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1世纪以来，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加速更新，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大相径庭。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新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也深刻重塑了劳动关系和社会互动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转型。这种转型虽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却进一步复杂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其变得更加隐蔽。西方左翼学者为了减轻对工人的剥削，不断探寻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他们寄希望于技术的创新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带来社会的理想化转变。如福克斯“以马克思异化理论和霍耐特物化理论为基础，建构了富有特色的‘数字异化矩阵’，揭示异化现象广泛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各个领域”，([1], p. 140)对此，他提出通过数字工人的联合来抵抗资本，实现数字社会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化应用，然而，福克斯主张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并表现出技术乌托邦主义倾向。这一观点忽视了技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仅从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来讨论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脱离了“技术由谁掌握、服务于谁”的问题，忽略了社会结构和阶级利益冲突这些深层次问题。马克思批判思想提醒我们，任何社会主义的建设方案若不能触及根本，都可能只是表面功夫，无法有效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矛盾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因此，在当前技术乌托邦主义影响日益扩大的背景下，重新审视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尤其是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批判方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为理解和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形态的深刻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2. 《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批判
拉萨尔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拉萨尔强调通过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等方式实现工人解放，这一看似直接关注工人经济利益的主张在当时部分工人中引起了共鸣，其分配理论对公平和美好生活的憧憬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工人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而另一方面，拉萨尔主义对“分配决定论”和“国家帮助”的天真幻想使工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根本方向，它将工人斗争的焦点局限于既有制度的改良，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使得工人运动难以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问题，延缓了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进程。
2.1. 拉萨尔主义的产生过程
19世纪中叶，德国处于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键时期。政治上普鲁士主导的统一进程逐步推进，但在经济与社会结构上仍落后于西欧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表现出迟滞性。一方面，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封建残余依然存在，社会矛盾复杂交织。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格局不仅推动了工人阶级走向独立政治运动，同时也造成了理论分歧与组织分裂。19世纪60年代宪法冲突激化，各阶级纷纷建立政党以维护自身利益，工人阶级亦开始探索独立政党的道路。莱比锡委员会等工人组织试图通过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实现政治独立，其斗争方向在总体上契合无产阶级独立运动的原则。然而，受限于理论水平不足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传播受阻，工人阶级在纲领性主张上缺乏清晰认识。与此同时，拉萨尔的《工人纲领》因易于传播而在工人中产生较大影响，莱比锡委员会遂选择与拉萨尔建立联系。于是，1863年拉萨尔以《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介入德国工人运动，其机会主义倾向亦随之显露。他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要废除这个规律，就必须通过争取普选权，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而想要争取普选权，就必须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和平合法的宣传活动。作为第一主席，拉萨尔以空想国家社会主义观念为核心，试图通过妥协来争取政府的支持，用和平、合法的途径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实现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诉求。然而，这种妥协性弱化了工人阶级的阶级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工人的斗争精神。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传播，部分先进的德国工人逐渐抛弃拉萨尔主义。以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为代表，他们于1869年8月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但在德国统一之后，当局政府对工人运动的严厉镇压使得两派合并成为必然。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支持合并以壮大工人力量，但两派协商过程中，爱森纳赫派未能坚持原则，最后屈服于拉萨尔派，拟定了充斥着拉萨尔机会主义色彩的《哥达纲领》草案。马克思对此批评道：“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2]并于1875年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但该文当时仅在党内学习传阅，直到1891年，在俾斯麦政府的镇压与机会主义产生影响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恩格斯才将其公开发表在《新时代》上。
