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态翻译学概述
生态翻译学是21世纪初胡庚申教授所提出的翻译理论。胡庚申教授指出，生态翻译学立足于翻译生态整体主义，以“适应/选择”论为理论基础。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性活动，其过程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最终达到翻译生态的平衡。从翻译实践上看，生态翻译学中的翻译方法可概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翻译行为会受到生态内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译者要综合各种环境因素后做出“最优”的选择。为达到翻译生态的平衡与协调，译者要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体性作用，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将文本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2]。
需要注意的是，生态翻译学理论在指导翻译实践时存在一定局限性与争议。一方面，“最优”选择的界定缺乏统一标准，其可能因评价主体的差异而不同——译者可能认为兼顾语言准确性与文化完整性的译文为“最优”，而目标读者或许更倾向于简洁易懂、符合自身阅读习惯的译文。另一方面，不同目标受众和传播渠道下的“翻译生态环境”差异显著。例如，面向学术研究者的湘西文化研究类外宣资料，其“生态环境”要求译文高度保留文化细节与专业术语；而面向普通游客的旅游宣传手册，“生态环境”则更强调译文的通俗性与传播效率，需简化复杂文化背景解释，优先保障信息传递的流畅性。此外，该理论对“翻译生态平衡”的追求，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导致译者陷入“维度平衡困境”，即过度追求某一维度的适配(如文化维的完整传递)，而忽视其他维度(如语言维的简洁性或交际维的受众接受度)，反而影响整体翻译效果。
2. 文化负载词概述
文化负载词又称文化词汇、文化内涵词、文化专有项等。汉语文化负载词指标志中华民族文化中特有事物或民族色彩与历史背景的词、词组及习语。这类词汇积淀了我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与时俱进的信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汉语文化负载词可划分为五类，即生态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以及社会文化负载词。汉语文化负载词因其翻译的复杂性与意义的多样性，给跨文化交际带来诸多障碍。分属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的汉英语言之间有许多不同的文化意象，甚至存在大量文化空缺。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以“三维转换”理论为指导[3]，在语言形式转换、文化内涵传递与交际功能实现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当前，学界对于湘西文化负载词及其外宣翻译已形成一定研究基础。有研究从目的论出发，探讨了旅游翻译策略的实际效果，指出旅游文本翻译应优先考虑游客的信息需求与文化接受习惯，注重译文的实用性与可读性；另有研究以小说英译本为对象，探讨山镇风俗文化的翻译方法，提出“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以兼顾文化传达与读者接受；还有研究基于关联翻译理论，对文学作品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进行对比分析，强调译文应在源语文化与目标语读者认知之间建立有效关联。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首次将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转换”理论系统运用于湘西外宣材料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分析，聚焦图腾、非遗工艺、民俗仪式等具体领域，填补了当前对湘西非遗文化翻译关注不足的空白；其次，突破单一理论视角，结合“适应/选择”理论进一步探讨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选择的制约与影响，而非仅仅聚焦翻译策略本身，从而为湘西文化外宣翻译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3.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湘西外宣资料中文化负载词英译分析
3.1. 生态文化负载词
生态文化涉及地理、环境、气候、动植物等诸多方面。这类文化负载词涉及自然状态下一切生物及其生存环境。西方国家多以海洋起家，属于海洋文明；而中国地大物博，农耕文明占主要地位。因此，许多生态文化词汇在中英双语之间存在“空白”。在处理生态文化负载词时，译者需遵循综观全局的生态理性思维，综合运用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在“三维转换”框架下实现语言适配、文化传递与交际顺畅的统一。例如：
例1：
原文：苗族刺绣图案采用苗族信奉的图腾，有龙、凤、牛、野猪、犬、鹰、猴、燕、鱼、竹、枫树等。
译文：The totem believed in by Miao people and used in patterns is: dragon, phoenix, cattle, wild boar, dog, eagle, monkey, swallow, fish, bamboo, maple tree and so on.
