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酉阳杂俎》是晚唐段成式所作的志怪小说集。明代李云鹄为其所作序文中有“无所不有，无所不异”之语，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誉之为“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其“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以世爱玩，与传奇并驱争先矣”，海外汉学家劳费尔和李约瑟分别在所著《中国伊朗编·阿月浑子》与《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其有所引用[1]。段成式《酉阳杂俎》历来为世人所重，近数十年国内对其研究尤多。韩钉钉在其论文《近二十年段成式〈酉阳杂俎〉研究综述》中对1979年至2010年国内的《酉阳杂俎》研究进行了述评[2]。为填补此后时间段的综述空白，本文拟对2011年以来国内的《酉阳杂俎》研究进行总结。韩文将《酉阳杂俎》研究分为版本流传、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与佛教关系、对他书影响、《叶限》研究、与外来文化等七类，并未关注文学与史学研究的分野。本文则着重于《酉阳杂俎》的史学研究。
《酉阳杂俎》作为一部包罗万象的古籍，其史料学意义不容忽视。李一如[3]、田秘[4]等人认为，早在宋代，时人即看重《酉阳杂俎》的史料价值甚于小说价值。汪文国首先明确论述了《酉阳杂俎》的“史性”特征，认为该书的“史性”体现在其“补史”的创作态度、“实录”的写作方法、题材的博杂性与历史内涵性，认为这与历代小说的“史补”观念、唐朝重视修史的风气和作者段成式“研精苦学”、“家多史书”有关[5]。史睿从《酉阳杂俎》所引南北朝交聘记中，提取出《聘北道里记》和《封君义聘梁记》(又名《封君义行记》)两种新史料，并提出了《魏聘使行记》《朝觐记》等交聘记类史料曾经存在的猜测[6]。2017年，郭清杨大胆提出，《酉阳杂俎》因内容博杂，不应归入小说家类，而应归入子部杂家类[7]。这对提高《酉阳杂俎》的史料学地位，进一步开发其史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据初步统计，2011年至今国内公开发表的《酉阳杂俎》研究文章有80余篇(包括17篇硕士学位论文)，尚无研究专著出版。这些文章的研究角度包括酉阳杂俎中的知识生产与分类、晚唐社会生活的地方性与跨域性、文本中的异域想象与文化交融等。
2. 《酉阳杂俎》中的知识生产与分类
2.1. 《酉阳杂俎》与校勘学
《酉阳杂俎》在流传过程中出现过多个优劣不一的版本，目前较好的点校本有方南生点校本、曹中孚点校本和许逸民《〈酉阳杂俎〉校笺》。近十年国内学界不再力图重新对该书进行完整地校释，而是关注对上述三个点校本的进一步完善。
2.1.1. 在方南生点校本《酉阳杂俎》基础上的校勘
薛克翘将方南生点校本《酉阳杂俎》(以下简称“方校本”)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进行了互校[8]。武振玉和梁浩合作补释了方校本中“合欢”“上天衣”“呵辟”“凶具”4词[9]。徐婷和刘传鸿考证了其中“五百人”“仰占”“酧地”“貌寝”4词[10]。李文静和刘传鸿考释了其中“作梵”“继”“灶瘃”“条”“丫戾”“羊脾”6词[11]。薛玉彬[12]、李明[13]等人各自指出了其中的部分失校、误校和标点错误。
2.1.2. 在曹中孚点校本《酉阳杂俎》基础上的校勘
董直慧考证了曹中孚点校本《酉阳杂俎》与《尔雅注疏》《说文》等其他古籍中“同名异物”和“异物同名”的动物类名物词[14]。
2.1.3. 在许逸民《〈酉阳杂俎〉校笺》基础上的校勘
熊润竹对许逸民《〈酉阳杂俎〉校笺》前集和续集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商榷，指出前集中14条校点疑误处[15]，对前集中“处分”“蹙蹙”“从容”“道场”“重丧”“印契”“坟起”“醯”“栗栗”“趣”10词[16]和续集中“荧荧”“中恶”“规”“障车”“率尔”“寝室”“鳷鹊”“信宿”8词的注释提出商榷[17]。单雪琳也对《〈酉阳杂俎〉校笺》中“襥物”“习读”“蚕室”“鞠杖”4词的注解提出商榷[18]。刘欣欣对其中“知回易”“翕然”“铤”“库子”4词进行了再考释[19]。刘传鸿与熊润竹合作撰文，探讨了《〈酉阳杂俎〉校笺》第一册在他校中的过度出校及改动底本情况[20]。
