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职业院校学生作为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主体，在数字时代下面临着独特的心理适应挑战。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压力应对理论的双重视角，该群体在技能习得、就业竞争与社会认同等维度的压力交互作用，可能引发“低自我效能感→智能手机依赖→心理逃避”的恶性循环机制。根据王薇等(2020)研究显示，密集型实训课程与操作考核标准易诱发“技能掌握焦虑”[1]，根据班杜拉(2003)的自我效能理论，反复的操作失误会显著削弱职业能力信心[2]，这种效能感缺失与Ryan (2017)，周宗奎(2017)提出的“压力评估失效”机制共振，促使学生转向智能手机的即时奖励反馈(如游戏成就系统)以弥补现实挫败[3] [4]。尽管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2022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2022)中却提及，约38.6%的高职生认为“岗位竞争激烈”是就业的主要压力源[5]，换句话说，目前的存在高职生因行业竞争加剧而陷入职业竞争力怀疑当中。周宗奎，范翠英(2021)，Elhai，J. D. (2020)指出这种焦虑在疫情期间通过“被动逃避主义”(如刷短视频、社交媒体)形成压力代偿[6] [7]，却反向导致石伟平，徐国庆(2016)，Lent，R. W. (2016)所指的“技能投入减少→就业力下降”闭环风险[8] [9]。更为复杂的是，学者庄西真(2019)认为，“学历标签”衍生的社会偏见驱动部分学生通过高强度社交媒体使用(如抖音、bilibili、微信)重构数字化身份[10]，这种行为模式虽契合雷雳，李宏利(2020)的“自尊代偿模型”[11]，却可能加剧现实社交退缩与职业发展回避。既往研究已初步揭示心理因素与数字成瘾的关联：周宗奎等(2016)证实心理困扰与手机滥用存在显著共变[3]，王薇等(2020)进一步发现互联网过度使用会损害自我效能感[12]，而刘勤学等(2017)则指出孤独、害羞等特质与智能手机成瘾呈剂量效应关系[13]。值得注意的是，侯玉波(2018)的压力–应对交互模型提示，职业压力逃避可能作为关键调节变量——习惯性采用逃避策略的个体，其自我效能感缺失更易转化为手机依赖[14]。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普通大学生群体，缺乏对职业院校学生特有压力情境(如公开化技能评估、实训焦虑可视化)与数字行为模式的针对性探讨，更未系统解析“效能感–成瘾–逃避”链条中调节变量的作用边界。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揭示职业压力逃避对自我效能感与智能手机成瘾关系的调节效应，突破传统主效应分析的局限。理论层面，通过整合社会认知理论与压力应对模型，构建适配职教生态的中介–调节整合框架；实践层面，为开发“技能自信训练 + 数字化行为矫正”的靶向干预方案提供证据支持，这对阻断“焦虑–依赖–逃避”的负向循环、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具有紧迫意义。
(二) 研究问题与假设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压力应对理论，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模型，着重分析自我效能感、智能手机成瘾与职业情境心理逃避三者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研究聚焦于三个递进式的核心问题：首先，在基础路径层面，拟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框架验证智能手机成瘾是否在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逃避之间发挥中介传导作用。理论预期表现为：低自我效能感个体由于自我调节能力不足，可能倾向于通过延长沉浸式游戏时长和增加高频碎片化使用行为来获取即时满足，这种补偿性使用模式进而可能导致其在职业发展情境中出现逃避行为倾向，具体表现为技能训练参与度降低和职业规划讨论回避等行为特征。其次，在调节机制层面，拟引入职业压力逃避作为关键调节变量，探讨其对自我效能感与智能手机成瘾关系的调节作用。理论预期认为，当个体惯于采用逃避策略应对职业压力时，其低自我效能感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的负向关联可能更为显著，且这一调节效应在不同技能发展阶段可能存在差异，表现为新手期的调节效应可能强于熟练期。最后，在整合模型层面，拟构建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职业压力逃避对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理论预期认为，职业压力逃避不仅可能直接影响基础路径关系，还可能通过调节中介路径的传导强度，形成复杂的“条件性中介效应”。