在本例中，从“三维转换”的视角来看，在语言维层面上，译文实现了词汇的基本对应，并且符合英语语法规范；但是在文化维层面上，却存在着明显的适配不足。所谓图腾，就是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当做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不同动物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喻意，以龙为例，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又是幸运与成功的标志，而在西方龙是罪恶和邪恶的代表。本译文未考虑中西文化意象差异，将“龙”直译为“dragon”，易导致目标读者的误解。此外，在交际维层面上，这种文化意象的错位会阻碍源语文化内涵的有效传递，无法让目标读者准确感知苗族图腾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基于“适应/选择”理论，译者应在三维度间进行动态权衡：语言维层面通过保留“dragon”的核心词汇形式，以确保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而在文化层面上，通过增译“with good connotation in Chinese culture”补充文化背景，以实现文化内涵的适配；在交际维层面上，借助补充说明消除文化认知障碍，从而保障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
例2：
原文：街棂刻有双凤朝阳、喜鹊噪梅、狮子滚绣球以及牡丹、菊花等各种花草图样，古朴雅秀，美观实用。
译文：On the window frames, there are phoenix couples facing the sun, magpie singing on tree branches, lion playing the ball made of strips of silk, peonies, chrysanthemums and other plants carved, beautiful and practical.
在语言维层面，本译文对“双凤朝阳”“喜鹊噪梅”等意象的翻译基本符合英语表达习惯，但存在细节缺失，如“喜鹊噪梅”中“梅”的意象未体现，仅译为“on tree branches”，削弱了语言表达的精准性。在文化维层面，“magpie”在西方文化中通常用来形容人叽叽喳喳，讲话讲个不停，本例将“喜鹊”直译为“magpie”欠缺深度，与中国文化中“喜鹊报喜”的吉祥意象相悖，未合理进行转化以适应读者生态环境；此外，“牡丹”象征富贵、“菊花”象征淡雅高洁的文化内涵也未传递，导致文化信息流失。交际维层面，由于文化内涵的缺失，目标读者无法理解“古朴雅秀”所蕴含的审美意境，影响交际效果。译文应该补充说明其喻意。例如，语言维上补充“plum blossoms”明确“喜鹊噪梅”的完整意象，将“lion playing the ball made of strips of silk”调整为“lion rolling a silk ball”，使语言表达更简洁精准；文化维上通过括号注释补充文化内涵，如“magpie (a bird symbolizing good luck in Chinese culture) singing on plum blossoms”“peonies (a flower representing prosperity)” “chrysanthemums (a flower symbolizing elegance and tranquility)”；交际维上借助文化补充，帮助目标读者理解图样所承载的吉祥寓意，进而感知“古朴雅秀”的审美价值，以促进目标读者对后文“古朴雅秀”的理解。
例3：
原文：坐龙峡谷内绝壁纵叠，溪瀑横悬，崖树斜逸，异草遍被。[4]
译文：Zuolong Valley boasts of its beautiful natural panorama filled with cliffs, waterfalls, trees and grasses.
坐龙峡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被誉为“湘西第一奇峡”。《湘西地质公园自然遗产价值研究》指出，该区域以垂直节理发育的绝壁、多级瀑布及丰富的亚热带植被群落著称。译文通过“boasts of”突出景观自豪感，并用“natural panorama”整合四个意象，符合英语“整体概括”的表达习惯，显著提升了可读性。然而，将“异草”(exotic/herbal plants)泛化为“grasses”，弱化了湘西植物多样性的独特价值。
因此，结合“三维转换”与“适应/选择”理论，优化方向为：语言维上将“grasses”调整为“exotic plants”，精准对应“异草”，同时保留“natural panorama”的整体概括，实现语言精准与表达习惯的平衡；文化维上补充“a typical karst landscape known as ‘the most fantastic canyon in Western Hunan’”，传递坐龙峡的地域文化标识与生态特色；交际维上通过生态文化信息的补充，增强文本吸引力，让目标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坐龙峡的价值。
3.2. 宗教文化负载词
宗教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多元宗教并存的国家，中国人传统上信仰道教、儒教和佛教，因此产生了许多源于这些宗教的表达。这类文化词汇在西方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属于文化缺省，极具翻译难度。
例4：
原文：土家族祭祀先祖时，需由梯玛主持仪式，摆放五谷、腊肉等供品，诵读古老祝词。
译文：During the Tujia people’s ceremony of worshipping ancestors, a Tima (priest) presides over the ritual, placing offerings such as grains and preserved pork, and reciting ancient blessing words.