《酉阳杂俎》包含前集二十卷、续集十卷，体量庞大，内容博杂，对其进行校勘确为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以网络时代的信息获取便利度而言，校勘的门槛较低，易出现敷衍性的附骥。上述文章多数考据谨严、旁征博引，说服力强，对《酉阳杂俎》未来可能的进一步校释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也有个别文章致力于考释一些本就浅近易解的词句，未免失于穿凿附会。近五年学界对《酉阳杂俎》的校勘热情明显降低，再无相关研究产出，或可反映出该书现有版本已近完备。
2.2. 《酉阳杂俎》与汉语发展史
从汉语发展史角度切入的《酉阳杂俎》研究，既有纯粹对书中词句的研究，即从该书语言出发管窥汉语语法史的发展，也有以该书语言订补当代字词工具书的研究。
2.2.1. 《酉阳杂俎》与汉语语法史
李明运用替换法、义素分析法和同形结合法，考察了《酉阳杂俎》中的单音节实词同义词，从词义本身出发，分析同义词在共同义位上的差异性[21]。刘红丽对《酉阳杂俎》中190组名词同义词进行了辨析，从中发现：语义层面，造成名词词义差别的原因主要是指称对象在内质、范围、用途、部位等方面的不同；语法层面，其差异主要体现为语法功能的不同；语用层面，其差别主要体现为附属色彩、表述方式等方面的不同[22]。相比较而言，李文爬梳全本而更全面，刘文抽样研究而更深入。
梁浩统计了《酉阳杂俎》中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地域传入的非佛教外来词，并将《酉阳杂俎》非佛教外来词的特点总结为省略音节、皆为名词、音义结合和从印度传入最多四个方面[23]。该文对古汉语外来词研究具有一定贡献。夏定云通过分析《酉阳杂俎》中86例标志性被动句，探究唐代汉语被动句式的使用状况，得出“于”字式、“见”字式被动句减少而“为”字式、“被”字式被动句增多的结论[24]。曹玉研究了《酉阳杂俎》中的自称代词，发现“我”多于“吾”，“予”多于“余”，“某”频繁出现，认为这体现了《酉阳杂俎》所处的近代汉语发展时期，自称代词系统还不稳定[25]。
曹芳梅研究了《酉阳杂俎》中的连词，运用归类分析法、计量统计法、比较法，发现其中产生于上古时期的单音节连词居多，连词与副词搭配居多[26]。李雪丹研究《酉阳杂俎》词频，采用比较法、归纳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利用ICTCLAS分词软件、Hyconc软件，结合人工干预分词，分析《酉阳杂俎》的词频分布、词语结构，以及同义词、同素异序词、别称词等特色词语。音节长度方面，单音节词仍占绝对优势，但词语双音化趋势明显；词语结构方面，合成词占绝对优势，其中又以偏正式、联合式的复合词居多[27]。该研究对了解《酉阳杂俎》语言特色及中古汉语的语言特征皆有重要意义。
董直慧对《酉阳杂俎》中的动植物名物词进行了分类研究，发现双音节词居多，认为这体现出中晚唐时期汉语的多音化趋势[28]。张亚东分析了《酉阳杂俎》中时间副词的来源、语义特点和句法功能，认为《酉阳杂俎》时间副词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发展性，主要表现为双音节化趋势明显、同义时间副词新旧更迭现象显著、单纯时间副词一词多义现象较多、合成时间副词的构造更加多样、单纯时间副词与合成时间副词使用频率差距大。此外，张亚东提出了《酉阳杂俎》时间副词在近代汉语中的流变情况这一待研究问题[29]。
刘春艳对《酉阳杂俎》定中结构进行研究，将《酉阳杂俎》递加式定中结构的多项定语的排序总结为“代词 > 名词 > 数量词 > 动词性词语 > 形容词 > 名词”，并解释了列加式定中结构中定语与中心语并列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刘春艳比较了《孟子》与《酉阳杂俎》中定中结构的成分，总结出中古时期定中结构的特点及演变规律：定语中名词、数量词、谦词和敬词增多，中心语中谓词减少，带“之”的定中结构减少，定中结构的体词性特征越来越明显[30]。
2.2.2. 以《酉阳杂俎》订补当代字词工具书