基于上述理论推演，本研究提出五个层级递进的研究假设：H1自我效能感对智能手机成瘾具有稳健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 p < 0.05)，即效能感越低，手机依赖程度越高；H2智能手机成瘾对心理逃避的正向影响存在使用模式差异((β > 0, p < 0.001)，即成瘾程度越高，逃避行为越频繁；H3智能手机成瘾在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逃避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显著(ab/c′ ≥ 20%)；H4职业压力逃避强化自我效能感对智能手机成瘾的负向影响(βhigh OSA < βlow OSA < 0)，即高逃避倾向者中，效能感与成瘾的关联更强；H5职业压力逃避调节中介路径“自我效能感→智能手机成瘾→心理逃避”，该间接效应在高逃避组显著大于低逃避组(Δβindirect ≠ 0, p < 0.05)。
2.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便利抽样法，选取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798名大专生为研究对象，覆盖汽车制造、机电一体化等8个具有技能压力代表性的专业。样本年龄17~22岁(M = 19.3, SD = 1.2)，男女比例6:4 (男生512人，女生286人)，涵盖大一至大三各年级(256/287/255人)，以捕捉职业发展的阶段差异。数据收集于学期阶段考试后48小时内，此时学生面临理实一体课考核、实训考核(如数控机床精度测试)与职业资格认证获取(如汽车修理工等级考试)的压力，确保职业压力逃避行为的生态效度。通过专业分类控制与性别配额抽样，降低异质性干扰。
(二) 测量工具与数据收集
研究采用多维度适配量表与多模态数据采集方案：(1) 职业技能自我效能感：改编版VSE量表(10题，α = 0.89)，新增“公开操作焦虑”维度(如“同学围观时能完成精密焊接”)；(2) 职业压力逃避：修订版OSA量表(12题，α = 0.84)，增设“逃避策略稳定性”题项(如“长期回避职业规划讨论”)；(3) 智能手机成瘾：情境化SAS-SV量表(10题，α = 0.91)，区分娱乐型(游戏/短视频，α = 0.88)与工具型成瘾(招聘APP刷屏，α = 0.79)；(4) 心理逃避：简化版AFQ量表(5题，α = 0.78)，测量通用性逃避倾向(如“用睡觉转移注意力”)。数据采集融合自陈问卷(含10%反向题)、手机屏幕使用日志(30%样本)与实训室行为观察(数控操作间隙手机使用频次)，通过三角验证提升信度。
3. 数据分析
(一)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与相关性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ain variables (N = 765)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N = 765)
变量 |
M (均值) |
SD (标准差) |
1 |
2 |
3 |
自我效能感 |
3.45 |
0.72 |
1 |
|
|
智能手机成瘾 |
2.71 |
0.68 |
−0.25 |
1 |
|
心理逃避 |
2.91 |
0.59 |
−0.32 |
0.41 |
1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研究显示，职业院校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均值为3.45，表明其对职业技能的信心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智能手机成瘾(M = 2.71)与心理逃避(M = 2.91)的轻度偏高趋势，反映群体普遍存在依赖与逃避倾向。相关性分析进一步验证假设：自我效能感与成瘾显著负相关(r = −0.25, p < 0.01)，支持假设H1；成瘾与心理逃避显著正相关(r = 0.41, p < 0.001)，为假设H2提供证据；自我效能感与逃避直接负相关(r = −0.32, p < 0.001)，提示需通过中介模型解析其内在机制。
(二) 结构方程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AMOS构建的中介模型显示优秀拟合度(χ2/df = 2.36, RMSEA = 0.048, CFI = 0.963)，路径分析表明：自我效能感显著负向预测成瘾(β = −0.25, p < 0.01)，直接支持H1；成瘾正向预测心理逃避(β = 0.32, p < 0.001)，直接支持H2自我效能感对逃避的直接效应(β = −0.18, p < 0.05)与间接效应(β = −0.08, 95%CI [−0.12, −0.05])共同构成部分中介模型，中介效应占比28.4%，完全支持H3。
(三) 职业压力逃避的调节效应
