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红色影视剧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取得显著提升。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影视界红色贺礼，电视剧《觉醒年代》一经播出便好评如潮，斩获了国内电视剧三大奖项。台词作为影视作品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艺术品质，而该剧的成功正与其精湛的台词创作密不可分。该剧创作时间较近，语料新颖鲜活；其人物语言设计极具表现力与感染力，质朴真挚却撼动人心。因此，该剧出色的台词无疑是进行语言变异分析的理想语料。
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意蕴丰富。我国语言变异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语言变异研究涵盖多个层面，主要包括：聚焦特定角度的变异分析[1]；探讨该研究领域对其他学科的贡献价值[2]；针对特定区域的语言变异调查[3]及不同地域间的变异对比[4]；对语言变异现象的整体概貌描述[5]；探究变异动因[6]及其在具体语用环境中的表现[7]；以及对特定时期研究成果的综述梳理，并据此提出未来研究建议与思考[8]。具体语用环境中的语言变异研究多聚焦于网络语言、文学语言及广告语言等领域，而针对影视作品语言的探讨则相对匮乏。影视作品的台词紧跟时代变化步伐，能够体现时代风貌，展现当代语言发展的前沿，是文化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因而，影视作品的人物台词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
文章以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台词为语料进行语言变异研究，从语音变异、词汇变异和语法变异三个角度分析《觉醒年代》的台词，并探讨变异后的语用效果。
2. 《觉醒年代》中的语音变异及其语用效果
“普通语言学之父德·索绪尔(F·de Saussure)把语言看成一个由‘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成的符号按一定关系构成的系统。”[9]语音变异就利用了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有机联系，或是使“能指”偏离“所指”，或是赋予“能指”临时的“所指”内涵，使得“能指”在实质上发生变异。
由此，笔者依据语料，将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语音变异分为谐音变异、摹声变异、韵律变异和叠音变异。
(一) 谐音变异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同音异义、一音多义、一音一义、异音同义等构成了音义结合的复杂性和灵活性。”[10]谐音变异便是利用这些特点，让语言的“表”和“里”的意思不一致的变异形式。例如：
陈独秀：……我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李易连。
易白沙：李易连？什么意思？
陈独秀：“礼义廉”，无耻啊……
“李易连”谐音“礼义廉”，“礼义廉耻”是汉语成语，出自《管子·牧民》，指的是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陈独秀故意隐去“耻”字，以“礼义廉”暗指对方“无耻”。这段对白既体现了陈独秀的讽刺智慧，也深刻表达了他对梁士诒之流的憎恶。
(二) 摹声变异
摹声变异是指利用汉语的音去模仿各种声音存在的形态，从而表达一定的语义内容的变异形式。摹声变异能有效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例如：
陈独秀：……只因为我们拥护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
“德莫克拉西”与“赛因斯”并非汉语固有词汇，而是通过发音相近的汉字对英语“democracy”和“science”的直接音译(即汉字记音)。其语义实指“民主”与“科学”。这种音译变异既凸显了陈独秀对“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尊崇与倡导，也为语言表达增添了一份鲜活的趣味。
