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使辽宋臣是宋辽交聘中的关键群体，其记录与创作的使辽语录和使辽诗，是研究辽朝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在使辽宋臣视野中，农牧业在驿路沿线均有分布，整体呈现“南农北牧”的格局。南京道农业发展程度高，与中原地区差别不大；燕山山地农牧交错，“耕种甚广，牛羊遍谷”；潢、土两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草原“插花田”遍布，但沙化迹象明显。宋使所见辽境的农作物有粟、黍、粱、荞、秫、稗、桑麻、西瓜、栗、梨等，牲畜有马、羊、牛、骆驼、豕等，具有多样性特点。移民和农业开发，推动了民族间的产业互补与居住互嵌，密切了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
Abstract: Song envoys to Liao were a key group in Song-Liao diplomatic exchanges, and their records—including diplomatic reports and poems—serve as vital historical sources for studying Liao society1. These accounts depict a distinct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 pastoralism in the north” pattern along the postal routes. The Nanjing Circuit exhibited advanc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mparable to Central Plains regions, while the Yanshan Mountains featured mixed farming and herding, described as “vast cultivated fields with cattle and sheep filling the valleys”. The Huangtu and Daling River basins displayed scattered “patchwork fields” amid grasslands, though desertification was evident. Crops observed by Song envoys included millet, broomcorn millet, sorghum, buckwheat, glutinous millet, barnyard grass, mulberry, hemp, watermelon, chestnuts, and pears. Livestock comprised horses, sheep, cattle, camels, and pigs, reflecting regional diversity. Immi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expansion facilitated ethnic integration through shared livelihoods and settlements, strengthening intergroup exchanges.
1. 引言
北宋立国之初，宋辽关系经历了宋太祖时期的相互对峙和短暂交和，随即进入宋太宗时期的征战不休。“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之间维系了117年的和平关系(1004~1121)，交聘成为定制，双方不断派遣使臣，协商各类问题，互致年节问候，喜贺丧吊，往来频繁，长期以兄弟之国相称，共同谱写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并存政权之间平等交往的绚丽篇章。宋辽一百余年的和平通使，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抹亮色。正如聂崇歧先生所言：“于是国君序昆仲，信使通往还，甲子两周，疆埸无警，邦交之辑睦久长，在我国史册中，直无一例可与比拟。”([1]: p. 1)据王慧杰统计，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至宣和三年(1121年)，宋辽两个和平交聘时期，北宋共向辽遣使725人次，除却重复出使，共654人([2]: p. 14)。为数众多的使辽宋臣，或遵宋廷规定，或因兴趣爱好，在使辽途中及归宋后，形成了大量类型不同的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记录，可分“语录”和“使辽诗”两类，包含沿途自然地理环境、农牧业生产状况、百姓衣食住行、使节礼仪接待等内容。其中，北宋使臣对辽朝农牧业的空间分布、农作物与牲畜种类、耕作技术与畜牧方式等记述颇多。这些记述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还原了辽朝农牧业发展状况，进而加深了我们对辽朝农牧业交流的认识。