多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职业压力逃避显著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成瘾的影响：高逃避组中，自我效能感→成瘾路径更强(β = −0.31 vs −0.19)；低逃避组(后27%)中，路径效应减弱(β = −0.19, p < 0.05)调节效应显著(Δχ2 = 6.52, p < 0.05)，且效应量ΔCFI = 0.015超过临界标准，表明逃避倾向加剧低效能感向成瘾的转化，支持H4。
(四) 群体差异的补充验证
技能竞赛奖项差异：无奖项学生成瘾水平更高(t = 3.21, p < 0.01, d = 0.53)，印证低自我效能感(可能源于技能失败)对成瘾的驱动作用；代际教育背景差异：第一代大学生心理逃避更严重(F = 4.97, p < 0.05, η2 = 0.03)，反映家庭支持缺失可能强化成瘾→逃避的恶性循环。
(五)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验证职业压力逃避是否调节智能手机成瘾的中介效应(H5)，本研究采用Hayes (2018)提出的条件过程分析(PROCESS Model 7)，通过5000次Bootstrap抽样计算条件性间接效应[15]。结果如下表2：
Table 2. Analysis of indirect effects of occupational stress avoidance at different levels
表2. 职业压力逃避在不同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分析
职业压力逃避水平 |
间接效应值 |
标准误 |
95%置信区间 |
低分组(−1 SD) |
−0.05 |
0.02 |
[−0.09, −0.02] |
均值组(M) |
−0.08 |
0.03 |
[−0.13, −0.04] |
高分组(+1 SD) |
−0.11 |
0.03 |
[−0.16, −0.07] |
条件性中介效应差异显著：高逃避组(β = −0.11)的间接效应显著强于低逃避组(β = −0.05)，效应差异的指数为0.06 (SE = 0.02)，95%置信区间[0.02, 0.10]不包含0，表明职业压力逃避水平越高，智能手机成瘾的中介效应越强。这一结果支持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即职业压力逃避不仅强化了自我效能感对成瘾的直接影响(H4)，还通过放大中介路径“自我效能感→成瘾→逃避”的作用强度，形成双重调节机制。该发现与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1989)一致，即高逃避倾向的学生更易因自我效能感缺失而陷入“资源流失循环”(成瘾→逃避→效能感进一步下降) [16]。
4. 讨论
(一) 理论贡献
本研究从职业教育场景的特殊性出发，揭示“透明化失败”对手机依赖的独特作用机制。相较于普通本科生的书面考试压力，职业院校学生的技能操作(如数控机床加工、汽车故障诊断)具有过程可溯性与结果公开性，其失误行为(如精度超差、误操作记录)通过三重路径加剧手机成瘾：社会比较压力：实时操作数据公示(如实训室电子屏显示加工误差排名)触发学生与同伴的即时能力对比，促使其通过手游成就系统(如“原神”角色等级)重构虚拟能力认同[2] (班杜拉，2003)；失败记忆强化：智能设备自动记录的误操作视频形成持续性负面反馈，符合压力评估失效理论[3] [6] (周宗奎，2017)，驱动学生向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寻求即时愉悦补偿；技能学习闭环破坏：逃避性手机使用挤占“试错–修正”的练习时间，导致技能掌握延迟效应，进一步降低自我效能感。这一发现不仅拓展了自我效能理论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边界，还为数字化时代技能焦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透明化压力–虚拟代偿模型。
(二) 实践启示
基于“透明化失败→手机依赖→现实逃避”的恶性循环，提出三阶段压力可视化管理方案(见表3)：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ccupational stress avoidance in the three-stage stress cycle
表3. 三阶段压力循环中职业压力逃避的调节效应分析
阶段 |
干预措施 |
作用机制 |
阻断阶段 |
在数控实训室安装电磁屏蔽柜，学生需累计完成10次合格操作(如公差 ± 0.05 mm)方可解锁手机 |
通过“技能成就–手机使用权”的即时联结，阻断操作失败→虚拟代偿的负强化循环 |
转化阶段 |
开发“SkillGuard”APP，将课程考核结果实时转换为游戏代币奖励额度 |
建立“技能精进→虚拟激励”的正向循环，替代传统手游的被动沉迷机制 |
迁移阶段 |
允许学生用省赛获奖作品兑换3D打印设备使用权限(1项省赛三等奖 = 10小时高精度打印) |
将虚拟成就转化为现实产出，重塑职业身份认同 |
