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重塑了群体心理的形成与表达机制，为勒庞所揭示的群体非理性特征——如情感化、盲从、偶像崇拜与道德极端化——提供了新的土壤与强化途径。算法推荐、社交媒体与虚拟互动等技术手段在满足个体情感与认知需求的同时，也加剧了群体在心理上的依赖、固化与极端化倾向，催生出具有数字时代特征的“新核心”现象。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指出这一现象并非纯粹的心理或技术问题，其深层机制源于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应用与资本逻辑的紧密结合。算法黑箱、数据垄断与平台权力共同作用，使技术成为支配群体认知与情感的工具，群体在不知不觉中参与“数字劳动”，其注意力、情感与隐私被转化为资本增值的要素，进一步巩固了技术异化与心理操控的循环。研究同时指出，数字技术具有双重属性，既可强化非理性，也蕴含促进理性沟通与集体觉醒的潜力。通过算法民主化、媒介素养提升与数字公共领域建设，群体有望从被动的“数字群聚”转变为具有批判意识与实践能力的“历史主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与现实解放。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profoundly reshaped the 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mechanism of group psychology, providing new soil and reinforcement for the ir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groups revealed by Le Bon, such as emotional influence, blind obedience, idol worship, and moral extremism. Technological means such as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social media, and virtual interaction not only meet individual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needs, but also exacerbate the psychological dependence, solidification, and extremism tendencies of groups, giving rise to the “new core” phenomenon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age. Based on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Marxism,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is phenomenon is not purely a psychological or technical problem, and its deep mechanism stems from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capital logic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e combination of algorithmic black boxes, data monopolies, and platform power has made technology a tool for dominating group cognition and emotions. Groups participate in “digital labor” without realizing it, and their attention, emotions, and privacy are transformed into elements of capital appreciation, further consolidating the cycle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psychological manipulation. The study also points