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现代化与世俗化的语境中，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与实践常被置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哲学框架中加以评判，往往被简单归类为“前现代”或“非理性”的范畴。这种判断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线性时间观和个体主义生存论的视角，倾向于将时间理解为均质、单向流逝的物理过程。在这一视角下，强调代际关联、回旋往复的时间体验便显得难以理解，甚至被误读为对“过去”的某种执迷或虚构。然而，这类看法恰恰忽视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独特时间哲学智慧。要真正理解其本质，就需返回中国思想自身的语境，引入一种基于家庭与伦理实践的“代际时间”观。
近年来，张祥龙教授以其现象学视野重新激活了《周易》与儒家传统中的时间性问题，提出“时晕”、“代际时间”等关键概念，深刻揭示了家作为时间性共同体的哲学意义。吴飞则进一步从“性命节律”角度阐释了时间与身体实践的关联。这些研究为理解中国传统时间观提供了重要突破。本文旨在推进建构“代际时间”的理论模型，阐明这种代际时间观并非某种虚幻的时间想象，而是一种深植于历史实在与文化绵延中的时间模式。进而，深入阐释“家”作为实践场域的运作机制，通过“家”作为绵延机体的延续机制，将个体有限的存在纳入家族与历史的长河之中，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内在于此世、基于伦理实践的意义结构。这一时间观不仅体现了中国思想的人本主义特质，也为我们回应现代性中的时间焦虑提供了深层的哲学资源。
2. 何为“代际时间”？
要理解中国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特质，首先必须理解它所植根的时间观念。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时间与空间被视为最基础的哲学问题，亚里士多德将时间定义为“运动的序数”，认为“时间唯有通过变化和运动才能被感知”[1]，柏格森将这一时间观区分为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指的是可以用钟表进行观测的钟表时间。此外，他进一步定义了哲学意义上的时间，也就是纯粹、融合的“绵延”，将时间与人的身体感受建立联系，使得时间成为了“活时间”[2]。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周易》影响深远，张祥龙先生沿着《周易》的象数时间，力图阐发天道思想蕴含的时机化的时间观[3]。这并非西方哲学传统下的线性时间观，而是一种源自家庭亲亲关系、具有回旋结构与生成特性的“代际时间”。
所谓“代际时间”，其最核心的源头在于“亲亲”关系，即父母与子女之间最原初、最直接的生命关联。“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4]这里“天地”是为“阴阳”的另一种表达，家庭与代际关系并非偶然，而是阴阳生生必导致的最灵秀的生命结构。这种基于阴阳生生的时间并非一条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单向直线，而是一种回旋的、境域性的时间流。
“代际时间”的展开具有三个鲜明特征：
第一，三时共在性。在代际时间中，过去(祖先)、现在(我辈)与未来(子孙)并非彼此割裂、依次逝去的阶段，而是通过情感与实践交织共构，同时在场于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瞬间。祖辈并非完全逝去的“虚无”，他们的故事、教诲，乃至基因，都鲜活地存在于孙辈的容貌、性格与家庭传统之中，构成了“现在”的深层背景。而孙辈的诞生与成长，则直接预示着“未来”已然闯入“现在”，并开始塑造“现在”的意义。张祥龙用“时晕”来描述这种状态，就像一个时间的光晕，将三代人同时笼罩在一个共同的意义场域内，彼此渗透，难以分离[3]。
第二，双向构成性。代际时间中的关系是双向互构的，而非单向的塑造。它并非简单的父母给予生命、子女被动接受的线性过程。恰恰相反，子女的诞生，才真正“成就”了父母的身份，使他们从夫妻变为父母，其生命的时间性由此被赋予了全新的责任与意义。同样，后代的祭祀与追忆，也并非单向的缅怀，而是在构成着祖先的不朽。祖先的存在价值，正是在子孙香火的延续与慎终追远的实践中得以维系和彰显。没有后代，祖先便真正沦为了“过去”；而没有祖先，后代的存在则失去了历史的纵深与来源。二者在时间中相互需要、彼此成就。
第三，节律性与绵延。代际时间表现为一种生命的节律。学者吴飞将其称为“性命节律”[5]，即时间体现为家族生命生长收藏、死生相继的循环模式。个体的生命有始有终，但从家族的视角看，一代人的“藏”恰恰是另一代人“生”的条件，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时间的价值不在于指向某个遥远的终极终点，而就在于这绵延本身的过程之中。这种节律感深刻烙印在中国人的文化实践中，如遵循自然节气的农耕生活，以及对应人生节律的婚丧嫁娶与祭祀礼仪，它们都是代际时间在文明中的具体表达。
综上，代际时间是一种以家庭为本体、以回旋为结构、以绵延为宗旨的时间经验。它为理解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时间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于线性时间观的哲学基础。
3. 家：代际时间展开的“绵延机体”