2.2. 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拉萨尔主义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忽视
《哥达纲领》草案在论及“劳动”和“公平分配”时，都脱离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关键问题。草案中的表述以抽象、含糊的概念将劳动绝对化，他们强调“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并据此主张“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3], p. 357)这一表述在逻辑上将劳动作为社会改良或再分配的直接着力点，但并未将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与生产组织形式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诚然，马克思在其论述中充分肯定劳动的价值和作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然而对于草案中的表述，马克思强调劳动并不是孤立且万能的，它“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同自然界其他力量一样，仅仅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如果没有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人只靠自己的劳动并不能凭空创造出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或特定阶级手中，甚至劳动本身也成为商品，工人创造的价值不会自发地回归劳动者，而是通过既有的产权结构和分配机制，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威廉·配第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而拉萨尔关于劳动的表述，仅仅只看到了劳动在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生产资料的作用。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生产资料始终由特定阶级所控制。掌握着生产资料的阶级，不仅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分配过程中也充分体现其意志。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3], p. 357)这说明，劳动只有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劳动者与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
与将劳动抽象化相类似的是，他们同样略过生产关系试图将实现社会公平的着力点置于分配规则本身。对此，马克思指出他们对“公平分配”的设想是虚无的。不管是从草案中对“劳动所得”这些概念的模糊应用，还是从简化社会运行方式而提出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来看，拉萨尔主义者都在孤立地看待分配问题，将其从生产方式中剥离，忽视了生产关系在分配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它没有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与生产组织形式纳入同一解释框架，从而把分配问题孤立化为一个技术性或法律性问题，而非制度性问题。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5], p. 16)换言之，分配格局并非自发生成；若不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格局，仅靠重新设计分配规则，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财富的生成与归属关系。此外，“公平”作为价值判断本身就具有阶级性。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认为其通过剩余价值的方式获取的利润解释为合法收益，而工人阶级则往往将同一分配视为剥削的表现。因此，如果忽视物质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一前提问题，仅把注意力聚焦于如何分配最终产品，容易陷入形式主义，以法律或措辞上的“平等”掩盖对生产关系的实质性规整，也无法触及到真正的社会矛盾。再者，纲领所设想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在现实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也难以成立。社会总产品在分配为最终消费之前，必须先扣除维持生产再生产和公共开支等必要项目，而扣除这些必要项目后，能够分配给劳动者的部分并非所谓的“全部劳动所得”，而是经过再生产结构调整后的剩余，是“有折有扣”的结果。因此，忽视这些再生产与维持性支出的考量，会使对“劳动所得”的理想化表述脱离现实经济结构。基于上述理由，马克思认为，仅靠对分配规则的修饰无法替代对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的实质性重构。
2.3. 从阶级分析法看拉萨尔主义对社会矛盾的粉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 p. 31)每一历史时期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构成了该时代政治和历史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分析某一阶级的政治态度时，揭示其所代表的阶级立场尤为重要。《哥达纲领》草案提到“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并将工人阶级的贫苦归结于这一原因，却在表述中弱化了土地所有制的作用，将在当时德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贵族地主阶级置身事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遗漏并非单纯的理论疏忽，而更可能出于现实的政治考量。拉萨尔主义者在拟定纲领时回避对地主阶级的批判，希望为争取普鲁士政府的支持留出空间。这种依赖国家改良政策的策略，实际上削弱了对现存权力结构的根本挑战，也难以为工人阶级争取到真正持久的利益。
此外，纲领草案中还指出，除了工人阶级，“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5], p. 17)这一笼统的表述实际上将农民阶层与其他特权阶级混为一谈。然而，从社会现实来看，农民长期受地主阶级的压迫，他们在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具有一定的革命潜力。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不仅仅是城市工人的事业，也需要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工农联盟可以在削弱封建制度、抵抗资本主义剥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由此可见，《哥达纲领》草案对农民阶层作用的否定，反映出拉萨尔主义在社会矛盾分析中的局限性。他们对德国社会阶级的划分过于简单化，并未充分认识到工农联盟在推动制度变革中的积极作用。这种立场实质上削弱了工人阶级争取更广泛社会力量支持的可能性，使纲领更像是一种服务于现实政治妥协的策略性文本，而非面向社会结构变革的理论纲领。更甚者，他们为了讨好普鲁士政权而污蔑农民为反动派，这并非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是封建专制主义者的立场。
