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空前拓展。翻译作为连接不同语言社群、传递多元信息的关键渠道，其功能早已超越单纯的语言转换，深刻嵌入到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乃至军事互动的进程之中，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要素。翻译活动的质量与安全，不再仅仅是语言学或翻译学内部的议题，而是日益紧密地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产生关联。据史料，翻译涉及安全的问题最早出现在西周，属于国内民族之间的安全问题。唐汉之际，尤其是清朝中后期，翻译安全问题上升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领土、军事等层面的安全问题[1]。近年来，随着新技术应用的普及和全球互动的深化，翻译活动引发的安全问题愈发复杂，相关研究虽逐渐增多，但理论体系仍显零散。基于此，本研究致力于梳理现有研究脉络，呈现当前研究的主要进展、热点议题及薄弱环节，推动该领域的深入研究。
2. 翻译安全概念界定
翻译安全作为日益活跃的研究领域，其概念的界定是展开后续系统探讨的基石。学界对翻译安全概念的探索，呈现出从宏观文化战略到微观行为主体，再到话语建构实践的演进路径，并不断纳入新技术带来的新维度。
国内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例如许建忠[2]从翻译地理学的视角提出了“翻译文化安全”，将翻译安全置于国家文化战略的宏大叙事中。该视角随后发展为更为系统的“翻译安全学”，旨在构建包含理论与实践的完整学科框架[3] [4]。贾洪伟[1] [5]的研究则提供了一种补充与细化，他提出“译员安全机制”，并将翻译安全划分为微观(个人)、中观(群体)和宏观(国家)三个层次，进而将抽象的国家安全概念落实到具体的翻译从业者和组织层面，建立了多层次的分析框架。
国际学界的部分研究呈现出一种“建构论”的视角。例如，Stritzel [6]提出的“翻译中的安全”(Security in Translation)并非直接探讨翻译活动自身的安全，而是借鉴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分析“安全威胁”这一话语如何在跨语言传播中被建构、转译和本地化。国内外两种视角的核心差异在于：前者视“安全”为客观实体，其核心议题是“翻译活动如何影响国家安全”，后者则将“安全”视为经由话语实践不断生成的社会建构，其核心议题在于“安全威胁本身是如何通过翻译被塑造和传播的”。这种从“工具论”到“建构论”的理论张力，揭示了该领域内富有深度的对话空间，也为未来研究的整合提供了可能的切入点。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崛起，翻译安全的概念内涵正经历着新一轮的拓展。它不仅关乎翻译文本在信息内容层面的保真与防护，亦深切关注在翻译活动所嵌入的特定文化语境与社会生态中，文化价值的准确传递与社会认同的稳固。因此，其内涵必须纳入因机器翻译、大语言模型、在线翻译平台等新兴技术应用所引发的新型挑战，如数据隐私泄露、算法偏见、技术滥用乃至“算法治理权”等问题[7] [8]。更有学者指出，应树立超越工具性的“翻译技术知识观”，将技术视为由明述知识和默会知识构成的复杂体系，这进一步深化了对技术时代翻译活动本质的理解[9]。
3. 翻译安全与国家安全
根据国家安全研究学者的观点，“事物与国家的关系是不是国家安全关系，取决于其自身性质能否被设立为国家安全需要的对象。”[10]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传递与互动行为，其泛在性和功能性使其能够渗透到国家运行的各个层面，在信息获取、政策阐释、文化传播、国际交往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决定了其必然承载国家安全的意涵[11]。
然而，一个孤立的翻译错误本身通常不足以直接动摇国家安全，其风险的升级和传导，往往依赖于一系列中观层面的放大机制，这涉及传播渠道、受众反应、危机管理等多个变量。例如，贺筠[12]在其研究中提及的“翻译门事件”，一个金融术语的错译之所以能险些引发金融安全问题，是因为该信息通过权威新闻渠道迅速传播，影响了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和信心，最终可能导致市场波动。在这里，传播媒介的权威性、信息接收者的规模与反应、以及金融市场的敏感性，共同构成了风险传导的关键链条。同样，王凌等[13]指出中央文献翻译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与政策阐释的权威性。其潜在风险在于，错误的翻译一旦被国际社会、特别是有影响力的政治实体或媒体作为解读国家意图的依据，就可能引发外交误判或舆论攻击。这一过程涉及国际舆论场、外交互动和公共认知等多个中观变量，它们共同决定了一个翻译文本的潜在影响能否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Baker [14]的研究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他探讨了在关于安全问题的叙述中，翻译如何影响人们对事件的理解和解读，强调了翻译在构建和传播安全叙事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分析清晰地表明，从单个翻译事件到国家安全影响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中观传导过程。
4. 翻译安全研究现状述评
近年来，翻译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本节旨在梳理国内外学界在翻译安全相关议题上的研究进展，以期明晰当前研究的主要领域、热点问题及理论视角。
4.1. 主要研究领域与热点议题
当前围绕翻译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翻译与国家政治及外交安全方面的研究。这是翻译安全研究中较为成熟且持续受到关注的领域。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翻译在国家政治和外交活动中的作用及其对安全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翻译活动就与社会稳定和治理紧密相关。由于多民族和多语言并存的现实，“翻译”成为不同社群之间实现沟通的必要手段。为确保官方交流和司法审判的公正性，防止因翻译不当引发群体矛盾，古代王朝(如汉、唐、宋、元等)就已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对译员的失职或舞弊行为进行界定和处罚[15]。在近现代，法律翻译的战略意义愈发凸显。有学者通过历时考察指出，法律翻译在全球治理和复杂的国际法律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法律体系的自主性与完整性方面[16]。在外交翻译方面，翻译不仅是交流的载体，更是建构国家形象与国际叙事的重要工具。例如，马会峰、杨明星[17]的研究表明，外交翻译是建构特定国际议题叙事的重要力量。通过不同的建构策略，翻译能够影响国际社会对相关议题的认知，从而服务于特定的对外传播目标。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翻译活动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是一种战略资源。有学者分析了特定国家行为体系统性翻译和运用他国开源信息的现象。研究指出，这种大规模、有组织的翻译活动，在信息时代可能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影响不同行为体之间的舆论环境和相互认知，对国际关系和信息环境的稳定性构成挑战[18]。
