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高中时期是个体自我同一性整合的关键期，同时也是问题行为的高发期。问题行为通常分为以下两类：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Achenbach, 2016)。内化问题为个体自身体验的、内化的一些负性的情绪情感体验，包括抑郁焦虑、回避退缩等(Achenbach, 1996)。网络整合模型中提出内化问题作为其中一个个体因素，是指个体所经历的一些负性情感体验，包括抑郁、焦虑等，在青少年阶段中较为多见(陈建新等，2025)。研究发现内化问题往往与悲观的认知风格、低效能感等相关(苗新煜，2023)，同时高中生的内化问题与其日后的学业问题、人际交往问题等也密切相关，往往其内化问题也会延续到成年阶段。而高中生的内化问题的影响不仅来自于个体本身还来自于环境等其他交互因素。
刘贤臣等(1997)认为生活事件是指人们在家庭工作、人际交往、学习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刺激总和。负性生活事件往往也容易引起个体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发展的相互作用模型提出发展是个人与所处外部环境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经验结果，同时负性生活事件与负性认知之间的交互作用加剧了个体产生抑郁(辛素飞等，2023)。
反刍思维首先由国外学者Nolen-Hoeksema (1987)提出，其认为反刍思维是一种负面的思考模式，具体表现为个体在遭遇痛苦时，倾向于沉溺于对情绪本身、产生的原因及其消极结果的反复思考，而非专注于寻求解决办法，这是一种人格特质，也是一种不良的应对方式，常常会引发和加强个体的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来水木等，2009)。相关研究表明，反刍思维会导致并持续个体产生抑郁等情况，还会造成个体出现情绪障碍及行为障碍等(De Lissnyder et al., 2012)。
领悟社会支持是主观的、情感上感知到的外界支持，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对自身被外界支持的情感体验和评价，与个体的主观感受相关(Barrera, 1986)，与实际社会支持相比更能增强心理健康。高水平的领悟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缓解个体的压力甚至还能帮助个体克服消极情绪(叶俊杰，2006)。此外，缓冲效应机制指出，社会支持可以降低负性事件的消极影响，还可以减少个体产生抑郁、焦虑的可能性(邱依雯，2021)。以往研究中尚未有学者探究领悟社会支持及反刍思维在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与内化问题之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本研究将专注点集中在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与内化问题的关系上，验证负性生活事件对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并引入反刍思维、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讨论其影响机制。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法，通过问卷调查对陕西省宝鸡市2所高中进行施测，回收问卷共539份，剔除无效问卷34份，得到有效问卷505份，问卷的有效率为93.7%。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
该量表由我国学者刘贤臣等人(1997)编制而成，测量个体的压力性生活事件。共27个项目，6个维度，分别是人际关系、学习压力、亲友和财产丧失、受惩罚、健康和适应问题及其他。量表采用0 (未发生、无影响)~5 (发生过、极重影响) 6级评分，总分越高说明受到的影响越大。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2.2.2. 反刍思维量表
本研究采用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订的中文版量表，对个体遭遇负性事件后的反应或应对方式进行评估。共22个条目，包括症状反刍、强迫思维、反省深思等3个分量表。采用4级评分，原量表的重测信度0.82，Cronbach’s α系数为0.91，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2.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国外学者编制，我国学者姜乾金(2001)汉化而成，共12个条目，分为三个因子，分别是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采用7点计分，从1 = “极不同意”到“7 = 极同意”，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原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4，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具有较好的信度。
2.2.4. DASS-21量表
该量表我国学者龚栩修订汉化后的DASS中文版(龚栩等，2010)，抑郁、焦虑和压力各维度分别保留了7个题项，并且三个维度均有可靠性，采用4级计分方式，从1 = “不符合”到4 = “总是符合”，分数越高代表个体的内化问题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3，可信度较高。本研究选取其中的抑郁和焦虑维度测量内化问题，原总量表及抑郁、焦虑、压力三个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94、0.86、0.86、0.86，本研究中抑郁、焦虑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0.82。
2.3.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SPSS 20.0和AMOS 21.0进行数据处理。通过SPSS20.0对所有基本数据进行录入并进行分析，涵盖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使用PROCESS4.1对反刍思维、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并对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进行简单斜率检验。
3. 结果
3.1. 各维度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是否单亲或重组的家庭结构上，负性生活事件存在显著差异(t = 3.22, p < 0.05)，单亲或重组家庭的负性生活事件水平高于非单亲或重组家庭；反刍思维存在显著差异(t = 2.42, p < 0.05)，单亲或重组家庭的反刍思维水平高于非单亲或重组家庭；领悟社会支持与内化问题总水平在单亲或重组家庭结构上不存在显著差异(t = −0.33, p > 0.05; t = 1.29, p > 0.05)。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F = 4.47, p < 0.05)，同时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高一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于高二高三；负性生活事件、反刍思维、内化问题在年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F = 1.44, p > 0.05; F = 0.25, p > 0.05; F = 2.05, p > 0.05)，见表1。
