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智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渗透，全球教育生态正经历从“传统课堂”向“智能教学”的结构性转型。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全面推广、AI辅助教学工具的普及应用，不仅重构了知识传递的方式——学生可通过ChatGPT获取结构化答案、依托自适应学习平台实现个性化学习，也对教育场域中核心的权力关系与权威结构产生了根本性冲击。在此背景下，教师作为传统知识垄断者与课堂主导者的角色面临挑战，其权威的生成逻辑、构成维度与实践形态均需重新审视。
教师权威作为维系教育秩序、保障教学效能的核心要素，历来是教育社会学与教育管理学的研究重点。克里弗顿(Clifton)与罗伯特(Robert)提出的经典分类模型，将教师权威划分为“外在赋予”的制度性权威(含传统权威、法定权威)与“内在生成”的个体性权威(含知识权威、感召权威)，二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教师引导学生认知发展与价值塑造的合法性基础。然而，数智技术的应用正在消解这一传统权威结构：一方面，知识获取的平权化打破了教师的知识垄断，使知识权威面临“去魅”风险；另一方面，人机交互对面对面情感联结的替代，弱化了教师通过情感劳动构建的感召权威；同时，教师权责边界的模糊化进一步加剧了制度性权威的不确定性。
当前学界对信息技术与教育变革的研究多聚焦于教学效率提升、资源均衡配置等工具理性层面，而对技术冲击下教师权威的深层变革——如权威生成机制如何重构、技术赋能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如何平衡、新型教师权威范式如何构建等问题，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回应与实践方案。既有研究或强调技术对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或警示对教育本质的异化，却未能将教师权威置于数智时代教育生态重构的核心位置，剖析其变革的内在逻辑与应对路径。
基于此以克里弗顿权威分类模型为理论框架，结合数智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渗透现状，系统探讨信息技术对教师权威形成的多维影响：通过分析技术如何消解知识垄断、弱化情感联结、加剧权责失衡，厘清权威生成机制的变革趋势；辩证审视技术赋能带来的效率提升、资源共享等积极效应，与知识浅表化、隐私侵犯等风险挑战；从技术去中心化、教育工具理性扩张等维度，剖析权威变革的深层成因。最终旨在从制度权责明晰、人机协同教学、师生情感互动三个层面，提出数智时代教师权威重构的实践路径，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为构建适应智能教育生态的新型教师权威范式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2. 教师权威的理论框架与技术冲击背景
2.1. 教师权威的多维构成
教师权威的理论建构可追溯至克里弗顿(Clifton)与罗伯特(Robert)的经典分类模型[1]，该模型从“外在赋予”与“内在生成”双重逻辑出发，将教师权威解构为制度性权威与个体性权威两大维度。
制度性权威也可以理解为外在赋予。制度性权威依托社会文化传统与法律制度形成，具体包含植根于文化信仰体系的传统权威，这种权威通过代际文化传承形成对教师角色的天然尊重。另外就是以法律限定的法定权威，比如《教师法》《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等法律法规赋予，表现为教师对课堂秩序、学生管理的制度化权力[2]。
个体性权威源于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与人格魅力，也是权威建构的核心动力包括知识权威与感召权威。这个理论模型揭示了教师权威的复合性特征，制度性权威为权威建构提供合法性基础，个体性权威则赋予权威以实质生命力，二者在教育实践中相互渗透，共同构成教师权威的动态结构[3]。
2.2. 数智技术的教育渗透现状
数智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渗透呈现“政策驱动加速与应用深层矛盾并存”的特征。2025年教育部“规范管理提升年”行动明确提出“提升数智赋能水平”，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成为全球最大教育资源数字化中心，支撑泛在学习生态。但技术渗透中暴露的结构性矛盾仍然需要关注。
2.2.1. 政策驱动与资源配置矛盾
教育部政策推动下，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整合超4万条优质课程资源，中西部通过“慕课西部行”接收东部高校19万门慕课。但资源分布失衡显著：中西部硬件覆盖率虽超90%，但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中东部与西部数量比达4:1，优质数字课程70%集中于东部地区[4]。
2.2.2. 技术应用能力的断层现象
