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弃医从文，用一生撰写了诸多白话小说、杂文和散文。鲁迅的作品多取材于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试图唤醒愚昧麻木的中国人。因此，鲁迅作品是中国文学宝库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环。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笔下第二部采用白话文形式创作的文学作品。主人公孔乙己是一名生活在清末时期的读书人，深受封建腐朽思想和科举制度的残害，生活困苦，最后悲惨死去。这篇小说同时也从侧面描写了“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孔乙己》自发表以来，因其独特的视角，讽刺的语言以及短小精悍的篇幅备受关注，并先后出现了许多英译本。
至今，接受度较广的《孔乙己》英译本有三部，分别为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Yang)、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以及蓝诗玲(Julia Lovell)的英译本。当前，对《孔乙己》英译本的相关研究大多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1) 不同英译本的分析对比研究；2) 译本中人物形象的研究；3) 英译本的译者研究；4) 英译本的语言风格研究。在这三部英译本中，杨、戴英译本忠实再现了原文的思想及内容，是最受赞誉，也是接受度最广的译本。
杨、戴英译本追求忠实再现原文思想及内容，让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有相同感受，以实现赞助人所倡导的传播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政治形态影响力的翻译目的(任荣，郭薇，2023) [1]。《孔乙己》英译本中沿用了这一风格。笔者以杨、戴英译本为例，结合归化，异化翻译策略探讨译者是如何处理文化负载词并成功跨越文化障碍，补偿和重构文化缺省的，以期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提供借鉴并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2. 文化负载词
至今，有许多学者对文化负载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化负载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许国璋(1980)提出，并用雪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含义举例子说明[2]。廖七一(2000)将文化负载词汇界定为标志某些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3]。文化负载词也称词汇空缺，指源语词汇包含的文化信息无法在译入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汇(余立霞，2016) [4]。综合以上学者所言，文化负载词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 文化负载词是某一文化所特有的；2) 文化负载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3) 文化负载词无法在另一文化中找到对应词。
《孔乙己》这篇白话小说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其中出现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而如何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值得深入探究。目前，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有许多学者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廖七一指出采用“直译(音译) + 注解”、“直译 + 意译”或“意译”等方法来弥补和调节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邱懋如指出在翻译具有文化色彩词时可采用七种方法[5]。以上学者在探讨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时，大多从直译和意译入手。不同于既有研究路径，本研究选取杨、戴《孔乙己》英译本，从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角度来探索其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3. 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分析
本章首先将追溯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理论渊源，随后对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孔乙己》英译本中所出现的文化负载词进行系统梳理与分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译例，分别从归化与异化两个维度探讨其翻译处理方式与效果，以揭示不同策略在文化传递过程中的作用。
3.1. 规化与异化
1813年德国翻译家与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提出了翻译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尽量使目的语读者呆在原地，使作者向目的语读者靠近；另一种是尽量使原文本作者呆在原地，使目的语读者向作者靠近[6]。在这两种方法的基础上，韦努蒂(Venuti)提出了归化与异化两个概念[7]。归化要求译者尽量靠向目的语读者，使译作符合目的语表达方式。异化要求译者尽量靠向作者，使译作符合原语文本语言表达方式。规化与异化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属于一个统一体。规化与异化与传统所说的直译与意译的概念是相同的，但不完全等同，而是这两个概念的延伸。为取得文化对等，译者在选择归化或异化翻译策略时需考虑以下四个因素：1) 原文本的类型；2) 原文本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3) 翻译的目的；4) 目的语读者类型(廖七一，2000) [3]。下文将从这四个方面分析译者是如何选择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3.2. 翻译策略分析
