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1,031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2.0%；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2,023万人，占总人口的15.6% [1]。与2021年数据相比，这两项占比分别上涨了3.1%和1.4% [2]，清晰地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持续加深，养老负担日益沉重。
在这一严峻形势下，我国现行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主要养老服务模式，均暴露出明显的短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规模缩小、子女照顾负担剧增以及养老服务专业化程度不足等问题困扰；社区养老模式虽能为老年人提供一定的便利，但是因服务对象众多，社区服务人员难以实现灵活精确的服务供给；机构养老则存在费用高昂、老年人情感需求难以满足等弊端。由此可见，探索创新养老模式已成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迫切需求。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3]，为养老服务发展指明了方向。文件明确指出，要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健全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推进互助式养老服务，促进医养结合。与此同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以及近年来AI技术的不断革新，为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东莞作为一个典型的外来人口众多的城市，养老服务同样面临巨大压力。截至2024年末，东莞市老年人口总量为全市户籍人口326.9526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41.6088万人，占户籍人口的12.73% [4]。尽管东莞市的人口老龄化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增长速度较快，同样面临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的压力。东莞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根据《东莞市“十四五”时期“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5]，提出要统筹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全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该方案围绕养老服务提出了19项指标、10项任务及26条具体政策，其中多项指标高于全省平均值，为东莞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在此背景下，单一依赖社区或服务站等传统养老机构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养老模式必须顺应社会发展进行调整。AI时代的到来，更是为“智慧互助养老”[6]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使其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探索方向。
2. 概念界定
2.1. 智慧互助养老模式
智慧互助养老模式由智能化服务平台、多元互助主体、“时间银行”运行机制及社会工作介入构成。智能化服务平台主要有需求管理、志愿者匹配、服务记录等功能；多元化互助主体包括低龄老人、医护人员、志愿者等服务供给方与有需求的老年群体；“时间银行”将志愿服务时长转化为“时间积分”，支持跨社区支取或兑换时间资源；社会工作者以“资源整合者”等角色参与模式设计，培育互助文化，实现技术手段与人文关怀互补。同时，智慧互助养老服务模式需要运用政府职能构建区域养老服务信息库；用大数据分析及挖掘技术，为老年人提供精确服务；用“互联网+”大数据形成联动互助服务，提供智慧决策[7]。
本文的智慧互助养老模式是指在积极老龄化理念下，融合智慧养老技术与互助养老机制的新型养老模式，即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搭建智慧化平台，整合养老服务资源与供需信息，实现老年人健康监测、需求发布与服务匹配的线上化、精确化，同时以社区为载体，依托“时间银行”储蓄式志愿服务体系，动员低龄老人、中年人、青少年等多元主体参与养老服务，通过“服务时间储存–未来支取兑换”机制形成代际与同辈互助网络，线上线下共同运作，满足老年人生活照料、医疗保障、精神慰藉等需求并激发其社会参与潜能，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统一。