(三) 韵律变异
汉语的语音“音节界限分明，乐音较多，噪音少，加上声调的高低变化和语调的抑扬顿挫，因而具有音乐性强的特点”[11]，这一特质在韵律层面得到了集中呈现。韵律变异是指通过对言语表达的语音形式做出调整来达到韵律的和谐的变异形式。例如：
李大钊：……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了你。
在李大钊赠予陈独秀的诗句中，押韵均采用韵母“i”或“u”。“都不能屈服了你”的原意应为“都不能让你屈服”或“都不能使你屈服”。此处为押韵需要，特意调整语序，将“你”置于句尾成为韵脚。这一语序变异不仅增强了诗句的韵律和谐感，更凸显了李大钊对陈独秀的由衷敬佩。
(四) 叠音变异
“叠音，古时叫做‘重言’或‘复字’，恰当地运用叠音词语，可以突出词语的意义，加强对事物的形象描绘，增强音乐美感。”[12]叠音变异是指通过创造性地运用叠音形式于常规词汇中，突破其固有的语音结构，以契合特定语境表达需求的变异形式，能给人以新鲜感与美感。例如：
学生：哎哎哎哎哎哎，此等大事，不是你我能左右得了的，你们别着急，先把饭吃了。
李大钊：国难当头，没心思吃饭！
高一涵：誓当与国共患难，这这，这你怎么还吃得下饭？
此例中，“哎”与“这”均体现了叠音变异。作为叹词，“哎”可表惊讶、不满或提醒，在此例中“哎”表示提醒。此处重叠连用，生动刻画了该学生试图以“事不关己”的态度提醒他人“先把饭吃了”的淡漠心境；“这”可指近处事物、众多事物或时间，在此例中“这”表示时间。此处重叠连用，生动体现了高一涵因极度愤怒而结巴的状态，强烈凸显了他对那名学生冷漠态度的愤慨。
3. 《觉醒年代》中的词汇变异及其语用效果
词汇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它的使用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偏离语言常规的。但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或是为了追求特殊与新颖，或是想要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或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会故意让词或短语偏离语言常规，这便是词汇变异。
由此，笔者依据语料，将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词汇变异分为词语仿拟、词义变异和词汇移用。
(一) 词语仿拟
词语仿拟就是仿造已有的词语，通过临时替换或变动其中的语素的方法造出形式相近的词语。通过词语仿拟，给人以新鲜感，可以达到幽默、讽刺或映衬的效果。例如：
蔡元培：仲甫兄啊，今天就算我一顾茅庐吧，好，我走了。
此处巧妙化用典故，“一顾茅庐”脱胎于成语“三顾茅庐”。蔡元培反其“三”而用“一”，在谦和幽默中既彰显了对陈独秀的诚意与坚定态度，也暗示了延揽贤才的决心。
(二) 词义变异
词汇意义是由概念义和色彩义组成的。词义变异可分为概念变异和色彩变异。
(1) 概念变异
概念义也称为理性义，与词语的概念或语义的范围有关，其变异的形式主要有大小互易、词义抽取与词义新出。
a. 大小互易
大小互易指改变词语常规的指称范围。“大小”是指概念或语义范围上的“大”和“小”，这种方法让语言更加生动形象和幽默风趣，具体可分为“大词小用”和“小词大用”。
“大词小用”就是将概念或语义范围较大的词语用于指称范围较小的对象。例如：
李大钊：……工人阶级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啊，所以我呼吁大家，也要赶快行动起来……
“开天辟地”指盘古创造世界的宏大创举。李大钊在此刻意选用这一宏大意象作喻，将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一新兴历史事件比作“开天辟地的大事”。这种大词小用的变异手法，旨在借由“开天辟地”的震撼力，强烈凸显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划时代意义，从而唤起其革命主体意识。这既体现了李大钊对工人阶级历史作用的深刻洞见，也饱含了他对其革命潜能的热切期许。
“小词大用”就是将概念或语义范围较小的词语用于指称范围较大的对象。例如：
