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目前关于马克思交往思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其核心文本多集中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学者们主要从马克思交往思想发展的时间脉络、交往与分工的关系、生产与交往的辩证关系、交往中的异化问题、交往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研究。陈翼(2024) [1]梳理了马克思交往思想的演进历程，并将其划分为萌芽、形成与深化三个阶段。刘思帆(2021) [2]认为分工是交往关系的决定因素，使物质与精神活动、享受与劳动、生产与消费得以分离并由不同主体承担。这一过程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也促进了交往形式的持续演变。学者陈映霞(2019) [3]认为生产与交往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交往的内容与形式不断革新；另一方面，交往内容与形式的变迁也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刘文艺(2016) [4]认为，交往异化的实质是社会对抗，既表现为横向的人际冲突，也体现为纵向的阶级压迫。王苗(2018) [5]则是从交往的前提、媒介、形式、主要内容、最终结果出发去探讨马克思的交往思想。陈莹莹(2025) [6]从人的角度出发来探析交往的不同维度。此外，张芳兰(2025) [7]、李娜(2024) [8]、李青柳(2023) [9]，以及丁立群和黄佳彤(2022) [10]等众多学者就交往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从不同角度做出了符合时代特点的分析。学者们的研究既深化了对经典理论的理解，也为应对现实交往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不过在文本详细解读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2.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的定义
在现在看来，“交往”最本质的含义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开展交流以及构建关系的行为，我们可以更深层次地对“交往”一词进行刨析。归根溯源从词源的角度来解构“交”与“往”。在《论语·学而》中“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交”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相互结识、建立联系，通过言语、行为等开展互动往来，是一种基于人际关系层面的相处活动，体现出彼此之间的社交行为。在《礼记·坊记》里“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此中的“交”展现出一种相互对待、彼此回应的状态，意味着双方你来我往的关系互动，包含着情感、礼节等方面的相互关联。“往”字单独使用常带有一种行动指向性，不过当与“交”联系起来时，更多是抽象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往来走动。
对“交往”一词进行进一步的解读，意味着要往更深一步去探寻交往思想的相关问题。事实上，交往思想并非首次由马克思提出。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有诸多学者对交往思想进行了相应的探讨与论述。然而，由于当时所处时代背景的限制，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认知局限以及不同哲学思潮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些学者在研究交往思想的过程中，往往难以突破固有框架，使得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局限性。而《德意志意识形态》诞生于19世纪中叶欧洲剧烈的社会变革与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为了清算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分歧、系统阐述他们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而产生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马克思并未对“交往”一词有着清晰明了的定义，我们依然能够借助书中的诸多相关描述，洞察到马克思对于交往有着更为全面且深刻的认识。
马克思聚焦于“现实的人”的交往关系展开深入研究，通过对这一核心要素的剖析，抽丝剥茧般地提炼出了独属于他的交往思想体系。在马克思的笔下，“交往”概念始终以多元形态存在，既包括“个人之间的交往”、“与他人的交往”这类侧重个体互动的形式，也涵盖“物质交往”、“精神交往”这类按内容划分的类型，还涉及“内部交往”、“外部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等体现范围与层次的范畴，此外马克思也提及了“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各国在彼此中的交往”以及“广泛的交往目标”等[11]，这些“交往”所指并非仅局限于当下认知中单纯的人与人实践互动，更进一步涉及到了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协作关系、不同地域与文化群体间的精神对话，同时包含了对交往模式自身的演化规律与发展方向的探索，深刻揭示出“交往”作为社会关系核心载体，在推动历史进程与人类共同体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也涵盖了对交往形式如何随生产力发展而更新、交往目标如何服务于人类解放的深层思考，展现出马克思对“交往”范畴的系统性与前瞻性把握。
3.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思想的核心内容
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的深入理解与系统梳理，我们能发现“交往”的核心内容虽涵盖维度广泛、表现形式多样，但从本质属性与实践逻辑出发，可笼统划分为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两个基础层面。这一划分并非简单的范畴割裂，而是基于人类社会活动的根本需求与内在结构形成的有机分类，二者共同构成了“交往”概念的核心骨架，且在历史发展与现实实践中始终相互依存、动态互动。
