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逐渐掀起回归国学的浪潮，并出现重新关注本土文学传统的趋向。由于中国文论被认为受到外来理论体系的强烈冲击，逐渐面临自身话语表达能力的弱化，其独特的民族品格难以充分彰显。在这一背景下引发出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一系列学术探讨，相关研究聚焦于古代文论在当代语境下的阐释途径及其现代意义的发掘，其目的在于推动中国文论的自省与体系重建，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本文基于当代文化现实与理论需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视角，从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对古代文论蕴含的现代价值进行具体分析，旨在弘扬传统文论的积极内涵，拓展其在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参与路径。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has gradually stirred a wave of returning to national studies and shown a renewed focus on local literary traditions. As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s believed to be strongly impacted by foreign theoretical systems, it has faced a gradual weakening of its own discourse expression capabiliti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ully highlight its unique national character. Against this backdrop, a series of academic discussions has emerged regard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ith related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of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in contemporary contexts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The goal is to promote self-examination and system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establishing a literary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based 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realities and theoretical needs, views the modern value embedded in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tate,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iming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and expand its participation pathways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construction.
1. 引言
西方文论思想自上世纪开始在学术界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无论是侧重作者心理的分析方法，还是注重读者体验的接受美学，抑或将作品文本置于核心的新批评流派，都在此阶段达成空前突破，彰显出文艺理论的最新进展，并对我国当代文艺理论构建产生影响。在西方文明争先涌进的过程中，我国当代文学与文论话语研究虽进入新阶段，但在文论西化浪潮中，中国文论始终以西方文论话语为导向，在世界文论格局中无足轻重，未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1]。中国文论如何保持本色，避免被西方话语淹没。当务之急则是要回归传统，古代文论承载有深厚的文化价值观念，无论是“文以载道”的思想，还是“温柔敦厚”“以文教化”等观念，都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将传统文论观念蕴含的精神价值与当今时代相联系，以此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剖析，并不是要建立在一个纸面的理论体系上，而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2]。在新时代语境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挖掘古代文论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现实意义。
2. 国家层面的现代价值：和谐
新时代下的和谐观与中华传统“和”文化一脉相承，在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和文学理论中都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中国古代文论承载的“和谐”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里的阴阳关系强调了事物间对立统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思想。这种平衡与和谐的观念，为后来的哲学、政治、文化等方面奠定了基础，并在后来的儒、道家两家思想体系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尽管儒家的人生价值观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社会规范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道家的人生价值观是实现个体自由与独立的出世理想。看似相悖的入世与出世的治国追求实则都蕴含有和谐的精神理念，前者立足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与共，后者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由此中国古代文论的和谐精神价值观执着于人与人、社会、自然关系的协调沟通，并将这种“和合”的审美精神沟通延续至今。