out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 dual attribute, which can both strengthen irrationality and contain the potential to promote r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llective awakening. Through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lgorithms, improvement of media literacy, and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public domains, groups are expected to transform from passive “digital clusters” to “historical subjects” with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achieving true spiritual and practical liberation.
1. 引言
自古斯塔夫·勒庞在其经典著作《乌合之众》中提出群体心理具有深刻的“非理性形式”特征以来，其对群体行为中表现出的盲目服从、偏执狂热与对偶像(领袖)崇拜的近乎本能性需求的核心论断，便为持续理解社会集群现象提供了重要透镜。勒庞敏锐地捕捉到，当个体融入群体时，其理性判断往往让位于情感的洪流，群体在心理上倾向于将自身投射于一个崇高目标或人格化偶像，并为之献上绝对的忠诚与牺牲精神，其行为模式与某些集体狂热中的虔信与献祭呈现出惊人的同构性。参与者在追随过程中，呈现出非常典型的勒庞式群体心理特征：个体意识在群体中沉没，代之以高度暗示接受性。“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存在一些可能与独立个人相同的现象，但有一些则完全为群体所特有，只能在群体中见到。”[1]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也深刻重塑了群体聚集、互动与认同的形成机制。算法推荐的精密运作，在满足个体偏好的同时，也构筑起坚固的“信息茧房”，将个体乃至群体禁锢于同质化的认知回音壁内，这无疑加剧了群体认知的固化与偏见的强化，社交媒体平台凭借其强大的连接与展示能力，不仅成为信息传播的渠道，更演变为新型“魅力权威”的孵化器与加冕台。从特定领域的“网红”到具有广泛号召力的“人生导师”，其形象经由精心策划与算法放大，被赋予了超凡魅力与权威光环，吸引着数量庞大的“追随者”(即粉丝)，形成了一种数字时代的偶像崇拜景观。这些数字技术催生的新场景，为勒庞所揭示的群体心理的非理性特征——特别是对偶像的崇拜、非理性狂热与对群体意志的绝对服从——提供了新的、更强大的表达场域与强化机制，催生出一种弥漫于赛博空间的“新核心”现象。然而，若仅停留于勒庞的心理学描述层面，将这种数字时代的“非理性”群体心理视为纯粹的精神现象或人类本能的必然产物，则失之肤浅，难以触及问题的深层结构与历史根源。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其深邃的唯物史观、锐利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刻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强调实践的哲学立场，为我们穿透表象、剖析数字时代的本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批判性视角。因此，若仅停留在心理学或传统批判理论的层面，将难以完全穿透数字时代群体心理的复杂成因。为此，本文的分析将尝试与更多前沿领域的研究展开对话。传播学中关于“信息茧房”和“算法偏见”的讨论，帮助我们看清技术如何系统地塑造我们的认知；法学界关于“算法透明”与“平台责任”的争论，则为思考如何治理技术、保障用户权益提供了现实出路。引入这些视角，并非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线，恰恰是为了让其批判更加坚实、具体，并能回应当代学界最重要的关切，从而避免陷入空泛的指责，指向的是一条可行的、解放的实践道路。
2. 勒庞理论中的群体心理与精神领袖
