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公孙龙作为中国历史上专注于语言哲学研究的学者，其著作《公孙龙子》在语言逻辑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尽管从传统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先秦时期的中国在这一领域或许并不突出，但若从符号学和现代语言学的视角进行观察，先秦中国无疑展现出深厚的语义学思想传统。在先秦时期，诸如孔子、墨子、荀子、公孙龙等诸子百家在其对名实问题的探讨中，大多都涉及了语义学的研究。尤其是公孙龙，他在名实关系上对事物与其指称进行了系统的逻辑论证，其对语义学思想的探讨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是先秦语义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Abstract: As a scholar who specialized in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Chinese history, Gongsun Long’s work “The Gongsun Longzi” ha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 log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formal logic, pre-Qin China may not be prominent in this field, but if observed from the semiotic and modern linguistic perspective, pre-Qin China will undoubtedly show a profound tradition of semantic thinking.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hundreds of scholars such as Confucius, Mozi, Xunzi, and Gongsun Long were mostly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semantics in their discussion of the question of name truth. In particular, Gongsun Long made systematic logical arguments about things and his allegations in relation to name and fact, and his discussion of semantic thinking reached a considerable height, marking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mantic thought in pre-Qin.
1. 引言
语义学(Semantics)，也就是狭义的逻辑语义学，是一门研究语言表达式和它们的意义之间关系的专门科学。它同语形学(Syntax)、语用学(Pragmatics)一起共同构成的符号学(Semiotics，也称指号学或记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现象一般原理的学科”，它把符号的结构、系统和符号串以及表征和意指方式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1]。作为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涵盖从词法到篇章的各级语言单位，旨在揭示语言符号如何通过特定语境传递信息。相比之下，符号与被指称的对象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被指称的对象只是在人脑中把符号与抽象性的思维对象形成一种指称关系，这种关系只会是一种间接关联性。本文旨在追溯先秦时期名与实关系的演变，重点分析孔子以及公孙龙在指称理论和语义学进步中的重要影响。
2. 孔子：伦理本位与社会秩序的指称论语义学
在先秦时期，周朝以礼治国，坚持“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2]的原则，视“礼”为“天地之序”。通过规范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力图达到“天下有序”的理想状态。然而，随着西周晚期周王室权威的衰减，各诸侯国开始忽视周朝礼乐制度所确立的等级秩序。社会动荡导致了社会制度上的重大转变，即“名实相怨”。正如管子所言：“夫名实之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惠者知其不可两守，乃取一焉。”[3]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名实关系的深刻认识。围绕“名实相怨”产生的讨论，不仅涉及哲学，还涉及逻辑学和语义学等多个领域。
在探讨中国古代思想史时，我们发现“名”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孔子。孔子不仅首次提出了“名”这一术语，还对“名”这一概念进行抽象意义上的解释。他主要关注点是在“正名”这一点上的论讨，因此推动了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学和语义学的产生与深远意义上的发展。原本名词符号的产生是应用于祭祀和语言交流的作用。从“名”字的起源来看，“名”字早先在甲骨文中的记载与青铜器铭文中的记载是一样的，是用来铭记先人的丰功伟绩以此来祭奠他们，所以其含义与秦篆中的“名”表达出的概念意义是具有相同性的，并且沿用至今。“名”字从字形上看是由“夕”和“口”上下两部分组成，在甲骨文中“夕”是代表黑夜，“口”则代表人的口部形态。二者结合，表示在黑暗中无法看清的事物，需要通过言语来命名和解释。《说文解字》中解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4]清代学者段玉裁也注解道：“故从夕口会意。”这些解释都揭示了“名”字具有指称事物和交流沟通的功能，以及表现出丰富的语义学含义。
孔子最早也对名实问题进行讨论，其对逻辑学和语义学的萌芽起到了显著意义和巨大贡献。他对“名正”与“名不正”在社会结构关系上进行解释。所谓“名正”，在现代语词的理解中，意味着名词性的概念与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具体事物保持着准确的一致性。而“名不正”则指的正与“名正”所表示的截然相反，即现实事物与所表达的语词或符号之间模糊对应，所以两者之间彼此相悖。《论语》中有一章节记述了齐景公和孔子谈论国家政事，孔子给予的回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5], p. 214)齐景公听后赞同这一论述：“言之有理！如果君主没有君主身份地位，臣子没有臣子的责任担当，父亲没有父亲的家庭地位，儿子没有儿子的责任义务，即使我本身粮食富足，也不能安心地享用？”孔子所要表达的是，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有与自身相符合的社会名分，即君主应有君主的样子，臣子应有臣子的样子，父亲应有父亲的样子，儿子应有儿子的样子。这就是“名正”。反之，“名不正”意味着角色与名分不符，正如孔子所言：“觚不觚，觚哉！觚哉！”意指现在的觚失去了原有的棱角，不再符合其名分。
孔子对“名不正”进一步做出阐述，指出“名不正”对语言表达、日常生活乃至国家治理等严重后果。他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5], p. 225)这说明，语词不确定会导致交流不顺利，进行影响其他一切事情的工作进程。如果事情完不成，礼乐制度就会出现崩坏，礼乐制度的崩毁，就会导致刑罚惩处不能正确的实施，刑罚失去公平，人民就会怀疑政府的公信力，会对政府失去信心，导致民心动荡。所以，语词的确定性是必要的，语词的使用必须是合理的，语词所规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规范要到现实世界的实践中去体现。因此，孔子强调语词的表达必须与具体事物相对应，必须与人们日常行为相对应，确保“名、言、事”保持一致。
