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农耕文化的数字化转型是响应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把握时代机遇、推进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路径。本研究以知识翻译学为视角，通过案例分析，解读中国农耕文化的数字化发展格局，揭示其数字化传播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提出技术驱动下的文化活化范式和文化与民生互构的协同路径，并解析知识翻译学“真善美”原则在农耕文化数字化转化中的应用成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与转型提供数字化技术方案。中国农耕文化协同创新数字化赋能农耕文化传播范式与创新性发展路径，可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与转型提供数字化的技术方案，为“何以中国”的数字文明答案提供生动注解。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is an inevitable pathway to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strategy,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times, and advanc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knowletology, this research interprets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landscap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ulture through case studies, reveals the structural tensions in its digital dissemination process, and proposes a technology-driven paradigm for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s well as a synergistic path for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and people's livelihoods.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principles of Transknowletology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providing digital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for th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digitally empowered dissemination paradigm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ulture, driven b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an offer digital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for the sustainabil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oviding a vivid annotation to the digital civilization answer of “Why China”.
1. 引言
国家高度重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数字化转型。2020年11月出台的《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1]，明确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国家“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对文化产业数字化作出前瞻性部署[2]；2022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2023年2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将“文化数字化”纳入数字中国建设体系，明确要求构建中华文化数据库。系列政策为农耕文化的保护、传播与产业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技术赋能，助力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与全民共享新格局的构建。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交织的背景下，如何激活农耕文化的当代生命力，已成为关乎文化安全与创新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以知识翻译学为理论视角，通过案例分析，探讨农耕文化协同创新的数字化路径，以期助力中国农耕文化的数字化转型中理论框架的突破与实践路径的创新。
2. 知识翻译学的数字化转译机制
“知识翻译学以‘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为根本理据，融通知识与文化，进而融合‘知识’与‘翻译学’，围绕‘知识翻译’与‘翻译知识’构建了一种基于知识并回归知识的译学理论”[3]，其产生与发展为农耕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撑。杨枫指出，“知识既是翻译的所有存在，又是翻译存在的目的；知识既是翻译的理论，又是翻译的方法”[4]。“知识是翻译的本质特征，能够代表翻译的所有普遍存在，能反映翻译的内涵和外延”[5]，知识翻译学与数字技术的结合，能够有力推动农耕文化传播从“单向译介”向“多维共生”的范式转型。
在数字技术深度介入文化传播的背景下，知识翻译学理论的“真善美”原则衍生出农耕文化转化的具体实践路径。“目前，我国互联网和4G村级覆盖率达98%以上。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农村网民规模达2.97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9.2%。”[6]总体上看，农耕文化的转化有望实现从传统到数字的媒介迁移，加之在知识翻译学“真善美”原则的指导，便可在认知维度助力完成文化由地方性知识到世界性知识的全球性价值的语义升维。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知识翻译学通过跨学科协同与技术赋能，重构农耕文化的叙事逻辑与接受语境，使其在数字化传播中既保持本体论意义上的“原真性”，又具备认识论层面的“可通约性”。
知识翻译学为农耕文化的现代传播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系统性支撑，而文化协同创新的数字化路径进一步推动了其传播范式的结构性变革。“宁波新学会社刻有庄景仲所撰《养蚕必读》二卷；浙江劝业公所刻有汪曾保等所撰《艺麻辑要》不分卷。中部地区的刻书地则相对分散，西北、东北地区此类刻书活动相对较少”[7]，“农书知识传播的空间特征与棉麻蚕桑业的产业集聚化效应”[7]加大了译介和文化传播的难度，而知识翻译学恰可从“真善美”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传播力度的不足，助力文化传播。“以真求知”的实践路径依托农业史学、语言学与文化学等学科，通过跨学科协同与整合，突破传统农耕文化研究中史料碎片化与阐释主观性的局限，结合古籍智能校勘等技术手段，为知识的原真性奠定坚实的数据化知识基础，使农耕文化在数字化传播中形成可追溯、可验证的知识体系。例如，借助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对《齐民要术》等农业典籍进行术语抽取与概念关联，能够还原农耕技术的历时性演变脉络，为跨文化译介提供坚实的知识基底。“以善立义”通过生态智慧可视化等数字叙事策略，在译介过程中有策略地凸显农耕文化蕴含的生态智慧、可持续发展理念等，提升价值共鸣的广度与深度，凸显农耕文化的生态哲学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数字技术将抽象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具象的全球性话语，使农耕文化从“地方经验”升华为“人类共识”。“以美行文”对科技语言进行创造性转化与立体化呈现，构建既符合目标语数字用户审美习惯，又能多维沉浸式传递源语文化独特美感的表达范式。通过语言的数字化重构，解决农耕文化审美符号的跨文化折扣问题，增强传播的感染力，在符号学层面实现农耕文化从“他者叙事”到“主体间性”的跨越。