在勒庞的定义中，“群体”并非是指简单的人群聚集，而是一种具有独特集体心理的“心理群体”。最为明显的特点在于群体成员会经历显著的情感化、非理性化和去个性化过程，“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情感，对理性、智力不起任何作用”[1]。在群体中，个体的理性思考和批判能力会大幅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与冲动。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各种各样的信息都会随着网络的传播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知道，当某个事件发生之后，每个了解事件的个体会通过网络汇聚成一个相同观念的群体。譬如，被誉为良心国货的“娃哈哈”品牌，其董事长宗庆后去世之后，杭州娃哈哈总部大楼前迅速聚集大量民众献花，民众自发悼念的集体行为，形成临时的心理群体，而且在2024年初还掀起了一场极具感染力的国货支持浪潮，这种集体情绪并非单纯对一位企业家的追思，而是社会心理、文化认同与现实焦虑交织的复杂投射。娃哈哈官方旗舰店单日新增粉丝超200万，AD钙奶、纯净水等产品被抢购一空，销量暴涨500%，部分平台甚至开启预售，呈现情感驱动的“野性消费”。群体是极易受到领袖的鼓动或环境暗示的强烈影响，在这样的影响下，群体的情绪如同具有高度传染性病毒般在成员间迅速蔓延并被显著放大。[2]同时，个体身份感在群体中趋于模糊甚至隐匿，导致个人责任感减弱，行为更容易趋向极端，并受到法不责众的集体心理驱使。群体在认知上追求简单化，倾向于接受那些简单、绝对、形象化的口号或道理，复杂的逻辑推理难以立足。此外，群体的心理活动主要由想象力为主导，而非理性，生动的形象、神话、传说等感性材料远比严谨的理性论证更具影响力和煽动性。在道德层面，网络群体也常表现出极端化趋势，一方面可能不计名利，另一方面又因信任群体力量和“全知视角”而站在道德制高点进行批判，下意识忽略事件本质。[2]
在勒庞的群体心理学中，领袖是群体的核心凝聚点和不可或缺的行动发起者。群体自身缺乏明确的方向和持久的意志，其巨大的力量需要被引导和聚焦，这正是领袖的关键作用。领袖作为指令功能的一部分，在群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具体体现在他所执行的各种功能上，领袖会主动将成员聚集在一起，注入活力使群体得以形成并运作以寻求共同目标，通过建立人际关系，启发、引导成员并帮助缺乏个人思考的个体朝着给定的方向前进，他通过满足成员的个人需求和利益来维持群体的凝聚力，确保成员愿意长期留在群体中。简而言之，是领袖驱动着群体实现目标，并努力在成员中保持高昂的士气。领袖通过塑造绝对的权威，将分散的个体意志统一起来，激发群体情感并赋予其行动目标。塑造这种权威的核心手段在于几种强大的心理策略：首先是断言，领袖提出不容置疑、简洁明了且斩钉截铁的观点或口号，避免任何复杂的论证，其确定性本身就能迅速俘获群体的心智。其次是重复，领袖会持续不断地重申其核心断言和信息，在群体中反复灌输，使其像真理般日渐深入人心，让人难以磨灭。第三是传染，领袖强烈的信念和炽热的情感状态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能够像瘟疫一样在群体成员间迅速传播和扩散，使个体被领袖的情绪所同化，越发坚定追随领袖的信念。最后，领袖往往拥有一种特殊的“名望”，这是一种由成功、财富、声誉或个人魅力等光环构成的、近乎神秘的强大影响力，它能使群体产生盲目的敬畏、钦佩和信服，无需任何理性证明就能让群体接受其主张。正是通过这些手段，领袖才得以牢牢掌控群体的心理，成为其灵魂与行动的绝对核心。
通过了解了群体心理的形成概念，我们知道群体是不会进行推理，只会对自己所了解到的事物加上被影响的想象力，去进行全盘的接受或者全盘的否定。这样的行为会出现在只要是有群体的地方。在具有共同信念的社群中，如各种社交媒体平台，都会聚集许多拥有着相同理念的追随者，同时还有引领着大众的精神领袖，社群成员会听从精神领袖的指示去进行一切集体活动。在勒庞的描绘中，精神领袖的作用深刻体现在其对群体心理的精准驾驭之中。精神领袖通过发布不容置疑的简明理念与准则，通过解释和传播具有权威性的文本(如经典著作、理论体系等)来发布理念、预言或道德准则，通过“经典文本”作为道德指南，引导追随者的行为，而他们选择的指南往往会具有一定的“崇高性”和“权威性”。这表明，精神领袖通过文本的权威性来发布不容置疑的理念，将复杂信念凝练为直击心灵的绝对真理，这些断言式的宣言因其斩钉截铁的姿态而成为追随者无需验证的认知基石。在大数据推送的不断重复中，许多追随者会因为精神领袖被多次推送而被他的权威式发言持续浇铸，日复一日地被单一片面的观念进行灌输，这些行为如同心理刻刀，将理念深深刻入群体意识。领袖自身更以炽烈的情感为传染媒介，他们在传播自己的言论时展现的精神狂热、实践中的坚韧姿态、宣称取得突破时的振奋，通过某些集会的场景被放大为席卷全场的情绪风暴。当追随者目睹领袖激情澎湃地诉说理念体验，或听闻其坚持不懈的传奇，个体的理性防线在群体共鸣中瓦解，代之以对领袖精神境界的集体性追慕。某些历史人物手中的象征物、传奇人物的非凡经历、英雄显现奇迹的叙事，皆将凡俗肉身与超常力量绑定，这种由崇高性背书的“名望”让领袖的每一句断言都自带威严。勒庞犀利地指出，正是断言、重复、传染与名望的共振，使精神领袖得以在群体的精神疆域建立起无上权柄。
