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农村电商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力量，但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随着“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技术革命、要素重组与产业升级正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本文旨在探讨新质生产力与农村电商发展的耦合机制，分析其在价值重塑、动能转换与格局优化等方面的价值意蕴，并提出相应的路径选择。文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框架，结合典型案例与政策文本，系统梳理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逻辑脉络。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不仅能通过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推动农村电商突破既有瓶颈，还能在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中，为农村电商提供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技术嵌入、主体培育、产业融合和制度保障等多维度协同发力，从而推动农村电商迈向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rural e-commerce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force dri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gap. However, it still faces internal demands fo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during its developmen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factor restructuring,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re emerging as key driver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alyze its value implications in terms of value restructuring, momentum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policy pathways. The article adop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combining typical cases and policy texts to systematically outline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how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 rural e-commerce.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not only break through existing bottlenecks in rural e-commerce through revolutionary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but also provi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mentum for rural e-commerce through innovativ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ies. To achieve this goal,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efforts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capacity build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to drive rural e-commerce towar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stronger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1. 引言
近年来，农村电商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实现了由“铺摊子”到“上台阶”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农产品上行、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6.4%，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5.8%，持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然而，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农村电商也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部分地区电商同质化竞争加剧，农产品直播频现“低价内卷”，价格战持续挤压利润空间，制约品牌化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物流仍存在末端配送成本高、冷链覆盖率低等瓶颈，限制了农产品上行效率和销售半径。此外，产业链条短、数字技能人才匮乏、供应链协同能力不足等问题，也影响了产业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提升。
学界对农村电商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现有文献多从技术应用、政策支持、模式创新等角度探讨其发展路径。例如，范龄(2025)指出数字经济通过平台赋能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可达性[1]；刘安琪(2025)从协同治理角度提出电商与乡村旅游、文化产业的融合模式[2]；武小龙(2023)则基于案例分析了数字平台在乡村治理中的赋能机制[3]。这些研究为理解农村电商的多维影响提供了有益参考。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和对策建议层面，缺乏对农村电商发展内在动力的理论阐释；二是较少从生产力本质出发，系统分析技术革命对农村电商的结构性影响；三是对“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理论概念在农村电商领域的应用尚属初步，缺乏对其赋能机制和价值意蕴的深入探讨。
面对这些现实与理论问题，国家持续加大政策引导与支持力度。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4年)也强调“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发展乡村土特产网络销售”。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以技术和应用创新为驱动，培育多元化新型农村电商主体。这些政策精神与“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导向高度契合。在2024年1月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作出了全面阐述，提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不仅为理解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提供了关键范畴，也为破解农村电商困境、重塑其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和分析工具。
2. 新质生产力与农村电商的逻辑关联
