义感中文修订量表(C-MLQ)，生命意义感量表最初由美国学者Steger等人编制，包含两个维度即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义体验。共有10个题项，采用李克特7级计分，总分越高代表生命意义水平越高。王鑫强在中学生群体中施策，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2.3. 青少年感恩量表(AGS)
青少年感恩量表(adolescent gratitude scale，简称AGS)是何安明(何安明等，2012)等人于2012年编制的用于测量青少年的特质感恩，AGS为自评量表，共23题，包含“对社会恩惠的感知和体验”“对自然恩惠的表达和回报”“对自然恩惠的感知和体验”“对他人恩惠的表达和回报”“对社会恩惠的表达和回报”和“对他人恩惠的感知和体验”共6个维度，采用五级计分法。
2.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采用描述统计、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社会人口学变量。家庭亲密度；感恩和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性采用回归分析，使用Precess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又采用了Bootstrap方法检验了感恩在家庭亲密度影响生命意义感中的中介作用。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共有11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其中最大的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6.6%，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可以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
3.2. 初中生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和感恩情况
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级、学生干部经历的初中生在生命意义感方面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性别、年级的初中生家庭亲密度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年级、学生干部经历、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情况的学生在感恩方面的得分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Table 1. Scores of family cohesion,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gratitude among 420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 middle school (2024)
表1. 2024年某中学420名初中生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感恩得分情况
项目 |
统计值 |
生命意义感 (x ± s) |
家庭亲密度 (x ± s) |
感恩 (x ± s) |
性别 |
|
|
|
|
男 |
204 |
49.09 ± 12.03 |
65.65 ± 12.02 |
88.80 ± 14.18 |
女 |
216 |
45.93 ± 11.66 |
63.12 ± 14.18 |
88.31 ± 14.36 |
t值 |
|
2.735* |
1.977* |
0.358 |
P |
|
<0.05 |
<0.05 |
>0.05 |
年级 |
|
|
|
|
初一 |
152 |
49.66 ± 10.76 |
66.99 ± 12.94 |
90.88 ± 13.27 |
初二 |
129 |
48.38 ± 10.75 |
65.79 ± 12.10 |
90.77 ± 11.67 |
初三 |
139 |
44.22 ± 13.484 |
60.12 ± 13.58 |
83.94 ± 16.33 |
F值 |
|
8.359** |
11.460** |
11.410** |
P |
|
<0.01 |
<0.01 |
<0.01 |
担任学生干部 |
|
|
|
|
是 |
237 |
49.11 ± 11.45 |
65.43 ± 12.94 |
89.76 ± 14.57 |
否 |
182 |
45.28 ± 12.25 |
62.89 ± 13.51 |
86.87 ± 13.69 |
t值 |
|
3.292* |
1.964 |
2.060* |
P |
|
<0.05 |
>0.05 |
<0.05 |
父亲受教育程度 |
|
|
|
|
小学 |
9 |
50.78 ± 11.19 |
60.33 ± 10.93 |
94.11 ± 6.62 |
初中 |
97 |
47.98 ± 12.82 |
63.51 ± 15.20 |
89.48 ± 14.18 |
中专 |
29 |
45.31 ± 14.93 |
64.69 ± 12.32 |
83.90 ± 17.38 |
高中 |
91 |
46.04 ± 11.90 |
62.95 ± 12.33 |
84.24 ± 13.54 |
大专 |
77 |
46.91 ± 10.43 |
64.53 ± 12.97 |
90.05 ± 13.86 |
本科生 |
97 |
48.79 ± 11.21 |
66.79 ± 12.49 |
92.28 ± 13.14 |
研究生及以上 |
19 |
48.26 ± 12.44 |
62.37 ± 12.79 |
83.05 ± 15.83 |
F值 |
|
0.758 |
1.007 |
4.085* |
P |
|
>0.05 |
>0.05 |
<0.05 |
母亲受教育程度 |
|
|
|
|
小学 |
10 |
47.70 ± 8.91 |
62.00 ± 12.13 |
91.00 ± 7.86 |
初中 |
90 |
48.10 ± 12.47 |
63.40 ± 14.58 |
90.28 ± 13.37 |
中专 |
47 |
46.62 ± 8.74 |
60.74 ± 12.82 |
84.17 ± 12.17 |
高中 |
78 |
46.05 ± 11.64 |
65.42 ± 12.59 |
85.32 ± 17.18 |
大专 |
73 |
46.10 ± 13.49 |
65.45 ± 12.77 |
88.25 ± 14.26 |
本科生 |
99 |
48.07 ± 11.90 |
