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一战略部署是对当前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积极回应，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乡村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蕴藏着极其丰富且多样的文化资源，但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许多文化资源因与市场脱节、传承后继无人等原因，长期处于“沉睡”或“边缘化”状态，其价值未被充分认知和利用[1]。如何激活这些资源，使其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课题。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这一课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数字文旅作为一种新兴业态，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文化与旅游产业，正在重塑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路径。数字文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服务，而是演变为文化传播的新媒介、意义建构的数字化空间和城乡连接的新型平台。数字文旅作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兴产物，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丰厚而又持久的力量源泉[2]。它们深刻地改变了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利用方式，为乡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即通过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改造、补充与拓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这一转化过程。核心问题在于：数字文旅究竟通过何种机制驱动了乡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了哪些可复制的模式？在这一片繁荣的图景之下，我们又应如何审慎地反思其可能带来的文化风险？本文将依次从内在机理、模式呈现与批判反思三个层面，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2. 内在机理：数字文旅驱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多维赋能
数字文旅对乡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其本质是以新技术、新业态和新理念，系统性嵌入并重塑乡村文化生态与经济结构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单一维度的线性推动，而是一个由创新驱动、人才引领、绿色发展、协调推进与业态创新五大机理构成的复杂赋能系统，共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1. 创新驱动：产业链与体验重塑
乡村文化既可以作为生产资料的内化形式，也是融合于特色产业发展全过程中的内生动力，不断推动乡村文化资源禀赋向经济资本的有机转化[3]。数字文旅的核心在于通过新技术整合产业资源，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迭代升级，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注入新动能。其创新驱动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催生新业态与新场景。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文旅产业链，催生出一大批打破时空界限的新体验模式。大数据精准匹配供需，区块链实现文旅资源的确权与追溯，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则重构了体验场景，催生出沉浸式乡村文旅综合体、数字农创工坊、智慧认养农业等新业态。例如，福建省前洋村引入数字剧本游项目，将村落的历史人文资源编织成互动叙事，游客通过手机终端在实景中探索解密，形成了“数字文旅 + 产业振兴”的新模式，使静态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的动态体验产品，吸引了多元消费群体。其二，重构文化资源存储与展示体系。数字文旅变革了传统文化资源的保存与利用方式。通过数字化编码和云端存储技术，乡村文化展示馆、名人故居中的珍贵文物、史料得以转化为结构化的数字档案，实现永久保存与智能检索。这不仅为文化保护提供了“数字底版”，更为后续的创新开发(如数字展览、IP衍生品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构建了创新乡村文旅产业服务生态的数据基石。其三，推动产业链系统性重构与跨界融合。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已深度融入服务、管理、营销、教育等各个环节，驱动传统农业与文旅消费、数字创意等业态的深度融合。贵州“村超”是一个典范，它通过短视频平台汇聚民族体育、非遗文化资源，成功塑造了“赛事直播 + 农产品带货 + 文化IP孵化”的复合型产业链[4]。这种融合不仅放大了文化活动的经济效益，更实现了从单一体育赛事到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跨越，彰显了数字文旅对产业链价值的倍增效应。
2.2. 人才引领：数字人力资本培育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数字文旅产业将传统人力资本转化为适配智慧文旅发展的新型生产要素，重塑了乡村人才的培育生态与发展路径。一方面，形成对复合型人才的“磁场效应”。数字文旅产业链涵盖智慧旅游系统运行、数字文创产品开发、文旅大数据分析等新兴领域，催生了对文旅数字分析师、设计师、营销师等新岗位的旺盛需求。这为乡村青年和返乡创业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平台和机会，吸引外部人才下乡，也激发了本土人才的潜力。另一方面，创设场景化与前沿化的培育模式。在数字人才培育上，数字文旅提供了更高效、更实用的路径。它依托VR农耕体验、直播电商运营等场景进行实战教学，系统性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通过校企共建的数字文旅实训基地，乡村青年能够学习并获得AR导览设计、元宇宙场景搭建等前沿技能认证[5]。例如，本土青年通过培训成为数字内容创作者，将乡土文化转化为短视频、图文攻略等可传播的文旅产品，实现了从文化继承者到文化传播者的转变，体现了数字技术重构乡村人才培育底层逻辑的战略价值。
2.3. 生态守护：文化可持续发展
数字文旅凭借技术助力与生态协作，为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的双向赋能。数字文旅不仅关注自然生态的保护，更将文化生态的维系作为核心要义，通过技术手段守护乡村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整体环境。首先，数字技术为文化空间保护提供智能化方案。通过大数据分析和遥感监测技术，可对传统村落、文化遗址等文化空间进行实时监测和保护，预防过度开发带来的破坏。智慧管理系统能够精准调控参观人流，避免过量游客对脆弱文化景观的侵蚀，如通过预约限流保护古建筑群落，利用智能传感器监测文物保存环境，为乡村文化遗产提供数字化“防护网”。其次，数字平台助力生态与文化协同发展。数字文旅通过构建文化资源数据库和生态监测平台的双重体系，实现了文化保护与生态建设的统一。例如，在民族地区，利用数字化手段既监测森林植被恢复情况，也记录当地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传统知识，推动生态农业与传统文化体验的深度融合，使绿色产业成为文化传承的新载体[6]。最后，数字技术推动生态文化产品的创新开发。基于对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如农耕文化、生态伦理、乡土知识)的数字化挖掘，开发展现“天人合一”理念的深度文化体验产品。如依托传统生态智慧设计“生态研学”路线，利用AR技术重现传统农耕场景，通过沉浸式体验传播传统生态文化，既满足了消费者对绿色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实现了传统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转化。