刘半农：……适之，我觉得你特别像一个人。
胡适：谁呀？
刘半农：辜鸿铭身边的老辫子——刘二，是不是？
此处“老辫子”已非指其本义，而是转指辜鸿铭的仆从刘二，属于小词大用。这一称谓极为形象，刘二常年侍奉辜鸿铭，恰似其辫子般贴身不离，加之其年事已高，“老辫子”之称可谓形神兼备。刘半农的戏谑之语，既彰显其幽默个性，亦暗含对胡适在杜威面前过分殷勤姿态的揶揄。
b. 词义抽取
词义抽取指舍弃词语的概念本义，转而使用其隐含意义。例如：
鲁迅：并且，巴黎和约还待字闺中，这件事情不解决，永远都不能消停。好在，已经有希望了。
“待字闺中”原指女子留在闺房等待许嫁。鲁迅此处却移用其意，将语义聚焦于“尚未有结果”这一核心内涵。他将“待字闺中”这一概念巧妙移植于“巴黎和约”，赋予条约拟人色彩，生动地隐喻了和约悬而未决的状态。这一精妙的词义抽取，不仅使语言顿显活泼，为严肃的政治事件平添意趣，也含蓄地传递出鲁迅对巴黎和会最终能达成积极成果的期望。
c. 词义新出
词义新出指词语在特定语境中所表达的意义与其概念本义完全偏离，形成新的语义解读。例如：
汪孟邹之妻：……把这道荷叶黄牛蹄给你爹端上去，跟他见个面，给他个惊喜。
陈乔年：行，一会儿我给他送上去，让他惊喜惊喜。
在分析此对话前，需补充前情：陈延年与陈乔年将一只青蛙藏入了为陈独秀准备的荷叶黄牛蹄中。因此，陈乔年口中的“惊喜”已非其本意，而是发生了语义偏离，实指“惊吓”之义。这一精妙的词义新出，不仅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令人会心一笑，更生动地折射出陈乔年的幽默感以及对这场精心策划的“恶作剧”所抱有的戏谑期待。
(2) 色彩变异
色彩义也叫做附属义，“它附着在词的概念义之上，表达人或语境所赋予的特定感受。”[11]色彩义又可以分为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词语的感情色彩即词语的褒义色彩、贬义色彩和中性色彩；语体色彩也被叫做文体色彩，语体可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其中口头语体分为谈话语体和演说语体，书面语体分为事务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和文艺语体[13]。
a. 感情色彩变异
感情色彩体现为词语的褒义、贬义或中性属性。感情色彩的变异，是指突破词语固有的感情属性进行创造性运用。例如：
陈独秀：……李鸿章精心办洋务、建海军，忙忙碌碌几十年，自救自强，结果呢？甲午年一战崩溃，成全了一个日本帝国。
“成全”是具有褒义色彩的词语，然而，在此处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该词被赋予了强烈的反讽意味。这种褒义词的贬义化运用，通过字面褒扬与实际所指的巨大反差，产生了尖锐的讽刺效果。它不仅传达出陈独秀对李鸿章洋务运动“自强”实质的辛辣批判，对甲午惨败的深切痛惜，更饱含着对日本借侵华战争实现崛起的强烈愤慨与民族仇恨。
b. 语体色彩变异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话语以谈话语体为主，变异的形式主要是词语以其他语体形式进入谈话语体。例如：
陈延年：我一直叫你陈独秀——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好，你们吃吧，我走了。还有一盘，吃吧！对了，陈独秀先生带来的，高君曼女士蒸的。
“先生”与“女士”作为敬称，通常属于正式语体范畴，尤其不适用于家庭内部对父母的日常称呼。陈延年以全名加“先生”称呼父亲陈独秀，在家庭内部显得突兀而疏离。陈独秀的回应更甚：他不仅重复“陈独秀先生”，更将妻子高君曼称为“高君曼女士”。这种将正式称谓强行嵌入日常家庭对话的做法，造成了强烈的语体错位。陈独秀借此极端“规范”的称呼，尖锐反讽了儿子的刻意客套与疏远，突显了父子间深刻的隔阂与僵化状态。
(三) 词汇移用
在语言实践中，人们通常会选择一种通用语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例如当前我们所使用的普通话。然而，在通用语的使用过程中，说话者有时会夹杂本地方言或习得的外语词汇，可称之为词汇移用。例如：
葛健豪：润之啊！这伢子厉害喽！
“伢子”是典型的湖南方言词，意为“孩子”或“小伙子”。葛健豪在此处使用这一极具乡土亲切感的称谓，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位长者对毛泽东的由衷赞赏、亲昵喜爱之情。