Table 1. Difference test of each variable on demographic variables (M ± SD)
表1. 人口学变量上各变量的差异检验(M ± SD)
变量 |
年级 |
是否单亲 |
高一 (n = 217) |
高二 (n = 159) |
高三 (n = 129) |
F |
单亲或重组家庭(n = 64) |
非单亲或重组家庭(n = 441) |
t |
负性生活事件 |
4.43 ± 3.37 |
4.03 ± 3.01 |
4.72 ± 3.97 |
1.44 |
38.36 ± 19.03 |
30.48 ± 18.16 |
3.22** |
反刍思维 |
10.07 ± 3.10 |
10.09 ± 3.40 |
9.84 ± 3.32 |
0.25 |
49.77 ± 13.17 |
45.28 ± 13.96 |
2.42* |
领悟社会支持 |
17.90 ± 5.61 |
19.45 ± 5.19 |
19.12 ± 4.89 |
4.47**, 1 > 2, 3 |
55.31 ± 12.68 |
55.97 ± 14.99 |
−0.33 |
内化问题 |
26.16 ± 8.36 |
24.66 ± 8.00 |
25.28 ± 8.41 |
2.05 |
26.55 ± 8.42 |
25.10 ± 8.40 |
1.29 |
注：*p < 0.05，**p < 0.01，***p < 0.001；1 = 高一，2 = 高二，3 = 高三。
3.2. 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反刍思维、领悟社会支持与内化问题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及其各维度与反刍思维及其各维度呈现显著正相关；负性生活事件与内化问题显著正相关(p < 0.001)；负性生活事件与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p < 0.001)；反刍思维与内化问题显著正相关(p < 0.001)；反刍思维与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p < 0.001)；内化问题与领悟社会支持及显著负相关(p < 0.001)，见表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ruminant thinking,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nalization
表2. 负性生活事件、反刍思维、领悟社会支持及内化问题的相关分析
|
负性生活事件 |
反刍思维 |
领悟社会支持 |
内化问题 |
抑郁 |
焦虑 |
M ± SD |
31.48 ± 18.44 |
45.85 ± 13.93 |
55.89 ± 14.71 |
25.28 ± 8.41 |
12.60 ± 4.58 |
12.68 ± 4.29 |
负性生活事件 |
|
0.65*** |
−0.35*** |
0.60*** |
0.54*** |
0.58*** |
反刍思维 |
|
|
−0.38*** |
0.78*** |
0.70*** |
0.71*** |
领悟社会支持 |
|
|
|
−0.51*** |
−0.50*** |
−0.39***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3. 负性生活事件与内化问题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使用依据Hayes (温忠麟，叶宝娟，2014)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Model14)并借助Process4.1中的Bootstrap检验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在控制年级、是否单亲或重组的家庭结构的基础上验证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内化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可知，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对内化问题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 = 0.406, t = 16.497, p < 0.001)。当放入中介变量反刍思维后，负性生活事件对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β = 0.111, t = 4.493, p < 0.001)，同时，负性生活事件对反刍思维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β = 487, t = 18.748, p < 0.001)，反刍思维对内化问题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606, t = 8.567, p < 0.001)。
Table 3. Mediation effect test of ruminating thinking (n = 505)
表3. 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检验(n = 505)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β |
t |
内化问题 |
|
0.60 |
0.36 |
93.17 |
|
|
|
年级 |
|
|
|
−1.03 |
−1.84 |
|
家庭结构 |
|
|
|
0.51 |
0.37 |
|
负性生活事件 |
|
|
|
0.41 |
16.50*** |
反刍思维 |
|
0.65 |
0.42 |
120.57 |
|
|
|
年级 |
|
|
|
−0.33 |
−0.57 |
|
家庭结构 |
|
|
|
−0.66 |
−0.46 |
|
负性生活事件 |
|
|
|
0.49 |
18.75*** |
内化问题 |
|
0.79 |
0.62 |
204.09 |
|
|
|
年级 |
|
|
|
−0.82 |
−1.92 |
|
家庭结构 |
|
|
|
0.91 |
0.87 |
|
反刍思维 |
|
|
|
0.61 |
18.57*** |
|
负性生活事件 |
|
|
|
0.11 |
4.49***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本研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抽取5000个样本量，由表4可知，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值为0.30，Bootstrap95%的置信区间为[0.249, 0.343]，不包含0。同时，负性生活事件对内化问题的直接效应为0.11，Bootstrap95%的置信区间为[0.063, 0.160]，不包含0。这表明负性生活事件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内化问题，而且还能通过反刍思维间接预测内化问题。因此，在负性生活事件和内化问题之间，反刍思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其次，在控制了年级和是否单亲的家庭结构后，对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将领悟社会支持放入模型后，反刍思维与领悟社会支持的乘积对内化为问题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01, t = −4.92, p < 0.001)。综上所述，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即反刍思维对内化问题的影响受到了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因此，领悟社会支持在反刍思维与内化问题之间起着调节作用。模型图如图1所示。