(一) 物质交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Verkehr)作为关键术语的首次出现，与生产活动的逻辑关联紧密绑定——“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2], p. 147)这一初始论述既明确了“交往”的出场语境，也初步揭示了其与生产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著作中进一步界定了“交往”的核心维度，明确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这一论断不仅锚定了物质交往的基础性地位，也为理解“交往”的整体结构提供了关键依据。此外，书中出现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术语，并非孤立的概念表述，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理论探索的重要载体，本质上共同指向并系统表达了他们当时初步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为后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相关观点进行了分析。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12], p. 155)而在马克思看来，物质交往作为“交往”的基础性层面，始终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紧密绑定，是满足社会生存与发展物质需求的核心交往形态。它既包括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协作互动，比如不同生产者之间的分工配合、技术传递与资源调配，从古代农耕社会的协作耕种，到近代工业生产的流水线配合，再到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协同，皆属此类；也涵盖了物质产品交换环节中的交往行为，小到个体间的日常商品买卖，大到国家间的国际贸易、能源合作与基础设施共建，这些交往活动直接围绕物质利益的创造、分配与流转展开，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维系社会经济秩序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往往与社会物质生产能力、技术进步程度同步提升，构成了精神交往得以存在的物质前提。
(二) 精神交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次提及精神交往是基于物质行动——“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2], p. 151)从马克思的这句话中可以明确精神交往的起源依附性。精神交往并非凭空产生的独立存在——无论是个体层面的思维活动，还是群体层面的观念交流，其初始源头都紧密绑定在物质实践中。马克思也强调精神交往的物质派生属性。进一步强化了精神交往对物质行动的从属关系。这里的“直接产物”表明，精神交往并非物质行动的附加品或后续延伸，而是与物质行动同步产生、直接关联的结果。同时这段叙述也凸显了精神交往与物质维度的内在统一性。句子通过“交织在一起”、“直接产物”等表述，打破了“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相互割裂”的认知，明确二者是共生共融的关系。精神交往虽聚焦于思想、观念层面的互动，但它的产生、内容与发展，始终受物质活动与物质交往的制约；同时，精神交往又会通过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认知水平，反作用于物质行动，为物质活动提供思路指导、为物质交往提供共识支撑。就像马克思在文中所提及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12], p. 161)
精神交往可以理解为是“交往”在思想文化与价值层面的重要延伸，是人类超越物质需求、实现精神联结与意义共享的核心形式。它既包含个体间的思想交流、情感传递与价值共鸣，比如日常的语言对话、观点探讨，以及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实现的情感共情；也涉及群体层面的文化传播、观念碰撞与意识形态互动，从地域文化的交融互鉴，到不同哲学思想的辩论对话，再到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思潮传播与价值观交流，皆属于精神交往的范畴。精神交往的内容既源于物质交往实践中形成的认知与体验，又能反过来对物质交往产生深刻影响——先进的思想观念可引导物质生产方式的革新，积极的文化交流能促进物质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而精神层面的共识与认同，更是维系社会团结、推动人类共同体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
从整体关系来看，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并非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而是“交往”实践中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物质交往为精神交往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与实践素材，决定了精神交往的内容广度与发展水平；精神交往则为物质交往注入了思想动力与价值导向，影响着物质交往的目标方向与协作效率。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虽可能呈现出不同的侧重，但始终共同推动着“交往”范畴的丰富与拓展，也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交往”思想中兼具现实性与理想性的核心内容体系。
4. 交往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所探讨的交往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而是以解决人类实践中的协作需求、关系建构为目标，通过分析不同实践场景下的交往形态，揭示交往如何支撑实践开展，又如何随实践发展而演变，最终指向人类社会实践规律。所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众多有关交往的描述中，可以很明确地解读出马克思的交往思想是涵盖着实践导向性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特点。
(一) 生产决定交往的形式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多次在不同语境下通过差异化表述深刻描写了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关系。比如在第一次提及交往时马克思就已经明确提出这种观点：“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2], p. 147)之后马克思也侧面表达过生产和交往是相适应着发展的，“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2], p. 152)同时马克思还提及了“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12], p. 166)也从侧面反应出了生产和交往之间的依赖关系。在论及分工时也对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关系加以论述，“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12], p. 187)在马克思的交往思想中，生产与交往的关系并非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而是呈现出辩证互动的特征。生产不仅是交往形式的决定性因素，规定着交往的内容与范围；交往也会通过拓展资源获取渠道、优化协作模式等方式，反向对生产的发展节奏与规模形成制约，二者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重要动力。