2.4. 城乡协同：要素流动与价值增值
资源禀赋是乡村振兴与数字文旅共同的基础，而二者的协调发展有效破解了城乡二元结构对要素流动的阻碍，促进了功能互补与价值增值。数字文旅通过数字技术和文旅融合，成为驱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高效管道。它推动文化、旅游、生态、资本、信息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间重新配置，实现最优组合。浙江乌镇是典范，其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大力推进科技与文化旅游融合，实施“元宇宙古镇”项目，建设智慧景区[7]。通过引进高端数字企业设立研发中心，乌镇成功带动了数字人才、技术、资金等城市优质资源下沉农村，同时使乡村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得以更高效地对接城市市场，实现了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
2.5. 业态创新：农文旅深度融合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路径，数字文旅作为多产业融合的新经济形态，通过业态创新驱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数字文旅秉承“大产业”理念，通过优化配置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协同创新与融合发展。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乡村旅游体验，增强了其对农业农村、民风民俗的认知与兴趣，成为“农文旅”融合的催化剂。例如，现象级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场景中精细还原中国传统建筑，激发了玩家对实地探索的强烈欲望，直接带动了山西多地文旅的持续升温，实现了数字文化产品对实体文旅产业的引流赋能。同时，数字文旅的新型推广模式，为特色农产品和手工艺品提供了广阔的展销渠道，实现了“流量”变“销量”。重庆彭水自治县借力《和平精英》游戏IP，成功为当地特色农产品和文旅消费引入巨大流量，显著提升了地方文旅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8]。随着文化旅游品牌的成熟，数字文旅持续促进地方特色产品的销售，为乡村经济开辟新增长点，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最终有效促进农民增收，成为产业振兴的强大引擎。
3. 模式呈现：数字文旅驱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路径
在内在机理的多维赋能下，数字文旅通过一系列创新实践，将理论动能转化为振兴实效。这些实践路径形成了以技术驱动为核心动力、以文化传承为内在根基、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导向的系统性实践框架，共同推动乡村文化从资源形态向产品形态和经济形态的高效转化。
3.1. 沉浸体验：从消费到认同的价值闭环
现代消费者对文旅产品的需求已超越单一观光，转向追求独特、内涵、体验与可分享性。数字文旅通过提升数字消费体验，有效满足了这一转变，构建了新的价值闭环。该路径的核心在于以技术手段深化文化感知，实现从浅层消费到深度认同的跨越。一是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重现乡村历史场景，沉浸式讲述文化故事，让游客得以理解深层的文化内涵。例如，通过AR技术规划互动式民俗游戏，让游客在参与中增进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二是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文旅数字内容，突破时空限制打造“云游乡村”智慧平台，开发多主题、多线路的数字化文旅场景。例如，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景区，作为集自然景观与民族文化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是广西智慧旅游建设的重要试点。该景区率先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探索服务优化、文化传承与产业协同的数字化路径[9]。通过优化数字文旅产品供给，将数字消费的增长转化为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动力，不仅满足了游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深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了其文化体验感与幸福感，更推动了乡村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振兴，形成了一个“优质体验–消费增长–产业升级–文化传播”的良性循环。但需注意技术要“适配场景”，而不是一味追求先进；文化要“在地表达”，而不是单向展示；产业要“联通供需”，而不是割裂发展。
3.2. IP赋能文化消费：文化价值链构建
数字文旅不仅是技术应用，更是业态的重塑。它通过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与重构，有效拓展数字化应用场景，催生融合新业态，构建起完整的产业增值生态。该路径的关键是坚持文商旅融合理念，推动单点经营向全链条开发转型。其核心模式是塑造“文化体验–文创产品–数字内容”的衍生价值链。一方面，深入挖掘文化IP价值。河北正定古城是典范，其利用临济禅宗、常山战鼓等独特资源创建特色文化体验；与影视IP联动，推出“三国赵云主题沉浸展”；并携手专业机构，开发数字藏品、AR明信片等文创产品，实现了文化资源的多次增值[10]。另一方面，引入多元业态实现跨界融合。可参考江安老街的成功探索，其通过整合戏剧文化、非遗技艺、地方美食等资源，形成了“文化 + 商业 + 旅游”的融合发展路径，有效增加了与当地文化相结合的特色体验类付费场景。这一路径通过技术、文化、信息、人员等要素资源的深度交互，将持续提升的乡村文化魅力与影响力，直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实现了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源的高效转换，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新动力。
3.3. 融合共生：本土化数字创新