2.2. 积极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是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理念，其核心是指个体在进入老年阶段后，通过优化健康、参与和保障等机会，以提升生活质量的动态过程。这一概念突破了传统老龄化理论将老年期视为生理与心理必然衰退的消极认知[8]，强调老年人在健康基础上持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等活动的价值，其三大支柱“健康、参与、保障”构成了政策制定与服务设计的基本框架[9] [10]。
从内涵来看，积极老龄化的本质是对老年人社会角色的重新建构，即将其从被动的受助者转变为社会资源的贡献者。它不仅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更强调通过社会参与维持其心理韧性与社会功能，同时依赖家庭、社区与政策构建多元保障体系，以协调解决老年群体在权益维护、生活照料等方面的需求[11]。这一理论与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增权理论”高度契合，为探索智慧互助养老等新型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推动老年服务从单纯的生存保障向“老有所为、老有所值”的发展性目标转型。
3.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智慧互助养老服务的可行性
3.1. 社会工作理论基础与智慧互助养老模式理念的契合性
社会工作的多元理论体系与智慧互助养老模式的核心理念存在内在契合，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理论支撑。社会工作中的社会支持理论强调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资源以应对生活压力，这与智慧互助养老模式中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低龄助高龄”“邻里互助”的支持网络高度契合，社会工作者可以依托智慧平台，整合医疗、社区、志愿者等资源，为老年人建立多方面的支持网络，满足老年人在生活照料、情感支持等方面的需求[12]，弥补传统养老模式中社会联结弱化的问题。同时，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理念与智慧互助养老模式的核心目标高度契合。智慧互助养老模式旨在通过技术赋能与互助机制来提升老年人的自主生活能力与社会参与度，这与社会工作强调的激发服务对象潜能、增强其自我管理能力的理念一致。
此外，积极老龄化理论倡导老年人主动参与社会发展，智慧互助养老模式通过“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积分”等机制，激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同时积累自身未来可兑换的养老资源，实现“老有所为”的积极状态。这种理论与模式的理念相呼应，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明确的实践方向。
但值得注意的是，积极老龄化理论对“参与”的界定偏向“结果导向”，即强调老年人是否参加活动，而社会工作与智慧互助养老模式的结合则更关注“过程公平”，社会工作者通过培训帮助老年人使用智能平台，确保参与机会的均等，这正是对于积极老龄化理论“参与”维度的补充与修正。
3.2. 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与智慧互助养老服务目标的一致性
社会工作秉持“以人为本”“尊重与赋权”的核心价值观，与智慧互助养老服务的目标高度一致[13]。在智慧互助养老服务中，老年人作为服务对象，其个性化需求和自主意愿需得到充分地尊重。社会工作者坚持案主自决原则，在协助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参与互助活动时，充分尊重其选择，避免因技术应用而忽视老年人的主体地位。同时，针对智慧养老中可能会出现的“数字鸿沟”问题，社会工作的平等与公正价值观可推动解决或缓解不同群体的老年人在技术获取和服务可及性上的差异[14]。此外，社会工作的保密原则能够在大数据时代下产生的信息安全风险得到有效地应对，保障老年人的隐私权益，增强其对于服务模式的信任度。
但需反思的是，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普适性与社会工作的个性化价值观之间存在着适配性矛盾。理论强调“健康–参与–保障”的统一标准，而社会工作需面对老年人的个体差异，这种矛盾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平衡“理论目标”与“个体需求”，避免技术至上的误区。
3.3. 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与智慧互助实务技术的互补性