除此之外，纲领草案中所提出的废除“铁的工资规律”也并非真正立足于工人阶级的现实利益。“铁的工资规律”几乎完全承袭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按照这一观点，工人的工资水平是由人口数量所决定的，贫困的根源被归咎于人口过剩，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种解释实际上转移了矛盾，把资本对劳动的结构性剥削遮蔽起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新强调了工资的本质，他指出，“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5], p. 22)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被剥削的本质，并指出工人的贫困并不是人口压力的必然结果，而是资本与劳动关系中剥削机制的产物。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组建自己的政党，将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共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自身解放。在政治层面，拉萨尔主义对国家角色的理解同样存在问题。他们持有超阶级的国家观念，主张国家作为一个中立的机构，应服务于所有阶级，成为一个超越阶级利益、实现社会和谐与公正的“自由国家”。马克思曾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两大阶级的利益矛盾无法调和。资本家通过对工人劳动的剥削获利，而工人则依靠斗争来争取自身利益。因此，拉萨尔关于“自由国家”的构想是一种理想化的想象，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权力的阶级性。国家在实践中往往服务于既得利益阶层，而非全体成员。
3. 技术乌托邦主义及其与拉萨尔主义的相似性分析
技术乌托邦主义发轫于19世纪圣西门的技术治国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期则演变为强调技术自主性的社会改造理论。技术乌托邦主义将技术视为一种超越社会关系的纯粹生产力要素，主张依靠技术进步就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化解社会矛盾，并最终构建理想化的社会秩序。当代技术乐观主义者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提出“技术元素”概念，认为技术不是外在于生命的工具，而是生命演化的延续，并赋予技术以内在的“欲望”——推动复杂性、多样性与美感的增长。在他看来，“多一点技术比少一点总是更好”，[7]技术进步本身蕴含解放的可能性。换言之，这一思潮本质上是以技术决定论为逻辑前提，从而在分析中遮蔽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阶级利益对立的制度性矛盾。弗莱德·特纳指出，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政治崛起，人们普遍信仰“改革”，对于打破社会等级秩序充满热忱。([8], pp. 4-9)技术由此被视为打破传统社会结构、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这一思潮在当代数字化和智能化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核心理念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环境危机等问题都将逐步迎刃而解。然而，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过度依赖技术手段来构建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危害。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提醒我们：“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9]这一论断表明，技术的作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始终嵌入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之中。技术本身不能独立推动社会变革，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才是决定性的背景。尤其是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去中心化系统的兴起后，技术的发展似乎并未带来预期的社会变革，反而可能强化集权模式。批判理论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这一问题。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强调“技术合理性展示出它的政治特性”，[10]表明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当代工业社会经济–技术的协调是通过既得利益对需求的操控而实现的，即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往往强化统治逻辑，而非自动实现解放。温纳同样强调，“技术影响了代表权力和权威的实践和机构，而它们很快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新的机器或系统产生出来会给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带来更多的利益。”[11]因此，技术选择不仅仅是技术性的选择，它们同时也是社会与政治的选择，不能被视为价值中立的工具。
综上，技术乌托邦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它将技术理想化为一种万能手段，却忽视了制度结构与生产关系的约束作用。技术只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不具备化解不平等与社会矛盾的能力，只有当技术与制度性变革结合时，其潜在功能才能得到真正地发挥。从这一点看，技术乌托邦主义与《哥达纲领》草案具有内在的相似性，二者都倾向于抽象化某一单一因素，或是劳动，或是技术，并据此寄望于社会改造，却未能正视生产关系的作用。这种思路在理论上容易滑向形式主义，在实践中则可能遮蔽社会矛盾的根源。
3.1. 技术乌托邦主义对“技术”的吹捧
像拉萨尔主义者将“劳动”抽象化、赋予其超越性意义一样，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往往倾向于把“技术”置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他们秉持一种对技术的绝对乐观态度，认为技术进步能够成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万能钥匙”。这种过分依赖单一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构想，本质上是一种空想主义。这一逻辑在生产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自动化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被机器所取代，表面看来工人的劳动条件有所改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因劳动形式和生产资料占有差异而产生的对立随之减少，由此引发了“技术减少阶级对立”的乐观判断。雷·库兹韦尔在其《奇点临近》中提出“加速回报定律”，预测到2045年将实现“技术奇点”，届时人机融合、超级智能兴起，显著扩大人类智力与寿命，并详细阐述人机融合如何彻底改变人类存在方式，引领未来进化路径。[12]但以古鉴今，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必然带来劳动者地位的提升。18世纪从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生产的升级，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甚至不升反降。工人在新的生产体系中更多地是沦为机器的附庸，资产阶级借由技术升级进一步扩大对劳动的控制，甚至出现雇佣童工、女工造成社会失业问题，工人越来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表明，两个阶级的利益对立并不会因技术进步、体力劳动减少而自动消弭。