Table 4. Bootstrap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uminant thinking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internalization problems
表4. 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内化问题间的中介效应Bootstrap分析
|
Effect |
SE |
t |
p |
LLCI |
ULCI |
相对效应值 |
总效应 |
0.406 |
0.025 |
16.497 |
0.000 |
0.358 |
0.455 |
100% |
直接效应 |
0.111 |
0.025 |
4.493 |
0.000 |
0.063 |
0.160 |
|
间接效应 |
0.295 |
0.024 |
|
|
0.249 |
0.343 |
|
Table 5.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 with adjustment (n = 505)
表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n = 505)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β |
t |
内化问题 |
|
0.81 |
0.65 |
156.44 |
|
|
|
年级 |
|
|
|
−0.57 |
−2.07* |
|
家庭结构 |
|
|
|
0.22 |
0.32 |
|
负性生活事件 |
|
|
|
0.07 |
4.25*** |
|
反刍思维 |
|
|
|
0.33 |
15.23*** |
|
领悟社会支持 |
|
|
|
−0.14 |
−8.26*** |
|
反刍思维 × 领悟社会支持 |
|
|
|
−0.01 |
−4.92***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1. Mediation model diagram with adjustment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使用Bootstrap对有调节的中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在低领悟社会支持时，反刍思维对内化问题的影响显著(效应值为0.20，95%CI = [0.162, 0.235])，在高领悟社会支持时，反刍思维对内化问题的影响显著减弱(效应值为0.12，95%CI = [0.087, 0.161])，表明反刍思维对内化问题的影响会随着领悟社会支持的提升而逐渐减弱。
为更直观的说明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参考温忠麟的调节作用检验方法(方杰，2022)，对其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如图2)，结果发现，当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低时，反刍思维对内化问题的影响较强(p < 0.05)，当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反刍思维对内化问题的影响较弱(p < 0.05)。
Table 6. Bootstrap test of mediated effect with adjustment
表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
结果类型 |
指标 |
Effect |
BootSE |
BootLLCI |
BootULCI |
有调节的中介 |
Eff1(M − SD) |
0.20 |
0.02 |
0.162 |
0.235 |
Eff2(M) |
0.16 |
0.02 |
0.131 |
0.192 |
Eff3(M + SD) |
0.12 |
0.02 |
0.087 |
0.161 |
Figure 2. Underst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ruminant thinking and internalization
图2. 领悟社会支持在反刍思维和内化问题之间的调节效应
4. 讨论
4.1. 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内化问题、反刍思维及领悟社会支持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在年级上无显著差异，这与以往多数研究结果一致(艾婷，2021)。这一结果可能反映出当前高中阶段学生所面临的压力源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不受年级递增的显著影响，提示教育系统和家庭应整体关注高中生的心理压力来源，而非仅聚焦某一特定年级。负性生活事件在是否单亲或重组家庭上存在显著差异，该类家庭结构的高中生报告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这与潘永洁等(2012)的研究相呼应，表明家庭结构不完整可能导致社会支持资源匮乏和消极应对策略的增强。进一步从家庭系统理论视角看，单亲或重组家庭可能面临更多经济、情感与教养压力，家庭功能受损，进而增加了子女遭遇负性生活事件的风险。此类家庭中的高中生更易产生丧失感、不安全感和适应问题，反映出家庭结构作为微观系统对个体心理发展的深远影响。
内化问题在年级上及是否单亲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并未达成一致。顾文谊(顾文谊，2009)等人的研究发现年级越高的中学生抑郁与焦虑水平更严重，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中高三人数较少，或当前教育背景下各年级学生普遍承受较高心理压力，导致内化问题呈现“高原现象”。此外，也可能与社会整体对心理健康的关注提升、心理服务普及有关，未来可进一步引入纵向设计或扩大样本以澄清年级效应。
反刍思维在年级上无显著差异，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丁文，2023)。但本研究中发现高三反刍思维有所下降，这一现象可从认知发展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角度进行解释：高一、高二处于心理适应与认知整合阶段，更容易对学业问题及人际问题反复思考，而到了高三，环境适应基本稳定，对于未来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打算，加之高三学业任务繁重，使其更关注于事情本身，因此反刍思维有所降低。此外，反刍思维在单亲或重组家庭中有显著的差异，这与王兴平(王兴平，2008)的观点相一致，这类家庭的学生自信心不足，对他人信任感不强，常常采用消极的自我评价方式，往往会产生较强的反刍。
