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红色语言景观作为中国革命文化的符号化呈现，是国家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在近年来迅速升温，逐渐成为语言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等多个学科交叉的重要议题[1] [2]。在新时代背景下，红色语言景观不仅承载着对历史事件与英雄人物的记忆，更在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与价值引导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 [4]。随着红色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化，红色语言景观的英译问题也日益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国际传播研究中的关键议题之一[5] [6]。红岩革命纪念馆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抗战时期的重要政治遗址，其语言景观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还兼具鲜明的意识形态表达特征。在当前其被纳入“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的背景下，红岩纪念馆的语言景观正面临政治严肃性与传播亲和力的双重考验。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语言景观在政治传播中的功能认知，也为提升红色文化国际传播力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以红岩革命博物馆为案例，旨在系统揭示其红色语言景观的基本特征，总结其传播中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对策。研究设计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结合语言景观影像采集与半结构化访谈，构建“空间–语义–感知”的三维分析框架，深入考察多语种与多模态符号的空间分布规律和观众的解读体验。在研究工具方面，通过对401张现场照片的模态统计与10位受访者的编码分析，梳理了语言景观的呈现方式、传播成效以及观众反馈。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研究内容上紧扣“特征–优缺点–对策”三个核心问题，形成逻辑完整的研究链条；二是在研究方法上结合定量与质性分析，提升对传播效能评估的系统性与深度；三是在实践价值上提出可行的优化方案，为革命纪念馆的语言景观建设与国际化传播提供经验借鉴，也为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与互动化发展提供了路径参考。
2. 语言景观
语言景观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Landry与Bourhis (1997) [7]首次提出“语言景观”概念，指公共空间中所有可见的书写语符号，如街道标识、政府公告、广告招牌等。他们强调，语言景观不仅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承载着象征意义，反映不同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力格局。随后，Ben-Rafael等(2006) [8]在以色列的研究中指出，语言景观是多语社会的重要文化表征，语言选择与展示不仅体现社会群体身份，也折射出意识形态与权力分配。Scollon与Scollon (2003) [9]则从地缘符号学的角度，提出“地点的能指”分析框架，强调空间、符号与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语言景观是语言与空间结合的可视化话语实践。Jaworski与Thurlow (2010) [10]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边界，将语言景观视为社会符号学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其在视觉实践与文化传播中的多维功能。国内学者也逐渐跟进，张红岩(2018) [11]将语言景观应用于革命纪念地研究，指出其在传播红色文化、建构国家认同中的核心作用。这些研究奠定了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起点，确立了其作为观察社会语言生态、权力关系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视角。