预实验结果(N = 120)：干预后实训期间手机使用时长下降41.3%，操作合格率提升22.7%。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证实职业院校学生的手机成瘾是技能焦虑的代偿性表达，揭示了职业院校学生手机依赖问题的教育本质：技能习得过程中的透明化压力与职业身份认同缺失共同构成了“焦虑–代偿”行为模式的核心驱动力。数据表明，62.7%的学生在实训操作失败后1小时内出现高频手机使用(>15次/小时)，且这一行为与家庭对学历的期待度显著负相关(r = −0.34, p < 0.01)。这一发现验证了教育生态系统中微观技能实践与宏观社会认知的交互作用，其核心机制为“透明化失败→低效能感→虚拟补偿→现实逃避”的链式反应。
基于支架式教学理论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本研究提出“三维九策”教育行动框架，旨在通过系统性干预重塑学生的技能学习体验与职业价值认同：
课程教学革新层面，开发《技能焦虑管理》校本微课，嵌入虚拟现实(VR)暴露疗法模块，模拟围观操作、设备故障等压力情境，训练学生情绪调节能力；同步实施“技能信用积分制”，将手机使用自律度纳入课程考核(占比20%)，连续达标3周者可解锁企业导师一对一辅导机会。
学习环境重构层面，设立“专注力训练工位”，配置物理定时锁柜，学生在存入手机并完成30分钟技能训练后，可获取课堂积分，学期总积分，学期总积分兑换小额学分；搭建“技能社交平台”，通过技术问答积分兑换手游时长(解答1个操作难题兑换15分钟娱乐时间)，强化朋辈互助机制。
家校社协同层面，编制《家庭技能观察手册》，指导家长识别子女“逃避性手机使用”信号，提供积极话术清单(如用“你排查故障的思路很专业”替代“别总玩手机”)；开展“职业探亲日”，邀请家长体验学生专业学习环境(如数控机床操作)，深化对技能复杂性的认知；建立“反哺积分–社区服务”置换机制，省赛获奖学生可用积分兑换小微企业技术跟岗学习机会。
为确保干预方案的可持续实施，需构建三重保障体系：师资能力建设方面，开设《教育神经科学工作坊》，培训教师解读心率变异性(HRV)数据并设计“微暂停教学”，同步成立跨校“游戏化课程开发联盟”，共享《故障消消乐》等教学资源。质量监控方面，采用CIPP模型评估干预成效，重点考察“技能焦虑缓解度”与“职业承诺提升度”，每学期发布《职校生数字行为白皮书》动态优化策略。政策衔接方面，推动“数字脱敏学分”认证纳入1 + X证书体系，累计减少娱乐时长40小时且通过《专注力测评》者可获额外0.5学分；对接《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指南》，开发“技能–手机”行为分析智能算法，预警准确率达85%的学校可申请省级教改项目专项资金。
本研究的创新价值体现在方法论突破与实践范式重构：首创“教育神经科学–游戏化学习–生态系统联动”三位一体解决方案，将生物反馈技术(HRV监测)转化为教学调控工具，实现“生理信号–教学行为”的实时互馈；开发职教数字脱敏项目，辅助实训专业课游戏化，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自我效能感，填补该领域空白；建立“技能成就–家庭认知–社区认同”的螺旋上升模型，破解职教社会认可度困局。
此框架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既响应《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的“育心–育能”双维目标，也为技能型社会建设注入了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支撑。建议地方政府将“手机依赖干预成效”纳入“双高计划”考核指标，对成效显著院校在技能大赛名额分配、企业合作资源倾斜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共同构建良性职业教育生态。
基金项目
1. 2024年度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校级课题“手机成瘾在高职生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逃避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构模型检验”(项目编号：HQZYKY2024B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2025年度株洲市社科职教专项课题“智能手机成瘾视角下株洲职业院校学生学业预警机制构建与心理干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ZZZJ20250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3. 2023年度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资助项目“湖南高职院校辅导员MPI素质结构模型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3C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