2.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解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过程中的“延长的器官”[4]，而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劳动资料的革命性变革。在数字化与绿色化浪潮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正是这一“器官”经历了从机械工具到智能系统的历史性飞跃。当代社会的新型劳动资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机械工具，而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以及绿色低碳技术为代表的“智能基础设施”。它们嵌入到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改变了资源配置的方式，也具备了赋能与倍增的功能。这意味着生产工具已经超越了原有的单一属性，成为推动生产力跃升的根本支撑。
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形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强调，劳动者的素质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新质生产力的广泛应用，使得农业劳动者必须掌握数字技能和市场知识，逐步转型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新农人[5]。他们能够借助电商平台深度参与品牌运营、市场分析和供应链管理，从而从被动的生产者转变为主动的市场经营者和价值创造主体，实现了自身主体性。
更为深刻的变化体现在劳动对象的拓展。在传统意义上，劳动对象主要指自然界可以利用的物质资源[6]。但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本身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并与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资源等相结合，形成新的价值增长点。以农村电商为例，农产品的销售不再局限于实物形态，还可以延伸至乡村文化、生活方式、生态体验等多维度内容，使得“劳动对象”具备了更广泛的开发和商品化可能。
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单纯的技术进步，而是一种由技术突破、要素创新与产业重组共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深刻契合了农村电商发展中对效率提升、要素整合和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为后者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践逻辑。
2.2. 农村电商发展的演进与现阶段瓶颈
我国农村电商的发展历程大体上经历了从“开网店”到“直播带货”的两个阶段。最初阶段，农产品借助淘宝、京东等平台进入城市市场，形成了规模扩张的基础。随着短视频与直播平台的兴起，农产品销售迅速多样化，农村电商迎来了新的爆发式增长。然而，在这种高速发展中，问题逐渐显露。电商应用仍然停留在销售环节，未能深入渗透生产和供应链，导致整体效率提升有限。农产品交易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低价竞争，缺乏品牌化、标准化的支撑。与此同时，农村电商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自身缺乏创新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旦政策调整或取消，这些企业可能难以继续生存和发展[7]。整体来看，农村电商虽在规模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其发展逻辑仍然停留在传统生产力范式中，难以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2.3.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逻辑关联
新质生产力与农村电商的结合，实质上是一种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跃升。数字技术的应用，使生产、流通与消费环节得到重塑，物联网能够对农产品的生产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大数据能够精准预测市场需求，人工智能与区块链则推动了质量追溯与品牌信任的建立[8]。新型技术不仅提高了运行效率，更重构了农产品价值实现的方式。这种赋能并不仅限于技术层面，数据、知识、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农产品、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形成优化组合。例如，冷链物流与大数据分析的结合，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流通效率，也增加了附加值，使传统要素实现了价值的再生产。
两者结合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产业层面的重塑。农村电商正在由单一的“销售端数字化”向“全产业链数字化”迈进。从生产、加工到品牌与市场，数字化力量逐渐贯通其中，推动乡村产业体系发生深层变革。通过这一过程，农村电商不再只是连接城乡的渠道，而是成为带动农业现代化、农村产业化的重要纽带。
3.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价值意蕴
3.1. 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电商，最直接的影响在于效率的显著提升。智能供应链的引入，使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更加顺畅。冷链物流与智能仓储的普及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损耗率，而大数据预测与智能匹配机制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产销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农产品不仅“卖得出”，而且“卖得好”，显著提高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效率的提升为乡村电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效率之外，新质生产力还推动了农产品价值创造的方式转型。乡村电商逐渐跳脱出单一的低价竞争逻辑，借助品牌化、定制化和体验化路径来提升产品的市场价值[1]。通过品质溯源、情感叙事和故事化营销，“褚橙”“五常大米”等品牌实现了附加值的跃升，进入了更广阔的中高端消费市场。这种由技术和理念共同驱动的价值创造，打破了传统农产品的价格天花板，为农民和产业链条带来了更持久的收益空间。
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的注入还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形态。乡村电商已不仅局限于农产品的买卖，而是衍生出乡村旅游电商、数字文化产品等多元化的新业态[2]。这些新业态在丰富乡村经济结构的同时，也推动了产业的多维度融合，增强了乡村经济发展的韧性与可持续性。
3.2. 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与农民主体性生成
在社会层面，电商赋能为农民的增收致富拓展了新的可能。通过数字平台延伸销售链条，农民和合作社能够更直接地进入市场，提升议价权，获取更高比例的增值收益。直播电商等新模式不仅改变了产品销售的渠道，也重塑了农民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使他们从被动的供给者转变为价值创造的重要环节[3]。与此同时，这种变化也为“新农人”的成长提供了土壤。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要求劳动者掌握数字技能与市场意识，推动传统农民向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转变。他们逐渐具备了品牌运营、数据分析和市场开拓的能力，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这不仅仅是技能的提升，更是农民阶层主体性的生成过程。劳动者不再被动依附于市场，而是通过创造性劳动在产业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这一转变为农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主体基础。
随着电商的发展，乡村治理也在悄然改善。物流、网络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水平。与此同时，数字化工具开始被引入基层治理实践，例如利用大数据监测农产品质量，或通过线上平台开展民主恳谈。这些探索不仅提升了治理的精细化程度，也推动了基层治理方式的创新，使乡村社会运行更高效、更透明。