数据显示，70%教师可操作基础教学工具，但仅15%能设计人机协同课程。《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报告》指出，80%教师能使用智能白板，但仅20%掌握AI、大数据等高阶技术，城乡教师在混合式教学能力上存在12%差距，师范生中仅15%能有效利用AI生成个性化方案[5] [6]。
这种“硬件高覆盖、应用低效能”的现象，本质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不足。当前教师培训“重操作、轻创新”，导致技术应用停留在辅助层面。未来需通过制度保障、资源均衡与能力提升，推动数智技术从工具应用向生态重构转型。
3. 信息技术对教师权威的影响——教师角色亟需转换
3.1. 注重知识思辨筛选能力培养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获取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能够实现“提问–应答”式知识供给，学生可直接通过此类工具获取结构化答案，从而跳过教师这一传统知识传播环节。同时，自适应学习平台如智慧教育云的出现，支持个性化推送，使规模化的“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然而，这种技术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2024年王丹华学者曾指出，技术导致“知识浅表化”，学生容易丧失深度思考能力，比如直接引用AI生成内容，缺乏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探索[7]。也有学者提到，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易使学生注意力聚焦于“形式而非本质”，以小学课堂为例，60%学生只记忆动画而忽略原理。简单来讲，就是由于技术工具普及导致知识获取平权从而教师知识垄断地位消解。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需转型为知识人，要筛选可信源，如权威期刊数据库等，为学生提供可靠的知识资源，并设计批判性讨论，引导学生质疑AI答案的可靠性等，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3.2. 关注师生情感传递产生共鸣
尽管信息技术与人之间互动的发展速度令人瞠目，但人机交互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传递非言语信号，如眼神鼓励、肢体安抚等等，这导致师生之间的情感共鸣减弱。有学者指出教师情感劳动是感召权威的核心，而这需要面对面互动来激发[8]。雅斯贝尔斯也指出，权威需“无形制约”，但技术隔离使精神场域碎片化，不利于教师感召权威的形成[9]。因此在教育教学中不可忽视师生之间的情感传递，要在教学中与学生产生情感互动重视移情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
3.3. 明晰教师权责范围
如今教师的管理权仍在一个边界模糊的处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赋予了教师管理权，但在社会环境下，教师往往“不敢管”学生。同时，2025版负面清单新增校规校纪等4项约束，进一步收紧了教师的行为自由度。有学者曾提到，个体化社会中教师需独自承担德性责任，缺乏共同体支撑，这使得教师在行使权力时面临较大压力[10]。鲍曼也认为，现代性使权威从“社会共赋”转向“个人奋斗”，加剧了教师职业的脆弱性[11]。
4. 技术赋能利弊——效率提升与伦理风险
4.1. 积极效应：推动教育范式革新
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带来了诸多积极变化。在教学效率方面，它实现了机械任务自动化，例如AI批改作业效率可提升80%。在教育公平方面，促进了资源跨区域共享，像“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的数字化教室，让更多学生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对于个性化学习，通过多模态数据构建学生能力图谱，实现了学情画像的精准诊断。
4.2. 风险挑战：教育本质的异化
然而，技术赋能也带来了一些风险挑战。其中包括主体性危机，教师可能被技术驯化为“空心教师”，丧失高阶思维批判能力可能导致学生陷入价值观窄化。同时存在伦理失范问题，如教育数据滥用，人脸识别监控课堂参与度侵犯了学生隐私，AI训练中还可能隐含开发者的文化偏见。
5. 教育管理视角下的权威重构
5.1. 制度方面：明晰权责边界
首先要保障教师的惩戒权，落实不同学段的《教育惩戒规则》细则，建立“哨点学校”监测违规补课等行为。建议建立“教师权益保护机制”，设立“教师申诉委员会”，由学校、家长代表、教育专家组成，教师权益受损事件进行公正裁决，如家长恶意曝光教师教学行为，委员会可协调删除相关内容并澄清事实，保障教师法定权威不受不当冲击。
同时建议革新评价体系，将“德性引领”“情感关怀”纳入KPI等。革新评价体系，如具体考核维度包括情感关怀：学生、家长对师生互动满意度(权重30%)；德性引领：班级学生道德行为表现(如公益参与、诚信记录，权重25%)；技术伦理：合理使用教育数据、保护学生隐私的合规性(权重20%)；教学效能：结合技术工具的教学效果提升率(权重25%)。
5.2. 教学方面：构建人机协同新模式