其次，在全球化与信息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有关翻译与文化安全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许建忠[3]认为，翻译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刘跃进[19]指出，文化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翻译活动面临着诸多文化安全挑战。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误读和价值观念冲突可能引发社会层面的调适问题。爱德华·萨义德[20]的相关理论揭示了，特定文化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可能通过翻译活动传播，对接受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产生影响。为了维护文化生态的平衡，翻译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曹进、杨明托[21]指出，跨文化翻译工作者应当树立起文化安全意识，并将其与跨文化语境意识结合起来，从维护文化多样性的立场出发，尊重文化差异，灵活运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在民族典籍外译领域，梁艳君[22]强调，翻译应致力于呈现一个更为本真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形象，以应对和平衡外界可能存在的刻板印象或简化解读。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Stritzel [23]在安全化理论中指出，“安全”这一概念在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下的传播与本地化过程中，翻译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过程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还涉及到对安全威胁的重新定义和理解。Stritzel强调，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传递，更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安全概念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被重新定义和适应。
最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使得围绕技术赋能下的翻译安全新风险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焦点。傅敬民[24]指出，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正对应用翻译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这种冲击带来了新的研究议题和机遇，同时也伴随着严峻的风险，要积极正视这其中的危机与机遇，突破传统的研究范畴，不断开拓人工智能应用翻译研究领域，彰显翻译以及翻译研究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突出贡献。在数据与伦理层面，学者们系统地指出了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应用的核心伦理议题，主要包括准确性与偏见歧视、数据隐私与滥用、以及责任归属与法律问题等[25]。这些问题构成了技术时代翻译安全风险的核心。王华树、刘世界[7]也强调了大数据时代的翻译数据伦理问题，尤其是在数据权利、数据安全、数据滥用等方面。陆艳[26]则进一步构建了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伦理的“价值–标准–规范”框架，强调了算法伦理、交互伦理和生态伦理的重要性。在技术应用风险层面，机器翻译的算法偏见、数据泄露、语言处理局限性等问题受到广泛关注[27]。特别是在专业领域，术语翻译的准确性成为一大挑战。由于数据资源缺乏和术语本身的复杂性，机器翻译在处理高度专业化的文本时依然困难重重，这在法律、科技、金融等直接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构成了显著风险[28]。高玉霞、任东升[8]系统梳理了生成式AI带来的多样态、内嵌性和泛在化的翻译安全风险，包括模型研发使用引发的新安全样态、翻译服务机构面临的技术垄断风险、以及翻译从业人员的生存危机等。在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层面，刘松[29]分析了人工智能翻译在赋能国际传播的同时，也面临着译文质量参差不齐、数据垄断问题凸显、伦理风险加剧等挑战，可能导致全球传播秩序失衡。在对语言安全的影响层面，李春南、王山[30]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语言安全构成了系统性风险，包括语言数据安全、语言模型偏见、幻觉风险等。这些风险不仅威胁到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传承，还可能加剧不同语言在全球信息流通中地位的不均衡，对全球语言生态系统的平衡构成潜在威胁。这些研究表明，数智时代的技术进步为翻译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31]，但也使得翻译安全问题呈现出新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对学界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2. 现有研究的主要成就与特点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翻译安全研究的学术视野与理论内涵正呈现出持续拓展的趋势，其主要成就与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范式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融合趋势。翻译安全已不再是语言学或翻译学内部的孤立议题，而是日益与国家安全学、文化研究、伦理学及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交叉渗透。这种融合为理解和应对复杂的翻译安全挑战提供了多元视角。例如，有研究从翻译地理学的宏观视角切入，探讨文化交流中的安全议题[2]；有研究则聚焦于技术前沿，从数据伦理的角度剖析大数据时代翻译活动所面临的全新挑战[7]；而在全球化语境下，学者们也关注到翻译在全球新闻传播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及其承受的复杂压力[32]。