勒庞揭示了群体心理的核心特质以及个体理性的消融，代之以极易传染的强烈情绪与冲动。现如今数字时代虽加速了信息流通与观念群体的汇聚，却并未改变其根本属性。群体依然如勒庞所描述的那样，追求简单绝对的认知，依赖形象化的想象而非理性，并在匿名性中催生道德极端化，时而崇高时而暴戾。而驱动这庞然巨物的关键，在于领袖。领袖通过不容置疑的断言、不断强化的重复、极具感染力的情绪传递以及神秘的名望光环，塑造绝对权威，统一分散意志，为混沌的群体注入方向与目标，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灵魂核心与行动引擎。正是这种由领袖绝对主导的群体心理机制，为我们理解历史上乃至当今世界最具凝聚力和行动力的群体形态，尤其是那些围绕精神领袖及其所宣扬的崇高理念形成的追随者群体，提供了一把关键的解剖刀。在这个领域，断言化为不容辩驳的宣言，重复升华为虔诚的仪式与诵念，情感的传染力被崇高光环无限放大，领袖的名望更因与超常力量的联结而被赋予近乎绝对的权威性。
3. 数字时代魅力权威的生成与运作
勒庞笔下的群体对“超凡”领袖的渴求，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下已突破物理时空的桎梏，演化为一套精密运作的“造神–追随”系统。这一系统既依托于算法、直播、虚拟成像等新技术构建的“核心”，又深嵌于资本逻辑与阶级统治的肌理之中，最终在追随者无意识的“数字奉献”中完成异化的闭环。
数字时代的“核心”首先由算法代码浇筑而成。推荐算法的精密筛选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权威发布权”。它通过用户行为数据的持续喂养，不断强化特定内容创作者的曝光度与话语权重。在知识传播领域，这一机制催生了所谓的“信息垄断者”——以“知识区大V”为代表的群体。他们凭借算法赋予的流量特权，逐渐垄断对复杂议题的解释权，其视频中频繁出现的“独家解读”、“终极答案”、“颠覆认知”等标题，配合算法推送形成的重复轰炸，在受众认知中悄然建构起“全知者”幻象。这种运作机制精准对应了凯斯·桑斯坦提出的“信息茧房”效应：当个性化推送技术过度迎合用户的选择性心理(基于生活环境、价值观的固有立场)，持续投喂同质化信息时，受众便如同作茧自缚，将自己束缚于像蚕茧一般的信息空间中。[3]当用户被禁锢于由同类观点编织的“信息茧房”内，这些垄断者的言论便成为茧房内的“唯一真理”，追随者对其观点的盲目接受恰如对权威宣言的虔诚聆听。更危险的是，这种“认知隔离牢笼”会系统性强化群体偏执：茧房内部通过排斥异见维持“纯洁性”(譬如部分粉丝在社交平台的维权行为，不允许任何有与其意见相左的评论出现)，导致成员“抛弃个体思维”、“态度情感与圈子高度一致”，最终催生极端主义倾向。算法的黑箱运作不仅掩盖了知识生产的偶然性与片面性，更使茧房囚徒将片面内容奉为绝对真理，从而为“数字先知”披上了不容置疑的权威外衣。
除此之外，技术造神的另一核心场景是直播与虚拟偶像构建的“在场性奇迹”。实时直播技术消弭了传统媒介的延时与剪辑屏障，营造出领袖与追随者“共时同在”的幻觉。在屏幕对面的主播或一些“导师”通过精心设计的语言节奏、表情控制与场景布置，在即时互动中施展情感操控。粉丝打赏时飘过的特效弹幕、连麦倾诉时被“点拨”后的顿悟表情，共同构成了一场场微型“显圣仪式”。而虚拟偶像的兴起，则将魅力权威推向极致。这些由代码生成的“完美化身”拥有永不疲倦、永不犯错的特征，其形象可依据集体潜意识中的崇拜模板无限优化，本质上构建了一种脱离“现实的人”的“虚体”(即数字化生存的异化产物)。当技术能够实时回应追随者的每一句呼喊(弹幕)、呈现永不坍塌的完美形象(虚拟人)，现实中的精神偶像所依赖的“距离产生美”与“奇迹不可证伪”原则，在数字空间被重构为一种更直接、更密集的“全知全能”沉浸式体验。然而这种体验的实质，是资本逻辑对“人的对象化实践”的深度扭曲，用户通过弹幕互动与情感投入进行的“数字劳动”，生产出被平台垄断的私有化数据；这些本应回归劳动者自身的数据财富，却成为资本增殖的原材料。追随者沉浸在“与完美形象对话”的幻觉中，实则被囚禁于数据的牢笼——他们以“数据化镜像”理解自我，误将虚拟投射当作本质力量的实现以及情感寄托的温房，却阻塞了通过现实实践“确证人之为人的创造性”的根本路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4]虚拟偶像的“完美超凡性”由此暴露出其残酷本质，即它既是算法遮蔽“批判性原则”的肯定性叙事工具，也是资本将人类“量化一切”的欲望转化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图腾。