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建国以来，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已逐步形成多元发展的向好局面，本文围绕该研究脉络展开综述及探讨。所涉文献范围主要集中于1991年至2019年。从1991年着手的原因是发表在同年的《建国以来的外国音乐研究》[1]在近三十年中相关话题的探讨范畴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价值，亦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相关研究的新起点。此后，西方音乐史在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化，至今仍为热门话题之一。
2. 音乐学分析：一种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
“音乐学分析”对中国的音乐学研究在目前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它的诞生到发展皆呈现出逐步丰厚的学术积累。于润洋(1932~2015)在1993年首次提出“音乐学分析”的学术思路与研究方法，并在后续二十多年里，“音乐学分析”始终是学界研究者探索的课题。
何为音乐学分析？《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上、下》[2]以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为范例进行“整体性分析”，并对研究方法论进行探索。于润洋认为，透过这部作品可以对瓦格纳较为典型的创作个性及作品艺术内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西欧在19世纪后半叶音乐现象的把控，也对后续20世纪音乐发展动向积累基础认知。于润洋在“音乐本体的艺术分析”部分，依次从音乐主题、表现手段到结构层面展开分析，尤其聚焦在音乐主题、和声特征与结构问题，以及表现形式、音乐动机与调性处理。最终，结合对瓦格纳的精神、物质生活的剖析，才得以这是一部充满矛盾但又统一的伟大作品的结论。如此看来，一部基调肃穆且意义深重的音乐作品，在听觉感知所能把握的音乐本体背后，必定蕴藏着某种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这揭示的才是作品的本质。因此，音乐学者必须沿着作曲家的创作思路与表现样式，在进行音乐分析的基础上，必须对社会和历史的维度加以探究。
姚亚平指出，音乐学分析(musicological analysis)除了关注的是音乐技术表象，还将其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中去阐释，强调从人类精神和社会环境的角度解释音乐，其根本即通过音乐的形式要素揭示其社会性质，并关注音乐文本与社会文本的互动。而音乐分析(music analysis)则更关注音乐本身，此阅读形式较为封闭[3]。就在于润洋提出“音乐学分析”后，学界也相继展开研究，并逐渐将其发展为音乐作品分析方法中的重要模式。譬如，陈鸿铎指出，“音乐分析”和“音乐学分析”虽一字之差，但本质逻辑和实践应用上存在较大差异。音乐辞典中不曾存有“音乐学分析”，为避免混淆，提议可将“音乐分析”换成“作曲技法分析”的说法[4]。
“音乐学分析”足以被视为一种兼具跨学科性与音乐理论深度的更高层次的专业性分析。在将音乐作品的审美语言特征与社会历史语境对应解读的过程中，必然要对过去与现实作出价值判断，从而对音乐作品的“艺术整体”的认识有更深一步的完善。于润洋始终认为，艺术作品为人的创造物，因此对其的理解一定基于对历史与社会的养分。这种“置身”于他们进行理解并非易事，需多角度揣摩。
3. “中国视野”的提出及其学术争辩
对“音乐学分析”所强调的“社会历史维度”的探讨也为“中国视野”的提出创造了理论空间。关于“中国视野下的西方音乐研究”，本文聚焦于叶松荣与孙国忠两位学者的代表性论争。叶松荣早在1997年便已对西方音乐研究的本土化问题，关于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体系[5]以及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语境中去探索研究路径并搭建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平台[6]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同时，提出“以中释西”的研究范式[7]，以中国视角去解读西方音乐史学中的美学规律，并建立本国的理论体系。
笔谈专栏“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之路”由南大核心期刊《音乐研究》在2013年设立，收录一批西方音乐史学家对当下重要课题进行探讨。孙国忠以西方音乐文化的强势让中国西方音乐研究学者感到“学术生存”艰难的现象为基本，提出“视野”并非研究目的，学术研究是个人行为，上升至“群体化视野”未免有些夸大，与其强调“中国视野”或“中国特色”，更应以开放姿态接受“当代视野”[8]。此外，孙主张应客观对待除“中国视野观”外其他不同的声音，并引用杨燕迪提出的“中国关怀”作为例证[9]。叶松荣在回应中重申“中国视野”的价值，并表示其与“当代视野”也不该对立[7]。虽然文化偏差会使“以中释西”存在“误读”风险，但是应通过确立中国立场、观点、方法与审美观，构建主体性学术话语体系。他引用中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的“照着讲”“接着讲”之说，进一步强调“自己讲”，即建立中国学者自身的研究范式，处理好互补与开放关系[10]。
尽管两方的学术探讨往复充分反映出了对“中国视野”这一理念在定位上的分歧，叶强调文化立场与话语建构，孙则强调学术规范与国际通行性。但是，正是学术辩驳与碰撞中，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边界正在不断地拓宽与理论实践也正逐步成熟。
