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以微信、短视频、直播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快速发展，社会交往与信息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2]。农村基层干部作为政策执行与乡村治理的一线力量，其新媒体应用能力已成为影响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实效的关键变量。
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技术接受理论、多层治理理论及创新扩散理论对“数字乡村建设中农村基层干部新媒体应用能力提升”这一核心议题进行系统剖析。首先，技术接受理论对理解农村基层干部应用新媒体的内在动机与外部障碍提供了微观视角。该理论提出，个体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和“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是决定其采纳意愿和行为的核心因素[3]。其次，多层治理理论为解读新媒体嵌入乡村治理体系所引发的结构变革提供了中观视角。该理论强调治理是跨越不同政府层级、涉及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4]。新媒体应用绝非干部个体的孤立行为，而是深刻嵌入在“中央–省–市–县–乡–村”的复杂治理脉络中。本文借此分析县域技术支援中心、村级新媒体运营团队等如何通过资源下沉、规则重塑与主体协同，为基层干部赋能，并审视不同层级政策支持与制度约束对应用效果的影响。再者，创新扩散理论从宏观过程视角，帮助我们理解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工具在乡村社会被接受、采纳和制度化的规律。该理论提出的兼容性(Compatibility)、复杂性(Complexity)、可观察性(Observability)、可试性(Trialability)等分析范畴为解释新媒体应用能力在不同地区、不同干部群体间呈现的结构性分化提供了有力工具，并为制定分阶段、差异化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5]。
2.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新媒体赋能乡村治理新机遇
2.1. 新媒体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在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已成为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新渠道。新媒体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赋能效应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信息传播模式从传统的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在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中，村民只是充当着被动接受信息的角色。然而，在新媒体变革下的信息传播模式中，村民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可通过新媒体的留言、评论、在线投票等功能直接参与村务管理。二是治理方式从线下主导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例如，在保留传统的公告栏进行村务公开的同时辅助以微信群进行线上村务公开、在保留传统“祠堂议事”的线下会议形式的同时可通过视频会议平台让外出务工村民也参与民主议事会。这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不仅显著提升了村务管理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同时也有效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三是服务形式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推送。依托新媒体平台的数据分析，基层政府可更精准识别群众需求，实现政策信息与公共服务的智能匹配与精准投送。
2.2. 新媒体助力乡村公共服务升级
新媒体平台通过重构服务渠道、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能，推动了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互联网 + 社区”向农村延伸已成为提升村级服务信息化水平的重要路径[1]。中央网信办发布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也强调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数字服务下沉工作[6]。具体而言，微信公众号、村级政务APP等新媒体工具的应用，使村民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社保查询、证照预审等业务，大幅降低了偏远地区群众的办事成本。同时，新媒体的互动性与大数据分析能力实现了服务内容的精准投放。例如，针对留守老人群体，采用方言配音、图文动画等形式制作医保参保指南；面向返乡创业青年，则推送创业补贴申领与农业技术培训内容，有效解决了传统宣传中“信息过载”与“信息盲区”并存的问题。
2.3. 新媒体推动乡村社会协同治理