高中生领悟社会支持在单亲或重组家庭上无显著差异，这与以往研究不一致(李杏等，2011)，出现这一问题可能是由于单亲或重组家庭样本较少导致，但也可能提示，在支持系统多元化的当下，单亲家庭学生可通过同伴、教师等非家庭支持资源补偿家庭支持的缺失，这一假设需后续研究验证。领悟社会支持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同时高一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二、高三，可能由于高一学生刚进入新环境，更主动寻求和感知支持，而随年级升高，学业竞争加剧及自我封闭倾向增强，导致支持感知下降，这为开展分年级心理支持工作提供了依据。
4.2. 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内化问题、反刍思维及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内化问题、反刍思维、领悟社会支持间两两显著相关，这构建了一个彼此关联的心理风险与保护因子网络。负性生活事件与反刍思维呈显著正相关，支持了压力认知模型的观点：负性事件作为外部应激源，激活个体内部的反复消极思维模式(Gao et al., 2020)，而反刍本身又延长了应激状态的维持时间，形成正反馈循环。
负性生活事件与领悟社会支持(尤其是家庭支持)呈显著负相关，彰显出社会支持作为压力缓冲器的重要作用。依据社会支持的主效应与缓冲模型，高支持感知不仅能直接促进积极情绪，也能调节压力评价、增强应对效能(孙时进等，2009)，从而减轻事件负面影响。家庭支持相关性最高，突显家庭在高中生心理保护系统中的核心地位。
这些相关关系为构建中介与调节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启示心理健康教育应注重家庭系统干预和认知策略训练双轨并行。
4.3. 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内化问题、反刍思维及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模型分析
4.3.1. 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可以通过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显著预测高中生的内化问题。首先，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反刍思维水平，当个体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或者越严重时，会带来更多的更强烈的消极情绪体验，个体会倾向重复地思考失败的原因和结果，这种反复、被动的思考易引发或者加深个体的反刍思维，这一结果契合控制理论中的认知失控假说：负性事件破坏个体对环境的控制感，引发反复且被动的思考(Gao et al., 2020)，而反刍思维进一步占用认知资源、阻碍问题解决，加深消极情绪，形成恶性循环(马文燕等，2022)。
其次，反刍思维可以显著预测内化问题水平，这符合反刍反应风格理论，高反刍思维的个体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反复思考事件本身的原因及其不良后果，处于该种消极状态下，往往会增加个体抑郁、焦虑水平。以往大量研究表明反刍思维是引起个体产生抑郁、焦虑的重要因素，对内化问题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冯全升等，2023)。总之，本研究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可以通过反刍思维影响高中生的内化问题。因此，反刍不仅是一种伴随现象，更是内化问题形成和维持的核心认知机制。
本中介路径的建立，为认知行为疗法和正念干预在高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证依据，提示减少反刍可能是预防内化问题的有效切入点。
4.3.2. 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分析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调节反刍思维对高中生内化问题的影响，即高领悟社会支持能够减少由于反刍思维引起的抑郁、焦虑的内化问题，内化问题的水平会随着领悟社会支持的提高而降低，同时简单斜率检验也显示，与高领悟社会支持相比，在低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下，反刍思维对内化问题具有更强的预测作用，表明随着高中生领悟社会支持的改善与提升，反刍思维对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逐渐减弱。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保护性因子，能够调节危险因子对其造成的不良后果，其保护作用在反刍思维较高时更加突出。本研究显示高领悟社会支持阻止了反刍思维加重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在揭示负性生活事件通过反刍思维影响内化问题的机制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这不仅深化了对青少年内化问题形成机制的理解，也为多层级干预(个体–认知训练；环境–支持增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的横断设计虽揭示变量间关联，但无法推断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交叉滞后分析进行纵向检验。其次，研究方法上较为单一，只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未来可以增加团体辅导、干预研究、实验法、个案访谈等方法对问题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最后，研究对象范围较窄，本研究对象来自陕西省两所高中，并未兼顾不同地区的高中学生，样本代表性不够，同时在样本收集上单亲家庭高中生数据较少，导致分析可信性不足，建议后续研究可以选取多个城市或不同民族来进行进一步研究，同时注意增加单亲家庭样本。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内化问题、反刍思维、领悟社会支持在是否单亲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内化问题、反刍思维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负性生活事件、内化问题、反刍思维两两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内化问题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表明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可以直接影响内化问题水平，也可以通过反刍思维间接影响内化问题水平；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调节反刍思维与内化问题之间的关系。当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时，反刍思维对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较大；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反刍思维对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