数字化转型本质是人的革命。人才是连接一切技术与资源的核心，将数字素养培育深度嵌入乡村文旅产业链，是实现从“输血引才”到“造血育才”质变的根本路径。该路径聚焦于构建“引、育、励”三位一体的人才体系。一是构建多元化引才机制。整合政府、企业及市场化资源，建立乡村数字人才引进联盟，精准挖掘岗位需求。通过“乡村直播引才”、“云带岗”等数字化手段，打造沉浸式引才场景，将乡村文旅IP流量转化为人才增量。同时，推广“文化特派员”模式，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乡村结对帮扶，引导城市专业人才下乡服务。二是完善本土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建立乡村数字人才培训基地，开展短视频制作、直播电商、智慧文旅管理等专题培训，系统性提高农户的数字素养，培育“土专家”、“田秀才”。联合高校开设乡村振兴文旅课程，结合VR技术开展案例教学，提升实操能力，并鼓励返乡大学生参与乡村规划与数字化改造，形成“学用结合”的良性循环。三是优化人才激励机制。通过提供创业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完善绩效奖励和职业晋升通道，增强岗位吸引力。建立表彰奖励制度，并对贡献突出者给予荣誉激励，通过改善乡村公共服务，增强人才的归属感和获得感。这一路径确保了乡村数字文旅发展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它使本土主体成为创新的主角，能够主动将乡土文化转化为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产品，从根本上重构了乡村人才培育与发展的底层逻辑，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最坚实的智力支撑。
4. 辩证审视：文化隐忧与平衡路径
数字文旅在带来乡村文化振兴新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需要警惕的文化风险。这些风险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进程中技术理性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张力，需要在发展中予以充分重视并寻求平衡之道。
4.1. 文化浅层化：传承深度消解的风险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相较于部分发达国家偏低，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文化产业发展失衡。主要由于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文化产业的发展缺少人才、教育、城镇化等相应配套政策的足够支持，从而导致区域性、层次性的失衡[11]。数字技术的介入在提升文化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文化内涵的浅表化解读。一方面，为适应数字平台的传播规律，深厚的文化传统往往被简化为易于传播的符号碎片。传统手工艺的复杂工序被压缩为几分钟的短视频，神圣的民俗仪式成为吸引游客的表演项目，文化的精神内核在这种“符号化”过程中面临被掏空的危险。另一方面，流量至上的算法逻辑可能引导文化创作走向趋同化。传承人为了获得更多关注，倾向于创作符合大众口味的“网红”内容，而非潜心钻研技艺的精髓，导致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逐渐消解。这种异化风险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再生产逻辑的转变——从基于社区共同体的价值传承转向基于消费市场的价值交换。当文化价值主要以经济指标来衡量时，那些无法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文化内涵就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然而，这并非数字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提示我们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价值评估体系，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守护文化的深度与本真性。
4.2. 主导权转移：平台治理的挑战
数字平台的兴起正在重塑乡村文化的话语权力格局。传统上，文化解释权和传承权主要掌握在乡村社区内部，如今却在一定程度上让渡给了平台算法和技术公司。算法通过决定内容的可见度和传播范围，无形中塑造着哪些文化值得被看见、被重视。技术公司通过设定平台规则和标准，影响着文化内容的呈现方式和价值取向。这种权力转移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一方面，乡村社区可能从文化主体变为文化供给方，在平台构建的数字生态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标准化、可规模化的文化内容更容易获得平台流量支持，而那些需要特定语境才能理解的在地性知识则面临传播困境。在乡村特色文化传播的信息接收与输出视角下，由于大众猎奇文化的心理，文化多元性伴随着快节奏碎片化的媒体传播，信息输入和接收的有限性使大众产生了“迷失”感[12]。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新模式，如何在利用平台优势的同时，保障乡村社区的文化主体性和话语权。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挑战并非不可克服。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技术应用中始终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文化领导力，建立健全数字时代的文化治理体系，我们完全能够将技术带来的挑战转化为文化创新发展的机遇。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系统分析表明，数字文旅通过创新驱动、人才引领、绿色发展、协调推进和业态创新等多维机制，正在深刻改变乡村文化资源的转化路径和价值实现方式。实践证明，数字技术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新动能，开辟了新路径，提供了新方案。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面对数字文旅发展中出现的文化隐忧，我们既要保持清醒认识，更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引导和规范。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特色乡村文化产业政策制定过程是特定问题导向的活动过程，具有特定目标取向，政策问题建构是政策制定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先导[13]。其次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确保数字时代乡村文化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最后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育既懂数字技术又热爱乡村文化的复合型人才，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数字技术只是工具和手段，文化价值和人民福祉才是根本目的。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握好数字技术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既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又有效防范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推动乡村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展望未来，数字文旅必将成为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力量。数字文旅赋能下的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才能真正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让千年文脉在数字时代绽放出真正持久而绚烂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