需构建人机协同的课堂新模式，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同时结合教师的专业指导和情感关怀，提高教学效果。比如，利用智能设备辅助教学，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的有机结合。
5.3. 教师发展：师生情感互动与辨识能力培养
教师要从“知识传授者”转向“精神导师”[12]。师范教育也应强化“生命示范”能力，如开展情感劳动培训等。线下每周设置“情感交流课”，开展“师生故事分享”“小组合作实践”如手工制作、社区服务，通过共同体验增强情感联结；线上在学习平台开设“心灵树洞”板块，教师匿名回复学生心理困惑，同时定期发布“教师成长日志”如教学反思、生活感悟，拉近与学生的心理距离。
同时教师要具备辨识的能力如对比不同AI工具答案差异，同时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或多元视角来确保在教育教学中正确运用信息技术。教师在教学中主动辨析技术中的文化偏见，如AI对“英雄人物评价”存在片面性时，教师可组织多视角解读活动，帮助学生形成客观认知，既避免单一价值观灌输，又强化教师在价值引领中的核心作用。
综上所述，在信息技术爆发的数智时代要辩证看待信息技术对教师的影响，实际不仅是论述的关于信息技术对教师权威的影响，还包括数智时代对教师教学的方法手段以及教学评价体系的革新等等。信息技术解构了教师权威的传统生成机制，但并非教师权威本身。因此建议未来教师权威需实现三重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让技术效率服务于育人本质；外在赋权与内在生成的统一，使制度保障与德性自觉并重；知识传递与生命对话的统一，超越电子灌输知识模式，重建情感联结。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权威就像空气，无形却不可或缺”[9]。在数智时代，只有通过教育管理的系统变革才能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6. 结语
数智技术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教育场域的底层逻辑，而教师权威作为维系教育秩序、承载育人本质的核心纽带，其变革与重构已成为智能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无法回避的命题。基于克里弗顿权威分类模型，系统剖析了信息技术对教师权威的多维影响——从知识获取平权消解传统知识权威，到人机交互弱化情感联结冲击感召权威，再到权责边界模糊动摇制度性权威，技术不仅解构了教师权威的传统生成机制，更推动着教育场域中“权威来源”从“教师垄断”向“多元共生”的根本性转变。
信息技术对教师权威的影响并非单向的“消解”，而是“赋能”与“风险”并存的辩证关系。一方面，AI批改、智慧教育平台等技术工具实现了教学效率的跃升与教育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为教师权威注入了“技术辅助”的新内涵；另一方面，知识浅表化、数据伦理失范等问题，也使教师权威面临“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异化风险。追本溯源，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技术去中心化对传统教育权力结构的冲击对权威合法性来源的重塑，以及教育领域工具理性扩张对育人本质的遮蔽。
面对数智时代的挑战，重构教师权威绝非回归传统的“知识垄断”或否定技术的价值，而是要在变革中寻平衡，在解构中求重塑。基于此提出路径指向三个核心维度：在制度层面明晰权责边界，以规则保障教师权威的合法性；在教学层面构建人机协同模式，让技术服务于因材施教的育人目标；在师生互动层面强化情感联结，以生命对话重塑教师的感召权威。唯有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外在赋权与内在生成的协同、知识传递与精神引领的融合，才能构建起适应智能教育生态的新型教师权威范式。
雅斯贝尔斯曾言：“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数智技术可以改变知识传递的方式，却无法替代教师作为灵魂唤醒者的核心价值。未来的教育实践中，教师权威的核心将不再依赖于知识占有，而更多源于思辨引领、情感关怀与价值导航。期待能为教育管理者制定相关政策、教师群体实现角色转型提供参考，共同推动数智时代的教育回归育人初心，让教师权威在技术赋能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需注意的是聚焦于信息技术对教师权威的宏观影响与路径构建，尚未对不同学段、不同区域教师权威的差异化变革展开深入探讨。未来可进一步结合实证研究，分析小学、中学、高校等不同场景下教师权威的实践特征，或对比城乡差异中技术渗透对权威重构的影响差异，为新型教师权威范式的落地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方案。
基金项目
吉林外国语大学2025年度学生科研重点项目“义务教育英语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研究——以‘粮食安全’教育为例”(JWXSKY2025A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