这些建立在用户无偿的“数字劳动”之上的维系，其价值转化过程在平台经济的商业模式中清晰可见。以B站平台为例，用户的每一次点赞、评论、转发乃至观看时长，都构成了一种产消合一的劳动行为。这些行为数据被平台算法捕获、分析并标签化，最终被整合进用户的精准画像中。平台借此向广告商提供极具针对性的广告投放服务，将用户的注意力和社交关系直接变现。例如，一位用户在“知识类”KOL视频下的互动数据，会使其被标记为“高价值”受众，从而成为售价更高的广告展示位。此外，在直播电商场景中，用户的互动数据(如弹幕、点赞)直接营造出火爆的“场观”氛围，助推了“秒光”的销售神话，KOL、MCN机构与平台按比例分成，共同瓜分了由用户情感劳动所创造的巨大利润。至此，追随者的情感投入与社交行为，这一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活动，被系统地转化为生产资料与剥削对象，完成了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惊险一跃。
数字权威的魅力光环绝非纯粹的流量奇迹，其背后缠绕着紧密的阶级利益链与精妙的意识形态操控，这正是数字资本主义新形态下，资本积累向生活领域深度渗透的鲜明例证。[5]表面上提供精神指引的“人生导师”、“成长教练”，实则多是消费主义逻辑的共谋者，他们娴熟地运用着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策略，将生活领域的非物质性价值如精神追求、内在体验转化为可交换的商品。他们擅长将普遍的存在性焦虑(如职场压力、情感困惑、意义虚无)包装为亟待拯救的“精神危机”，进而兜售标价惊人的“觉醒课程”、“能量疗愈”或“改命咨询”。这种“救赎商品化”的操作，是数字资本主义“将市场上更多以前在货币经济之外的生活方面引入市场”的典型实践。它巧妙地将追随者对超验价值的追求，驯化为对奢侈文化消费的攀比。导师们通过社交媒体展示学员的“蜕变感言”甚至常配以奢侈品、豪车、海外旅行等背景，将“精神提升”与“物质成功”强行绑定，使消费能力成为衡量信仰深度的隐形标尺。在此过程中，“信仰共同体”异化为“高端付费俱乐部”，魅力权威的感召力被直接兑换为流量变现的提款机，这本质上延长了“精神商品”的价值链，增加了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
平台资本对人们追求“魅力权威”的遴选与扶持，更暗含一套服务于统治秩序的矛盾转化术，这体现了资本在数字时代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积累环境的策略。面对网络空间中滋生的集体愤怒(如对贫富分化、制度不公的批判)，资本并非一味压制，而是主动培植一批“温和派精神领袖”。这些算法，作为核心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本身已成为私人资本的牟利手段，呈现被刻意放大的声音，擅长将结构性社会矛盾转化为个体心理议题。当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抱怨“996”压榨时，大数据会推送类似“佛系导师”的劝导视频，让大家“放下执念，修心养性”；当女性抨击性别歧视时，又会出现“情感大师”呼吁“回归家庭，以柔克刚”。此类话语的核心在于将政治经济领域的抗争诉求，收编为个人精神层面的“内在修行”。通过将苦难归因于“认知局限”、“能量不足”或“心理障碍”，系统性的压迫被消解为个体需独自承担的“人生功课”。这完美契合了数字资本主义将社会矛盾“心理化”、“个体化”的意识形态操控路径。平台乐见此类“无害领袖”的崛起——他们既能吸纳底层怨气，又能巧妙阻止怨气凝结为对抗性力量。追随者在“向内求”的催眠中，将改变现实的集体行动意志，让渡给对“心灵导师”指引的依赖，最终维护了既有权力结构的稳定。在此过程中，追随者本属于私人领域活动的个人精神探索被系统性地转化为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认知性内容”和社会劳动，且其产生的各种流量、付费价值则被平台资本和“导师”阶层所攫取。算法、平台与KOL三者之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微妙的张力与共谋关系。算法作为底层架构，决定着流量分配的规则，是塑造KOL“名望”的无形之手；平台资本则制定游戏规则，通过运营策略、流量激励和分成模式，引导甚至胁迫KOL的内容生产必须符合其资本增值的逻辑；KOL为了在激烈的注意力竞争中存活，必须不断调整人设与内容以迎合算法偏好与平台规则，其“权威”实则脆弱且高度依附于平台。这种动态关系揭示出“数字核心”的本质：KOL并非真正的核心，他们只是算法与资本共同选中的“魅力代理人”，其功能在于高效地组织、吸引并“驯化”用户的数字劳动。一旦KOL不再能有效履行这一职能，或与平台利益发生冲突，其“名望”便可能被算法迅速收回，从而昙花一现。这种内部张力表明，“数字核心”的稳定性完全服务于资本流动的效率，其光鲜的外表下掩盖的是高度工具化的冷酷逻辑。
