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是国家治理尤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并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可见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社会治理重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数字技术的持续演进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动能，需进一步探索其与社区治理的深度融合路径。一方面，数字化赋能社区一体化治理在解决社区治理结构、功能和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上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3]。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社区治理正从“人–人”的“常态”到“人–机”的“常态”交互转变[4]。数字赋能是实现社区治理的重要途径，它不仅能够更新社区治理的工具，而且还能促进治理方式的转变。
2. 数字治理赋能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涵与意义
数字化治理是数字技术和治理实践的深度结合，其内在逻辑表现为治理战略、治理结构、治理秩序和价值合理性等方面的变革。数字治理赋能社区工作可助推社区共同体的建设，实现社区治理的最新实践，社区数字治理应具备“价值、组织、技术、制度”四个方面的逻辑内涵。在价值逻辑上，表现为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加强数字治理素养。在组织逻辑上，表现为激活多元主体治理意识，搭建合作网络。在技术逻辑上，表现为以数字化变革破除信息茧房和组织行动障碍，促进资源整合、流程优化，推动社区资源共建共联，实现社区治理数字化、智慧化转型。还需加强社区智慧点的铺设，建立“数据大脑”信息管理系统，汇聚“自由”流通的数据库，打破信息藩篱；在制度逻辑上，表现为由政府、市场、社区、居民等组成的治理结构对数字技术的吸纳和认同，是多元主体共同促成的制度安排和综合选择。因此，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安全运行机制，相应的监管制度作兜底保障，完整的人才队伍梯队对技术运筹帷幄，社区居民整体法治思维和素养的提升，共筑数字安全法治堡垒。
数字治理的四层运行逻辑相辅相成，动态闭环，理念是前提，组织是基础，技术是支撑，制度是保障。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治理网络的整体结构和功能，也对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局部或整体的重塑，从而整合行政边界、连接政社边界、打破邻里边界，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3. 数字治理赋能A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3.1. 基本情况概述
A社区是成都市成华区青龙街道下辖社区，位于成都北大门，地处成华区青龙街道东南部，辖区面积：0.51平方公里。该社区组建于2014年，成立于2016年12月，是一个集商品住宅小区和拆迁安置住宅区为一体的新城市社区。A社区在智慧社区建设方面成效显著，通过打造智慧服务平台和“139 + X”治理体系，整合了政务、生活、安防等五十多项服务，实现了社区事务“一屏统览”和居民办事“一站式”解决。其智慧应用涵盖健康、消防、养老等多个场景，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和居民生活的便捷度与安全感，A社区不断发展完善的信息技术应用生态和多元主体参与条件，使社区在管理平台优化、服务场景构建、数据资源开发、居民参与促进等方面取得良好的智慧治理表现，因此相继获评“成都市2020年智慧应用场景示范社区”“2021年四川省基层治理示范社区(智慧科技型)”“四川省智慧示范社区案例”等荣誉，已成为四川省智慧社区建设的标杆示范。
3.2. 存在的问题
3.2.1. 顶层设计不足，理念较模糊
一方面，没有形成由特定群体或机构牵头进行深入研究的局面，对于如何更好地构建数字化社区这一议题，也缺少明确的指导方针和标准化体系建设。另一方面，执行层面各部门没有相应制度文件，没有形成专职工作组，且一人多职现象普遍，成为社区发展的阻力。数字技术向社会各领域的深度渗透，促使社区治理呈现出过度依赖或盲目推崇技术的倾向，弱化了技术应用需与社区实际需求及治理目标相匹配的原则。在新的治理格局和情景下，人们更多地关注实体平台的建设，而没有对社区治理的主体责任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明确的定义。现有的社区责任与责任分工缺少精细化的责任分配机制，使得社区成员异质性特征受到了混淆，社区自身也容易被归为一组数据，很难从本质上提高治理有效性[5]。基于此，需重新定位技术应用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强化技术与实际需求的关联性，以实现治理效能的实质性突破。
3.2.2. 数据共享不畅，技术滞后性
技术支撑数据共享可加快社区的现代化进程，同样数字壁垒也可能阻碍社区的智慧化之路。研究发现该社区还存在较严重的技术滞后、数据孤岛问题，表现为数据平台几乎都是由主管部门单独建立，数据接口几乎没有与其他部门进行对接。由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规范，市场鱼龙混杂，这些企业都有各自独立研发的平台，数据无法融通，在常规性的作业中，如填报数据、业务处理等，就会出现数据交叉与重复报送的情况，这不仅会增加基层工作的负担，也会造成资源共享、设备设施更新迭代方面的困扰。此外，因缺乏上级统一规划，社区智慧项目采购、运维等环节多由物业自主对接，这种市场化运作模式易引发恶性竞争：部分企业通过技术参数壁垒限制竞品接入，迫使社区重复采集数据，因数据字段标准不统一形成孤岛化现象。加之社区普遍缺乏专职管理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数据整合与共享难度。
3.2.3. 信息安全隐患，制度不健全
社区数字化治理强调数据资源共享，方便居民随时获取信息，参与治理。然而保障机制不全也埋下了安全隐患。数据是最基本的社会治理资源，如果其安全问题无法得到保证，不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而且会导致民众对数字化技术的排斥。当公众的隐私信息被收集时，一旦得不到保障，容易被一些不法之徒利用个人数据来谋取利益。其次，政府数据安全保障机制缺乏，存在滥用、乱用风险。与此同时，在区级、街道、社区三个层面上，平台的数据边界及责任界定不清，数据在各层次间的流转缺乏统一的使用规范[6]，导致数据漏传、误传、误传等现象时有发生，且数据安全保护机制不够健全，存在着管理风险。
3.2.4. 公众参与低下，能力待提升