65.23 ± 12.92 |
91.46 ± 12.99 |
研究生及以上 |
23 |
53.17 ± 11.71 |
65.43 ± 13.691 |
89.00 ± 15.31 |
F值 |
|
1.352 |
0.981 |
2.422* |
p |
|
>0.05 |
>0.05 |
<0.05 |
注：*P < 0.05，**P < 0.01。
3.3. 初中生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和感恩的相关分析
皮尔逊(PE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呈正相关(P < 0.01)，与感恩之间呈现正相关(P < 0.01)，感恩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呈现正相关(P < 0.01)。见表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mily cohesion,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gratitude among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2. 某中学初中生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感恩相关分析
项目 |
得分(x ± s) |
r值 |
生命意义感 |
家庭亲密度 |
感恩 |
生命意义感 |
47.47 ± 11.93 |
1 |
|
|
家庭亲密度 |
64.35 ± 13.22 |
0.438** |
1 |
|
感恩 |
88.55 ± 14.26 |
0.459** |
0.499** |
1 |
注：**P < 0.01。
3.4. 初中生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与感恩的回归分析
依据温忠麟等(温忠麟，叶宝娟，2014)的中介效应分析流程及PROCESS软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依次检验结果表明，家庭亲密度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 = 0.395, t = 9.948, P < 0.01)，正向预测感恩(β = 0.538, t = 11.767, P < 0.01)。家庭亲密度正向预测感恩，感恩在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 = 0.251, t = 5.748, P < 0.01)，结果见表3。感恩在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间的中介模型图见图1。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s
表3. 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
整体拟合指标 |
回归系数显著性 |
预测变量 |
因变量 |
R2值 |
F值 |
B |
t值 |
家庭亲密度 |
生命意义感 |
0.191 |
198.958** |
0.395 |
9.948 |
家庭亲密度 |
感恩 |
0.249 |
138.460** |
0.538 |
11.767 |
家庭亲密度 |
生命意义感 |
0.268 |
76.511** |
0.251 |
5.748 |
感恩 |
|
|
|
0.268 |
6.626 |
注：**P < 0.01。
注：**P < 0.01。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ratitude between family cohesion and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图1. 感恩在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间的中介效应
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了感恩在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直接检验的结果为总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3948，95%CI为0.3168~0.4728，不包含0。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2507，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3.5%，95%CI为0.1659~0.3364，不包含0，间接效应显著，效应住为0.1441，占总效应的36.5%，95%CI为0.0903~0.2022，不包含0，结果表明，感恩在家庭亲密度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结果见表4。
Table 4. Decomposition of the total, direct, and mediating effects
表4.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
项目 |
效应值 |
Bootstrap |
相对效应(%) |
SE |
95%CI |
总效应 |
0.3948 |
0.0397 |
0.3168~0.4728 |
100.00 |
直接效应 |
0.2507 |
0.0436 |
0.1659~0.3364 |
63.50 |
间接效应 |
0.1441 |
0.0291 |
0.0903~0.2022 |
36.50 |
注：**P < 0.01。
4. 讨论
4.1. 初中生家庭亲密度、感恩和生命意义感的现状及描述统计
本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度”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初三年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得分低于初一、初二的学生，这与沈雪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沈雪梅，2022)。初一学生刚步入青春期初期，心理上对家庭的依赖性较强，父母更频繁的参与其学习和生活管理，家庭互动形式多样，整体氛围较为轻松、融洽；初二至初三阶段，随着自我意识觉醒和独立需求增强，学生开始抗拒父母的过度，同时，升学压力加剧，家庭互动逐渐以学业为中心，情感交流较少，部分家长采取军事化管教方式，进一步激化亲子矛盾，导致亲密度下降。并且“家庭亲密度”在性别差异因素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女生的家庭亲密度得分显著低于男生。女生青春期启动较早，情绪敏感度较高，更容易察觉到亲子之间的冲突，并同时，部分父母出于对青春期女生人身安全的担忧，采取更强的控制策略，使其感到拘束感；由于传统观念影响，“男生传宗接代”的刻板观念在无形中提升男生对家庭的归属感，相较于女生人身安全问题，家庭对男生的管理更为宽松，因此男生的家庭亲密度得分高于女生。