利用使辽语录和“使辽诗”探讨辽朝农牧业生产是辽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孙冬虎认为，使辽诗与其他史料相互参照，有助于揭示辽代的农牧业发展、生态环境变迁等历史地理状况([3]: p. 16)。吕富华从使辽诗探讨奚族的社会生活，涉及自然地理、民俗风情、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等，凸显了使辽诗的文献价值([4]: p. 9)。王成国、郑绍宗、张国庆、韩茂莉等对辽朝畜牧业发展状况、牧场经营形式、社会功能、牧养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或多或少提及生产空间、生产技术等领域的民族交流问题[5]-[10]。此外，有学者对宋人使辽语录的内容进行考订，如肖爱民对《王沂公上契丹事》中“所种皆从垄上，盖虞吹沙所壅”句进行考辨，指出其认知的疏误([11]: p. 67)。综上，诸多学者对辽朝农牧业生产进行研究，但大多拘于一点，尚无以使辽语录和“使辽诗”为核心史料的系统性研究。
2. 宋使描写的辽境农牧业分布格局
燕蓟地区土平地沃，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历来都是北方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这里在辽以前一直是中原王朝的统辖范围，社会文化和生产技术基本上与中原地区同步推进，因此，与辽朝其他地区相比，发展农业具有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生产工具与技术先进等优势。从农牧业分布格局来看，基本上以农为主，靠近丘陵山区兼营少量果木业、畜牧业。下面以几首使辽诗为证：
王安石使辽①，作诗《春风》：
一马春风北首燕，却疑身得旧山川。
阳浮树外沧江水，尘涨原头野火烟。
日借嫩黄初着柳，雨催新绿稍归田。
回头不见辛夷树，始觉看花是去年。([12]: p. 84)
诗中描写了过宋辽边界后的所见、所感。作者一路向北进入辽境燕蓟地区，感觉田野景观与北宋境颇为相似，春雨使田地里的禾苗稍稍泛起了新绿。那么，“旧山川”的农业景观如何呢？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吕陶任遗留礼信使使辽，于北宋边界雄州赋《雄州村落》可见一斑：
家家桑棗尽成林，场圃充盈院落深。
九十余年事耕凿，不知金革到如今。([12]: p. 160)
另外，苏颂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使辽，初过白沟北望燕山，也有“青山如壁地如盘，千里耕桑一望宽”的描写([12]: p. 108)。可见，“耕田遍原野，家家务农桑”应是当时辽境燕蓟地区的真实写照。由于农业发达，物产丰裕，宣和乙巳年(1125年)使金宋人记载燕京城(辽南京析津府)“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民尚气节”。([13]: p. 211)可谓对使辽宋臣所见所感的直接呼应。后《契丹国志》编纂者可能据此则史料进行加工，形成了对辽南京析津府的记载，虽显草率，但宣和乙巳年(1125年)金军刚占辽南京，史料中反映出的辽后期南京析津府农业繁荣还是可信的。
辽后期，奚人活动范围受契丹蚕食，仅“剩下滦河中游及其支流青龙河流域一带”([14]: p. 53)，基本上处于燕山山地之中。这里山地农业和山地牧业交错，形成了辽境最富特色的“山地插花田”景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王曾使辽，称：“自过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务耕种，但无桑柘……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尤多青羊、黄豕，亦有挈车帐，逐水草射猎。”([13]: p. 27)可见，当时以奚人为主，汉、渤海等多民族共居的燕山山地已是“畜牧”“耕种”“射猎”多种生计方式共存。其中，农业已经占了很大比例，农耕社会常见的家畜“豕”已经“尤多”。至和二年(1055年)，刘敞过燕山，发现：“自古北口即奚人地，皆山居谷汲，耕牧其中，而无城郭，疑此则《春秋》之山戎病燕者也。”([12]: p. 24)此时已非“亦务耕种”，而是“耕牧其中”了。其后，苏颂于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和熙宁十年(1077年)两次使辽，过燕山奚境，对所见的农牧业分布状况描述是：“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12]: p. 98)“田塍开垦随高下，樵路攀缘极险深。”([12]: p. 104)“当路牛羊眠荐草，避人鸟鹊噪寒林。”([12]: p. 106)另外，苏颂还有两首描写燕山山地农、牧业发展的使辽诗较有代表性。