在构建和谐社区的过程中，居民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7]。只有当更多的居民能够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时，才能实现社区的有效治理。一方面，在社区居住的大多数为中老年，他们对社区数字化治理平台了解不多，参与主动性不高。另一方面，因为毗邻学校、医院，吸引了大量新租客或居民。社区涌入大量流动人口，居民间缺乏稳定且紧密的社会结构，在参与社区事务方面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数字技术作为治理工具，需要治理主体正确运用才能发挥其治理效能。然而，社区面临技术人才短缺问题，直接削弱了技术保障能力。当前下沉至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体普遍存在数字化专业知识储备不足问题，其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治理的认知视野与实践能力亟待提升。社区引入的社会组织类型仍以传统社会服务类和文体活动类为主，这类组织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显著的技术应用能力断层。
4. 数字治理赋能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4.1. 实现以人为本，助力顶层规划
数字化治理不仅要促进数字化技术的推广和改进，更重要的是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从“对上负责”向“对下负责”的转变，进而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8]。基层治理不仅仅是资源下移至基层，还需重视基层党建，可将党建融入社区，助力社区顶层规划。构筑数字技术与党组织双向嵌入的治理体系可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社区数字化治理不仅是“理性–技术”的创新应用，更要回归“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上。一是要以社区居民的生活需要为基础，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平台，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主观和客观需要，让居民能够在分析、制定、实施等各个环节都能可视化地参与到社区规划之中[9]。二是要关注差异性和个体化需求，冲破普适化服务供给治理思维，基于居民个体数据，分析其日常活动、个人属性等特征，了解不同群体需求的异质性和差异性。三是要重视群众的首创精神，政府、企业应重视居民提供的各类数字信息，它是顶层规划的发端和重要组成，有利于精准对接，实现社区供需的优化配置。受经济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各种原因的影响，形成了明显的数字鸿沟。为了缩小这一差距，要加大对老年人、儿童以及残疾人这些特殊群体的数字化服务力度。通过提供更加人性化、便捷化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使他们更好地融入数字时代。
4.2. 升级数字平台，提供技术支撑
没有了数据支持，数字治理平台就像一个空壳子，要想对数据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就必须充分考虑到数字技术工具对社区数字治理的正面影响[10]。升级社区信息资源，需要夯实智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化兜底能力，进一步整合数据资源，完成信息的开放共享，才能推动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智能融合、对接。加大数据平台整合力度。首先要模块化设计任务。根据治理任务或目的，对功能模块予以重新分配组合、聚合相关服务信息、组织要素等资源，继而提升整体协作能力。其次要系统化平台协作，充分发挥系统间的联动协同，达到“1 + 1 > 2”的治理效果。将社区内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整体最优的局面，平台的崛起将数据、服务、技术和人员汇聚在一起，为社区内资源整合及公共事务共治搭建了智慧生态圈，是数字社区治理的枢纽中心。社区建设需将所有相关元素(人、物、网络)纳入共建共治范畴，通过发挥参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借助网络云平台进行资源重构，方能形成共享局面。
4.3. 完善安全机制，夯实保障基础
数字治理强调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由监管部门、社会团体和居民共同参与的新的监管制度，并建立相关的风险预警体系、信息披露体系、大数据征信体系等，从而建立起一套常态、长效的安全机制，以应对因技术革新、迭代升级而产生的风险挑战[11]。因此，数字治理下平衡数字安全的保障机制，需要进一步强化数字化技术的溯源能力，保证数据在高效、充分流通的同时，充分发挥其价值，有效规避、预防与约束数字化安全风险，构筑“法治化”的安全屏障，构筑智慧社会中的数据公开与数字安全的良性循环。数字化转型是对过去治理模式与手段的一种颠覆，它将深刻地影响到技术对社区治理的深度与广度，唯有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才能在可控的前提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推动数字化社区治理，实现科技与制度变革的共生发展。因此，打造智慧又安全的社区，必须建立健全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使数据“流通”规范化和标准化，对掌握数据信息的机构、组织和个体实行与诚信制度挂钩的监管，确保信息规范、安全、畅通。
4.4. 唤醒民众参与，加强人才建设
首先，基于区域有机连接的智能云平台，通过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交流平台，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交互，将多元化的社会生活和公共事件进行融合，从而实现社区网络的重构和活力的活化[12]。其次，利用网络的扁平化、实时化和多元的特点，建立一个公正、稳定的公众事务交互环境。运用智慧科技，精准辨识民意，精准掌握民意，不断提升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归属感。要预防数字化风险，必须加强数字人才的“内”与“外”“内”“外”的本领，加强对数字的控制，是提升社区建设水平的重要途径。要加大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建设一支复合型人才队伍。健全社区数字人才培养机制，减少社区工作者的行政化工作，加强对在职人员的常规性技能培训和教育，提高工作人员数字治理意识。
5. 小结
现代信息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建立智能化的治理体系，能够显著提升治理的效率与质量。以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在新形势下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当前，我们应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分析数字赋能社区治理共同体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和发展策略。同时，还需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25SYJSCX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