儒家将“和谐”作为核心思想价值源泉并以此出发构建出温柔敦厚、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和之美的文艺审美价值取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3]，温柔敦厚本指人的性格和善宽厚，孔子则将其作为评判诗歌的一种伦理道德规范，要求诗歌对于统治者的批评与讽刺既不能太过锋芒，又要符合礼义规范的尺度，以含蓄之词寄予讽刺。这种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正是儒家提倡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孔子在《论语·八佾》篇提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旨在通过礼乐的协调，达到礼乐合一、至善至美的境界。关于论文，《雍也》篇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在借“文质彬彬”阐明文学创作中内容与形式必须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方能成就至臻之美。《论语·子路》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表明真正的和谐不是追求完全相同，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达到协调共存。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学批评彰显了一种包容性，正是求同存异的包容精神使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经千年而不衰。老庄文艺理论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理念依然具有契合点。其契合点的生成源自中国古代人类与天地相处，希求与自然界和谐相伴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原始心态[4]。呈阶梯状分布、西高东低的地势特征以及大陆性季风气候造就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这使得先民对自然界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与敬畏之心。唯有与自然建立和谐共生的关系纽带，先民的衣食来源才能得以保证。这种植根于农业文明、关注生命协同互动的生态观，恰是工业文明背景下亟待回归的天人合一理念。正如《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类应顺应自然规律，与天地万物互为共生，庄子在《天下篇》中提出，“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旨在通过个体与宇宙精神的直接交融，超越尘俗纷扰，达至天人同构的自由境界。老庄用“玄览”、“心斋”、“坐忘”等直观的方式来理解道，其终极目标亦在是达到物我融合、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儒家从以人为中心的文学视角出发，赋予了古代文论浓厚的现实关怀与人文温度；道家则以天为本，探索人与自然的诗意联结，为文论注入浪漫主义色彩与主体发现的激情。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角度出发引发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都包含有深刻的和谐价值观，和文化精神闪耀着跨越时空的智慧和启迪后世的光辉，涵育人的心智性情、道德人格、政治理想，为构建当代文论积淀了文化沃土、蓄积了文化力量。
3. 社会层面的现代价值：自由
马克思认为自由需要排除外来干涉，在社会实践中个体不仅要摆脱对他人的依赖，而且要摆脱外来事物的束缚，唯有如此，才能以真正独立的主体身份自由地存续与发展，并根据自身的个性特征自主地规划生活。当摆脱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紧密的依赖关系时，事物才能自由发展。文学反映世界，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中的一种主观反应。当社会群体的自由意识产生时，文学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也相应地凝聚自由意识并表现于文学创作论与文学作家论上。文学创作论方面的诗言志到诗缘情，乃是文学自觉的过程。文学作家论方面的神思与灵感是神游于外物、获得想象的自由。
文学在古代还是杂文学的概念，于上古时期泛指一切文献和书籍，直到后来儒家以仁为核心的诗教观以及《毛诗序》中提到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都清晰地表明文学是政治的附庸，服务于政治。纯文学的概念虽然在古代并没有产生，但一直存在着对“纯”的探讨和追求。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政治环境的动荡使得文人群体开始反思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一种自由意志观在这种动荡的历史背景下诞生。文学作为个体情感和思想的表达，开始逐渐脱离原有的礼法束缚，追寻文学创作自由的表达空间。与此同时，玄学兴起，文人创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形式与创作规范，追求个性化、自由化的创作风格成为魏晋文化风度。文学理论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理论总结，根植于文化。魏晋风度的文化氛围下文学理论迎来繁盛时期，以曹丕、陆机、刘勰为代表。“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认识到诗歌与赋两种文体的共同特征，注意到形式美问题，也区分开文学与其他文体特征。这表明魏晋时期的文人创作已认识到文学应该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这时期的文学开始逐渐走向自觉。陆机在“诗赋欲丽”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诗与赋的不同审美取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将诗与赋这两种文学样式审美特性区分开来，认为诗歌是缘情而发，这种情不是一种豪迈、宏阔的家国之情，而是一种私人化的情感，可能是男女之情，也可能是感于节序、物候变化而产生的悲喜之情(《文赋》“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所以，陆机所谓的“诗缘情”是说诗歌创作其首要原则是要沿缘、跟随个体化的、细腻的情感变化，以情为主导。这一反《诗经》的“兴观群怨”传统，将诗歌的社会功能剥离，强调审美内涵，而又把审美与私人情感相勾连。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是文学自觉化的过程，文学创作的情感表达空间自由化。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5]，神思作为古代文艺理论中描述创作思维特征的重要概念，刘勰认为神思具备超越时空、自由流转、变化莫测的特质，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并始终具有“珠玉之声”、“风云之色”相伴。形容创作构思时作家心灵的一种自由放逸的状态，这便是“神思”。这种状态如一股自由流动的气息，能够跨越时空界限，在遥远的地方勾勒出气象变幻的图景。正如刘勰所言，“神思”是一种穿行于古今、天地之间的自由构思状态，达到了“神与物游”的境界，体现了创作的无限可能。“神思”与陆机所言之通塞非常类似，“若夫灵感之会，通塞之际，来不可遏，去不可止”。作家的创作灵感往往在长期生活积淀与审美经验的基础上，由某种偶然因素激发，进而在一瞬间达到思维的爆发。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借酒激发灵感写出“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的豪迈气概，发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慷慨激昂。正是灵感到来之时，他肆意挥洒笔墨，创作出那一首首洒脱奔放的诗歌。