如果说“代际时间”是一种独特的时间哲学范式，那么“家”就是这一范式得以具体展开和实现的实体场域。家并非一个静止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在时间中纵向绵延、不断生成着的“绵延机体”。这一“绵延机体”得以稳定的核心在于“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6]孝意味着子代或后代对于亲代或前代的爱敬扶持与继承，体现为代际之间持续的情感回馈与伦理实践。孝道所蕴含的反哺与延续特性，明确展现出代际时间的回旋与互构，远不同于个体本位的线性时间观。家的根本哲学任务在于实现生命的代际传递与文化意义的绵延回转，而“孝”与“祀”所构成的往复机制，正是推动这一时间结构运行的核心实践方式。
首先，“孝”是代际时间向前绵延的实践动力，体现为对上一代的时间性承接与文化反哺。从表面看，孝是子女对父母的物质供养与精神尊敬，但从代际时间的深层结构看，孝更具有存有论意义上的持存作用，它是下一代对上一代生命轨迹的有意识延续和价值挽留。通过“孝”的实践，子女将父母的生命经验、事业追求与文化记忆融入自身的生命节律，使其免受线性时间流逝所带来的断裂与湮没。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言：“仁之实，事亲是也。”[7]践行孝道，就是在最切近处实践“仁”，亦即参与生生之德。它确保了家族的生命、记忆与价值观能够跨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持续地向未来传递。因此，“孝”是让“过去”鲜活地存在于“现在”，并流向“未来”的根本动力。
其次，“祀”则是代际时间向后追溯的仪式性实践，构成一种特殊的时间召请与世代共在的方式。祭祀绝非简单地与一个已不存在的“过去”进行虚幻的对话。在代际时间观下，祭祀是一场庄严的时间仪式。通过在清明、冬至等特定，举行特定的礼仪，主动地、象征性地将过往世代重新引入当下生活场域，实现一种超越物理时间的家族共聚。正如张祥龙指出，这种仪式使不同世代的“时间节律”在同一个点上共鸣、交汇。在祭祀的瞬间，参与者感受到的不是与己无关的他者，而是“我们”的共同在场[2]。前辈不再仅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通过仪式的重复与子孙的追溯，持续参与并塑造当前家庭生活的意义世界，这正是“过去”、“现在”与“未来”三时共在的鲜活体现。
最终，“孝”与“祀”构成一个完整的回旋结构，共同驱动着家的时间性绵延。“孝”确保了家族血脉与文化精神能够由古至今地顺畅流淌；而“祀”则维系了后代对源头的情感与记忆能够由今溯古地不断回溯。二者一推一拉，一往一复，形成动态循环的时间运动。这一运动使得“家”超越了物理空间和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拓展为在历史中不断再生和扩延的“生命–文化”共同体。个体的生死成为这一共同体循环的一个环节，而共同体的存续与更新，则为个体生命提供了超越性的价值依托。
因此，家的本质，就是一个通过“孝–祀”回旋机制而不断实现自我再生产的“绵延机体”。它正是代际时间观最完整、最生动的实践形态和载体，也为一种基于历史性与伦理性的时间哲学提供了深刻的存在论依据。
4. 代际时间：人本主义的意义结构
在厘清了“代际时间”的哲学基础与“家”的实践场域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一种区别于西方超验模式的时间性意义结构，它并非依托于彼岸或超验的预设，而是在代际时间观框架下，个体通过融入“绵延机体”而安顿生命、获得意义的重要途径。这是一种深具现世关怀与历史厚度的人本主义时间哲学，其核心在于以无限的回旋时间回应有限的单向生命。
首先，代际时间观提供了一种“融入世代”的实在路径，其要义不在于成为超验的存在，而在于“成己”。“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须是如此推出，方能合义理。”[8]朱子进一步发扬了儒家的“为己”概念，强调完善自身的道德世界，然后才能依照自身修成的美德标准去成就万物。而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终极意义往往指向一个外在的、超越的至高存在，个体须通过信仰获救，此世仅为彼岸之预备。相比之下，代际时间所开启的路径是内向的、历史的、人本的，其目标并非离世超脱，而是通过嵌入家族的世代链条，在血缘与文化的传承中实现意义的延续。一个人只要履行伦常职责，立志于“成己”并由己推人落实到确切的道德实践中维系代际之间的慈孝往来，便已在参与一种超越个体有限性的意义建构。这条路向打破了“神圣–世俗”的绝对二分，将意义的可能普遍地赋予每一个体。
其次，该路径立足于坚实的实在性与鲜明的此岸性。其实在性在于，它所关联的并非抽象之概念，而是真实存在过的家族先人，他们具有可考之名姓、事迹，与后人之间存在具体的历史与血缘联系。这种关怀基于血缘与历史的实在，并非形而上的假设。正如《诗经·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9]，其所念为实存之先人，所修为当下之德行。此岸性则体现为意义追寻始终聚焦于现世家族的绵延与昌盛。在代际时间的实践中所寄望的，往往是家脉延续、成员平安、事业有成，其价值牢牢锚定于人间秩序与历史传承之中。这是一种向内而求、非向外觅渡的关怀，不求彼岸之永生，但求此世之永续。
最后，代际时间观凭借其双向构成性，为应对有限生命的存在焦虑提供了独特方案。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通过子孙后代对其血脉、姓氏与文化记忆的延续，一个人仍可以另一种方式持续“在场”，后代即可视为前代生命的延展，而代际之间的纪念与实践，则构成其意义存在的明证。正如《左传》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0]将文化传承提升至与国防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其关乎家族乃至民族在时间中的存续。因此，代际时间观并非对死亡的逃避，而是一种积极且充满生命韧性的此岸意义宣言。