新媒体技术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作网络，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水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提出“以数据驱动的乡村治理”模式，强调通过县域统一数字平台保障各主体有序参与[7]。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工具已成为连接政府、村民、企业与社会组织的枢纽，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正如有关研究指出，“数字乡村强调运用技术为个人发展和组织协调赋能，从强化主体能力和组织互联等层面提高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有效性”[8]。其协同效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拓展村民参与渠道。村级微信群、短视频平台的直播议事等功能使外出务工人员远程参与村规民约修订、项目评议成为可能，有效缓解了“人户分离”导致的治理缺位。二是强化社会监督效能。短视频直播村务公开、微信公众号公示惠民资金流向等做法，使权力运行全程可视、可追溯，增强了基层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的公信力。
3. 农村基层干部应用新媒体面临的现实挑战
3.1. 对新媒体赋能乡村治理的价值认知不足
农村基层干部对新媒体的价值认知不足，其本质是技术接受理论所说的“感知有用性”低下和“感知易用性”异化的集中体现。这种认知不足在干部类型和地区发展水平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一方面，从干部类型来看，年轻干部、高学历干部往往更能认识到新媒体的互动性和服务潜力，而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干部则难以认识到新媒体赋能乡村治理的价值，更多情况下只是将其作为娱乐工具。有调研发现部分农村基层干部“沉溺于网络游戏不可自拔，或上班时间观看娱乐短片、给主播送礼物”[9]。这些干部当中，有些人认为微信群的互动不如线下开会有效，短视频的宣传不如广播喇叭方便，这种对新媒体治理效能的怀疑，直接降低了其对新媒体的采纳意愿。这根源于他们对传统治理路径的惯性依赖，与新媒体环境所要求的适应性之间存在冲突，即创新扩散理论中的“兼容性”不足——新媒体平等、开放、即时的特性与传统科层制、单向度、程序化的治理模式难以兼容。有些干部并非不使用新媒体，而是将其“易用性”错误地感知为娱乐消遣的便捷性，从而沉迷于短视频消费和网络游戏，而非用于政务工作，未能将新媒体工具与自身治理职责建立关联。
另一方面，从地区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更容易接触到新媒体创新应用案例，认知水平相对较高；而欠发达地区由于信息闭塞和培训资源匮乏，农村基层干部的认知多停留在浅层，往往将新媒体简单视为政策“传声筒”，仅机械转发上级文件，忽视其双向互动与公共服务的功能。例如，有的村级政务公众号停留于会议报道与通知转载，未开设留言互动或民生政策解读模块，与数字乡村要求的群众需求响应机制脱节。总言之，农村基层干部对新媒体的认知偏差不仅源于个体素质差异，也与区域数字文化建设、培训体系完善程度密切相关。
3.2. 操作与运营新媒体的能力呈现结构性分化
农村基层干部新媒体应用能力的结构性分化，是创新扩散理论中创新采纳者分类在乡村治理场域的生动映照。该理论把创新采纳者分为创新者(Innovators)、早期采纳者(Early Adopters)、早期大众(Early Majority)、晚期大众(Late Majority)和落后者(Laggards)。年轻、高学历的农村基层干部构成了新媒体应用的“早期采纳者”，他们易于接受新事物，但往往止步于基础操作，在“内容策划”与“创意传播”上存在瓶颈。这主要是由于上级部门提供的培训多以基础技能培训为主，无法满足他们向更深层次应用跃迁的需求。而年长、低学历的农村基层干部则属于典型的“晚期大众”或“落后者”。他们面临更高的复杂性壁垒，需要更具针对性、手把手式的指导与激励才能克服学习焦虑。
农村基层干部新媒体应用能力的结构性分化除了个体间的分化，还存在区域间的分化。东部沿海地区因其经济优势和基础设施完善，更容易孕育出“创新者”和“早期采纳者”，并快速进入“早期大众”阶段，能较早尝试“直播助农”“短视频 + 文旅”等深度应用模式。而中西部地区则多数停留在“晚期大众”阶段，即停留于公众号维护、微信群管理等基础应用层面。这种区域差异鲜明体现了创新扩散理论所强调的“传播渠道(Communication Channels)”和“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条件的重要性——东部地区拥有更密集的线上线下推广渠道、更支持创新的社会规范以及更强大的技术支持系统，从而加速了新媒体应用创新的扩散与深化。
3.3. 基础设施与平台创新应用受限
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农村基层干部应用新媒体的刚性瓶颈，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区域不平衡严重制约了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创新应用。在经济发达地区，5G网络覆盖和智能终端普及为新媒体应用提供了良好基础，视频会议、直播带货等实践模式已开始推广。而在欠发达地区，尽管绝大部分行政村已通宽带，但信号不稳定和网速慢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视频会议、直播带货等线上活动难以常态化开展。