牛山道中
耕种甚广，牛羊遍谷，问之皆汉人佃奚土，甚苦输役之重
农人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冈。
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
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
赋役百端闲日少，可怜生事甚茫茫。([12]: p. 108)
契丹帐
鹿儿②道中见契丹车帐，全家宿泊坡坂。
马牛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
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
酪浆膻肉夸希品，貂锦羊裘擅物华。
种类益繁人自足，天教安逸在幽遐。([12]: p. 109)
苏颂的诗歌，虽有文学创作的成分，但对燕山奚境生产生活的描述是基于亲眼所见，可信度应当较高。此时的燕山奚境，已是“耕种甚广，牛羊遍谷”，农牧业成分比重已不相上下。“奚夷居落瞰重林”“居人草庵板屋”，燕山山地形成了以农田为中心的小型聚落。“汉人佃奚土”，农耕以汉人为主，兼有部分奚人、渤海人。许多奚人、契丹人仍保持着游牧、畋猎习惯，“尽室穹车往复还”，“全家宿泊坡坂”。从农牧业开发的形态来看，“田塍开垦随高下”“田畴高下如棋布”，随山就势，宜农则农，形成了无数小块儿的“山坡地”。“山坡地”与梯田不同，前者仅就坡垦殖，较为粗放，反映出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与燕蓟地区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山坡地”之间，是成片的山地牧场，形成了农牧交错式的“山地插花田”。
中京城以北到上京临潢府周边，也就是潢、土两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经过辽前期的农业开发，已经形成了一片片以中小城镇(汉城、头下军州等)为中心的“插花田”。③但受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辽后期该区域农牧业经济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上京道原开垦区因沙化严重，许多地区已不适宜耕种，畜牧业依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在使辽终点广平甸休整期间游木叶山，有感而赋诗：“奚田可耕凿，辽土直沙漠。蓬棘不复生，条干何由作。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12]: p. 127)认为中京地区适合“耕凿”，而上京地区沙化严重，连蓬蒿等带刺的草木都难以存活，树木就更不可能栽种了。木叶山也是沙山，只生长低矮的、稀疏的丛生灌木。所见于斯，慨叹曰“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后两年，彭汝砺使辽，过大小沙陀，亦发现这里“土地稻粮少，岁时霜雪多”。([12]: p. 142)不适宜耕种，许多地方仅能以畜牧业维持生计。苏颂二次使辽，过沙陀只能“放牛虚落见人烟”([12]: p. 111)，畜牧业也仅是“生计不赢衣食足”而已([12]: p. 112)。其次，中京地区农业开垦进一步加强。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辽中京城建成，之后便开始增设州县。根据《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圣宗时建州11个，辖县41个，远远多于之前各帝置县数量。辽中期，上京地区约十万农业人口迁至中京道，充实到中京地区新建的州县之中，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的农业开发。与此同时，一部分从事畜牧业的契丹人被调迁戍边，留出的“旷地”也为农业开发提供了空间。正如前文所引苏辙诗“奚田可耕凿，辽土直沙漠”，在使辽宋臣视野中，中京地区更适合农耕。
3. 宋使记述的辽朝农作物和牲畜种类
宋使所见辽境农作物种类大致有粟、黍、粱、荞、秫、稗、桑麻、西瓜、栗、梨等。此外，根据《辽史》《契丹国志》《三朝北盟会编》等文献及考古资料，辽境还生长有菽、糜、稻、小麦等粮食作物。首先，粟(即谷，去壳为小米)是辽境最为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不仅文献记载如此，考古学和田野调查也能辅证。关于粟在辽境的种植，权择几证：苏颂《牛山道中》“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12]: p. 108)沈括《熙宁使虏图抄》“(顺州)地广多粟。”([13]: p. 97)“契丹之粟、果瓠皆资于燕。粟，车转。果瓠，以马送之虏廷。”([13]: p. 95)《全辽文》收录王师儒墓志铭，记燕蓟地区饥荒，王师儒力主地方官以“官粟”济民，“燕民赖之济活者数百万”。