4. 个人层面的现代价值：爱国
中国古代文人志士秉持忠君报国的价值观，怀抱着“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赤诚之心，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历经时间的积淀与世人的相传，爱国成为华夏民族一种独有的情怀。屈原在《离骚》中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以个人生命践行忠贞之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爱国主义象征，其高洁坚贞的品质在今天依旧被传唱。多次被贬谪流放，以“黄州、儋州、惠州”答及平生功业的苏轼也不失一腔爱国热忱，用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坦然胸襟写出千古绝唱并指出“诗词一体”的词学理论，破除诗尊词卑的传统观念。千古第一女词人李清照见证国家的命运多舛后提出“别是一家”的词论。爱国主义精神被深深烙印在每个中华儿女身上，并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理论是文学作品的理论总结，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暗含不少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这主要表现于文人道德修养、发愤以抒情、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上。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6]，这段话阐述了儒家思想中文人从个体修养开始，逐步影响到家庭、国家乃至整个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强调个人品德的重要性，孟子才会提出知言养气说。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正气”[7]，知言，指的是善于理解言辞、分辨不正当、片面甚至过激的言语；而养气，则是指培养自己的道德修养，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具有鲜明的政治和道德含义。要能知言，就必须养气，气与言的关系实质是思想修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要写好文章，做出正确的评论，一定要在道德修养上下功夫。浩然之气是古代文人致力于实现政治抱负的必经修养，其蕴含的悠悠家国情怀与新时代下的爱国精神形成古今对话，于历史的长河中绵延爱国精神。从发愤以抒情到发愤以著书再到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作为一种创作论取向，是作家在现实中受到挫折、困苦，内心积郁而在文学书写中得以表达、发泄。这些诗歌创作理论中有壮志难酬、去国怀乡、韶华流逝、生离死别等种种心绪，但都呈现出共有特征——家国情怀。文人在壮志难酬的囚笼中破茧成蝶，创作文学，将深厚的家国情怀诉诸于笔墨。屈原的“发愤抒情”是其政治抱负不得舒展，心生怨愤而提出。西汉刘向提出“愤于中而形于外”，对发愤抒情作进一步解释。司马迁基于个人经历提出“发愤著书”，意在阐释经历政治挫折后仍接续乃夫嘱之“汝其念哉”的修史之志。唐韩愈“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充分肯定愤郁对文学创作的引发作用，这其中也包含悠悠家国情。宋欧阳修亦在壮志难酬的困苦处境中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诗学理论，将个人创作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
此外，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写“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8]，提出“文以载道”的艺术命题用于强调文章的道德教化作用，其所言之道乃儒家伦理道德，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在于宣扬伦理纲常，教化百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伦理观念包含忠君爱国的道德指向，这种道德规范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表现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爱国情怀书写。文道关系早在《文心雕龙·原道》篇已见端倪，“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9]，文之道通过儒家圣人体现，圣人如何体现文之道？通过圣人文章，《原道》《征圣》《宗经》道圣文。茅盾曾指出，中国文学家作品中鲜有几篇文字是以“借物立言”为核心的。他总结道，无论是登高赋诗，还是触景作诗，都会在其中融入一种明确的价值观：即于诗赋中渗透忠君爱国的情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学作品所承载之“道”，大多是与圣君贤相相关的治国理念。进一步说，这些理念的本质都绕不开忠君爱国的核心思想。
5. 结论
当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交流愈加频繁，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现实发展格局形成。中国文论在备受西方文论的冲击下患上“失语症”，而失掉的只能是被时代证明了的没有生命力的概念与话语[10]。那些依旧被认为存有活力的古代文论概念、范畴是今人立足于时代要求、多元化发展格局通过现代诠释得以实现的文化精神价值转化。面对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格局中无足轻重的困境，我们应当回归传统整合本土资源。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指出，面对传统，人们通常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毫不批判地接受某一传统，甚至未曾深刻理解它的内涵；另一种则是采取批判的视角，时下学界对古代文论的态度大多是批判即推陈出新。中国传统文论观念以精神为基本存在形态在当代文化得以延续，对古代文论现代价值的探讨实质是将其蕴含的精神价值转化于当今并作用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和谐、自由、爱国”的传统精神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深刻的契合关系。因此紧跟时代发展，倾听时代声音，是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使命。在新社会语境中汲取营养，站在新时代核心价值观的视角下，以推陈出新的态度面对传统文论找到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精神价值，才能真正实现其现代价值的梳理，从而使我国古代文论永久地绽放光彩，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