4. 《觉醒年代》中的语法变异及其语用效果
语法变异表现在“对语法规范的有意识的临时破坏”[14]。我们在使用语言时会遵循一定的语法规范，但为了追求更好的语言表达效果，会故意违反语法规范。语法变异“既有利用词法的因素，也有利用句法的因素”[15]。
由此，笔者依据语料，将《觉醒年代》中的语法变异分为词类变异、搭配变异和线性变异。
(一) 词类变异
词类就是词的语法性质分类，词类“分类的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三方面，就汉语来说，语法功能是主要依据，形态和意义是参考依据”[12]。汉语词类的用法都是固定的，但有时为了取得较好的语言表达效果，我们会改变词的语法功能。例如：
毛泽东：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心力体力合二为一，世上事未有不成……
“文明”与“野蛮”通常作名词或形容词使用，而在此句中则被创造性活用为动词，分别意为“使思想变得文明”“使体魄变得强健”。把“文明”与“野蛮”置于语法核心，使其承载核心动作意义，高度聚焦并强化了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体现了毛泽东将思想与体魄视为同等重要的革命实践观。
(二) 搭配变异
搭配指词语之间符合语言习惯的共现关系。搭配变异则是指在语法结构合理的前提下，词语组合突破了常规的语义关联或逻辑限制，形成一种创造性的非常规搭配。可分为主谓结构变异、偏正结构变异、动宾结构变异、述补结构变异。
(1) 主谓结构变异
指在语法结构上符合主谓关系的前提下，主语和谓语中心词之间的语义搭配突破了常规的逻辑限制或语义关联，形成的非常规组合。例如：
汪孟邹：……荷叶包裹，味美色香啊，是徽菜中的极品。
“色香”是主谓结构变异。在一般情况下“香”是不会用来形容“色”的，在这里是用了通感的手法，将视觉感受(色)移用至嗅觉领域(香)，从而消融了感官界限。这种变异能丰富表情达意的审美情趣，就比如在这里，以通感的方式对语言进行了变异，使“荷叶黄牛蹄”这道菜的色觉印象与嗅觉体验交融互渗，令其形象更为饱满鲜活。
(2) 偏正结构变异
指在由修饰语和中心语组成的结构中，修饰语与中心语之间的语义搭配突破了常规逻辑或语义关联，形成非常规组合。例如：
柳眉：先生号称是贤德之士，却把这吃人的礼教奉若神明。
“吃人的礼教”为定中结构变异。作为抽象伦理体系的“礼教”本无“吃人”的物理属性，但一些礼教在旧社会中，却堪比“吃人的怪物”。柳眉在此化用鲁迅的经典隐喻，以“吃人”修饰“礼教”，不仅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封建礼教反人性的残酷本质，更迸发出她对这种“吃人”制度强烈地控诉与憎恨。
郭心刚：……把山东的主权问题拴在一个外国人嘴上，学生认为是靠不住的。
“把山东的主权问题拴在一个外国人嘴上”构成状中结构变异。动词“拴”与抽象宾语“主权问题”形成语义冲突，创造性地将威尔逊总统空谈山东问题却无实际行动的状态，具象化为问题被“拴”在其嘴边的动态意象。这一变异犀利讽刺了威尔逊的空谈，并强烈折射出郭心刚对胡适回避现实态度的不满与焦虑。
(3) 动宾结构变异
指在由动词和宾语组成的结构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与宾语所表示的事物之间的语义搭配关系突破了常规的支配或关联限制，形成的非常规组合。例如：
钱能训：……但现在这帮人，他们不光要改朝，还要改道、改制、改脑袋。
徐世昌：改脑袋？什么意思？
钱能训：思想、理论，他们要用外国的理论来改造中国。
“改脑袋”突破常规动宾搭配，其核心在于将“脑袋”作为“思想、理论”的隐喻载体。动词“改”作用于具象的“脑袋”，强烈传达了钱能训对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的深层恐慌：既恐惧传统思想体系被颠覆，也忧虑外来理论重塑国人精神，更抗拒这种变革的不可控性与颠覆性力量。
(4) 述补结构变异
指在由述语和补语组成的结构中，补语所表示的结果、程度、趋向等与述语所表示的动作或状态之间的语义搭配关系突破了常规逻辑限制，形成的非常规组合。例如：
毛泽东：……我刚才只是简单地浏览了一下创刊词，看到这个《敬告青年》我就已经觉得头上炸出了一道惊雷，醍醐灌顶，醍醐灌顶！