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与智慧互助养老的技术工具形成功能互补，共同提升服务的精确性和可及性。在个案工作中，社会工作者可以结合智能健康监测设备收集的老年人身体数据，通过智能平台的数据分析，更加精确地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从而更精确地匹配志愿者服务、护工服务等与老年人需求[15]。在小组工作中，社会工作者可组织“智能设备使用培训小组”等小组，增强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接受度与使用能力，并协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同时促进同辈群体间的互助网络的形成。在社区工作中，社会工作者则可以整合辖区内的智慧养老资源[16]如社区健康服务站、平安铃等智能设备，通过“五社联动”机制推动社区服务的落地。这种社会工作实务方法与智慧互助实务技术的融合，弥补了智慧互助技术单一应用的人文关怀的不足。
3.4. 政策支持与社会环境对社会工作介入的保障性
国家政策体系与技术发展环境为社会工作介入智慧互助养老提供了制度与技术保障。近年来，《“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政策明确提出发展“互联网 + 养老”，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政策依据，而这些政策本身正是积极老龄化理论国家层面“保障”的体现，使积极老龄化“保障”维度从理念倡导转向政策落地。在地方实践中，“时间银行”“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等项目的推广，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具体的介入载体。此外，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逐步向智慧互助养老领域覆盖，形成“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专业介入”的良性机制[17]。同时，5G、大数据等技术的成熟降低了智慧养老服务的应用门槛，社会工作者可以借助这些技术工具提升需求评估、资源匹配的效率。这种政策与技术的双重保障，为社会工作介入创造有利条件。
4. 社会工作介入东莞智慧互助养老服务的实践案例分析
4.1. 以“健康”为基础
积极老龄化理论“健康”维度的核心是提升老年人自主健康管理能力，实现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健康，东莞的实践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将智慧技术与人文关怀结合，既落实这一诉求，也暴露并弥补了理论的局限。
在生理健康管理层面，在东莞智慧健康医疗体系建设中，社会工作者以资源链接者与心理支持者的双重角色为核心，协同多部门政策红利，构建起生理与心理健康管理并重的立体化服务网络。通过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卫生健康局、医保局等部门的联动，东莞医保实现服务数字化转型，“医疗救助倾斜救助一站式结算”等创新功能大幅提升就医便利度[18]。2024年医保平台超3817万人次的服务量与高比例的跨省、省内结算率[19]，背后是社会工作者深入社区的精准宣传与实操指导——从医保码申领教学到家庭医生签约协助，有效弥合了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这一实践不仅符合积极老龄化“健康”维度中便捷获取医疗资源的要求，更通过社会工作的人文，将抽象的“健康”转化为实际的就医便利。
智慧急救系统的5G升级与“健康东莞”小程序的数据打通[20]，为老年人健康管理提供技术支撑。社工联合急救部门开展“4分钟社会救援圈”活动[21]，组织志愿者上门演示AED设备使用，同步指导老年人通过小程序实现健康档案自主查询与线上转诊。此外，在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体系的推广方面，社工创新采用“讲座 + 体验”模式，带领老年人参与中医体质辨识，将政策倡导转化为可感知的健康管理实践，推动老年人从被动接受服务转向主动参与健康维护。
在心理健康领域，东莞依托智慧养老平台为老人提供心理关爱服务，社会工作者成为老年人心理疏导的一线力量。通过“健康东莞”小程序增设心理咨询入口，链接专业心理服务机构[22]，为老年人提供线上心理测评、一对一咨询等服务。东莞社工定期分析测评数据，对存在焦虑、抑郁倾向的老年人进行主动干预，如东莞市民政局推动组建关爱服务小组，以相对固定的社工、护工等上门为独居老人提供关爱服务，包括亲情关爱、心理疏导、生活照料、健康护理等，弥补他们家庭支持的不足[23]。针对因智能设备使用困难产生挫败感的老人，东莞社工提供“一对一”陪伴式教学，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给予情感支持，帮助其克服数字焦虑[24]。这同时也揭露了“健康”维度的矛盾：理论预设老年人具备技术适应能力，但现实中数字鸿沟极易引发心理焦虑，而社工的陪伴式教学不仅解决了技术问题，也缓解了老年人的心理压力，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4.2. 以“参与”为核心