从技术接受理论来看，薄弱的数字基础设施削弱了这些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对新媒体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在网络信号不稳定或频频出现网络中断的情况下，开展视频会议或直播变得困难重重时，会容易让人们产生“新媒体不好用、不实用”的负面认知，从而放弃尝试。此外，发达地区“直播助农”的新媒体应用案例因其高曝光率，易形成示范效应，激励其他地区效仿。然而，对于中西部偏远地区而言，数字基础设施不足的鸿沟使得这些成功案例变得可望而不可及。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维护体系的区域不平衡也不可忽视。发达地区已初步建立县乡两级技术维护体系，而欠发达地区普遍缺乏专职维护人员，设施故障维修的时效较长，“重建设轻运维”现象突出。这一问题必须从多层治理理论的视角寻求解决方案。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已超出了单个村庄甚至县域的资源和能力范围，其责任主体显然是更高层级的治理主体。破解这一瓶颈，不能仅靠村庄的有限资源，而必须通过上级政府的宏观规划、财政转移支付和政策倾斜，进行跨区域的资源再分配。这同时也揭示了数字乡村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逻辑，没有多层治理体系的有效支撑，任何技术赋能个体的尝试都可能因基础条件缺失而停滞不前。
3.4. 新媒体应用的负面效应与治理风险
在积极推进新媒体应用的同时，也需要清醒认识到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治理风险。第一，数字鸿沟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新媒体的应用可能进一步边缘化数字弱势群体，特别是老年人、低学历群体等，导致治理参与的不平等。第二，隐私安全风险。由于农村基层干部缺乏足够的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能力，村级政务平台收集的村民个人信息可能面临泄露风险。第三，信息失真与舆情风险。新媒体传播的及时性和广泛性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放大谣言传播的潜在风险，而农村基层干部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不足，对网络舆情处理不当，容易引发次生舆情危机。第四，数字形式主义与数字官僚主义的风险。在新媒体的推广过程中，部分地区可能将新媒体应用异化为“形象工程”，过度追求点击量和曝光度，忽视实际治理效能。第五，技术依赖风险。过度依赖技术工具可能导致传统治理方式被忽视，影响面对面群众工作的开展。这些风险在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干部素养偏低的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需要在推进新媒体应用的同时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
上述五大风险揭示了新媒体在乡村治理的创新扩散过程并非一个线性的、只有收益的过程，其副作用根植于技术本身特性、个体接受度与社会系统复杂性的交互之中，而化解这些风险则迫切需要多层治理体系作出前瞻性和系统性的响应。首先，数字鸿沟与隐私风险，是创新扩散中“社会系统”不平等和“兼容性”不足的必然结果。创新扩散理论指出，创新的采纳率会受到社会系统内部结构的影响。乡村社会中的年龄、学历、经济状况等内部结构的差异，自然导致了农村基层干部采纳新媒体的能力差异，这使得数字鸿沟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而非个别现象。它意味着新媒体技术的扩散可能与传统乡村治理所追求的包容性和公平性价值产生冲突，即与原有的社会系统规范不兼容。同样，隐私风险源于新技术与乡村传统熟人社会隐私边界的不兼容。农村基层干部和村民尚未建立起与数字时代相匹配的隐私保护意识和规范，而技术平台的设计也未必与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境相适配，从而导致风险产生。其次，舆情风险、数字形式主义与数字官僚主义则深刻反映了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在接受新媒体的过程中的“感知有用性”扭曲。从技术接受理论来看，舆情风险爆发的根源在于部分干部只接受了新媒体的“信息发布”功能，却未能真正理解和接受其“双向互动”和“危机沟通”的核心价值。当负面舆情出现时，他们因缺乏有效的应对技能而往往采取删帖、封锁等传统管控手段，从而容易引爆更大危机。数字形式主义和数字官僚主义则是“感知有用性”被完全异化的典型表现。部分干部使用新媒体的目的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扭曲为片面追求点击量、粉丝数等考核指标。这表明，如果多层治理体系中的考核激励规则设计不当，就会发出错误的“有用性”信号，导致基层干部的行为偏离治理实效，陷入“为创新而创新”的陷阱。最后，技术依赖风险从反面论证了“兼容性”原则的重要性——新技术必须与传统有效治理方式相融合，而非替代。由于过度依赖技术而容易导致忽视面对面的线下群众工作，这说明新媒体的应用与乡村治理中的情感维系、复杂矛盾调解等深层需求存在不兼容。新媒体技术的“有用性”也是有边界的，农村基层干部利用新媒体开展网上群众工作必须要与线下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起来。
4. 提升农村基层干部新媒体应用能力的创新路径