“梯玛”是土家族宗教文化中的核心角色，承担着沟通人神、主持祭祀、祈福禳灾等重要职能，据《湘西土家族巫文化志》记载，梯玛需掌握家族历史、祭祀祝词及传统仪式流程，是土家族文化的传承者。译文将“梯玛”译为“Tima (priest)”，虽通过“priest”点明其宗教身份，但未传递“梯玛兼具文化传承者与仪式主持者”的双重属性，文化维适配不足。从“三维转换”视角优化：语言维上保留“Tima”音译以凸显民族特色；文化维上补充“a traditional Tujia ritual leader who inherits ethnic culture and communicates between humans and gods”，完整传递梯玛的文化内涵；交际维上通过背景补充，帮助目标读者理解梯玛在祭祀仪式中的核心作用，避免将其等同于普通宗教祭司，保障文化信息的准确传递。
例5：
原文：苗族“祭尤节”当天，村民会聚集在尤公庙前，杀猪宰牛，跳芦笙舞，纪念苗族先祖尤公。
译文：On the Miao people’s “Ji You Festival” (Festival of Worshiping Ancestor You), villagers gather in front of Yougong Temple, to kill pigs and cattle, dance the Lusheng dance, and commemorate their ancestor Yougong.
“祭尤节”是苗族为纪念先祖尤公而设立的传统宗教节庆，承载着苗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信仰，据《湘西苗族民俗志》记载，该节日起源于苗族对先祖的感恩与缅怀，仪式中的芦笙舞、杀猪宰牛等环节均有特定的宗教寓意。译文采用“音译 + 注释”的方式译“祭尤节”，基本传递了节日核心信息，但文化维上未解释“尤公的历史地位”及“仪式环节的寓意”，文化内涵传递不完整。优化方向：语言维上保留“Ji You Festival”音译，确保文化特异性；文化维上补充“a traditional Miao festival commemorating their ancestor Yougong, who is revered as a hero for leading the Miao people”及“the Lusheng dance and animal sacrifices symbolize respect and gratitude to the ancestor”；交际维上通过补充信息，帮助目标读者理解节日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意义，增强对苗族宗教文化的认知。
3.3. 物质文化负载词
由于不同的生存条件与生活习惯，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物质生活文化。物质文化负载词指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明确所指的一切有形物品，涉及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我国的传统节日与礼仪习俗繁多，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中产生了大量有特殊含义的物质文化负载词。例如：“豆腐”与“都福”谐音，“年糕”寓意着“年年高升”等，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异语文化读者由于缺少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往往很难产生与中国人一样的体会[5]。
例6：
原文：糍粑
译文：Ziba
介绍土家族茅古斯舞时，提到其表演内容有《粑粑哈》即打糍粑，译文将糍粑直接音译为Ziba，但在文化维层面上，糍粑是一种用糯米制成的一种中国传统食品，在外国文化中没有这类食品，所以应对其加以解释，如采用“音译 + 类别 + 属性”的结构译为“Ziba (a traditional Chinese food made of glutinous rice)”，符合英语表达逻辑。
例7：
原文：我给了她两巴掌，家珍的脑袋像是拨浪鼓那样摇晃了几下。[6]
译文：I slapped her twice, and her head swayed back and forth like a toy rattle.
“拨浪鼓”多见于湘西等地的民俗活动与节庆场合，是中国传统民间儿童玩具与乐器。据《湘西民族民俗文化志》记载，此类响器在土家族、苗族村落中常用于仪式与儿童游戏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文化维层面，由于在英语文化中缺乏对应实物，译者将“拨浪鼓”译为“toy rattle”未能准确传达其文化属性与实物特征。且“rattle”在英语中常指连续重复或连续短促的碰撞声，如西方助威和摇铃，与“拨浪鼓”的形制、功能存在较大差异，易造成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误读。因此采用音译加注的方式，译为“Bolanggu (a traditional Chinese handheld drum with swinging beads tied to both sides)”，以保留源语文化意象，并适应外宣翻译中对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准确传播的需求。
例8：
原文：泸溪县踏虎凿花，素有“艺苑奇、民族瑰宝”之美誉。
译文：Luxi County Tahuchiseling carvings have been known as “Wonderful Workin Art, and National Treasure”.
文化维层面，“踏虎凿花”为湘西非遗工艺文化，艺人们从民间凿“喜钱”(人们春节时贴在门楣上祭祀用品)的工序中得到启发，由刀剪改为刀刻(即“凿”)。当踏虎剪纸在工艺流程上有了独特变化后，当地人便把它称做“凿花”或“扎花”。译文将其音译为“Tahuchiseling carvings”未传递“非遗属性”“工艺起源”与“核心技法”的文化内涵，文化信息缺失严重；交际维层面，由于文化内涵的缺失，目标读者无法理解“艺苑奇、民族瑰宝”的评价依据，无法感知其文化价值，交际效果不佳。
因此，译者应在语言维层面上调整音译为“Tahu Zahua”，补充“(chisel carving)”明确工艺特征，译为“Luxi County’s Tahu Zahua (chisel carving)”；文化维上补充“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Western Hunan, evolved from the folk process of chiseling ‘Xiqian’ (sacrificial items pasted on door lintel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using knife carving as the core technique”，全面传递文化内涵；交际维上通过文化背景补充，让目标读者理解“踏虎凿花”的独特价值，进而认同其“艺苑奇、民族瑰宝”的地位。
例9：
原文：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北方用切条，名曰板钱)，故造此者名曰火纸。[7]
译文：The “burnt-offering” paper is so-called becaus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people were much concerned about religious worship.