数字由此成为一剂精神麻醉剂，其散发的“平和”光芒，实则是遮蔽阶级矛盾、维护数字资本主义现有统治秩序的无形穹顶。它既是数字资本主义在文化娱乐、精神生活领域深度商品化的产物，也是其利用技术平台实现社会控制、保障资本稳定积累的关键机制。这种劳动价值的神圣化转换，构成数字时代最隐蔽的异化图景，追随者们满怀热忱地贡献自己的时间、情感与隐私，为平台与偶像创造巨额财富，却坚信自己正通往“精神解脱”。他们膜拜的所谓“奇迹”(如网红导师的豪宅、虚拟偶像的千万身价)，恰恰由自己无偿劳动所铸就。当粉丝为守护“偶像荣誉”在评论区日夜“控评”，当修行者为“导师”的新书冲榜熬夜刷单，他们践行着更严苛的“数字苦行”，却将平台灌输的“参与感”、“成就感”错觉视为无上恩典。这种异化的极致，是追随者在“自由选择”的幻象中，主动拥抱了对自身创造力的剥夺，他们将定义意义、寻求解放的权力，永久让渡给了那个由算法与资本共谋的“数字核心”。信念本应指向超越性的自由，在此却沦为加固现实枷锁的“数据锁链”，而链条的每一环，都由追随者亲手锻造。
4. 群体心理的嬗变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出路
当这种新形式的算法在虚拟空间缭绕不散，当追随者的“数字苦行”持续喂养着资本与魅影的共生体，勒庞笔下群体心理的非理性幽灵已在赛博疆域完成它的异化巡礼。然而，历史的辩证法从不允诺单向度的沉沦。数字技术对群体心理的塑造，既可能成为催化非理性狂热的加速器，也可能孕育打破权威垄断的解放之火。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智慧，正在于穿透异化的迷雾，在技术社会的矛盾褶皱中，为群体指明一条从“数字群聚”走向“自觉历史主体”的现实道路。
数字群体的非理性异化，首先表现为非理性特质的系统性强化。这种强化深深植根于碎片化传播语境的技术逻辑与社会土壤之中。[6]碎片化传播生态不仅解构了知识的整体性，将复杂现实切割为情绪化的符号碎片，更在传播规则上迫使信息呈现服从于“黄金三秒”法则、热搜榜单的即时更迭等流量逻辑，迫使信息以最简化的二元对立如善与恶、敌与我、崇拜与唾弃争夺眼球。群体在信息洪流中丧失沉思能力，沦为“标题党”与“情绪梗”的俘虏，这正是传统媒体在转型中被迫“降格”、盲从短视频话语表达所面临的同一困境在受众层面的深刻映射——专业深度的消解与情绪速食的泛滥互为表里。前文所述的信息茧房，在此情境下进化为认知的隔离牢笼，当数字技术通过算法对追随者持续投喂同质观点，群体内部的话语共识会被不断纯化，对外部异见的容忍度则急剧坍缩。这种“纯洁性”的偏执追求，极易催生对内部“叛徒”的猎巫式讨伐(如饭圈对“脱粉者”的网暴)或对外部“异端”的圣战式征讨(如极端意识形态社群的网络出征)。勒庞所警示的群体“偏执”、“专横”与“道德净化狂热”，在点赞、转发、举报键构成的数字祭坛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仪式化表达空间。当群体以“捍卫信念”之名对异己者施以“赛博火刑”，其行为逻辑与历史中打压异见者共享着同一非理性内核，都是以集体名义豁免个体道德反思，以崇高目标正当化暴力手段。这种极端化的群体行为，是碎片化传播解构专业权威、消解深度思考后，个体在信息洪流中寻求确定性归属的扭曲产物，也是传统媒体在碎片化冲击下“本领恐慌”、难以有效引导理性公共讨论所带来的真空被非理性力量填补的恶果。正如文献所指出的，技术异化使“智能电子产品成为独立于人之外而存在的异己力量”，导致“自主性层面的弱化、人际交往能力的削弱以及创造性思维的匮乏”，人们在技术逻辑的控制下成为无意识的生物个体，陷入“技术合理性”膨胀所带来的异化状态。[7]
然而，技术的刀锋向来双刃。数字联结在制造牢笼的同时，亦可能成为砸碎传统权威锁链的重锤。网络空间的扁平化传播结构，以其网状传播的互动本质和去中心化特性，客观上打破了传统媒介时代信息垄断的格局，为多元声音的表达与传播提供了技术基础。[8]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来看，技术本身并不具备先验的阶级属性，其社会效应取决于它所嵌入的生产关系与使用方式。算法推荐、社交媒体与虚拟互动等数字技术，虽然在当前条件下常被资本逻辑所俘获，成为强化群体非理性、塑造“数字核心”的工具，但它们同样蕴含着推动群体意识觉醒与集体理性成长的潜在力量。智能电子产品作为高新技术的产物，虽然具有“双刃剑”的两面性，但其本质仍是人类手中的一种资源，其价值完全取决于使用者如何运用。用得恰当，可以让人获得解放；用得不当，则可能奴役人。