4.1. 通过分层培训体系扭转认知偏差并夯实能力基础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要实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数字素养提升工程，建立领导干部数字素养全员培训体系，分层次、分类别、分阶段推进领导干部全员培训；建立公务员数字技能分级分类培训体系，全覆盖、差异化开展公务员数字技能培训[6]。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新媒体认知与操作能力短板，应构建“理念–技能–创新”三层培训体系。一是理念层培训，旨在攻克农村基层干部对新媒体的“感知有用性”壁垒。可通过案例教学与政策解读，强化干部对新媒体赋能治理的价值认同。除案例教学外，还应增加新媒体舆情应对模拟演练和网上群众工作方法实战教学，让干部深刻理解“学网”“用网”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二是技能层培训，旨在提升农村基层干部对新媒体的“感知易用性”。可开展高度贴合农村工作场景的新媒体应用培训，内容并非追求尖端技术，而是聚焦于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群管理、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流程操作等实用技能训练。三是创新层培训，旨在将农村基层干部培育为新媒体应用的“创新者”和“早期采纳者”。培训形式可采用“线上工作坊 + 线下驻村指导”，并引入平台企业专家参与课程设计，确保内容前沿性与实用性。同时可结合当地特色，派驻专业团队指导农村基层干部探索“短视频 + 文旅”“直播 + 助农”等多种应用形式。
上述策略的可行性一方面体现在目前已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等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另一方面体现在部分农村地区已有的实践经验，例如，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的“支书主播”培育行动通过“选育–实训–带货–反馈”的全链条培育体系培育乡村网络人才，让村党组织书记化身“带货主播”，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 + 数字赋能”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营山县这一措施表明，通过系统培训和实践锻炼，农村基层干部的新媒体操作与运营能力是可以提升的，这些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尽管已有国家层面的顶层政策设计和部分农村地区的实践经验，但相关政策在农村基层的落实以及局部经验在全国的推广还普遍受到师资力量匮乏、经费与时间不足、培训内容同质化、培训成果与干部绩效考核关联度不强、学习跟踪与效果评估机制缺乏等因素约束。
为此，要配套相关的保障措施：第一，构建“多元协同”的师资保障体系，建立由高校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平台企业区域负责人或资深博主、县域内新媒体应用成效显著的优秀基层干部组成 “三元师资库”，实现理论、实战技巧和本土经验的优势互补。相关实践经验可参考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青年兴乡培育计划的“政府–企业–高校”多元协同模式。第二，推行“学分制”与“线上 + 线下”混合培训模式，要求干部每年需完成一定的新媒体培训学分。技能课程线下集中进行，理论课程在线上开展，方便干部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第三，建立“培训–实践–反馈”闭环管理制度，将培训后完成的新媒体应用创新方案的实施成效，纳入个人或集体的年度考核加分项，并建立定期回访机制，由培训导师或县级支援中心提供后续技术咨询，确保学以致用。
4.2. 打造“县域–村级”新媒体平台赋能体系
构建“县域–村级”新媒体平台赋能体系，本质上是多层治理理论在操作层面的具体实践，旨在通过上层行动者的干预，系统性降低农村基层干部采纳新媒体技术的复杂性并提升其“感知易用性”。《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党务、村务、财务网上公开”的要求[1]，通过资源下沉与技术适配，确保新媒体工具切实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应用难题，真正赋能基层治理，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为缓解基础设施与运营支持不足的制约，应建立县域级新媒体技术支援中心，为村级提供内容策划、账号运维、舆情应对等后台支持。同时，推广“轻量化”应用策略，在网络条件差的地区，优先使用微信社群、语音消息等低带宽工具；开发图文、短视频模板库，降低内容生产门槛；建立村级数字协管员制度，由乡贤或返乡青年协助干部完成日常运营。具体而言，可通过利用新媒体构建智慧村务平台的方式实现。在平台运营方面，可建立“乡镇政府指导–村委干部管理–网格员协同”的分级协同工作体系。乡镇政府负责统筹规划、制定规范并提供资源支持；村委干部作为管理中坚，具体负责平台的日常信息发布、互动维护与事务处理；网格员则深入村民群体，承担信息收集、需求反馈和辅助服务的角色，形成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运行机制。相比运营复杂的政务公众号或小程序，可优先推广基于微信群的“轻量化”智慧村务模式，充分利用其使用门槛低、互动即时性强、用户覆盖广的优势，更契合农村资源条件和用户习惯。运营中需重点建立内容定期更新、人员岗位轮值、政民互动反馈等标准化机制，组建由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乡贤代表等构成的运营团队，并可引入“县域数字服务中心 + 村级协管员”两级技术支撑体系，以保障平台的规范、高效和持续运转。