([15]: p. 647)《辽史》记“(圣宗开泰六年)南京路饥，挽云、应、朔、弘等州粟振之。”([16]: p. 180)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辽代遗址的考古挖掘，则出土了大量粟、黍、稗、荞等农作物种子([17]: pp. 13-16)。黍也是辽境常见的作物。苏颂《奚山道中》题注：“村店炊黍卖饧，有如南土。”([12]: p. 107)这是关于黍在中京地区种植的直接记载。《辽史》载：“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耕获及其时，黍、稌高下因其地，盖不得与中土同矣。”([16]: p. 932)还有辽圣宗“尝过藁城，见乙室奥隗部下妇人迪荤等黍过熟未获，遣人助刈”的记载([16]: p. 924)。另外，辽上京皇城考古，堆积层中也发现了黍皮([18]: p. 516)。
关于粱、荞的记载，可参阅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关于永安山④，“地宜畜牧，畜宜马、牛、羊，草宜荔梴、枲耳，谷宜梁(当为粱之误)、荞⑤，而人不善艺……四月始稼，七月毕敛。地寒多雨，盛夏重裘。七月陨霜，三月释冻”。([13]: pp. 94-95)此外，王安石《北客置酒》有“紫衣操鼎置客前，巾韝稻饭随粱饘”之句([12]: p. 85)，苏辙亦有“舂粱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之诵([12]: p. 128)。部分研究者认为这里的“粱”，即“高粱”，实为误解。韩茂莉先生在《辽金农业地理》中将“粱”和“高粱”分述，认为粱“食性与性状都与现在粮食中的小米接近”([19]: p. 108)。这一观点与事实相符。其实，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书或医书，如《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本草纲目》等，均认为高粱属外来作物，后虽有其他不同观点，但这一观点在农史学界目前仍是主流。虽然我国“殷人已种植高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 pp. 100-109)，但其考古发现地均在山西、肃南等相对温暖的地域，与永安山地区大不相同。田野调查发现，赤峰南部地区高粱的生长周期为120天左右，而像永安山的气候条件根本无法种植。“粱”在我国早有种植，我国古代文献中，粱多与粟、黍、稻等并列，如《诗经·小雅·甫田》“黍稷稻粱，农夫之庆。”([21]: p. 178)很明显黍、稷、稻、粱各为一种作物。《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载：“凡会膳食之宜，牛宜馀，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苽。”([22]: p. 41)也是将粱与黍、稷、麦等并列，指代不同的作物。有的文献中“粱”与“黄粱”并列，又有“青粱”等作物的记载。之后，文献中常以“粱”代指品质较好的粮食，“膏梁”“稻粱”’“粱肉”等词汇频现。由此可见，“粱”应为一种耐寒、生长周期短、较为精细的作物。荞，即荞麦，耐寒，生长期短，适宜高纬度地区种植。赤峰地区，荞麦的生长周期约85天，完全符合“四月始稼，七月毕敛”的气候环境，现今仍为补种作物的首选。此外，《乘轺录》载：“东北百余里有鸭池，鹜之所聚也，虏春种稗以饲鹜，肥则往捕之。”([13]: p. 21)可知，辽有“种稗饲鹜”的生产习俗。
关于“秫”，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有所提及。“是时，契丹以永安山为庭，自塞至其庭三十有六日，日有舍，中舍有亭，亭有饔秫。”([13]: p. 94)一般认为，“秫”指高粱，尤指黏高粱，《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均做此解。⑥徐臣攀等则将“秫”等同于“黍”([23]: pp. 119-123)。而贾敬颜、赵永春等将“秫”释为“粘粟”。那么，秫究竟是何种作物呢？首先明确“秫”不同于“黍”。《礼记•内则》载：“妇事舅姑，如事父母……稻、黍、粱、秫，唯所欲。”([24]: p. 311)《管子•地员篇》载：“黄唐无宜也，唯宜黍、秫。”([25]: p. 377)从这些文献看，秫与黍、粱等并称，均指代某一种不同的作物。“黏高粱”和“粘粟”哪个更符合实际呢？《周礼•冬官•考工记》载：“钟氏染羽。以朱湛丹秫”，注：“丹秫，赤粟也。”([22]: p. 414)另，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承德、赤峰等地区，均无种植黏高粱的答复，《热河志》《赤峰县志略》等亦无相关记载。但一种称“黏谷”的作物却在上述地区普遍种植，尤其上世纪末以前一直是主要农作物。黏谷分红、青两种，红黏谷应即“赤粟”。黏谷去壳，称“小黄米”，与黍去壳后的“大黄米”对称。因此，此条史料中，秫为“粘粟”的可能性更大。