本节将分别从归化与异化两大策略展开分析。论述将首先聚焦于译本中的归化策略应用，审视其具体表现与效果；继而转向异化策略，探讨其在传递文化异质性方面的作用。
3.2.1. 归化策略
译者在采用归化策略时，译文要将目的语读者放在首位，以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表达方式为基准，对原文内容进行忠实传递。中国前期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都是采用归化策略为主。请看以下例句：
例1：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
译文：At the age of twelve I started work as a pot boy in Prosperity Tavern at the edge of the town…
咸亨酒店是鲁迅小说中重要背景之一。“咸亨”起源于《易经·坤卦》中的《彖传》，原句为“含弘广大，品物咸亨”，意思是酒店生意兴隆，万事亨通。咸亨二字在英语中并没有直接的对应词，如果译者采用异化的方法翻译这两字，目的语读者并不能准确理解其中传达的内涵。同时，咸亨酒店只是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作者并没有意图传达文化概念。因此译者选择归化的策略更能准确传达出原文的内容。同时，tavern作为古英语用法，更能向目的语读者传达时间的久远。
例2：书籍纸张笔砚
译文：books, paper, brushes and inkstone
例3：棉袄
译文：padded jacket
例4：蒲包
译文：mat
例5：描红纸
译文：the old-fashioned children’s copybook
例6：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
译文：a bar in the shape of a carpenter’s square
“书籍纸张笔砚”“棉袄”“蒲包”“描红纸”和“曲尺形的大柜台”都是中国所特有的物品。“砚”指的是砚台，是中国书写和绘画研磨色料的工具。“棉袄”这种服装一共有三层，最外一层叫面子，主要是用一些较厚的颜色鲜艳或有花纹的布料；中间一层是具有很强保暖作用的棉花；最里一层叫里子，一般是用比较轻薄的布料。“蒲包”指的是淮南场以蒲草绳捆扎的盐包。“描红纸”指儿童摹写用的字帖，上面印有红色楷字。“曲尺”指木工及钳工常用的一边长一边短的直角尺，这种尺子后来流传到了国外。这些物质文化是中国所特有的，在目的语文化中并没有一一对应的词语，并且这些物质文化在原文中并不重要，因此采用归化的策略在帮助目的语读者减少阅读障碍的同时，也不影响目的语读者对整体故事的了解。
例7：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译文：Luckily I had been recommended by somebody influential, so he could not sack me. Instead I was transferred to the dull task of simply warming wine.
“荐头”一词指的是旧时以介绍佣工为业的人。由于中西方之间从古至今社会发展历程不同，各个阶段的社会背景差异较大，荐头一词很难在西方找到与之准确对应的词。并且作者并没有过于强调其文化概念，因此译者选取了规化的方法既准确忠实地传达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同时也能让西方读者准确地理解其中的含义，消除了目的语读者在理解方面存在的困难。
例8：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
译文：He used so many archaisms in his speech that half of it was barely intelligible.
例9：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
译文：And his surname was Kong, he was given the nickname Kong Yiji from kong, yi, ji, the first three characters in the old-fashioned children’s copybook.
例10：……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
译文：Then followed such quotations from the classics as “A gentleman keeps his integrity even in poverty,” together with a spate of archaisms which soon had everybody roaring with laughter, enlivening the whole tavern.
例11：“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译文：Not many, I do assure you. Not many, nay, not many at all.
例8到例11中的“之乎者也”，“上大人孔乙己”，“君子固穷”，“者乎”和“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等都是中国旧时文言说法。“之乎者也”原为中国文言文四字语气助词，也指文化人应具备的基本能力，而现在多用于讽刺说话人喜欢咬文嚼字，不切实际。“者乎”也指的是文言里的助词。“上大人孔乙己”来源于旧时儿童开蒙习字教材《上大人》篇，原文为“上大人，丘(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上大人”是对孔子的尊称，丘(孔)乙己也就指的是孔子本身。“君子固穷”出自于《论语·卫灵公》，原句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句话是说君子穷则独善其身，君子穷也不会做违法和害人的事情。“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表达的意思是孔乙己所剩的茴香豆不多了，但是作者为了塑造一个迂腐的读书人形象，于是将这句话夹杂文言说出。作者通过这些文言想要去塑造一个被科举制残害的读书人形象，满口古话以及描写一般社会的无知。并且作者在原作者也并没有解释这些话语的意思，如果采用异化的策略则会导致译文晦涩难懂，目的语读者无法准确理解原意。因此，杨、戴译本采用了归化的策略，准确传达了这些文言的内涵，并成功向目的语读者展现了一个迂腐的读书人形象。