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上，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寄希望于技术创新能够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实现财富增加和相对公平的分配。如今，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催生了众多新兴产业形态和就业机会，但由此产生的财富高度集中也十分显著。互联网巨头企业积累了巨额资本，少数投资者与创业者获得了巨大收益，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却相对有限。这种差异说明，技术创新带来的增量收益并未在社会中均衡分配，而是主要集中在少数资本所有者与投资者手中，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可能进一步扩大。以互联网产业为例，平台型企业的崛起创造了巨额资本，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相对有限，社会总体的贫富差距甚至出现扩大的趋势。正如特纳指出，像Facebook这样的平台，尽管声称去中心化，却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强化了大公司的控制力。技术的去中心化并未真正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反而有可能使这些结构更为隐蔽且强大，压制了真正的社会变革力量。
对于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同样将希望寄托于新能源与环保技术的突破。他们认为，新能源技术的发展能够有效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从而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诚然，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技术在近年来取得显著进展，但其研发和应用往往也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并可能产生新的环境负担。换言之，技术本身并不能消解环境危机，反而可能在新的层面上制造矛盾。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本质并非物质工具本身，而是一种揭示世界的方式，即“构架”。现代技术通过构架，将世界视为“待命资源”，阻塞其他可能的真理呈现，从而威胁人的自由本质[13]。同时，他还指出，技术本质具有“危险性”，但也蕴含“拯救力量”，而人在认知其构架本质后，可能获得重新审视与自由的空间。海德格尔的思考提醒我们，要警惕技术对人类存在和自然界的潜在威胁。我们需要平衡好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追求技术与自然、技术与人的和谐共存。
技术乌托邦主义往往忽视了技术推动社会发展背后的复杂社会经济关系。技术是把双刃剑，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其中所嵌入的制度和权力结构。正如特纳指出：“技术使这种传播架构成为可能，但让这种传播架构有利可图的，却是经济的力量。也就是说，至少在美国，大公司对于利润的追求是技术得以发展和应用的主要动力。”([8], p. 7)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发展往往受到资本逻辑的驱动和约束。由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技术应用的首要目标往往是提升生产效率与资本回报，而非改善劳动者的处境或促进社会平等。综上，技术乌托邦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对技术的绝对化理解。它在逻辑上过于强调技术作为独立变量的作用，却忽视了技术始终嵌入于特定社会关系与制度结构之中。技术应当被理解为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工具，其功能取决于特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条件，而非一种超越制度结构的普遍解决方案。只有在与制度性变革结合的情境下，技术才能真正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
3.2. 技术乌托邦主义对社会变革的错误认识
在《哥达纲领》草案中，拉萨尔主义者用模糊化的概念弱化阶级矛盾，夸大劳动的作用却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他们简单认为，争取到普选权阶级矛盾就能通过选票化解，工人的权益由此便能得到保障。这些设想都忽略了阶级立场的决定性作用，将阶级冲突化约为一种可以通过制度妥协解决的矛盾。其逻辑是希望依靠国家的让步与权力结构内部的调整来改善工人处境，但这种寄托于外部施予的思路在本质上意味着阶级意识的弱化。无独有偶，技术乌托邦主义在当代语境中延续了类似的思维模式，它同样把社会变革寄托于单一的外部力量——技术革新。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前沿技术被描绘成消弭阶级差异、缩小财富差距的“灵丹妙药”，却刻意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他们以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基石，描绘了一幅令人憧憬的理想社会蓝图。在这个设想的社会中，阶级差异将被彻底消除，贫富差距也将不复存在。实则不然，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表明，这种设想缺乏制度层面的支撑。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的实践清晰表明，当算法工程师凭借高技能劳动获得百万年薪时，平台零工劳动者正为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抗争；当特斯拉的市值屡创新高时，其工厂工人仍在争取组建工会的权利。这些事实说明，技术革新并未带来阶级差异的消除，反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催生出依托技术垄断的新型精英阶层。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由少数资本所有者掌控，这是导致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压迫的根本原因。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也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经济结构，相反，它往往被资本力量利用来进一步巩固既有的权力关系。