语言景观研究在方法论上经历了由单一到多元的演变。早期研究多采用定量统计方法，例如Backhaus (2007) [12]通过对东京数千个标识的清点与分类，建立了语种比例与组合模式的量化分析范式。此后，研究者逐渐将质性方法引入语言景观研究，Scollon与Scollon (2003) [9]通过地缘符号学分析，探讨语言在特定空间的使用逻辑；Shohamy与Gorter (2009) [13]则在文集中提出跨学科、多模态的研究取向，倡导结合社会学、人类学、话语分析等方法，拓展语言景观研究的解释力。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将定量与质性结合，例如李晓明(2020) [14]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揭示红色景观中语言、图像、色彩的协同作用；王芳(2021) [15]则通过案例分析，指出红色文化语言景观翻译中的不足与改进路径。此外，一些学者引入受众研究，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考察不同群体对语言景观的感知与解读[16]。总体而言，语言景观研究已形成“定量统计–质性分析–混合方法”的发展趋势，研究视野从静态描述逐步转向动态解读和跨学科整合。
在已有研究中，语言景观主要涉及四个核心议题。第一是语种分布与空间特征。Backhaus (2007) [12]的研究表明，在东京的语言景观中，英语常作为辅助语种出现，显示其国际化功能，而张红岩(2018) [11]则指出红色文化场馆中中文占主导地位，双语和多语使用比例有限。第二是多模态与符号学研究。Kress 与van Leeuwen (2006) [17]的视觉符号学理论被广泛应用，李晓明(2020) [14]的研究显示，文字、图像、色彩与空间布局的协同，能显著增强观众的沉浸感与情感共鸣。第三是翻译与跨文化传播。Shohamy (2015) [18]与王芳(2021) [15]的研究均强调，英译缺陷会导致文化意义的丧失，规范化的翻译体系亟待建立。第四是受众感知与互动体验。Jaworski与Thurlow (2010) [10]强调受众在意义建构中的主动性，而刘婷(2022) [16]的实证研究表明，互动化和数字化设计能显著提升观众的理解度与满意度。总体而言，语言景观研究已超越“符号清点”的早期模式，转向对符号意义、跨文化传播以及观众参与体验的深入探讨，为文化场馆和旅游景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支撑。
尽管语言景观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存在不足。其一，研究区域与场域类型仍不平衡，红色文化场馆等特定领域的研究尚不充分；其二，语种多样性与翻译规范问题依然突出，跨文化传播的适配性研究不足；其三，过往研究多侧重静态描述，缺乏对语言景观动态演变的追踪与评估；其四，互动与数字化潜力未得到充分挖掘，对青少年与国际观众等分众群体的适配不足。未来研究可在三个方面拓展：一是加强跨区域与跨场域的比较研究，丰富语言景观的样本多样性；二是引入大数据与智能化技术，实现语言景观传播效果的实时监测与动态优化；三是关注受众的跨文化接受度，通过多源证据(问卷、访谈、眼动实验等)揭示观众的感知差异。通过以上拓展，语言景观研究不仅能深化理论阐释，还能为红色文化场馆的传播与国际化建设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实证支持。
3. 方法论
3.1. 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揭示红岩革命博物馆红色语言景观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优点与不足，进一步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对策。研究以实地数据采集和受众访谈为主要途径，力求在客观记录现状的同时，深入反映观众的真实体验与反馈。通过影像资料与质性访谈的结合，研究不仅呈现红色语言景观的结构面貌，还评估其传播效能和改进空间。最终目标在于为红色文化场馆的语言景观建设与国际传播提供实践性启示与应用价值。基于上述目的，研究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
研究问题一：红岩革命博物馆红色语言景观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研究问题二：这些语言景观存在哪些优点和缺点？
研究问题三：针对上述优缺点，可以提出哪些优化对策？
3.2. 受试者
本研究共招募10位受试者，均为曾参观过红岩革命博物馆的真实观众。为保证样本的多样性与代表性，招募过程中覆盖了不同年龄段与地域来源的参观者。为保证样本的多样性与代表性，招募过程中覆盖了不同年龄段与地域来源的参观者，其中男性4人、女性6人；年龄分布为20岁以下2人，21~30岁3人，31~40岁2人，41~50岁2人，50岁以上1人；地域来源包括重庆本地4人，四川、贵州等西南地区3人，以及华东和华北地区3人；职业背景涵盖在校大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公务员及自由职业者等多种类型。所有受试者在参与前均被明确告知研究的目的、内容与流程，并在完全知情和自愿的前提下参与访谈。在研究过程中，受试者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重点分享三方面内容：一是他们对馆内红色语言景观的整体印象与基本特征；二是他们对这些语言景观优点与不足的主观评价；三是他们基于个人体验提出的改进意见与对策。为提高数据质量，研究团队采用分层便利抽样策略，在确保样本差异化的同时提升资料的代表性。此外，研究团队在访谈结束后为受访者准备了小礼品，以增强配合度和参与感。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作为主要研究工具，围绕“特征–优缺点–对策”三个方面展开提问，具体包括参观者在红岩革命博物馆中首先注意到的语言标识及其形式与内容特征，对这些语言景观在震撼力、易理解性、翻译质量和互动体验等方面的优点与不足的评价，以及他们对未来改进的建议，如多语种表达的优化、翻译的改进、数字化和互动化设计的引入等。通过这种结构化而开放的问题设置，研究能够全面获取参观者的真实感受、评价与改进意见，为红色语言景观的优化提供扎实的实证依据。
