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孟子》用凝练的语言系统阐释了“仁政”“性善”等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今。在这部典籍中，动词不仅是组织叙述、展开论证的基础语言单位，更承载着传递思想内涵、构建语义体系的重要功能。现有研究中对《孟子》动词的关注多集中于个别字词的传统训诂考证、语义源流梳理及语法功能描述，虽有一定成果的积累，但还尚不成系统。因此，深入系统地考察《孟子》动词的多义现象，不仅能够厘清其语言运用的内在规律，更可为理解儒家思想的语义表达逻辑提供全新视角。
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指出，语言意义根植于身体经验，隐喻与转喻是语义生成与扩展的重要机制。隐喻理论及其对转喻的阐释，为解释古汉语动词多义提供了有效工具[1]。王寅(2002)进一步指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核心观点包括“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2]，并进一步提出“体认语言学”这一更为“本土化”的概念。这一论断为古汉语动词多义性研究提供了更贴合“人类身体经验与语言互动”的理论依据——古汉语动词的语义扩展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古人对身体动作、日常实践的感知与提炼。结合这些理论，古汉语动词的一词多义现象可解释为：以身体经验、意象图式为基础，经由隐喻与转喻机制不断投射扩展，形成的复杂语义网络。语言作为一种现实实践的产物，不从属于形而上学主体或先验自我的理性架构，而是生活在社会现实中人的具身认知的能动产物[3]，这些视角亦为研究《孟子》动词的语义演变提供了灵感。
本文以杨伯峻《孟子译注》为底本[4]，自建语料库进行动词的标注与词频统计，筛选出具有多义特征且与孟子思想密切相关的高频动词，结合古文字考释与语境分析，探讨这些动词多义性的形成机制。
2. 具身认知视域下的动词多义性
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认知方式，其本质是将一个认知域(源域)的结构映射到另一个认知域(目标域) [5]。隐喻在于通过这种跨域映射，使语言由具体经验过渡到抽象概念；转喻则强调的是域内的邻近性，即在同一认知域中，由一个实体或属性指代另一个相关实体或属性[1]。二者在多义现象的作用已被学者注意到，如名词“头”，隐喻使其由“身体器官”映射为“等级/序位”(如“头领”)，转喻使其由“整体”转指“部分”(如“光头”)或“属性”(如“头脑”) [6]。
这种“跨域映射 + 域内邻近”双机制的结合并非偶然，其认知动力与可共享结构来自人类反复的身体经验。王寅基于体验哲学指出，“人类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都是基于身体经验形成的，其最基本形式主要依赖于对身体部位、空间关系、力量运动的感知”[2]，这与具身认知理论的核心观点高度一致——语言意义根植于大脑–身体–环境的动态互动，感知–运动经验沉淀为可复用的意象图式，包括PATH (路径，表位移、传递)、CONTAINER (容器，体现边界与内外)、FORCE (力量，表因果、抗力)、UP-DOWN (上下，隐喻价值、地位) [5]。这些意象图式为语义延伸提供了结构化框架，确保了语义扩展的系统性与可理解性，而这一过程正是身体经验在语言层面的具体体现。
从词类特性来看，动词作为直接编码动作、过程与关系的语言单位，其具身性特征尤为突出[5]，更易形成“具体动作→抽象行为/价值”的隐喻链条，以及“工具–行为”“结果–过程”等转喻链条，进而构建起辐射式的多义网络。传统训诂学认为，“词义引申以原型义为核心，沿相似性(对应隐喻)与相关性(对应转喻)两条路径展开”[7]，这一观点同样与认知语言学的语义扩展机制高度契合，完全可以将二者相互补充。
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整合分析模型(见图1)。先结合古文字形、训诂文献确定动词原型义与意象图式；再通过隐喻–转喻机制与训诂学引申规律的双向印证，梳理多义义项；最后探寻多义网络背后的形成动因。