“火纸”作为中国传统祭祀文化中的重要载体，在湘西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广泛使用。据《湘西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记载，土家族、苗族在祭祖、禳灾等仪式中普遍采用火纸，其制作工艺与焚烧习俗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在文化和交际维层面上，译者将“火纸”译为“burnt-offering paper”，采用异化策略突出其祭祀功能与物质形态，既保留了源语文化意象，又通过功能阐释适应了目标读者的认知语境，为西方读者理解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传统提供了重要视角。
3.4. 语言文化负载词
汉英两种语言之间有许多差异。语言文化负载词充分彰显了汉语语言的特色，比如成语、典故和俗语等。因此，在进行汉英翻译时需充分认识语言之间的差异，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外部形式，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包括字音字义、措词搭配、语言结构等各个层面的语言形式，使译文和原文保持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以成语为例，成语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特色语言形式，有固定的结构和说法，表示固定的意义。相当一部分成语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有些成语本身就是一个微型句子。因此，译者需要十分了解中国文化，在把握词义的基础上融会贯通。
例10：
原文：四面均有走廊悬出木质栏杆上雕有万字格、亚字格四方格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
译文：The “万” character pattern, “亚” character pattern, square grid pattern and other symbols of good luck were carved on the wooden railings.
“万”也常写作“卍”，原为梵文“卍”字。在梵文中意为“吉祥之所集”，佛教认为它是释迦牟尼胸部所现的瑞相，有吉祥、万福和万寿之意。在中国古代美术和文化史上，有一个比龙凤图形更源远流长、更富有民族文化内涵的图形，即古代青铜器铭文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图形文字“亚”，蕴涵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品格。译文将两字保留，一定程度上为读者提供了视觉想象，但由于未补充背景知识，其背后的文化含义将还是让目标读者难以理解：“万字格、亚字格”为何象征“吉祥如意”，因此应加注补充说明，实现文化意义的有效交际。
例11：
原文：湘西人豪爽好客，逢宴必“逮酒”，不醉不归。
译文：People in Western Hunan are known for their generosity and hospitality. At banquets, they always “dai jiu” (drink alcohol heartily), and no one leaves until thoroughly drunk.
“逮酒”为湘西方言中极具地域特色的饮酒习俗用语。文化维层面，“逮”在湘西话中表示“尽兴、痛快、放开”之意，并非字面“捕捉”的含义。《湘西土家族方言志》将其定义为“畅饮、豪饮”，强调饮酒行为中的情感宣泄与社交认同。《湘西民俗礼仪研究》进一步指出，“逮酒”不仅是一种饮酒方式，更是土家族、苗族待客礼仪的核心环节，体现着“以酒表敬、以酒成礼”的文化传统。
语言维层面，译者采用音译加注的方式译为“dai jiu (drink alcohol heartily)”，既保留了源语的语音特征，又通过解释性翻译传达了行为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然而，“heartily”仍未能完全涵盖“逮”字在湘西社交语境中的集体性、仪式性及情感强度。
此外，基于湘西外宣材料，将方言“逮酒”翻译为“cheers”，在语言形式上精简，实现了语言层面与目标语的有效对接，但削减了方言中独特的情感。
例12：
原文：几年日子混下来，王秋赦媳妇都没讨上一个，吊脚楼里的家什已经十停去了八停。[8]
译文：Muddling along like this, Wang Qiushe hadn’t found himself a wife but had sold four-fifths of the furniture of the stilt-house.