积极老龄化理论“参与”维度的本质是激发老人的社会价值，使参与象征性活动转向功能性贡献。东莞的实践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以“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等形式实现了这一本质。
在社区层面，社工积极组织各类兴趣小组与社团，如书法、绘画、合唱等团体。这些团体为老年人提供了社交互动的平台，促进了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例如，石龙镇“耆乐圈”长者公益文化惠老计划，社工定期组织低龄老人参与社区舞蹈活动，鼓励低龄老年人向高龄独居老人展示舞蹈，增强了老年人的自信心与成就感[25]。这一实践符合“参与”维度的“社交需求”，但社工的创新在于将单纯的兴趣活动与互助服务相结合，使得其从单纯的娱乐转向情感支持，提升了参与的价值。
东莞部分社区推行“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鼓励低龄健康老人为高龄、失能老人提供服务，所花费的服务时间将存储在“时间银行”，待其日后有需求时，可支取他人为自己提供同等时长的服务。社会工作者在该模式的推广与运行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积极向老年人宣传“时间银行”的理念与运作方式，通过举办宣讲会、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吸引更多老人参与。同时，负责“时间银行”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服务记录、时间兑换审核等，确保整个模式的有序运转。通过“时间银行”，不仅解决了理论中参与动力不足的问题，也使得“参与”从无偿奉献转向可持续价值循环。
此外，东莞积极推动老年志愿服务，鼓励老年人发挥自身经验与技能优势，参与社区建设与服务。社会工作者深入挖掘老年人的特长与潜力，为他们提供志愿服务岗位与培训机会。例如，组织有教育经验的老人担任社区课外辅导员，为青少年提供学习辅导；有医疗背景的老人参与社区健康知识普及活动等。这就体现了理论强调的参与需结合老年人能力，而社工通过特长、经验的挖掘，确保岗位与其能力匹配，使得“参与”从较为泛化的参与转向精准的贡献。在一些社区组织的环保志愿活动中，社工带领老年志愿者参与垃圾分类宣传、社区环境清洁等工作，不仅提升了社区环境质量，也让老年人感受到自己对社区的重要性，这也使得“参与”维度的社会价值更具象化。
4.3. 以“保障”为支撑
积极老龄化理论“保障”维度的核心是构建多元、协同、可及的保障体系，避免保障碎片化。东莞依托社会政策与制度，构建智慧互助养老保障体系，社会工作者成为政策落地与服务优化的关键纽带[26]。“平安铃”项目作为民政部门主导的惠民工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符合居家养老资助条件的长者提供24小时紧急呼援服务。该项目依托手机、手环等终端设备，实现一键呼叫、定位追踪、健康监测等功能，截至目前，平台在线人数超8000人，累计服务380万余次，紧急呼救2000余次[27]。
社会工作者深度参与“平安铃”项目全流程。在政策宣传阶段，通过社区公告、入户讲解等方式，确保老年人知晓政策福利与申请流程；设备安装后，联合莞家志愿团队开展使用培训，用通俗语言演示紧急呼救、日常通话操作，指导家属通过APP远程照护。沙田镇更换“平安铃”新机时，社工协调服务商对护理员、社工培训，保障入户指导专业性[28]。同时，社工组织防跌倒、防诈骗等主题活动，结合“平安铃”功能强化老年人风险防范意识。针对使用智能设备焦虑的老人，提供心理疏导，推动政策福利转化为实际保障效能。“平安铃”设备其本身仅提供工具保障，而社工通过全流程参与，使“保障”从技术存在转向实际可得，同时社工的加入使得“保障”从单一的安全、政策保障，转变为安全、心理政策的多重保障。
此外，东莞通过福彩公益金支持养老服务事业，依据《东莞市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29]，为符合条件老人提供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服务。社会工作者参与服务需求调研、项目策划与实施监督，确保服务精准对接政策目标人群。这一实践解决了“保障”维度的碎片化问题。在服务过程中，社工及时反馈老年人需求变化，推动政策动态优化，如根据高龄老人增多的情况，协调增加上门护理服务频次，切实发挥社会政策与制度的保障作用。这一实践体现了“保障”维度的动态适应性，理论强调保障需对老龄化形势调整，而社工作为老人需求的反馈桥梁，使政策调整更及时、精准。
5.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东莞智慧互助养老服务的理论思考