3.3. 提供践行“两山”理论的绿色路径
在生态层面，新质生产力的嵌入正在推动绿色生产方式的普及。依托物联网和遥感技术，农业生产的精准化程度不断提高，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的使用得到科学管控，为绿色有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随着消费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电商平台为这些产品实现优质优价搭建了渠道，使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逐渐成为农民的主动选择。这种绿色转型不仅体现在生产端，也体现在供应链体系之中[9]。越来越多的乡村电商尝试采用环保包装材料，推广可降解包装和循环利用措施，并借助大数据优化物流路径，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绿色供应链的构建，使乡村电商的发展与低碳环保目标相契合。
更为深远的变化在于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电商平台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农产品交易功能，成为展示和转化乡村生态资源的重要窗口。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与独特的乡土文化，通过民宿预订、生态旅游等形式进入市场，实现了生态价值的经济化转化。在“两山”理论的指引下，绿水青山正不断通过电商这一渠道转化为可持续的金山银山。
4.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的实践进路
4.1. 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电商的首要前提是技术的深度嵌入与普及。与传统意义上单纯建设网络基站不同，当前更为迫切的任务在于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与农业生产流通环节的紧密结合。例如，构建覆盖县域的大数据平台，可以实现农产品供需的精准对接；推动冷链物流的数字化管理，有助于解决生鲜农产品损耗率高企的问题；人工智能在分拣与品控中的应用，则能够有效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与质量保障水平。技术的落地与应用不仅要“建得起”，更要“用得好”，唯有如此，乡村电商才能真正形成稳定、普惠的数字底座。
4.2. 激发“新农人”的创新活力
乡村电商发展的根本动力，归根结底在于人。新质生产力的推广，要求劳动者具备新的技能与意识，从而催生出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新农人”队伍。为此，政府、平台与高校需要形成联动机制，针对性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市场运营辅导和品牌管理课程，帮助农民适应新型劳动资料的使用与管理。同时，打造标杆性的“新农人”案例并强化示范效应，将为更多农村青年、返乡大学生和外出农民工提供榜样与动力，吸引他们积极投身乡村电商事业。通过主体的成长与转型，乡村电商的发展不仅能够解决人才短缺问题，更能够形成一股内生的创新活力。
4.3. 深化产业融合
新质生产力赋能的最终落点在于产业体系的深度变革。乡村电商不能局限于单一的“买卖端”数字化，而应推动整个产业链条的延伸与升级。在生产环节上，订单农业与可视农业的兴起，使农业生产与电商销售实现了前后端的实时联动，提升了供需匹配度；在加工环节上，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地域公共品牌建设，使电商从单纯的流通平台，逐步转变为推动产业链增值的重要引擎；在跨界融合方面，电商与乡村旅游、康养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推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联动发展，拓展了乡村经济的多样性与可持续性[7]。通过全链条的数字化改造，乡村电商将真正成为乡村产业体系重构的重要力量。
4.4. 加强制度保障
新质生产力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制度的支撑与保障。当前亟需在政策层面完善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与流通机制，确保数据的安全与合理利用，为乡村电商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应积极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借助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户与合作社的融资困境，降低进入市场的门槛。在利益联结机制方面，需要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小农户能够在电商发展中分享合理收益，避免被平台或资本边缘化。此外，建立更加透明、公平的营商环境，将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使乡村电商在制度保障下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5. 结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农村电商的发展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但其现实困境也表明，仅凭传统要素驱动和模式延伸已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破解农村电商的瓶颈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实践指引。本文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野下，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涵：它是由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所催生的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与农村电商相结合时，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改造传统劳动资料、重塑劳动者形态，还能拓展劳动对象的边界，从而推动农村电商实现生产力层面的整体跃升。
从价值层面来看，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所带来的变革具有全方位的意义：它通过提升效率、创造新价值、催生新业态，推动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它通过拓宽增收渠道、培育新农人、改善乡村治理，促进社会主体性生成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它通过发展精准农业、绿色供应链和生态产品转化，探索出践行“两山”理论的可持续路径。这些经济、社会与生态价值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农村电商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在实践进路上，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电商，需要在技术、主体、产业和制度四个层面形成系统合力。技术上，要推动数字化工具真正下沉到乡村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主体上，要注重“新农人”的培育与示范，形成多元化的人才格局；产业上，要延伸与融合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联动；制度上，则要通过产权保护、金融创新和利益联结机制优化，营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唯有如此，才能使新质生产力真正转化为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
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与农村电商的耦合，不仅是一次技术与产业的结合，更是一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向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电商不仅能够突破发展瓶颈，更有望成长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而言，这一实践探索也提供了新的现实注脚，彰显了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