(二) 历史冲突的根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历史冲突的根源定义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12], pp. 195-196)“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2], p. 196)马克思并非将政治、文化等表层矛盾视为根本，而是穿透现象指向物质生产领域的核心关系，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力，交往形式作为适应生产力的社会协作与互动模式，二者的适配与否直接决定历史运行的稳定或冲突状态。这一论断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动力”问题上的具体体现，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会不断突破既有交往形式的束缚，当矛盾积累到“威胁交往形式基础”时，便会引发根本性历史冲突，推动旧交往形式瓦解、新交往形式建立，进而实现历史阶段的跨越。
马克思认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2], p. 166)在这句话中马克思再一次强调生产力和交往的重要性。这种强调并非孤立的观点补充，而是与前文“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推动历史发展”的逻辑形成呼应——正是因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能为打破旧交往形式桎梏提供物质支撑，世界交往的拓展能消解地域隔阂、凝聚共同行动共识，二者共同构成了跨越“地域性共产主义”、实现各民族协同迈向共产主义的基础。缺少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共产主义便会因物质条件匮乏难以落地；没有世界交往的支撑，各民族的行动易陷入孤立，无法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整体力量，这也让生产力与交往的协同发展，成为马克思眼中共产主义从理想走向实践的关键前提。
(三) “交往”对共产主义的两面性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交往”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2], p. 202)马克思清晰揭示出了“交往”不仅是共产主义区别于以往社会运动的关键维度，更是共产主义实现社会变革与人类解放的核心载体。
从积极方面看，交往是推动共产主义实现的关键动力。马克思明确生产力发展需以个人间交往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广泛深入的交往能助力生产力突破桎梏、实现飞跃——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全球贸易、技术交流等形式，可推动先进生产力在世界范围传播，为共产主义所需的“生产力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创造条件，若缺乏世界交往，各地区生产力易陷入孤立缓慢状态，难达共产主义要求。同时，交往能打破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与地域局限：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与人关系异化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无产阶级遭受剥削，而通过广泛交往，无产阶级可跨越国界与行业联合，在物质与精神互动中深化对自身处境及共同敌人的认知、凝聚斗争共识，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奠定阶级基础，《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吁，其核心支撑正是全球无产阶级的交往。
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提出了既有交往形式也会对共产主义形成阻碍。“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12], p. 204)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主导的交往形式，会通过限制生产要素流通、阻碍新技术推广，束缚生产力释放，与共产主义对高度发达生产力的需求相悖。此外，资本主义交往形式还会扭曲意识形态：资本通过商品交换、文化输出传播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操控大众文化产业宣扬消费主义，使人们沉迷物质享受、忽视公平正义等共产主义价值追求，增加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难度。而认清这种阻碍的具体表现与深层根源，正是马克思“交往”思想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的重要理论预警。
5. 马克思交往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全球化语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需求下，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展现出深刻的现实指引价值。这一思想能引导人们在交往中突破单一社交局限，在物质实践与精神互动中提升协作能力，通过拓展多元社会关系网络，将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避免陷入孤立的交往困境。同时马克思交往思想也不仅仅局限于个体层面，也为优化社会交往结构提供了核心思路。它强调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辩证统一，启示我们在完善物质生产协作体系的同时，重视思想共识与价值认同的构建，减少因交往失衡引发的社会矛盾，推动形成更公平、高效的社会互动秩序。在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对引导国家间平等交往、文化交流互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关系方面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要将马克思的交往思想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更适用于我国发展的“交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