3.4.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一方面，研究团队通过实地拍摄采集了红岩革命博物馆内的语言标识与展板，共获得401张照片，用于分析语言景观的语种分布、呈现形式及空间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对10位真实参观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收集了他们对语言景观的基本印象、优缺点评价以及改进建议。所有数据均在受访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采集，并经过匿名化处理，仅用于学术研究。影像资料与访谈内容的结合，使研究既能从宏观上把握红色语言景观的整体特征，又能从微观层面深入理解观众的真实感受与实践性意见，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全面而可靠的实证基础。
3.5. 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采取定量与质性相结合的综合策略，力求在描述性统计与深度解释之间实现互补与统一。在定量层面，研究团队对采集的401张语言景观照片进行分类与编码，统计其语种组合和呈现模态，从而揭示红岩革命博物馆语言景观的整体特征与结构比例，为回答“基本特征是什么”提供客观依据。在质性层面，研究以10位受访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文本为核心，运用三级编码法(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逐步提炼出关键主题和范畴，主要包括观众对语言景观的直观印象、情感反应、优点评价、不足之处及改进建议。通过对比不同年龄段、职业群体的回答，研究能够识别观众在认知模式和价值认同上的差异性，并进一步呈现其对语言景观传播效果的多元解读。同时，研究团队将访谈内容与影像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一方面通过照片证据确认受访者所提及的标识或展板特征，另一方面利用受访者的主观感受对影像材料进行深度解读。定量与质性结果的结合，使研究既能描绘语言景观的客观分布状况，又能揭示其在观众心中的真实作用与意义。最终，分析过程围绕“特征–优缺点–对策”三大问题展开，既保证了结果的系统性，也为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建议提供了坚实的实证支撑。
4. 研究发现
4.1. 红岩革命博物馆红色语言景观的基本特征
针对研究问题一，即红岩革命博物馆红色语言景观的基本特征，统计结果显示该馆的语种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单语主导格局。如表1所示，在总计401个样本中，中文单语标识数量高达284项，占比71%，显示出博物馆在信息传递上以本土语言为核心，凸显其政治庄重性和文化根基。双语标识(中文和英文)为87项，占比22%，说明馆方已初步意识到对外传播的重要性，但覆盖范围仍有限。多语标识仅30项，占比7%，涵盖英文、俄语、韩语和日语等，但整体仍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系统化设计。总体来看，该馆语言景观在传递政治核心价值方面效果突出，在国际化表达和多语受众友好度上仍有提升空间。
Table 1.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表1. 整体特征
语种数量 |
语码组合 |
出现频率 |
百分比 |
单语 |
中文(简体/繁体) |
284 |
71% |
双语 |
中文 + 英文 |
87 |
22% |
多语 |
中文 + 英文 + 俄语/韩语/日语 |
30 |
7% |
4.2. 红岩革命博物馆红色语言景观的优点和缺点
4.2.1. 红岩革命博物馆红色语言景观的优点
(1) 优点一：政治核心突出
红岩革命博物馆的语言景观以中文单语为主，占比高达71%，凸显了革命文化场馆在政治话语表达中的本土化取向。这种高度统一的语言选择，保证了核心政治理念与红色精神能够在第一时间被参观者接收与理解，避免了多语环境可能带来的语义偏差。尤其是在涉及重大历史事件与英雄人物的语境中，中文单语标识不仅具有信息传达功能，更承载着庄重、严肃和权威的象征意义。这种特征使得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得到强化，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国家叙事和价值导向。观众在访谈中也明确表达了这种感受。
P01：“一进馆我就看到那些大字标语，全是中文，看着就很有力量，感觉特别庄严。”
P06：“我觉得用中文来写这些话最合适，这样大家一看就能明白，而且更有仪式感。”
(2) 优点二：视觉冲击力强
博物馆内的红色语言景观在视觉呈现上极具冲击力，常通过鲜明的色彩对比、大幅字体以及简练有力的句式来吸引注意力。这种形式上的突出，使得参观者即便在短暂停留中，也能迅速捕捉到关键信息并产生情绪反应。例如“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这样的标语不仅视觉上醒目，也在心理上引发震撼与共鸣。这种强烈的感官刺激有效增强了展览的感染力，形成了记忆深刻的传播效果。访谈中，多位观众提到他们第一眼就被这种视觉效果所打动。