其他学者也对“中国视野”从不同维度有所探讨。姚亚平认为“中国人的视角”，在于传统(西方文化意识)与现代(开放自由多元文化)意识之差异，所谓音乐和文化之争，实则观念之争，固守音乐本身是传统观念，而强调音乐研究文化维度代表新意识[11]。班丽霞对叶松荣同样提出质疑，即“中国视野”是作为中国研究西方音乐过程中寻求的研究方法，还是事实上本就存在且不可规避的研究特质，用中国文化的某种观念作为预设尺度去评析西方音乐是否合理等问题。音乐文化中这种具有流动性、不稳定性并带有深刻矛盾性的特质，关键在于中国学者如何在研究中建立学术定位与独立话语权[12]。刘小龙也指出，不同文化北京的学者大可用不同的眼光去观察和理解西方音乐是能够为其领域带来新的养分，这也正是中国学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潜力所在[13]。高拂晓认为对于该相关探讨的主题，不如称之为“中国人眼中的西方研究”。而关于西方音乐研究，仍然要从精读文献的基础开始，再去形成新视野[14]。
因此，对于上述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关联，“中国视野”在西方音乐研究中的价值、定义与方法迄今为止仍然在不断的辩驳与深化之中，这也是一场涉及到所有艺术学科的文化主体与学术规范如何融洽的思辨。
4. 西方音乐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多元探讨
2013年，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聚焦“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和西学前沿”，强调中国学界需与西方学术规范接轨，推动西方音乐的学术发展。李秀军在《从西方近几十年对蒙特威尔第的研究看21世纪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15]中指出，学术发展不可能孤立存在，必须向国际学术标准和培养方式靠拢，西方音乐史学科的发展应在本土视角文献积累的基础上拓展在国际上的学术表达。同年，还有多种观点的萌生给予了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研究思路。譬如，可以从对照历史进行演奏为切入点，探讨音乐表演运动对西方音乐史学的影响，强调其促使学者从文本研究转向表演意义的重估[16]。以及西方音乐与文化表征之间存在深层互动，研究他者艺术需摆脱成见，立足实证，并融合本土文化与哲学视角[17]。
2019年第六届中国西方音乐学会年会探讨了“西方音乐的风格和乐派研究”，中国西方音乐学者们围绕多个议题展开单元式讨论。包括西方音乐风格流派与“中国乐派”、西方音乐视野下的“中国乐派”；西方音乐风格流派的成因、特点和影响等。在“西方音乐风格流派与中国乐派”的讨论中，王晡率先提出风格史依旧是最符合历史实际且明晰的音乐史类型，以及浪漫主义乐派中“乐派”与“主义”的距离，并指出“中国乐派”是否为伪命题的疑问，旨在表明其在实际操作中的困难与局限性等问题[18]。殷遐以《自我表达与“二十一世纪民族乐派”》[19]为探讨中心，结合西方音乐史中的“民族性”与文化认同问题，提出“二十一世纪民族乐派”即“中国乐派”，强调将西方音乐的范畴重新认定，探索如何“表达自我”，并应以多元路径实现高水准的个体自我表达，构建具有文化主体性的音乐语言。《西方音乐视野下“中国乐派”的内涵与外延思考》[20]指出，“中国乐派”不是固定且一成不变的音乐风格体系，而是大胆自由的创作理念，承载着探索与创新并存的创作精神。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探讨了乐派的立派依据、乐派意识，以及总结西方乐派实质上是“局部–整体–局部”的发展规律[21]。更是谈及西方的表现主义乐派是“世纪末”颓废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必然产物[22]。
此外，关于“风格”相关探讨，技术性与艺术性于西方音乐风格的特性的呈现再次强调风格史的重要性[23]。学者们指出，对乐谱的关注不仅要注重技术层面，还应该深入探讨其中隐含的艺术性。通过对音乐风格的辨识得到结论认为，风格是人、人性和人的精神的显现，它所凝聚的一切在音乐的语言符号和形式里向大众敞开，问题在于如何辨识、接收、领悟，乃至创造[24]。最后，洪丁指出以风格特征叙述音乐史的策略在欧美学界尤其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频遭质疑，宏观流派研究趋于式微。文中通过文化互文性和接受史的角度来剖析印象主义音乐的形成脉络，旨在揭示该主义的复杂性与生命力[25]。
5.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尤其是近10年来发表的众多大小热门话题的文献，多种多样的文献从梳理发展脉络到众多议题分支成数个子议题，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广至专，可见我国对于西方音乐研究不断地往纵深发展。作为21世纪西方音乐史学的组成部分，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开始按照其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学术队伍的不断规范和强大，中国的西方音乐学者迸发出强烈的学术热情。本文回顾了近三十年来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历程，并对其学术走向与相关重要问题进行了思考。关于“音乐学分析”，我认为界定或归属并非最为重要，这是一种学术实践思路。用“音乐学分析”的方法去思考一个作品才是音乐学者在音乐学领域分析时所需要考虑的方向。显而易见，从本质上西方音乐在中国的研究中无根基可言，为这项研究我们仍旧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知识准备。从“中国视野”话题的提出到话题分立场争辩，这是学术在发展历程中必然会发生的现象，也是学术争辩的理性和包容性达到最大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