上述策略的实施可参考部分农村地区的已有实践经验，相关实践案例如下：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通过“县–镇–村”三级联动的数字治理体系，构建起以“数据一张图”“事件一条线”“服务一网通”为核心的治理平台；广东省广州市通过数字化手段构建覆盖市、区、镇、村、社的五级联动管理体系，以“一张图”方式实现农村集体“三资”的统筹管理和高效监督；河南省济源市大峪镇推行“党建 + 网格+ 大数据 + 共富”治理模式，利用“镇党委–村党支部–专职网格员–党员”四级组织构成的智慧党建网激活基层治理；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通过微信小程序搭建村级服务平台，为各村设置专属账号，将村级党员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网格员等接入平台，通过组织动态一键检索、群众消息一键知晓、办事申请一键报送、党员领办一键接单，完善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制。以上案例展示了部分地区利用新媒体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实践探索，从中可总结出值得参考的几点经验：一是，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相结合；二是线上平台与线下网格相融合；三是制度保障与技术支撑相匹配；四是注重实用性与可持续性。
4.3. 在新媒体典型场景推广中建立创新激励机制
为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干部新媒体应用能力，应建立健全相关的创新激励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可将新媒体运营成效纳入基层干部年度考核体系，对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激发农村基层干部运用新媒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奖励机制可提升技术接受理论中的“感知有用性”，当干部意识到熟练运用新媒体能够带来明确的奖励和认可时，他们采纳新媒体技术的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将得到双重强化，使其更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应用新媒体。另一方面，对于农村基层干部由于经验不足和条件有限等原因导致在新媒体的创新应用上出现的失败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他们勇于尝试，不断总结经验。创新扩散理论表明，早期尝试必然伴随不确定性风险。如果考核体系只惩罚失败而不奖励尝试，基层干部将普遍采取“不敢用、不愿用”的风险规避策略，导致创新扩散在萌芽期即被扼杀。容错机制通过降低“试错成本”，直接提升了创新的“可试性”，鼓励干部从“晚期大众”向“早期采纳者”的角色转变。根据创新扩散理论的“成功示范”策略，就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而言，应重点激励三类新媒体典型应用场景的落地与推广：
一是鼓励建设智慧村务平台，积极利用微信群、政务小程序、公众号、视频号等数字化工具，推进村务信息公开化、互动化、实时化，实现政策宣导、民意征集、事务通知、在线办理等一站式服务，增强村务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感，提升基层治理效率和群众满意度。在已有的实践案例当中，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张陶乡江庄村党支部书记运用短视频平台定期更新村务工作的做法值得借鉴。该村干部通过短视频直播村务公开、公示惠民资金流向等做法，使村级权力运行全程可视、可追溯，增强了基层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的公信力。这一实践体现了新媒体促进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对建设智慧村务平台具有值得参考的经验。
二是鼓励开展直播电商助农行动，鼓励党员干部带头参与，积极协调整合平台资源、企业力量与农副产品，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等形式，拓展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影响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造“一村一品”消费新场景，助力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根据已有的相关实践案例，河南省安阳市举办的党建引领工会助农农产品展销会所采用的“现场展销 + 第一书记直播带货”的模式值得参考。此外，湖南省举办的首届乡村农产品直播带货(村播)大赛也有值得借鉴的做法，该赛事为驻村第一书记和村书记等基层干部提供了直播助农的竞技平台，有利于农村基层干部提升运用新媒体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
三是鼓励短视频文旅宣传。深入挖掘乡村非遗文化、生态景观和特色产业资源，策划制作一批高质量、有温度、具传播力的短视频内容，借助新媒体平台扩大传播效能，塑造独具吸引力的乡村文化名片，提升地域知名度和旅游吸引力，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的双赢。通过以上场景化、模块化的应用引导和典型示范，能够帮助广大干部进一步掌握新媒体语言和传播规律，将其转化为切实的治理效能与发展成果，逐步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新媒体应用新模式，为全面推进农村数字化转型奠定坚实基础。例如，广东省高州市滩底村通过探索“微短剧 +三农”的融合发展路径，将文化创意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利用微短剧作品激活当地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上杨乡小岔村以“党建+农文旅”融合发展为突破口，以“文化赋能”为抓手，深挖本土文化资源，在村党组织和干部的带领下通过创作主题短视频故事和歌曲、开展文化讲座、举办读书会等方式进行文旅宣传，有效提升了当地的旅游吸引力。这些案例都体现出农村基层干部利用新媒体开展文旅宣传活动要确保内容取材于乡村真实生活、发挥党建引领的保障作用、坚持以带动当地产业振兴为目的。