Figure 1. An embodied cognition-based model for analyzing verb polysemy
图1. 具身认知视域下动词多义分析模型
3. 《孟子》高频动词的多义性与认知机制分析
(一) 语料来源与动词筛选
本文以杨伯峻《孟子译注》为底本和释义基础[4]，自建语料库对全书的动词进行标注与词频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孟子译注》全文约3.5万字，其中动词共计779个，其中一些动词不仅在字面意义上出现频率高，而且在不同语境中表现出显著的多义特征。筛选标准为：频率 ≥ 50次、含三个及以上义项、与孟子思想关联紧密，最终确定“与、养、居、亲、反、取”六个核心动词展开分析。
(二) 动词多义性的认知机制探析
1) 与：
“与”古文字字形为：
，展现了上下或双方以四手共同交接、传递物品的姿态。《说文解字注》：“与，党与也。从舁，从与。”，强调“从舁从与”乃“共举而授之”之意[8]。“与”字描绘了授予与接受的互动场景，核心是物品的传递与共享。《孟子》中，共出现232次，约占全文动词比例的29.8%。杨伯峻在《孟子译注》中归纳了5个义项，结合整合模型分析如下：
① 给予：该义项的意象图式包含路径与容器两类。前者体现物品从给予者到接受者的传递路径，后者则表现物品从给予者“所有域”向接受者“所有域”的转移。认知机制上，隐喻–转喻实现“物质转移 → 抽象概念赋予”的跨域映射，如“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万章上》)”中，“与”指向权力赋予；“私与之吾子之禄(《滕文公下》)”中，“禄”代指政治宠遇，体现具体事物向抽象权益的转化。
② 交与，偕同：原型场景为多人在同一空间内并肩行动，意象图式核心仍为路径图式，即双方沿同一路径、朝着同一目标前行。认知映射表现为“物理并行→利益/理念/情感共享”，如“此无他，与民同乐也(《梁惠王上》)”，将“共同行乐”这一具体身体场景，映射为孟子“与民共享”的仁政理念，实现了语义从具体行为到抽象思想的升华。
③ 参预：意象图式包含容器与路径，将“事务/场域”视为有界容器，“参与”即进入这一容器以及还体现“由外而内”的进入路径。认知映射体现“物理进入空间→抽象卷入某种事务或立场”，如“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离娄上》)”，“与于”刻画跨越道德边界、卷入“不仁”行事轨道的过程。
④ 相同：型场景为个体在位置、状态或行动上的趋同，包含容器与上下两种意象图式。前者表现多个体进入同一空间或状态，后者则通过“高度趋同”隐喻“地位、价值一致”。认知映射为“物理同域/同高→意见/态度/行为一致”，如“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告子上》)”，“与”表价值取向趋同。
⑤ 随从：原型场景为个体紧随他人行动，仍体现为路径图式，即沿他人行动轨迹前行、保持起点与目标一致。认知映射为“物理跟随→抽象依附/赞同”。如“孰能与之”(《梁惠王上》)，其中“与”描绘的是在行动路径上与他人同步前行，从身体性“沿途随行”的图式映射到立场或行动上的追随。
2) 居
“居”的古文字字形为：
，会意人身体弯曲坐于室内。《说文解字注》：“居，从尸，古声。蹲也。”[8]，其原型场景为人在一定空间内停留、安置，强调静止与长期占据。其在《孟子》中出现68次，约占全文动词8.73%，核心义项有二：
从具身经验看，原型是“进入空间–停止位移–长期停留。”意象图式含容器(居所为有界容器，人处内部)与路径(从外部进入空间并在终点静止)。
① 居住、停留：隐喻实现“物理停留→抽象稳定存在”映射，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尽心上》)”，“居”既指物理位置停留，也暗含安身立命的境况。
② 处于某种名义或地位：转喻体现“物理占据空间→处于身份/地位”，如“夫圣，孔子不居(《公孙丑上》)”，“不居”从“不占据某一空间”转指“不固守圣人名位”，既体现了孔子“不自居功”的谦逊品德，也暗合孟子“反对虚名、注重实德”的思想主张。