孔子倡导调整变化的“实”以适应既定的“名”，而齐思则提出改变“名”以匹配“实”的变化。两者尽管采取不同的方法，但都致力于达到名实一致的目标，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孔子和普通语义学派都从各自的角度强调了“名”的重要性，这体现了他们的共识。孔子的语义学理论中并未明确区分“名”与“实”的范畴，也未对名实关系进行抽象的理论总结。这一理论的完善是在后来才实现的，这反映了孔子名实理论的不足之处。
3. 公孙龙：抽象思辨与语义分析的指称论语义学
公孙龙系统性地整理和总结了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的名实理论，并著有《名实论》和《指物论》两篇文章，是他指称论语义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将深入分析公孙龙的语义学思想。
在他的《名实论》一篇中，公孙龙曰：“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6], p. 85)文中所说的“物”，指的是天地之间存在的一切事物，即被我们感觉器官可以感知到的存在事物。对于《公孙龙子》中“物”所表述的含义，很多学者认为是“事物”，意思指“所存在的事物”。但是这样理解是模糊的、不够精确的，会引起各种不同的错误理解，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其含义。在《公孙龙子》这本书中，“物”指称是被我们感觉感知的存在事物。而“实”是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特征，表示一种存在的实在性，决定事物的本质。至于“位”，它表明事物的存在有其范围和时空限制，即准确表达事物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相互的确定性，内涵一旦确定，外延的范围也会随之确定，反之亦然。公孙龙的名实观充分证实这一观点，他认为名词性的概念一定要与“实”保持确定，即所谓的“正”，一旦脱离这种确定关系，就是他所说的“非位”。于是，在公孙龙看来，“正名”的主要任务是“正其所实”，确保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里具体事物的一致性。公孙龙在《名实论》中也对名实关系进一步做出论述：“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6], p. 88)公孙龙认为，名只是对实的指称，因此，名和实的关系必须保持一致。而且，实具有第一性，当现实事物发生变化时，对事物的指称也必须发生变化，原指称便是对事物的误解，所以需要做出改变，即公孙龙所说的“审其名实，慎重所谓”。
公孙龙的《指物论》是他语义学思想的重心所在。其在《指物论》中开篇写道：“物莫非指，而指非指”。([6], p. 79)“物莫非指”意指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是被符号或语言来指称的。这句话是指物论的核心，也是其观点阐发的根源。公孙龙的这句话表现名实关系的理解无疑是深刻且准确的。
本文认为，《指物论》中“指”字的含义应当是一种指谓。“指”的表达有两种：指和非指。指应该是对事物进行指称的符号或语言，即“名”；而非指应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并被我们感觉所感知的一切事物，即“物”。上句“物莫非指”可解释为：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被指称的。但是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人意识之外的客观的存在。因此，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通过抽象的思维方式把现实世界的存在映射到人脑中，并上升为思维的存在。在抽象为思维存在后，人们会通过概念来规定事物，并划清事物之间的界限以及概念的外延。所以，物质世界其实是一个概念的世界，而“指”在这个世界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指物”的本质，在于人们运用思维对客观事物的属性进行抽象与概括。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对事物的认知并总结为概念，而后人们创造出具体的语词符号，然后把语词符号与具体的事物紧密相连在一起。
公孙龙认为，符号本身被创造出来是独立存在且无意义的，即“指非非指也”；但当人们将符号用来规范具体事物，就会涉及到符号能否正确规范实在对象，并回答两者之间能否相互对应的问题。符号自身是没有意义的，但它与概念相结合时，便具备概念规定性。因此符合是借用概念来发生作用，对具体事物进行指称。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这一命题，深刻揭示了符号与现实对象之间关系的语义学内涵。人生活在世界中，必然会和外部世界产生认识，于是为万物给予其名称便必然是会出现、躲避不了的结果。当然对事物命名，首先要先对事物分类并且概括其基本特征。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们会对复杂事物进行划分和归类，以此来形成对事物的共性总结，然后产生概念；为方便交流过程的需要，人们会对每个概念赋予名称，这便是命名过程。每个被赋予“名称”的概念在历史传承中，形成普遍的共识，因此承载着人们的共通认识，所以能正确地容易地指称事物并被普遍认可。
4. 指称论语义学的发展与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先秦时代，诸多思想流派的学者们围绕名实关系与语义学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初步构建了相关理论体系。作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孔子对社会伦理结构进行了精辟分析，并深入研究了伦理价值与名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依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准则，强调了名分与社会地位的一致性，以及它们对社会秩序的关键作用。尽管孔子在伦理层面上关注符号与对象的契合性，但他并未对“实”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而是通过规范人们在饮食、祭祀、出行等社会活动中的行为，阐述了他对语义学的见解与思考。孔子的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名家学派的杰出代表公孙龙，在语义学领域取得了更深入的进展。他不仅归纳了先秦时期诸子在语义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论。特别是他提出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观点，在语义学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符号与世界的关系是公孙龙研究探讨的重要问题。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他不同于孔子在伦理解构探讨名实。他更关注语言和具体事物的关系问题。公孙龙倾向于讨论语言在认识世界过程中与事物本体和对事物的具体认识，丰富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发展。他构建了语言、概念和事物三者之间的关系解构，为名实关系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为推动语言哲学和逻辑学产生和发展提供新生动力。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语言、概念与现实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公孙龙认为，世间万物虽可通过语言指称，但语言本身并不完全等同于其所指称的事物。他的这些见解，为后世语义学和逻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彰显了先秦时期中国哲学的深邃与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