其次，研究议题由传统领域向更广泛的战略层面延伸。探讨的焦点已从翻译的文本质量、忠实度等传统议题，拓展至其在国际政治、对外交流、文化叙事与经济互动中的战略功能。例如，近期研究开始关注有组织的、系统性的开源信息翻译活动如何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不同行为体之间的认知与互动[18]。同时，也有研究深入分析了外交翻译在围绕重要国际议题建构国家叙事中的作用[17]。此外，如Baker [33]的经典研究所示，翻译在冲突话语的建构与解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持续是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再次，研究成果从理论探讨向实践应用与治理框架转化。现有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进行思辨，也开始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策略与治理建议。特别是在应对新兴技术挑战方面，研究已深入到治理模式的设计层面。例如，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系统性语言安全风险，有学者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构建了“技术–认知–行为”的分析框架，并主张通过制定高层次国家语言安全战略、建立自主AI生态体系等路径进行宏观治理[30]。在此基础上，聚焦于翻译安全这一具体领域，另有研究者构建了更为具象的治理模式，主张采取技术、教育和制度融贯一体的综合对策，强调要以技术应对技术、以教育提升意识、以制度规制实践[8]。这些研究共同表明，该领域正从单纯的风险识别与理论思辨，迈向多层次、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建构阶段。
4.3. 当前研究的不足与尚待深化之处
尽管当前翻译安全研究已取得积极进展，但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领域，其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具体体现在：
首先，理论建构的系统性有待加强。目前，研究多集中于概念界定或描述性分析，尚未形成能够有效解释、预测翻译安全风险传导机制的系统性理论。未来的理论构建需要超越简单的概念拼接，尝试回答一系列核心问题：例如，翻译安全的“安全边界”应如何界定？一个翻译事件的风险等级应如何评估与量化？对此，研究可借鉴风险社会学等相关理论，构建一个包含风险源(如机器翻译算法偏见)、风险载体(如社交媒体平台)与风险受众(如特定社群)的整合分析框架，以提升理论的解释力。此外，技术社会学视域也为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翻译行业的影响提供了有益视角[34]，有助于理解技术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次，跨学科融合的深度有待拓展。现有研究虽已呈现跨学科趋势，但多停留在“视角引入”或概念借鉴的表层阶段，真正的理论与方法论融合尚显不足，未来的研究需要更深度的学科互动。例如，在与信息科学的结合上，不应仅笼统地提及技术风险，而应具体运用计算语言学的方法，通过大规模语料库对比分析，研究特定翻译策略给信息熵带来的损失或增益，如王华树、刘世界[35]所讨论的从MTPE到AIPE的模式演变；在与伦理学的对话中，也不应仅停留在宏观倡议，而是可以引入技术伦理中的“价值敏感性设计”(Value Sensitive Design)理论，探讨如何将安全、公平等价值前置性地嵌入翻译技术的设计环节[26]。此外，当前研究对译者在人机互动中的认知过程关注不足，引入“默会知识”等哲学概念，探讨译者如何内化和运用技术知识以规避风险，将是一个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9]。翻译的跨学科研究需要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遵循严谨的跨学科路径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避免表层化的跨学科套用，努力提高研究深度[36]。
再次，研究方法的实证性有待提升。当前，以思辨性论述为主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论的检验与修正。未来的研究亟需加强实证转向，采用更多样化和科学化的研究方法来补充和验证理论假设。例如，可以采用准实验法，系统比较在AIPE (人工智能译后编辑)模式下，不同的提示词策略对译文质量和认知努力的影响；或利用网络爬虫和情感分析技术，动态追踪某一翻译争议事件在社交媒体上的发酵过程与话语演变，从而为风险评估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从文本思辨走向数据驱动的实证分析，将是推动该领域发展的重要途径。
5. 结语
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核心媒介，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其安全性已成为关乎国家信息安全、文化安全乃至整体国家利益的关键议题。通过对国内外翻译安全研究现状的系统梳理，本文揭示了该主题在政治外交、文化传播、新兴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研究热点与进展。研究发现，学界已对翻译安全的重要性及其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达成初步共识。
展望未来，翻译安全研究不仅要弥补现有理论和实证上的不足，更需直面技术变革和全球格局演变带来的一系列新挑战与新问题：
1) 安全核心的转移：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翻译的时代，翻译安全的核心议题是否会从传统的“信息内容准确性”，大规模转向“算法治理权”与“数据控制权”？即，由谁掌握训练数据、由谁制定算法规则，可能比单个译文的忠实度更具战略意义。
2) 翻译角色的再定位：在全球化进程遭遇波折、不同文明体之间张力增大的背景下，翻译的角色愈发复杂。它在多大程度上仍是促进理解的“桥梁”？又在何种条件下可能成为加剧冲突的“放大器”或“加速器”，例如通过固化刻板印象、过滤异质信息来强化信息茧房？
3) 安全治理的范式：面对自动化、去中心化的翻译实践(如普通网民使用在线翻译参与国际舆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安全监管模式是否有效？未来的治理框架应如何平衡效率与安全、开放与可控之间的关系？
回应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将不仅推动翻译安全研究的深化，也为在全球变革中重新理解语言、技术与安全的关系提供关键的认知资源，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的国家安全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