3. 传播效能瓶颈——从产业到价值转化的断点分析
数字技术创新的内生生长与外生协同涉及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变化及外部环境干预等，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过程，文化供给和转化难度大。中国农耕文化的数字化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通过对高度数字化语境进行传播环境再塑、数字形式多样化等加工，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弥合，推动数字化国际传播语言的精准表达，助力农耕文化的现代化重塑。虽有知识翻译学理论指导，但其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受到多重结构性矛盾的制约。
“农耕文化与数字技术转化难度较大，利用数字技术传播中国农耕文化，首先要解决文化价值核心的技术转换问题。”[8]农耕文化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意蕴深厚，而数字技术目前又尚未达到能将逻辑关系、深度、意蕴和内涵完美呈现出来的水平，也无法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与人同等的主体作用，难免会引发数字技术覆盖文化价值的现象。另外，在传播过程中，多数传播主体尚未建构起精准的受众分析机制，缺乏对目标文化语境的深入理解与话语调适，使得传播内容与受众需求之间出现结构性错位。
数据量的爆发式增长也带来了数据储存方式的革命，在2000年，数字化储存的信息只占全球数据量的1/4，而在2007年，所有数据信息中只有7%是储存在报纸、书籍、图片等媒介上，其余全是数字数据[9]。但现存传播体系在呈现方式与渠道建设方面存在明显局限，传统出版与学术交流构成的单一传播模式难以满足农耕文化在数智时代下对高传播效能的需求。文化数字化有利于不同文明体系的汇聚融合，但由于语境不同形成的文化认知差别，“文化折扣”现象普遍存在。
截至2015年底，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已覆盖一千多个县近25万个村点，农村网购交易额达3530亿元，同比增长96%；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50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 [10]。但总体而言，农耕文化产业尚未形成完整的价值创造–传递–转化链条，产业化探索多停留于文物数字复原等初级形态，未能有效开发如沉浸式农事体验、智慧农业文化园区等附加值高、可持续性强的商业模式。同时，数字文化因品牌定位模糊，缺乏具有鲜明辨识度的符号体系与系统的数字叙事策略，而未能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形成清晰、独特的认知坐标。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传播效能的提升。
4. 创新协同路径——农耕文化的数字生命力重塑
数字化转型需在文化基因存续与技术逻辑重构的动态平衡中实现农耕文化从历史记忆到未来方案的创造性转化。“创新协同”是指既传承“应时取宜”的生态智慧，又培养“数字人文”的时代特质，在虚实交融的传播生态中完成农耕文化生命力再造的过程。
4.1. 技术驱动下的文化活化范式
“前沿科技带来网络直播、数字藏品、数字博物馆、动漫及游戏等新形式，为本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契机。”[11]农耕文化数字化创新指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文化资源的新载体展示、新媒介传播和新业态活化”[11]，深化文化的可共享、可再生性，更好地满足大众对“兼具故事感与未来感”[11]文化产品的新体验需求。农耕文化数字化创新有助于培育乡村新兴业态，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激发发展内生动力，助力乡村振兴。
技术驱动的链式知识转化可以实现农耕文化从静态记忆载体向动态创新资源的转变，有助于构建起农业文明跨时空对话的技术范式，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历史智慧，在数字人文领域创立文化再生产的中国路径，推动中国农耕文化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价值重构，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参照与文化根基。
4.2. 文化与民生互构：数智时代农耕文化共同体的深层逻辑
推动农耕文化的“在地活化”，打造农耕文化数智共同体是数智时代农耕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必由之路。综合考虑文化因素与民生的跨文化传播模式，本质上是数智时代农耕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实践。既保留中国农耕文化“天地人协同”的哲学维度，保持术语的稳定性，又通过可视化农事图谱动态展示其技术演进脉络。在数字人文视域下重构农耕文化传播与民生接洽的认知界面，为文化折扣问题提供有力的解决方案，推动数字化信息传播超越表层实现语义对等，达成农耕文明深层逻辑的互文性阐释，在民生维度构建起连接传统智慧与现代生活的意义网络，使农耕文化能够真正成为滋养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精神沃土。
5. 结语
数字化技术为传统农耕文化产业转型注入新的活力，优秀农耕文化产业又能反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进一步融入国际文化产业潮流，助力中华文化传播至世界各地。未来，应继续加强农耕文化数字化传播的研究与实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农耕文明的独特智慧。通过数字化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运用，把握数字叙事与智能传播机制，系统推动中国农耕文化中“天人合一”“物候农时”等核心价值理念的跨文化阐释与全球共享，为全球文明对话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推动文化软实力提升与国际话语权建构协同共进。
基金项目
山东省艺术教育专项课题：数字人文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人才培养路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3YZ09250030)；2025年山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耕云数典，语通寰瀛——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中国农耕典籍的跨文化传播研究；2025年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译”聚农耕亘古韵，多语智联逐薪光——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中国农耕典籍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