自动化设备原本具有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工作条件的潜力，但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却常被转化为“裁员增效”的工具；数据资源在理论上可以服务于公共利益，却在实践中沦为科技寡头攫取超额利润的手段。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发展方向往往是为了满足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种技术异化现象的根本症结，在于技术革新始终被禁锢在资本增殖的闭环之中。算法优化为平台经济创造追求超额利润的机制，自动化设备演化为提高剩余价值剥取效率的精密工具，数据资源则异化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新型生产资料。换言之，技术的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被资本逻辑所塑造。要突破这种技术发展的资本桎梏，需要在制度层面对资本与技术的关系进行重新规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14]这一论述为如何在资本驱动下引导技术朝向更具社会效益的方向提供了启示。当技术创新不再单纯被视为资本增殖工具，而是被嵌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框架之中，其积极潜能才能真正释放出来。自动化技术才能用于缩短劳动时间而非制造失业，人工智能才能发挥辅助决策和服务社会的作用，而非成为劳动者监控和压迫的数字化装置。归根结底，技术发展所能产生的社会效益，取决于“为了谁而创新”这一根本问题的制度性回答。
4. 《哥达纲领批判》对批判技术乌托邦主义的启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展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当下批判技术乌托邦主义提供了重要启示，展现出了其跨越时空的重要价值。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一视野下，技术被理解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而其社会作用取决于生产关系、制度安排的互动。若缺乏制度性的约束与引导，技术发展不仅可能会加剧现有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加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分化。因此，在分析技术乌托邦主义时，我们必须深入考察其对技术进步的片面认知，警惕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避免重蹈拉萨尔主义对社会问题简化处理的覆辙。
4.1. 辩证看待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任何社会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技术既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深深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中。技术乌托邦主义却片面夸大技术的自主性和积极效应，忽视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呈现的双重性。他们过于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积极作用，忽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环境的破坏根源，以及技术发展带来的其他问题，如信息爆炸、网络诈骗、隐私泄露等。社会变革因而不能仅仅依赖技术的线性进步，而是一个涉及多方力量博弈与制度重构的复杂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得利益集团不会轻易放弃统治地位和利益，而无产阶级亦不能仅依赖“外在手段”。技术乌托邦主义所忽视的，正是阶级矛盾在社会转型中的基础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曾设想利用数字技术对抗资本主义，他设想的“数字工人联合起来”，以集体行动对抗资本主义的数字垄断。但这一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乌托邦式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正如孙昊鹏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福克斯的构想本质上也是一种“空想”，他表明“即使数字工人的全球罢工能扰乱互联网巨头的运营策略，也无法触及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根基”。([1], p. 147)总而言之，真正社会变革是一个繁杂、长期的进程，仅仅寄希望于“国家帮助”和“技术进步”都不足以实现社会解放。唯有将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应对资本逻辑下的结构性矛盾，并推动技术真正转化为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力量。
4.2. 技术的作用发挥依赖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
技术进步固然可以提升生产力，但技术的作用并非独立于社会结构而存在，其本质上是嵌入在现有生产关系中的。即便技术可以推动生产力发展，但如果不触及生产关系中的阶级矛盾，技术进步仍然无法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推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 p. 36)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这些新生产力往往被用来强化资本的支配，大机器生产不仅没有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反而成为加剧剥削与不平等的工具。这一逻辑在当代同样存在。自动化技术的普及使大量重复性劳动被机器取代，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就业岗位的减少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则为资本提供了更加隐蔽的控制方式。以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实例来说，网约车司机、外卖员都是数字技术发展的新产物。平台技术在表面上为劳动者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算法调度的运作机制却导致劳动者被高度时间化的约束所支配。骑手往往被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多个订单，时间压力不断加剧，从而使劳动者处于持续的紧绷与高强度劳动状态。“资本对时间效率的竞逐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部类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同时也使得全体劳动者都陷入这种时间的困局。”[15]因此，技术的社会作用并非单向度的积极力量。它既可能改善生产条件，也可能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被转化为新的剥削工具。若不从根本上变革生产关系，仅依赖技术进步来化解阶级矛盾与社会不平等，终将陷入理论与实践上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