对于辽境蚕桑的分布情况，学者们除了认定辽南京道广植桑树外，又根据《乘轺录》“沿灵河有灵、锦、显、霸四州，地 生桑、麻、贝、锦，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名曰太后丝蚕户”([13]: p. 20)的记载，认为中京道大凌河流域也是重要的桑蚕基地。其实，除这两处之外，燕山山地在辽后期桑蚕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王曾使辽，载：“自过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务耕种，但无桑柘。”([13]: p. 27)但有两首使辽诗却明确地提到燕山地区已有桑蚕种植。其一，皇祐三年(1051年)王珪使辽过柳河馆(今河北省滦平县东北红旗镇附近)，题诗：“柳河山外日晖晖，柳色犹枯草正腓。阴壑水声多北注，晴峰云影尽南飞。黄牛拥舞争春耦，白马弯弧落暮围。路入陇尘谁与问，桑间胡女避人归。”([12]: p. 15)不仅提到了问路“桑间”，还生动地描写了“胡女”羞涩地躲避陌生人匆匆归家的场景。其二，嘉祐七年(1062年)郑獬使辽赴辽西京，过居庸关赋诗：“岁时遗缯絮，天府藏丹书。桑柘入燕山，牛羊卧平芜。”([12]: p. 74)明确指出了“桑柘入燕山”，可见辽后期桑蚕业已由燕山以南扩展到燕山山地。从田野调查看，目前承德地区、赤峰南部山区桑树仍是常见树种。王曾“但无桑柘”的记载，一种可能是当时桑蚕业尚未传入燕山奚境，另一种可能是使者驿道行进，视野有限，未有相关见闻。
关于林果，主要集中于燕蓟地区，对此，苏辙记载为“契丹据有全燕，控桑麻枣栗之饶，兼玉帛子女之富。”([26]: p. 106)使辽宋臣除记述燕蓟地区林果外，还有诸如“尝栗皱初破，开梨颊未頳”([12]: p. 162)等诗句，表明燕山地区栗、梨等是比较常见的作物。此外，五代时期胡峤留有关于契丹栽植西瓜的记载。《陷虏记》载：“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13]: p. 9)辽上京考古出土的西瓜籽及一些辽墓宴饮壁画，都可证明西瓜深受辽贵族的青睐。
使辽宋臣还记载了辽朝境内养殖的牲畜，主要有马、羊、牛、骆驼、豕等。王曾使辽过燕山，旅途“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尤多青羊、黄豕”([13]: p. 27)，符合山地农牧业兼营的特点。此外，契丹人养殖的牲畜还可从“牛羊卧平芜”“时平忘战马牛闲”“当路牛羊眠荐草”“牛马纵横似谷量”“马牛到处即为家”“牧羊山下动成群”“边城养马逐莱蒿”“放牛虚落见人烟”“橐驼羊马散川谷”等诗句中得到多种生产、生活场景的印证。特别是上京及其以北的地区，农业经济较少，“地宜畜牧，畜宜马、牛、羊”，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
4. 宋使所见的辽朝农耕技术与畜牧方式
宋辽交聘时期，辽朝农业经过前期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燕蓟地区，农业发达，属精耕农业区。考古出土的铁制铧、犁镜、长锄、耘锄、耪、铲、镐、镰、铡刀等([27]: pp. 140-144)，涵盖了耕翻、整地、中耕、收获等农业生产各环节所需工具。这种情况可充分证明这里农业生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由古北口、代北一线向北，进入半农半牧区，农业生产水平整体上落后于中原地区，出土农具以铧为主，兼有少量铁制锄具，少有中耕等田间管理工具。燕山奚地居民随坡就势，开垦坡田，“田塍开垦随高下”“田畴高下如棋布”，形成靠天吃饭的山坡旱田。西拉木伦河流域、老哈河流域、大凌河流域农业垦殖以中原汉地移民为主，掌握中原地区耕种耕作技术，应该能够根据土地情况进行精耕细作。但考虑到生地到熟地需要过程，加上土地所有制、自然环境等因素，也不可能形成大面积的精耕农业区。因此，契丹旧地的农业总体上应该还属于粗放阶段。从宋使记载看，汉人、渤海人已经把成熟的耕作技术带到了契丹旧地。比如，王曾所见燕山奚境“所种皆从垄上，盖虞吹沙所壅。”([13]: p. 27)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创新，是燕山山区耕者根据气候条件对耕种方式的改进。肖爱民先生进行了辨正，认为“王曾所目睹的是北方地区秋收以后耕地的冬天景象，收割后的山地还没有翻地，农作物的根还长在垄背上”。([28]: p. 322)这一看法是符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的。前文已述，辽代燕山地区自然环境较好，植被茂盛，风沙掩埋幼苗的推断并不成立。但辽后期垄作法已经在辽境普及，这是不争的事实，“路入陇(古通“垄”)尘谁与问，桑间胡女避人归”等诗句亦可佐证。另外，从种植制度看，燕蓟地区的气候条件，可能存在两年三熟，其他地区皆为一年一熟。以下使辽记述可证：“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12]: p. 108)“辽土甚沃，而地寒不可种，春深始耕，秋熟即止”；([12]: p. 117)“四月始稼，七月毕敛，地寒多雨，盛夏重裘，七月陨霜，三月释冻。”([13]: p. 95)