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满足于对现象的道德谴责或心理描述，而是致力于揭示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与实践路径。数字时代群体心理的异化，从根本上说，是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应用与人的发展之间矛盾的体现。算法对群体认知的窄化与情绪的控制，表面上是技术问题，实质是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人的注意力、情感乃至批判能力的剥削与支配。这种支配不仅削弱了群体对现实问题的理性把握能力，更在无形中瓦解了群体作为历史主体所应具备的自觉性与创造性。文献中强调，技术异化“不仅在价值取向上使人们产生了对技术的依赖性态度，更是在行为取向上导致人们主体性的缺失”，其根源在于技术合理性的扩张压制了价值理性的回归，使人沦为工具的附庸。
要打破这一异化循环，不能仅靠道德呼吁或个人觉醒，而必须从技术的社会使用方式与制度环境入手。算法的民主化与透明化是关键一步。打破算法黑箱，让公众参与算法伦理的制定与监督，使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资本增值，是削弱“数字魅力权威”操纵的重要途径。同时，教育与社会舆论应引导公众形成批判性使用数字媒介的素养，培养其在信息洪流中保持理性判断与独立思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层面推动变革，打破数据垄断与平台权力过度集中的现状，建立更加公平、开放的数字公共领域，使技术真正成为促进人的自由联结与理性沟通的桥梁。文献提出，应“强化主体意识，有效利用智能电子产品”，树立正确价值观，提高目的意识和批判能力，同时“重视价值回归，实现技术与人文相统一”，在技术应用中充分挖掘人文精神，突出人的主体性特征。
群体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其非理性的狂热与盲从，而在于其能够通过实践逐渐认清自身处境，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与历史行动能力。数字技术若能被重新赋予公共性与解放性，将有助于群体从被动的“数字群聚”转变为积极的“历史主体”，在批判与实践中超越异化，实现真正的精神与现实解放。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在数字时代的现实意义与生命力所在——它不仅在解释世界，更致力于通过实践改变世界。
5. 结论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重塑了群体心理的形成与表达机制，为勒庞所揭示的群体非理性特征提供了新的土壤与强化途径。算法推荐、社交媒体与虚拟互动等技术手段，在满足个体情感与认知需求的同时，也加剧了群体在心理上的依赖、盲从与极端化倾向，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数字核心”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群体不仅延续了勒庞所描述的情感化、去个性化与道德极化等传统特征，更在技术环境中发展出新的异化形式。
本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出发，指出这一现象并非单纯的心理或技术问题，其深层机制源于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应用与资本逻辑的紧密结合。算法黑箱、数据垄断与平台权力等要素共同作用，使技术成为支配群体认知与情感的重要工具。群体在不知不觉中参与“数字劳动”，其注意力、情感与隐私被转化为资本增值的要素，进一步巩固了技术异化与心理操控的循环。
然而，技术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数字媒介在强化非理性的同时，也蕴含着促进理性沟通与集体觉醒的潜力。算法的民主化、媒介素养的提升与数字公共领域的建设，是打破数字技术的操控、推动群体实现理性自觉的重要路径。唯有通过技术治理与社会结构的协同改进，才能使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助力群体从被动的“数字群聚”走向具有批判意识与实践能力的“历史主体”。
本研究不仅拓展了勒庞群体心理理论在数字时代的解释边界，也为理解当代群体行为提供了批判性与建设性并重的理论视角。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关注技术伦理、算法治理与公众参与等实践机制，为推动数字时代群体心理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