通过以上五个例子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翻译过程中若遇到原文中的文化意象并不承载特定含义，且作者也并未意图借助该词语传递某种深厚的文化内涵或民族情感时，译者便不必刻意保留源语形式。此时，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往往更为适宜。归化手法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侧重于译文的流畅性、自然度和可接受性，通过使用读者熟悉的表达方式来化解文化隔阂，避免因直译而造成理解障碍或信息弱化。例如，当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仅作为一般性叙述出现、不具特殊象征意义时，强行异化反而可能导致译文生硬或偏离作者本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适当采取意译、替代或抽象化的方式处理文化意象，既符合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也有助于实现跨文化交际中信息传递的效率与效果。
3.2.2. 异化策略
译者采用异化策略时，译文要以原文作者为归宿，尽量适应原语的文化及原作者的遣词用字习惯。在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Yang)的《孔乙己》英译本中，大量的文化负载词都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请看以下例句：
例12：鲁镇
译文：Luzhen
“鲁镇”是鲁迅小说中虚构的地方。“村”“镇”这一类词在古代指的是作为居民聚居点的自然村、自然镇。如果采用归化的策略，会导致目的语读者的误解，体现不出两种文化在生态文化上的区别。因此译者采用了异化的策略，即可以体现生态文化上的区别，也可以让目的语读者明白这指代的是一个地方，无需多余的注释。
例13：盐煮笋
译文：salted bamboo shoots
例14：茴香豆
译文：aniseed-peas
例15：黄酒
译文：yellow wine
“盐煮笋”“茴香豆”和“黄酒”都是中国特有的物质文化。由于中西方之间饮食文化的差异，这些词难以在目的语语言中找到对应的词，如果采用归化的策略，会导致过度翻译和文章篇幅过长。所以译者采用了异化的策略，既能让目的语读者接触到不同的物质文化，也能保留原文短小精悍的行文篇幅。同时这种策略也不会导致目的语读者误解。
例16：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
译文：From gossip I heard, it seemed that Kong Yiji had studied the classics but never passed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s.
例17：“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
译文：“How is it you never passed even the lowest official examination?”
例18：丁举人
译文：Mr. Ding, the provincial-grade scholar
“进学”“秀才”和“举人”都是关于明清时关于科举的词汇。“进学”指的是明清两代指童生考取生员，进入府、县学读书。“秀才”是指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在经过院试后，取得入学资格的生员。“举人”指的是乡试每三年考一次，参考者秀才，考中者称为举人。这些词由于当时中国特色的历史背景而产生，为中国文化所特有。作者在原作者主要描述的就是一个遭受科举残害的读书人形象，因此科举相关的词汇在原作中尤为重要，其中的文化意向也需要引起读者的注意。因此，译者采用异化的策略，能够保留原文中所特有的社会文化。目的语读者也能清晰感知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例19：“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
“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
“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
译文：“How do you write the hui in aniseed-peas?”
“Isn’t it the hui written with the element for grass?”
“There are four different ways of writing hui.”
“回”和“茴”是中文里的同音异形字。汉语中有许多同音异形字，这是由于汉字是音形意的结合，是中国所特有的语言文化。如果采用归化的策略，目的语读者无法理解到这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因此，译者选取了异化的策略，将“回”和“茴”都译为hui，忠实传达了作者的原意以及展现了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目的语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语境准确理解这几个hui之间的差异，更避免出现误解的情况。
例20：……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译文：But most of the customers here belong to the short-coated class, few of whom can afford this. As for those in long gowns, they go into the inner room to order wine and dishes and sit drinking at their leisure.