3) 养
养的古文字字形为：
，表示以食物供养之意。《说文解字注》：“养，飬也，从食，羊声。”[8]，其原型场景是提供生存所需的资源，使生命得以延续与成长，其在《孟子》中出现65次，占全文动词8.35%，义项分三类，均源于“给予–接受–维系”的具身动作：
① 养育：原型为长辈向子女提供食物与照料，意象图式包含容器与路径，分别体现“资源进入被养者生活域”，以及“资源从供养者到被养者的传递路径”。隐喻实现“物质供给→精神培育”映射。如“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上》)”，将身体滋养映射为德行修养。
② 对父母的奉养(旧读去声)：这个义项的供给对象被限定为长辈，带礼制伦理色彩，通过转喻机制以“物质供给”代指“尽孝行为”。如“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梁惠王上》)”，“养父母”既指“提供物质供养”，更暗含“恪守孝道”的伦理内涵，体现了从具体供养行为到抽象伦理义务的语义延伸。
③ 牧养：指饲养牲畜，在“养”的多义网络中靠近原型义，且处于语义扩展的边缘位置，是“养”语义链条中最贴近原始动作的义项。
4) 亲
亲的古文字字形为：
，《说文解字注》：“至也，从见，亲声。”[8]，其原型场景为身体上靠近、接触某人，由此引申出心理和关系层面的贴近。其在《孟子》中出现52次，占全文动词6.67%，义项均源于“靠近–接触–建立关系”的身体经验链：
① 亲爱之意：此义项将身体靠近转化为情感贴近，意象图式含容器(亲近者纳入情感容器)与力量(维系关系的吸引力)。隐喻实现“身体靠近→心理亲厚”映射。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体现儒家伦理由亲及众的扩展逻辑，亲爱家人推及仁爱百姓，显示出儒家伦理关系的层层扩展。
② 直接接触：通过转喻机制实现“身体直接触及→切身感受”的语义延伸。如“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公孙丑下》)”，“土亲肤”的“身体不适”与“孝子内心慰藉”形成因果关联，将具体身体接触与抽象伦理情感结合，使“亲”成为儒家礼制论证的重要语言载体。
5) 反
“反”的古文字字形为：
，《说文解字注》：“覆也。从又，厂反形”[8]，意指手掌反覆的动作，原型场景是个体在路径上转返，突出“方向逆转之意。”其在《孟子》中出现56次，占全文动词7.19%，各义项均源于“路径逆转”的具身经验：
① 回：原型为路径掉头返回，意象图式核心是路径。如“盖亦反其本矣(《梁惠王上》)”，“反”隐喻“返归本源”，强调复归于本源之地或状态，由空间回转隐喻抽象的“返本”。
② 使回、回报(含报仇义)：此义项在“回转”基础上扩展为“使他人回转”或“回馈”，意象图式含力量(施力改向)与路径(事物回流路径)，如“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离娄下》)”，“反”指行为结果逆向回馈。
③ 返(回家)：此义项表从外地返家，原型仍为空间折返，如《梁惠王上》“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担忧但尤其突出家庭作为路径终点的归宿意义。
④ 翻过来：指向具体动作“上下翻转”，为上下图式的体现，即方向逆转衍生位置翻覆。如“以齐王，由反手也(《公孙丑上》)”，此处“反手”即“翻转手势”，以具体的翻动行为隐喻仁政的简易可行。
⑤ 回报使命：指使者返回复命，意象图式结合路径(沿原路返回)与力量(交付信息的施力)，如“然友反命(《滕文公上》)”，融合物理返回与礼制义务。
⑥ 往还：强调往返移动，如“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公孙丑下》)”。