不同于上述从汉语语法史角度对《酉阳杂俎》自身语言的研究，部分学者反其道而行之，力图借助《酉阳杂俎》订补《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当代字词工具书。刘丹的硕士学位论文《〈汉语大词典〉引〈酉阳杂俎〉书证研究》是这方面的先驱。不同于其他对《酉阳杂俎》词汇的零散研究，该文从《汉语大词典》出发，利用Access数据库工具，对其中所收《酉阳杂俎》词汇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该文不仅对《酉阳杂俎》的语词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遍及音节、词形、词性、结构、义项等方面，而且致力于弥补《汉语大词典》在引用书证方面的疏漏，考校其未收及误释之词语、义项，探讨其引用《酉阳杂俎》在标点、释义等方面的问题[31]，对《酉阳杂俎》语言研究与订补《汉语大词典》皆具有突出贡献。
卞玮与刘传鸿利用《酉阳杂俎》文本，对《汉语大字典》中收录的“𩊅”“㹀”“𤯝”“蛙”“义”5俗字进行了勘误和补充[32]。以此为先导，卞玮在归纳四部丛刊本《酉阳杂俎》中俗字的形体特点和成因的基础上，对《汉语大字典》进行修正补订，不仅补充了部分失收俗字，而且补充并提前了一些书证，辨析了《汉语大字典》中的部分错误[33]。
两相比较，从《酉阳杂俎》管窥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已趋饱和，但以《酉阳杂俎》订补当代字词工具书的研究仍止于初步工作。后者无疑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更多潜能留待后学开发。
2.3. 关于《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的研究
公正地说，几乎所有研究《酉阳杂俎》的文章均会在开头简要介绍该书作者段成式。但专门针对段成式其人的研究，首推方琳的硕士学位论文《段成式的交游与创作》。方琳全面考察了段成式的平生交游、文学创作与哲学思想，指出其深受儒释道三教影响的多元包容思想致使交游广泛，与僧人、道士、隐者、术士、党魁、权贵、同僚文士、落魄文人等皆有往来，积累了大量的笔记小说素材。方琳认为《酉阳杂俎》中的故事多来源于段成式所交往的同僚文士之见闻，《酉阳杂俎》所开创的“杂俎体”、所体现的“博通”审美情趣，与段成式交游的广泛性密不可分[34]。
3. 晚唐社会生活的地方性与跨域性
3.1. 《酉阳杂俎》与佛教史
《酉阳杂俎》的创作过程处于晚唐佛教兴盛、儒释道三教既有融合也有冲突的文化大背景之下，因此对《酉阳杂俎》佛教内容的研究有部分集中于佛道之争，其他研究散落于寺院、僧人、教义思想等方面。
3.1.1. 《酉阳杂俎》与佛道之争
杨田春提出从《酉阳杂俎》可管窥唐代佛道争锋的两种主要表现，即互相仇恨、贬斥和僧道斗法[35]。杨文停留在内容概述层面，较为客观。赖春桃认为，《酉阳杂俎》中杂糅佛道二教因素的游仙故事反映了唐代佛道趋于合流的现象[36]。
3.1.2. 《酉阳杂俎》中的其他佛教内容
李德华利用《酉阳杂俎》中的唐代寺院相关内容，结合《历代名画记》《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全唐文》等史料，比较研究唐代寺院中文殊院、观音院、禅院、三阶院、净土院、圣容院、行香院、翻经院、库院等典型子院的发展渊源、空间布局和功能[37]。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佛教建筑史方面。
《酉阳杂俎》(含许逸民辑佚的续集)中涉及僧人的故事有129则，提及六朝至晚唐僧人100多名，体量甚大。朱思奇将《酉阳杂俎》中的僧人分为造“怪”僧、见“怪”僧、引“怪”僧三类，认为《酉阳杂俎》的僧人书写运用了史传笔法，描绘的僧人群体身世详实、类型多样、形象神异[38]。朱文着眼于僧人群体自身与该书的志怪特色，有利于理解《酉阳杂俎》中的僧人形象。在唐代佛教世俗化方面，继朱文之后有魏晓虹、苗贤君认为《酉阳杂俎》内容体现了多方面的佛教文化，如涉及《金刚经》的灵验故事、僧人形象的塑造和佛教的冥界观念等，展现了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对民众生活的影响[39]。
3.2. 《酉阳杂俎》与社会文化史
《酉阳杂俎》因其虚中有实的志怪特质，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包括《酉阳杂俎》与中国民俗史、科学技术史、艺术史等。