4.4. 构建新媒体应用风险防控与治理机制
为应对新媒体应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与治理风险，需建立系统化的风险防控与治理机制，确保新媒体工具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安全、有效和可持续。具体而言，应从以下五方面着手：
一是建立数字包容机制，弥合数字鸿沟。该机制通过保留传统渠道、组织“数字反哺”、开发适老化界面等多元化手段，努力使技术创新与原有的社会系统规范相兼容，防止数字鸿沟撕裂乡村社会。针对老年人、低学历群体等数字弱势群体，应采取“传统 + 数字”相结合的服务方式。在推广新媒体应用的同时，保留公告栏、广播等传统信息渠道；开展“数字反哺”行动，组织农村青年、志愿者与数字弱势群体结对帮扶，提供一对一数字化技能辅导；开发适老化、简易化界面，采用语音交互、大字体、高对比度设计，降低使用门槛。例如，湖北省利川市凉雾乡诸天村“90后”村干部利用视频号制作养老认证操作演示视频，用当地方言讲解手机操作步骤，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线上办理业务的难题。同时，该村干部还在视频号发起了“陪百位老人吃顿饭”行动，通过非正式走访方式深入了解村中老年人需求。
二是健全隐私保护与安全管理体系。制定村级政务新媒体平台数据收集与使用规范，明确个人信息收集边界和使用权限；开展网络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基层干部的隐私保护意识和安全防护能力；建立县域统一的数据安全管理平台，对村级政务账号进行常态化安全监测和风险预警；与互联网企业合作，为村级平台提供技术支持，防范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
三是完善舆情监测与应对机制。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的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及时发现和研判涉及本地区的舆情风险；编制农村基层干部舆情应对手册，提供标准化应对流程和沟通话术；建立与县级网信、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处置机制，提升舆情应对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定期组织舆情应对模拟演练，提升基层干部的实战能力。
四是建立新媒体应用效能评估与监督机制。制定科学的新媒体应用效能评估指标，避免单纯以点击量、粉丝数作为评价标准，更加注重实际治理效能和群众满意度；建立新媒体应用备案审查制度，对村级新媒体账号的开设和运营进行指导和监督；设立数字形式主义和数字官僚主义的举报渠道，鼓励群众监督新媒体应用中的作秀和浮夸现象；定期开展新媒体应用专项审计，确保资源投入产生实际效益。
五是构建技术应用与传统治理方式融合机制。明确新媒体工具作为辅助手段的定位，避免过度依赖技术手段；建立线上互动与线下服务联动机制，将新媒体收集的群众诉求及时转化为线下实际行动；保留并优化面对面群众工作方式，特别是在解决复杂矛盾和处理敏感问题时；开展“数字素养 + 群众工作能力”双提升培训，帮助干部在数字环境下更好地践行群众路线。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机制建设，形成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处置的全流程风险治理体系，确保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既能发挥最大效能，又能有效防控各类风险，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和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提升农村基层干部的新媒体应用能力，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也是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面对当前农村基层干部在新媒体应用上存在的认知局限、技能短板、基础设施制约、负面效应与治理风险等问题，需进一步强化制度保障与资源倾斜，构建符合农村基层实际的新媒体赋能机制。未来应着力推动技术适配与治理创新的深度融合，完善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分层分类培训体系与县域级技术支援平台，鼓励符合农村实际的轻量化、场景化的新媒体应用。同时，通过不断完善容错激励并重的政策环境，充分激发农村基层干部运用新媒体服务群众、优化治理、促进发展的主动性与创造力，为加快构建数字乡村治理新格局、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持续动力。
基金项目
2023年肇庆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新时代农村基层干部践行网上群众路线研究”(编号：QN202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