⑦ 反躬、反省：由身体回转抽象为心理“自我反观”，意象图式为PATH (外向→内向的心理路径)。如“君子反求诸己(《离娄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反”从“身体上的折返”映射为“心灵上的自我反思”，体现儒家“向内自省”的伦理自觉；徐复观曾指出，孟子认为“个体的精神活动不应以生理之我为中心，而应与万物共生共息，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9]，可见“反身”的自省义是孟子思想价值观的典型语言体现。
6) 取
“取”的古文字字形为：
，《说文解字注》：“捕取也。从又从耳。”[8]，原型场景是人以手从外部获取某物，带有“攫取、获得”的动作特征。其在《孟子》中出现58次，占全文动词7.44%，两义项均从“获取”原型扩展：
① 拿过来、择取：原型经验为“手伸出–接触–抓取–收回”，意象图式含路径(物从外部进入主体所有域)与力量(手施力控物)。转喻实现“实物抓取→抽象选择”，如“万取千焉”(《梁惠王上》)表具体筛选；“其取友必端矣”(《离娄下》)，这里的“取”由实物获取转喻为社会行为中的选择，即在朋友交往中择取合宜之人。
② 治也：进一步抽象为“掌握–治理”，即通过获取实现管控，意象图式含力量(支配掌控之力)与容器(将民众/天下纳入治理范围)。如“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上》)，“取”表“有节制的治理”，实现从物理动作到政治行为的语义升华；以及“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上》)，其中“取”不仅仅是征取，而是包含了“有节制地治理、统摄”的意思，表现为一种合乎礼义的政治行为。
4. 结语
本文以《孟子》全文为基础，结合具身认知语言学理论，对“与、居、养、亲、反、取”六个高频动词多义性形成机制展开研究。本文认为，这些动词的多义性均源于人类的基本具身经验，借助意象图式与隐喻、转喻机制实现语义扩展，最终在抽象层面构建起伦理、政治与哲学意义体系，体现出文化过滤性。这些语义演变既遵循语言认知规律，又承载着儒家“仁政”“性善”“孝道”等思想的价值诉求，清晰展现了语言形式与思想内涵的深层互动逻辑。
从更深层的文化语境来看，动词多义网络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儒家文化价值观对具身经验进行“过滤”与“升华”的结果。身体经验为义项扩展提供了可能性，但儒家的人本理念与礼义秩序决定了哪些意义被保留下来并强化[10]。例如，“养”本指供给与滋养，却在儒家话语中升格为“养心”“养气”，折射出修身与德性的工夫论[11]。孟子的“养气”思想，表现出非常明确的由表及里、由外向内的思考路径，同时也为儒家的身体观念赋予了强烈的道德色彩和内化倾向。我们可以说，《孟子》的动词语义既保持了行为经验的具体性，又承载了政治伦理的抽象性，形成了认知机制与文化模型的双重指向。
因此，这一语义网络的建构最终服务于儒家思想的价值诉求：它既依托于身体经验的普遍性，又通过文化规约体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秩序理想。“隐喻、身体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因其彼此交织而又互相渗透，相辅相成。”[12]于是在这一过程中，隐喻和转喻不仅是认知上的机制，也是一种文化性的选择——基本隐喻源自身体经验，而复杂隐喻则由文化信仰与价值模型加以整合，因而具有文化特异性[12]。
当然，本文仍存在局限：其一，研究范围仅局限于《孟子》单一文本，尚未与《论语》《尚书》《史记》《左传》等传世典籍展开横向比较，难以全面呈现这些动词在先秦至汉代的语义差异；其二，未对这些动词在两汉及后世文献中的历时演变展开系统追踪，无法完整勾勒其语义发展脉络；其三，认知语言学理论与传统训诂学方法的结合仍需深化，尤其在“意象图式与训诂义项的精准对应”方面，尚有进一步探索空间。
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揭示《孟子》动词多义性的认知基础，更在于阐明语言作为“文化与思想中介”的重要作用——将儒家的仁政理想、伦理规范与修身理念，通过动词多义网络的构建，渗透到具体的语言表达之中，使抽象思想借助可感知的语言形式得以传承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