“生命意义感”在“是否担任学生干部”这一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根据意义寻求模型，个体在承担社会角色时，会通过角色内化形成更强的自我认同，进而提升生命意义感(王文超等，2018)，学生干部通过参与班级管理，组织活动等方式获得成就体验和他人认可，从而肯定自我价值，并且学生干部有更广泛人际互动的机会，与同学、老师联结紧密，社会支持网络充足。生命意义感强的个体会更关注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实现，在实际生活中有更多亲社会行为(李露等，2020)。因而学生干部的生命意义感得分高于非学生干部。
“感恩”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低学历与高学历子女感恩程度高于中等学历和研究生、博士学历子女。低学历家庭子女通常在生存压力下更易感知到他人的帮助，这类家庭大部分保留“知恩图报”的传统观念，因此强化感恩意识；中等学历家庭更关注“实用技能培养”而忽略子女情感教育，学生可能因父母高期待而产生焦虑，削弱感恩观念；高学历家庭氛围融洽，对子女多实行引导式教育，子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和内化感恩认知，增强感恩体验；研究生学历及以上家庭对子女的要求更高，更严苛，过度理想化压抑了子女的情感表达。
4.2. 家庭亲密度、感恩和生命意义感在一般因素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中，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和感恩各变量之间相关显著，首先，家庭亲密度能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李露等，2020)。即家庭亲密度水平越高，生命意义感越强。高亲密度家庭环境为青少年提供了情感支持、归属感和安全感，使其更倾向于探索和构建生命意义(范玉梅，龙在波，2022)，意义与社会联结的关系是双向的，意义在个性社会化过程中得以建构，并且促进个体进一步社会化(刘亚楠等，2020)。家庭亲密度水平越高的学生，其家庭功能是完整的，家庭成员之间情感深厚，彼此关心、信任和包容，这种家庭背景下的学生情绪稳定，具有坚定的精神内核和社交能力，他们在家庭中耳濡目染接受到正向价值观教育，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念，能够理解自己生活的意义，认为生命是不断进步与实现自我的过程。
家庭亲密度显著影响学生的感恩倾向，这与刘海东的研究结果一致(刘海东等，2023)，与Fredrickson的“拓展–建构理论”相契合，积极的情感环境能促进个体发展持久的积极心理特质(Fredrickson, 2001)，如感恩。在一个高情感支持家庭中，父母以身作则，积极表达感恩，例如对他人帮助的认可，子女自幼耳濡目染，通过观察、模仿习得感恩的认知与行为，从而使得青少年时期更容易以积极视角接受、解读外界帮助，视他人善举值得感激而非理所当然。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首个场所，家庭直接影响个体的认知、行为和身心健康(刘海东等，2023)，初中阶段作为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家庭中提供的感恩示范能帮助青少年建立正向的人际认知模式，同时也需要家庭、学校和社区协同努力，通过学校和社区的延伸教育，使感恩真正内化为青少年的健康心理品质，最终促进生命意义感的持续发展。
4.3. 感恩在初中生家庭亲密度和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验证了感恩在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表明家庭环境既可以直接促进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也可以通过培养感恩品质间接发挥作用(和青森等，2022)，该结果为提升青少年生命意义感有积极意义，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实践提供科学依据。从家庭角度来看，父母可以建立完善的家庭互动机制，对子女感恩言行进行表扬，形成感恩的积极反馈强化，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初中生在青春期心理上追求独立自主，往往会抗拒父母强加的观念灌输，此时家庭感恩教育需结合尊重子女独立性的方式进行，创造一个和谐轻松的家庭氛围，提高子女在家庭中感受到的亲密感，从细微处入手，子女能在一个舒心的家庭环境下潜移默化学会感恩，感悟生命意义。从学校角度来看，学校心理教师可以开展定期心理健康教育，一方面引导学生感知家庭亲密感和感恩体验，一方面带领学生领悟和提升生命意义感，OH卡牌作为一种投射性心理工具(温丽娟等，2022)，可以在理论机制探索、干预方案及效果评估三个层面发挥独特作用，通过图卡可将学生对家庭温暖、感恩体验和生命意义的感知和关系的理解转化为具象化表达、可操作的视觉模型，也可在校园开放周邀请父母共同参与，从潜意识方面启发学生对生命意义的感知与认识。从家校协同层面来看，可以开发关于感恩的数字化平台，提供经验分享、活动方案和专家指导，便于加强父母与教师的交流，确保教育的一致性，综合家庭观察、学校评价与学生自评，多方面、多维度和多元化评价体系能提高结果准确性，便于家长和教师从根源解决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
5. 结论
本文研究了家庭亲密度对初中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以及感恩在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家庭亲密度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生命意义感，加入中介变量“感恩”后，家庭亲密度能正向影响感恩，同时，感恩能正向影响初中生的生命意义感，但家庭亲密度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能力有所下降，因此，感恩在家庭亲密度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