“短衣帮”和“穿长衫的”并不只是指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包含着当时历史背景下所特有的文化意向。在清代，长衫代表了身份，指的是那些富裕的上层人士和有文化的人，而短衫则指的是劳苦大众。在原作中，孔乙己就是唯一一个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因此作者此处的长衫有着特殊的文化意向，并且和前面的短衣帮形成对比。因此，译者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可以忠实再现原作的内容和形式。目的语读者也可以从上下文语境中推测出长衫和短衫所带有的文化意向，激发目的语读者的主动性。
例21：端午
译文：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例22：中秋
译文：the Mid-Autumn Festival
“端午”与“中秋”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民族情感。“端午”起源于古代对爱国诗人屈原的纪念，在这一天，民间普遍举行划龙舟、吃粽子等习俗，表达对先贤的追思及祈福辟邪的美好愿望；“中秋”则强调阖家团圆、庆贺丰收，家人常聚在一起共享月饼、共赏明月，寄托思念故乡、期盼团聚的情感。由于英语文化中缺乏与这两个节日完全对应的文化概念，尽管西方读者可能对其名称和基本习俗已有初步认知，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渊源、情感价值和文化象征仍难以通过字面直接传递。因此，译者在处理这类文化专有项时，通常采用异化策略，将“Dragon Boat Festival”和“Mid-Autumn Festival”作为译名，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源语的文化意象和节日氛围，又借助已有认知基础避免了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障碍。这种译法不仅忠实传递了原文所指，也在跨文化语境中有效维护了中国传统节日的身份标识，促进了文化间的尊重与交流。
通过以上例句分析可以看出，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若该词已被目的语读者所熟知，或在原文中被作者赋予特殊含义与语境功能，抑或在目的语中存在相应表达、读者可借助上下文推断其义，则宜采用异化策略，以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质与修辞意图。杨宪益的翻译思想正是以“忠实”为核心原则，他强调译者应最大限度地贴近原文的结构与精神，避免主观阐释或过度归化。在他看来，忠实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的准确转译，更在于对中国文化核心与中华文明精髓的持守与传达。因此，在处理文化负载材料时，杨宪益倾向于尽可能保留原有的文化意象与表达方式，避免因过度适应目标语文化而损耗原文的文化身份与哲学内涵。这样的翻译实践，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保护，也是向世界真实、完整地传递中国文化价值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必要途径，它使译作成为文化对话的桥梁，而非单一文化立场的改写。
4. 总结
奈达(Nida) (1945)曾指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的特征往往通过词语得以具体体现[8]。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若忽视文化因素，不仅可能导致语义的偏差，更会造成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陈宏薇(1998)也进一步强调，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它远不止于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简单对应，而是涉及更深层的文化编码与解码过程[9]。这意味着，译者在传递语言信息的同时，还承担着沟通文化、重建意义的任务。简言之，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准确、恰当地体现文化因素，直接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的成效与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而在众多语言单位中，文化负载词尤其值得重视——它们浓缩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习俗和历史背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象。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文化缺省或误解。因此，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译者需具备敏锐的文化意识，灵活运用异化、归化等策略，在尊重源语文化背景与满足译入语读者需求之间寻求平衡，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传递。
鲁迅的小说中富含大量具有独特时代背景与地域特征的文化负载词，这些词汇不仅是叙事的载体，更是理解其作品社会批判性与文化深度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其短篇小说代表作《孔乙己》为例，从归化与异化视角出发，系统对比分析杨宪益与戴乃迭(Gladys Yang)英译本中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策略。通过大量译例的比较与阐释可以看出，杨、戴的译文总体上以异化策略为主导，尽可能保留原文本的文化意象与语言风格，同时在必要处辅以归化手段，以提升译文的可读性与接受度。这一实践表明，归化与异化并非彼此排斥的二元对立选项，而是一个相互补充、有机统一的连续体。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需依据多重因素灵活选用策略，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方面：原文的文本类型、文化元素在原文中的重要程度、翻译行为的具体目的，以及目标读者的认知背景与接受能力。除此之外，语境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同一文化词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功能与含义可能发生变化，译者应结合具体情境作出恰当判断，从而在文化传真与交际有效之间达成平衡。
因此，通过对杨、戴译本《孔乙己》文化负载词处理策略的剖析，本研究揭示的不仅是归化与异化在实践中的动态互补关系，更触及了文学翻译的核心议题：如何在跨文化传播中有效平衡文化真实性与读者接受度。杨、戴的翻译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卓越的翻译并非机械地遵循某一策略，而是译者基于对原文文化内核的深刻理解与对目标语读者期待的敏锐洞察，在策略连续体上作出的创造性选择。这一选择过程，极大地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与文化判断力。因此，本研究启示我们，对翻译策略的探讨应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转向对“为何如此选择”及其背后动因的深入探究。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鲁迅作品的外译如何既保持其文化异质性以促进深度对话，又确保其文学性与批判力得以有效传递，杨、戴译本所提供的“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路径，无疑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