“家什”为湘西方言中对家具、用具的俗称，带有浓厚的乡土生活气息。吊脚楼在湘西传统中多为富户所居，其“家什”多选用优质木材，经精细工艺制成，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译者将“家什”直译为“furniture”，在语言维层面上，虽语义正确，但未能传达其文化语境与情感色彩，致使原文中隐含的时代感与地域特质流失。因此译为“exquisite old furniture”，以体现家具的工艺品质与岁月痕迹，呼应人物处境的颓败氛围。
此外，“十停去了八停”是典型湘西方言表达，意为“十成去了八成”。译者将其转化为“four-fifths”，虽便于英语读者理解数量关系，却削弱了原文的语言特色与文化身份。此外，由于“家什”文化特征与“十停去了八停”方言特色的缺失，目标读者无法感知王秋赦的落魄处境与湘西地域文化氛围，交际效果受限。因此，在文化外宣中，可考虑直译加注，如“eight out of ten parts”，并辅以简要解释，以兼顾信息准确性与文化特征的传递，实现生态翻译中语言维与文化维的适应性平衡。同时，译者可在交际维上通过语言细节与文化背景的补充，帮助目标读者共情人物处境，感知地域文化。
3.5. 社会文化负载词
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历史背景、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汉语文化负载词中的社会分类，就是与社会环境相关的表达，比如中国传统节日、各种官职以及历史文化知识等。
例13：
原文：土家族哭嫁歌主要有哭开声、哭爹娘，哭哥嫂、哭姊妹、哭亲属等五个程序。
译文：“There are mainly five procedures, including crying out loudly, crying parents, crying brothers and sisters-in-law, crying sisters, and crying relatives.”
原文中的哭爹娘，哭哥嫂，哭姊妹，哭亲属指的是出嫁之日新娘面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哭泣。但在文化维层面上，土家族哭嫁歌的“哭”并非单纯表达悲伤，而是蕴含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恩、对亲属的眷恋等复杂情感，是土家族婚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译文未传递这一深层文化内涵，直接用crying来替代“哭”，并在后面加上对象，容易让外国读者误解“哭”这一行为主体，感受不到土家族哭嫁特有的习俗以及背后的文化寓意。可采用增加注释的方法进行文化内涵补充。
例14：
原文：纨绔之子以赭衣视笠蓑，经生之家以农夫为诟置。[7]
译文：The offspring of aristocrats regarded farmers as convicts, and the scholarly families used the word “farmer” as a curse word.
“纨绔”与“笠蓑”在此语境中已超越其字面含义，成为特定社会阶层的文化符号。据《湘西土司社会研究》记载，湘西地区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独特的土司制度与社会等级结构，士绅阶层常以服饰彰显身份差异。“纨绔”所指的绢帛华服，是湘西土司后裔及地方精英的身份标志；而“笠蓑”则是湘西苗族、土族农民在梯田劳作时的典型装束，象征着农耕文化的艰辛与质朴。
《湘西民族服饰文化志》详细记录了蓑衣与斗笠的制作工艺及其在少数民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些服饰不仅是实用器具，更是民族身份的文化表征。译者采用归化策略将“纨绔”与“笠蓑”转化为“aristocrats”与“farmers”，虽然实现了交际维的有效传递，却弱化了源语中服饰文化的视觉意象和湘西特有的社会等级隐喻，也无法感知原文的批判意味，交际深度不足。应通过语言具象化与文化背景补充，帮助目标读者理解原文的社会批判意义。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对湘西外宣资料及《神秘湘西》[9]的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实践进行了系统分析，表明当前译文在文化传递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研究指出，当前译者多采用音译、直译等基础方法，对文化负载词的理解缺乏深度，未能结合翻译生态环境，在三维度间进行“适应/选择”的动态权衡：语言维上常存在表达不精准、不符合目标语习惯的问题；文化维上普遍缺失深层文化内涵传递，导致文化信息流失；交际维上因语言与文化的适配不足，无法有效满足目标读者的认知需求，难以实现跨文化交际的深层目的，远不能满足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需求。
而针对上述问题，译者应在语言形式转换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文化底蕴传递和交际功能实现的协同性：语言维上，结合目标语表达习惯，追求词汇精准、句式流畅与韵律适配；文化维上，深入挖掘文化负载词的历史背景、民族特色与象征意义，通过注释、补充说明等方式实现文化保真；交际维上，以目标读者的认知需求为导向，消除文化认知障碍，确保文化内涵的有效传递。同时，译者需综合运用直译、意译和注释的方法，灵活协调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实现语言解码与编码过程中的认知转换，真正达成“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本研究不仅为湘西民族文化的译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也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翻译工作具有启示意义：作为翻译生态中的主体，译者需根据整个文本的生态环境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使中华文化深刻内涵在英语语境中准确传播，维护中华文化在全球语言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民族身份，促进全球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平衡，进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