P02：“我第一眼就看到那几个大字，红底白字特别显眼，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
P09：“有些口号很简短，但字体特别大，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好像喊在耳边一样。”
(3) 优点三：历史氛围浓厚
红岩革命博物馆的语言景观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字信息，还与大量历史照片、实物展品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空间叙事。这种融合使观众在阅读语言内容时，能够自然联想到相关的历史事件和革命人物，从而进入特定的历史情境。语言景观在这里不仅作为符号出现，更成为历史氛围营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观众在这样的语境中更容易产生“穿越时空”的沉浸感，从而深化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记忆。这一点在访谈中得到了直接印证。
P05：“看到文字旁边就是老照片和先辈的用品，我一下子就联想到当时的情景，很真实。”
P07：“文字和照片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完整的故事，让人有代入感。”
(4) 优点四：情感动员明显
馆内大量使用“信仰”“牺牲”“忠诚”“不屈不挠”等高频政治词汇，能够有效激发参观者的情感共鸣。这些词汇不仅具有符号意义，更触及观众内心的价值认同，唤起集体记忆与民族情感。许多观众在参观过程中，会因这种语言的感召而产生感动、敬仰甚至流泪的反应。红色语言景观在情感动员方面的强大力量，凸显了其意识形态传播与文化认同建构的独特价值。访谈内容表明观众普遍受到这种语言的感染。
P04：“读到‘愈炸愈强’的时候，我感受到那种顽强不屈的精神，很震撼。”
P09：“那些写着‘信仰’和‘牺牲’的标语，让我很受触动，心里特别敬仰。”
4.2.2. 红岩革命博物馆红色语言景观的缺点
(1) 缺点一：语种单一化严重
尽管红岩革命博物馆已开始尝试设置双语和多语标识，但整体比例偏低，中文单语仍高达71%。这种单一化的语种格局在保障政治核心表达的同时，也限制了语言景观的国际传播效能。对于外籍游客而言，缺乏足够的语言支持会导致信息理解不足，从而影响参观体验与传播效果。单语主导虽然在本土受众中具有高度可理解性，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却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这一问题在访谈中也有所体现。
P03：“我看到有些地方只有中文，如果是外国朋友来，可能会看不懂。”
P07：“展馆内容很多，但外语信息不多，对国际观众来说不太友好。”
(2) 缺点二：信息层次不均衡
部分展板的文字信息过于简略，仅以口号或关键词出现，缺少背景说明和逻辑关联；另一些展板则文字堆砌，信息量过大，导致参观者难以抓住重点。这种层次不均衡的问题影响了语言景观的整体可读性和传播效率。观众在快速浏览时，容易忽略细节或感到困惑，从而削弱了语言景观的教育与传播功能。访谈中有观众指出了这一不足。
P02：“有些标语就几个字，看完了不知道具体背景是什么。”
P06：“有些展板字太多了，一下子看不过来，反而记不住重点。”
(3) 缺点三：互动性不足
虽然博物馆内已配置部分触摸屏与多媒体设备，但整体比例不高，大多数语言景观仍以静态文字展示为主，缺乏互动体验。这种单向度的信息传递方式很难满足年轻群体和家庭观众对参与感的需求。缺乏互动不仅削弱了观众的沉浸感，也限制了语言景观在新时代数字化传播中的潜力。访谈中，多位观众提到希望能有更多互动内容。
P04：“我觉得大部分标识还是静态的，如果能多点互动就更好了。”
P10：“触摸屏挺有意思的，但数量太少了，希望能多一些这种设计。”
(4) 缺点四：受众适配性有限
现有语言景观在设计时主要面向一般成年观众，较少考虑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例如，青少年需要更生动直观的表达方式，而外籍游客需要更清晰的多语支持。缺乏针对性的设计使得部分观众的体验感不足，影响了传播效果。语言景观若能结合群体特征进行调整，将更有助于提升整体认同度和接受度。受访者的意见也反映了这一问题。
P05：“我觉得要是能有一些更直观的语言或者图片，年轻人可能会更感兴趣。”
P09：“现在的内容适合中国人，但外国人看不一定能完全理解。”
4.2.3. 红岩革命博物馆语言景观的优化对策
(1) 对策一：强化政治核心与情感表达
红岩革命博物馆语言景观的突出优势在于其高度凝练的政治核心和强烈的情感感染力，这一点在未来建设中仍应作为首要坚持的方向。语言景观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媒介，更是国家叙事和价值观塑造的重要符号。现有的中文标语和核心词汇如“信仰”“牺牲”“不屈”等，能够直接触动观众情感，强化民族认同感。因此，在后续优化过程中，应在保持这种核心力量的前提下，探索更具创意的表达形式。例如，可以在保留传统大字标语的同时，加入更具故事化和叙事性的文字说明，使观众在视觉冲击之外还能获得情境再现和认知深化。同时，可结合声光影等辅助技术，让情感表达更为立体化，从而在不同层次的观众群体中形成更广泛的共鸣。通过政治核心与情感表达的双重强化，博物馆能够在传播严肃历史精神的同时，进一步增强感染力与记忆度。