3.2.1. 《酉阳杂俎》与民俗史
目前看来，《酉阳杂俎》中最引人关注的民俗史内容是丧葬文化史相关内容。胡晓雪从丧葬民俗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酉阳杂俎》中提及的野葬、竖棺葬、屈肢葬等葬式，丧仪中的魌头、方相、铭旌、挽歌等，并运用民俗学相关理论，探讨了禁忌产生的各种可能，“刺北斗”仪式与象征、神话、族群的关系，其中所反映的森严的等级制度，昆吾国特殊的“近葬至孝”，以及祖先灵魂依附的木主。胡晓雪还提出了镇墓兽、相墓术两个留待后学研究的文化现象[40]。
此外，逯慧认为《酉阳杂俎》反映了唐代底层民众就业渠道增多，婚姻自由度提高，宗教生活丰富[41]。赵羽认为《酉阳杂俎》所记唐玄宗赐申王冷蛇以祛暑的奇闻，其实是中国古代宠物蛇饲养的早期重要文献记载[42]，论证谨严，是微观研究的优秀示例。
3.2.2. 《酉阳杂俎》与科学技术史
对《酉阳杂俎》中科学技术史内容的研究，在医疗史主题下有小集中。石雨、李柳骥将《酉阳杂俎》涉医内容分为医事、医药、杂说三方面，分别选取几条进行了初步的考释[43]。薛昊、陈仁寿对《酉阳杂俎》所载18味外来药物进行了逐一考证，发现它们主要来自拂林、波斯、东南亚、印度四个地区，作者段成式对外来药的记载侧重于描写外观而非记录其功效[44]。
万映秋对《酉阳杂俎》所载天文学、医学、机械技术、矿藏、生物学等科技内容进行了择例考释，并对《酉阳杂俎》所载天文学内容进行了逐条考察，认为其中重点是一行的生平事迹与来自印度的天文星占知识，后者与作者段成式笃信佛教和隋唐时期中印天文学交流频繁有关[45]。闻人军认为《酉阳杂俎》中记载的“绽针石”就是早期的指南针[46]。
对《酉阳杂俎》与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大多只选取书中典型几例内容，导致不同研究之间未免重复，尚待后学对此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3.2.3. 《酉阳杂俎》与艺术史
王小盾、潘玥从中国音乐史的角度出发，认为《酉阳杂俎》揭示了胡乐《苏莫遮》东传过程中的形态变化；打破了通常对“九部乐”名称和功能的看法，说明九部乐有仪仗、奏乐、表演三大功能，而当时分别乐部的主要标准是乐器种类；揭示了唐代曲子的特征及其产生途径，说明在曲子发展史中，艺术歌唱以及使用抵掌、击板、踏歌等节拍手段的歌唱曾发挥关键作用，并记录了送酒曲、打令曲两种用于酒筵游戏的曲子形式[47]。
傅雅莉与王玲娟以《酉阳杂俎》所载唐代佛寺装饰壁画中的白画勾描考证了艺术史学界颇具争议的“白画、白描考”和“白画、粉本说”，认为早期白画着重墨线勾勒而不施藻饰，既是以线描为主的独立艺术形态，也可看作是尚未施色的半成品，在唐代已经盛行，比白描出现更早[48]。傅雅莉随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运用二重证据法，结合考古资料，研究《酉阳杂俎》所载的唐代佛寺装饰壁画的技法、色彩、构图与艺术风格。傅雅莉认为，《酉阳杂俎》所载唐代佛寺壁画的构型方式以线条为主而重用笔法，对颜料的制作和选用较之前代更丰富，构图形式主要包括主像式构图、重复式构图、三段式构图和主次式构图，风格是“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吴装样式[49]。傅文是针对《酉阳杂俎》所载唐代佛寺壁画相当完备的研究成果。
4. 文本中的异域想象与文化交融
4.1. 《酉阳杂俎》与思想史
“文以载道”，《酉阳杂俎》是一部内容博杂的笔记小说，其中不仅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与社会的价值观念，如鬼文化、梦文化等，也蕴含了作者段成式个人的生态观等思想。
4.1.1. 《酉阳杂俎》中的鬼文化与生死观
苗贤君提出，《酉阳杂俎》中的鬼怪故事表面写鬼、实则写人，人与鬼的爱恨纠缠反映了世态人情，体现了唐代社会中死者为大的道德关切、勇于抗争的顽强精神和金钱财富的虚幻想象等思想，以及死亡的不可抗拒、因果相续和死亡的超越升华等生死观[50]。张倩茹研究认为，《酉阳杂俎》中的鬼形象包括官吏、女子、逝者还魂、骷髅、殉葬者和群鬼等，这反映了唐代鬼信仰的复杂性：人们既畏惧鬼的迫害，从而发明了众多驱鬼法，又希望得到鬼的保佑，这种复杂态度源于古代人民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亲友逝世的悲痛[51]。两篇文章自身定位不同，张文重点对书中内容作分层归纳，苗文较张文在价值观层面剖析为深。