“头上炸出了一道惊雷”这一述补短语，生动传达了毛泽东初读《青年杂志》创刊词《敬告青年》时的震撼。这个超常搭配极具冲击力，形象地描绘出文章带给他的醍醐灌顶之感。它精准捕捉了人们阅读或听闻能引起强烈心灵共鸣的文字时，那种瞬间的、如遭电击般的震撼感。
(三) 线性变异
“语言的线性特征决定了人们在进行言语活动时必须遵守一定的语序规则，做到语言单位在语言线条上连续不断，有序排列，并保持相对完整。”[10]但有时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可能会出于一定的目的违反语言的线性规则，可称之为“线性变异”。
(1) 截词
截词就是截取词或短语，前面已经写出或说出的词或短语在后面是以原来的词或短语的一部分的形式出现的，其他部分被“截取”了，“截取”的部分或消失了，或出现在剩下一部分的词或短语前后。例如：
陈独秀：国之所以不昌，在于民智未开也！
学生：至于吗？打麻将跟国昌不昌、民开不开有什么关系啊？扔我麻将干吗？
此例中，学生截取了陈独秀原话中的关键语素“国”“昌”“民”“开”，生造出“国昌不昌”和“民开不开”这类非常规表达。日常交流中，特别是后者“民开不开”会令人费解，但在此语境下却极为贴切：它既是对陈独秀话语的戏谑性截用，又强烈表达了学生对陈独秀小题大做的愤怒，更显其自私狭隘。
(2) 岔接
“岔接”指在话语链条中，以非常规逻辑打断语义的线性发展，制造语义突转(即“岔口”)，打破听者预期。这种变异手法既能凸显说话者的特定心理状态，又能产生出人意料的表达效果[15]。例如：
李大钊：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陈独秀：不为什么，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地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此例中，陈独秀先以否定式回答“不为什么”截断问题逻辑，随即“峰回路转”，迸发出强烈排比“我为了他们……”。这一看似矛盾的语义突转，恰恰源自其极度的悲愤与哽咽状态。它不仅不显突兀，反而以巨大的情感张力，深刻揭示了他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和改变其命运的强烈使命感。
5. 结语
文章从语音变异、词汇变异和语法变异三个角度入手，将剧中台词的语言变异分为谐音变异、摹声变异、韵律变异、叠音变异、词语仿拟、词义变异、词汇移用、词类变异、搭配变异和线性变异十个方面，并探讨其变异后的语用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恰当的语言变异能够有效提高语言的使用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增强语言表达的生动性或趣味性；更好地体现或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更好地实现交际目的。
第二，影视作品在进行剧本台词编写时选择恰当的语言变异方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突出人物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思想感情等，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与饱满；使台词更加生动、更有深度，更能触及观众的思想，发人深省；更有利于营造剧情所需的特定的谈话氛围，从而推动剧情发展。
创新与不足之处：对影视作品台词进行语言变异研究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领域，以往对语言变异的应用性研究，大多都局限于网络语言、文学语言和广告语言，但对影视作品台词进行语言变异研究的成果较少，特别是电视剧，文章对电视剧台词进行的语言变异研究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文章结合了多篇论文对语音变异、词汇变异和语法变异的分类，加上笔者自身对语言变异分类的理解，初步构建了影视作品语言变异的体系，但由于自身基础、时间和精力的限制，该体系还不够完善。
希望文章从语言变异角度对优秀影视作品台词的分析能为其他影视作品台词的创作提供参考，同时也希望文章初步构建的影视作品语言变异体系能够为其他影视作品的语言变异研究提供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