(2) 对策二：建立多语种体系，推进分众化设计
针对语种单一化严重和受众适配性不足的问题，博物馆应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建立完善的多语种体系，并结合不同观众群体的需求进行分众化设计。首先，在语种配置方面，应确保中英文双语覆盖所有核心展项，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增设俄语、韩语、日语等，以满足国际游客的基本理解需求。同时，翻译应力求专业化与地道化，避免出现表述生硬或缺失的情况。其次，在分众化设计上，可以针对青少年群体采用更直观的表达方式，如卡通化语言、互动短句，增强趣味性与可读性；对于普通成年观众，则保持传统叙事的庄重性；对国际游客，可配备多语种导览手册或扫码翻译功能，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解释。通过多语种体系与分众化策略的双向结合，博物馆不仅能扩大受众覆盖范围，还能提升不同群体的参观体验，从而实现传播效能的整体优化。
(3) 对策三：优化信息分层与表达方式
信息层次不均衡是当前红岩革命博物馆语言景观的一大不足，部分展板信息过于简略，缺乏背景说明，另一些则信息堆砌，难以有效消化。为解决这一问题，未来在设计过程中应注重信息分层与表达优化。一方面，可采用“核心口号 + 背景信息”双层结构，既保持标语的震撼力，又为有兴趣深入的观众提供更多历史背景，避免信息碎片化。另一方面，应合理控制文字长度，避免冗长枯燥，同时利用图文结合的方式提升可读性。例如，核心展板可突出关键词句，而配套展板则详细说明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于外语部分，也可采取“简明直译 + 文化注解”的形式，让国际游客在理解表层信息的同时，能对背后历史与文化有所把握。通过科学的信息分层与清晰的表达逻辑，语言景观既能满足快速浏览的观众，又能满足深度学习的需求，从而提升整体传播效果。
(4) 对策四：增强互动体验与数字化手段
互动性不足是影响红岩革命博物馆语言景观传播效果的重要限制因素。随着观众群体的年轻化和数字化媒介的普及，单一的静态展示已难以满足参观者日益增长的体验需求。为此，博物馆应积极引入多样化的互动与数字化手段，提升语言景观的参与感和沉浸感。具体措施包括：在馆内增加触摸屏和多媒体互动墙，让观众能够通过点击了解人物故事、历史细节或互动问答；利用AR和VR技术，将抽象的标语与历史情境结合，形成“沉浸式体验”，让观众仿佛置身革命年代；开发语音导览或扫码翻译功能，使观众能够以更便捷的方式获取信息。同时，博物馆还可结合大数据技术，收集观众的使用反馈，不断调整互动设计以更贴合实际需求。通过互动性和数字化的提升，语言景观将从单向传播走向双向交流，使红色文化的感染力与传播力在新时代得到进一步增强。
5. 结论
本研究以红岩革命博物馆为案例，系统考察了其红色语言景观的构成特征、优点与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对策。通过对401张实地照片的定量统计与10位参观者的半结构化访谈分析，研究揭示了该馆语言景观以中文单语为主，政治核心表达突出，但多语种覆盖和国际化程度仍有提升空间。研究进一步指出，语言景观在传播过程中展现出显著优势，包括政治核心的鲜明性、视觉冲击力的突出、历史氛围的营造以及情感动员的有效性。同时，语种单一、信息层次不均衡、互动性不足及受众适配性有限等问题亦不容忽视。针对这些现状，本文提出了四条优化对策：一是强化政治核心与情感表达，二是建立多语种体系并推进分众化设计，三是优化信息分层与表达方式，四是增强互动体验与数字化手段。这些对策不仅为红岩革命博物馆的语言景观建设提供了具体思路，也为红色文化场馆的国际传播与传播效能提升提供了实践路径。
尽管本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若干不足。首先，受样本规模与来源限制，访谈对象仅为国内观众，尚未涵盖外籍游客群体，其对多语种与跨文化传播的反馈未能充分呈现，可能影响结论的普适性。其次，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景观的静态现状，缺乏对其动态演变过程的长期追踪分析，未能揭示语言景观随政策、观众结构或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变化。再次，研究方法虽结合定量与质性，但在量化评估传播效果方面仍有不足，未来可引入问卷调查或大数据分析以增强结果的统计可靠性。展望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样本范围，纳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游客，以对比分析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感知差异。同时，可结合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实现语言景观传播效果的实时监测与个性化优化，从而推动红色文化场馆在新时代实现从静态展示到智能交互的全面转型。
基金项目
本研究系重庆第二师范学院2025年度大学生科研项目资助课题“重庆红色语言景观的情感传递探析研究”(项目编号：KY202501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