4.1.2. 《酉阳杂俎》中的梦文化
葛莹莹认为，《酉阳杂俎》中众多的占梦内容反映出唐代占梦活动已经失去先代的政治作用，而成为了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仍具备一定的严肃性，并将唐代占梦方式归结为拆字、象征、谐音三种[52]。葛文发表时间较早，并未对《酉阳杂俎》中的梦文化展开深入探究，但起到了提醒学界关注的作用。随后，郭倩倩通过研究《酉阳杂俎•梦篇》所录梦故事十二篇及与梦相关的辑论三篇，认为《酉阳杂俎•梦篇》具有梦主体的多元性、梦内容的丰富性、梦理论的综合性等特征，这些梦故事重视对现实生活的关照，体现了佛教因果轮回的思想和道教游历的仙幻，反映了唐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社会文化背景[53]。郭文的研究对象包罗全部梦故事，更为全面。
4.1.3. 《酉阳杂俎》中的生态观
李军锋提出，《酉阳杂俎》中描写的众多动植物生命形态体现了物我和谐的生态观，这一生态观的文化成因包括作者段成式对儒释道生态思想的自觉接受，对文学传统中生态意识的继承与发扬，和对大自然的广泛接触与细心观察[54]。李文作为首创，已经对《酉阳杂俎》内蕴的作者生态观作了较为全面地辨析。
4.2. 《酉阳杂俎》与中外交流史
在《酉阳杂俎》与外来文化的研究方面，学者多数进行了全面述评的宏观研究，这一主题下产出了两篇硕士学位论文。汪云霞研究了《酉阳杂俎》所见域外题材，认为在唐代开放繁荣的外交背景下，域外题材已成为唐代笔记小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笔记小说所见域外题材具有较高的史料学价值，主要集中在域外物产、风俗民情、传说故事等方面[55]。陈雅雯研究了《酉阳杂俎》中的751个外来概念词，发现其来源地包括西欧、东南亚地区与非洲地区，多为双音节及以上，词形变体数量以两个为主，词形变体类别以植物类为主，词形变体产生的主要原因为用字相异。陈雅雯认为，《酉阳杂俎》中的外来概念词类型多样、内容广博、译借方式灵活，且语义内容、语法内容、语音形式、书写形式都具有汉化的倾向，体现了唐代文化的开放包容性。另外，陈雅雯提出了对外来概念词的语源、词频、功能等进行研究的后续论题[56]。两文在各自选题下皆进行了较为完备的研究，深入到更宏阔的时代文化背景层面。
总而言之，上述数十篇《酉阳杂俎》研究文章从众多史学领域入手，运用多种学术理论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地探讨。在《酉阳杂俎》与校勘学、汉语发展史、思想史、佛教史、社会文化史、中外交流史，《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等八个方面，均有兼容并包的宏观研究成果与新颖纵深的微观研究成果。但上述研究中也存在穿凿附会、浅尝辄止、拾人牙慧等不足。《酉阳杂俎》校勘和其中所见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已趋完备，后学不应再斤斤于书中词句。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余地较大，或可从《康紫霞》《旃檀鼓》《莫才人》《夫人墓》《那息》《叶限》等以女性为主角的篇章出发，探讨近年大热的女性观等新角度。从史学研究关照现实的层面来说，以《酉阳杂俎》订补当代字词工具书具有进一步努力的意义。《酉阳杂俎》中大量言及具体的经济活动，因此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空白可以填补，如从“拨拔力国掠卖妇人”探讨晚唐时期的国际奴隶贸易，从书中的物产记录探讨晚唐的区域贸易网络等。此外，《酉阳杂俎》在东亚文化圈的传播与影响，《酉阳杂俎》与晚唐佛道之争，《酉阳杂俎》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等方面，皆有待后学进一步研究。例如，收集日韩古籍研究《酉阳杂俎》在东亚文化圈的传播，据书中《寿安公主》《黄金蜗》等篇目研究晚唐皇室对佛道的态度，据书中对“颇梨”“琉璃玛瑙”“自然灰”的记载探讨中国古代玻璃工艺发展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