辽朝畜牧业生产技术较先进，畜牧经济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苏颂的两首使辽诗反映了使辽宋臣眼中辽朝畜牧业的“盛况”。
第一首《胡人牧》，题注“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12]: p. 112)诗文为：“牧羊山下动成群，啮草眠沙浅水滨；自免触藩羸角困，应无挟策读书人；毡裘冬猎千皮富，湩酪朝中百珍品；生计不赢衣食足，土风犹似茹毛纯。”([12]: p. 112)第二首《契丹马》，题注“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馵；有役则旋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十分骑。’番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视马之形，皆不中法相，蹄毛俱不剪剔，云马遂性则滋生益繁，此养马法也。”([12]: p. 114)诗文为：“边城养马逐莱蒿，栈皂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材驹事力豪；略问滋繁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12]: p. 114)
诗中可见，契丹人养殖羊、马，“纵其逐水草”是其最大的特点。这种“无复栏栅”的养殖之法，使得牲畜“生息极繁”。另有记载：“契丹使者萧庆言‘契丹牛马有熟时，一如南朝养蚕也。有雪而露草一寸许，此时牛马大熟。若无雪，或雪没草，则不熟’”。([29]: p. 437)这是根据长期的畜牧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此外，根据杨树森《辽史简编》，辽末期契丹人已经探索形成了牧养结合的畜牧方式，每年从4-8月令牲畜自逐水草，8月底收回圈养，保护牲畜安全越冬([30]: p. 102)。这些先进的畜牧技术对中原地区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也反映了契丹人适应环境、利用草原的实践成就。虽然辽朝中期以后官营群牧经历了两次衰落，再难回到鼎盛，但畜牧技术的进步却是不争的事实。
5. 结语
辽境农业开发呈现显著地域差异，南京道农业水平接近中原，燕山地区形成农牧交错带，而潢河、土河及大凌河流域则存在草原垦殖与生态沙化并存的矛盾现象。宋使所见辽境的农作物有粟、黍、粱、荞、秫等，牲畜有马、羊、牛、骆驼、豕等，具有多样性特点。辽朝的农业开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解决内需的必然产物。由于大量农业人口的内聚，使得辽朝农业发展起来。农耕与游牧经济的互动互补，进一步推动了民族混居与文化交流，使辽朝形成独特的多元社会形态。可以说，在辽朝的农牧业发展中，农耕民族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契丹等游牧民族的牧业生产技术相互交流，农业产品与畜牧产品相互补充，勾勒出一幅瑰丽的农牧产业互鉴互动的历史图景，为我国农牧业发展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直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遣辽宋使视阈下辽朝社会交融研究——以使辽语录和使辽诗为中心(2023JBYJ013)。
注 释
①王安石使辽问题，学界存有异论，前文已有提及。从王氏使辽诗分析，张涤云“王安石于嘉佑八年四月(仁宗逝世后)作为遣遗留物国信使使辽”的观点具有合理性
②鹿儿：即鹿儿峡山谷，或原文脱字。其地在今承德县六沟乡东山咀村附近，为老牛河东部支流河谷
③关于辽前期农牧业发展，可阅读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张国庆《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等著述
④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标记于临潢府正北，北纬45˚东经119˚处。孙国军等考证认为终点犊儿山，即今西乌珠穆沁旗原宝日嘎斯台苏木东南30里的孤峰巴彦乌拉
⑤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记为“麦”，查阅《熙宁使虏图抄》国家图书馆影印本、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等，均为“荞”。故疑赵永春先生误记
⑥参见《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2018年，“秫”条；《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秫”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