综上所述，代际时间观是一种深具理性与情感的人本主义时间设计。它借助“家”这一载体，将个体的有限性转化为族群的无限性，为普通人提供了一条根植于历史实在、落脚于伦理生活、可通达且可期盼的意义之路。它从时间哲学的高度回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终极之问，我是世代链条中承前启后的一环，我从历史中来，并通过后世的铭记，向未来延续，从而在时间中获得永恒。
5. 批判与反思：代际时间观的历史局限与现代转化
尽管代际时间观为个体提供了深刻的意义锚点，并展现出独特的人本主义智慧，但将其置于历史的审视与现代的语境下接受批判与反思，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其内在局限与外部挑战。
首先，从历史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传统的代际时间观与宗法性伦理制度紧密结合，在强调纵向延续的同时，也可能强化了等级秩序、性别不平等与代际压制。在“孝”的主导框架下，子代对亲代的绝对服从有时会压抑个体的自主性与批判精神，亲权体系的过度强势可能演变为对年轻一代生命选择的无形控制。其所维护的“不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血脉与姓氏的单一性继承，这不仅历史上长期遮蔽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女性往往作为“外姓人”被排除在本家世系之外，也无形中削弱了基于个人德性、志向与成就的价值多元路径。因此，这一时间观在提供归属感的同时，也曾携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即与一套并非全然平等的权力伦理结构。
其次，代际时间观在现代社会遭遇了结构性挑战。全球性的城市化与人口流动极大地瓦解了传统家族共居的地理基础，快节奏、竞争性的生存模式不断挤压家庭成员间进行深度情感互动和时间性实践的空间。更根本的冲击来自于个体主义精神的张扬，现代性鼓励人们将自身视为独立的、拥有自我决定权的个体，其人生意义的选择愈发多元化，不再必然认同或愿意承担以家族永续为指向的伦理责任。在这一背景下，“孝–祀”机制所依赖的稳定家族场域和高度共识性的文化习惯趋于式微，代际时间观若仍仅依循传统形态，难免陷入实践困境。
最后，该时间观在应对终极意义上也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它将个体的不朽寄托于生物–文化共同体的绵延之上，但对于选择非传统生活路径者或大家族的离散成员而言，这条路径可能意味着某种意义的排除或边缘化。此外，其所提供的“不朽”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间接性的存在延续，并不能完全回应每一个体对死亡之绝对性与存在之独一性的深刻焦虑。在这个意义上，它与一切宗教或哲学体系一样，所能提供的终归是一种应对而非彻底的解决。
正视这些局限与挑战，是我们真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要前提。代际时间观若要在现代社会中继续焕发生命力，就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需要超越宗法色彩的伦理要求，强调代际关系中的相互尊重与情感互动，重塑传统节日的内涵、创立基于共同记忆的新家庭仪式，为“孝–祀”结构的现代延续强化着代际情感与文化认同。同样，在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代际时间同样进行着创新性的发展，数字家谱、家庭口述史、影像档案等技术手段，为碎片化的现代家庭提供了重建历史感知的新媒介，是使代际时间观在个体化、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的具体路径。唯有经过批判性洗礼与创新性发展，代际时间观才能真正成为现代人安顿身心、对抗虚无的重要资源。
通过对“代际时间”的哲学剖析，本文论证了这种时间观绝非抽象的理论构想，而是一种深植于“家”这一绵延机体、具有深刻人本主义精神的意义机制。它以回旋互构的时间观取代线性流逝的时间观，以历史性与伦理性的延续取代对超验永恒的追求，为个体生命在时空中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坚实的价值锚点。然而，在现代性浪潮的冲击下，这种基于代际时间的生活方式和意义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我们所处的时代呈现出一种普遍时间维度的焦虑，过去与未来变得稀薄，只剩下喧嚣的当下。正因如此，重审并发掘代际时间观的智慧，便具有了至关重要的现代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反思资源和一种可能的精神出路，启示我们人的幸福与安宁，或许并不在于无止境地向外攫取，而在于向内和向后建立起深厚的代际联系，获得一种来自历史纵深的生命底气。对于代际时间的探寻超越了传统哲学或伦理学的范畴，为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时间观念与共同体机制提供了本源性的思想资源，中国的精神体系其根基正在于这种入世而又超越、平凡而又神圣的生生之德与历史之维，为回应人类普遍面临的时间性焦虑与意义追寻提供了来自东方传统的独特视角，开启了一种东西方哲学对话的可能性，在跨文化的交流与反思中，共同探索如何为个体生命建立更深厚的时间根基与意义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