根据积极老龄化理念，社会工作介入智慧互助养老服务不仅仅将老年人作为服务接受者，更是推进智慧互助养老服务的参与者、贡献者，社会工作介入的核心目标从传统的“解决养老问题”转向“激发老年群体潜能，促进其持续参与社会”。社会工作者利用智慧养老平台(如APP、小程序)高效匹配长者需求，培育和发展“银龄志愿服务队”等非正式支持群体，并通过线上平台进行组织和维系，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共同推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老龄社会治理共同体[30]。这对于解决东莞“人口倒挂”下的养老压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5.1. 整合资源，赋能“健康”
社会工作者扮演着资源网络链接者角色，核心在于提升智慧养老技术与服务资源的“可及性”与“适配性”，赋能老年人健康管理。东莞实践表明，社工通过精准评估需求、高效对接医疗机构、耐心指导设备使用，成功构建了“居家–社区–医院”的资源网络。这不仅是技术资源的简单链接，更是遵循“人在情境中”理论，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它不仅有效降低了老人就医成本、缓解了医院压力，更实现了“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在促进健康目标上的融合，符合积极老龄化“自主健康管理”的内涵。
但从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批判视角来看，资源网络的动态性不足。一方面，技术更新速度快于老人适应的速度，导致老人需反复学习使用方法，违背了健康管理应便捷的初衷。另一方面，需求评估仍以静态调研为主，未建立实时的追踪机制，导致服务滞后，这表明“健康”维度需增加动态适配机制，在社工领域，需建立技术跟踪与需求反馈的双机制。
5.2. 激活潜能，促进“参与”
社会工作者是潜能激活与互助网络的培育者，核心任务是解决老年人与技术的“适配性”问题，并激发其内在动力以实现积极参与。以“平安铃”为例，其价值不仅在于设备功能，更在于老年人能否有效使用并转化为安全感与自主性。社工采用“培训 + 模拟 + 支持”策略，不仅教会操作技能，更通过培育“银龄科技辅导员”、构建“互助网络”，激活老年人的自主能力与互助意识。这使老人从技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社区互助的“主动参与者”，技术工具转化为“互助媒介”。这一实践深刻体现了社会工作的增能理论，通过消除技术陌生感和无助感，赋予老人“掌控感”，使其在智慧养老环境中实现“老有所为”。
但，“参与”维度的价值导向与实践中的激励机制存在偏差。东莞“时间银行”主要以服务时长兑换为激励，忽视了老年人的价值认同需求。同时理论强调参与应覆盖所有老年人，但在实践中，部分高龄老人无法参与智慧互助活动，导致参与公平性不足。因此，未来社工需优化激励机制，增加精神激励，同时为高龄老人提供“代操作”服务，确保积极老龄化“参与”维度的“价值一致性”与“公平性”。
5.3. 匹配需求，筑牢“保障”
社会工作者承担着需求精准洞察与保障效能提升者的角色，关键在于确保智慧技术与服务供给与老年人真实、多元需求的“匹配性”，从而夯实保障基础。智慧互助养老的“智慧”内核在于服务的“智能化匹配”，这高度依赖于精准的需求评估。社工综合运用问卷、访谈、观察等方法，系统梳理老年人在健康、社交、照料、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为智慧服务方案设计提供依据。这充分发挥了社会工作需求评估方法全面捕捉生理、心理、社会需求的优势，有效规避了技术应用脱离实际或“一刀切”的弊端，确保技术真正服务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安全保障。
然而，“保障”维度的协同性与动态性不足。其一，不同部门之间信息不共享，导致保障碎片化，违背了保障应便捷的要求。其二，需求监测机制静态化，无法适应老人需求的变化，导致保障服务无法及时调整。
6. 社会工作介入东莞智慧互助养老服务的优化策略
6.1. 赋能健康管理，实现动态追踪与精准支持
针对“健康”维度“静态化”与“技术适配性不足”的问题，社会工作者需发挥健康需求敏锐洞察者与支持网络主动构建者的作用，主导采用多维度评估方法，紧密贴合老年人实际生活状况开展工作。评估内容不仅涵盖身体健康指标、慢性病管理需求，更深入探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态、社交意愿、技术适应能力，以及居家环境条件，形成“生理–心理–技术–环境”思维评估体系，弥补积极老龄化理论“健康”维度重生理轻其他的不足。
借助智慧设备如平安铃、健康手环反馈的异常活动数据，像长时间居家未外出、心率波动异常等情况，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主动转变为主动探访关怀模式，精准把握老年人健康风险与需求变化，是健康管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防，完善积极老龄化“健康”维度的动态预防的内涵。
在利用智慧平台进行初步资源匹配，如推荐附近医生、对接护理资源时，社工要充当关键的校准与协调者。对于复杂个案，以及涉及情感支持或文化适应性的服务匹配过程，社工深度介入其中，确保技术推荐契合老年人个性化、情境化的健康需求，避免算法偏差导致的“一刀切”服务供给。通过建立“评估–预警–匹配–人工复核–服务–反馈”的精准支持闭环，切实提升健康管理效能。
6.2. 激发社会参与，搭建平台与培养动能
针对积极老龄化理论“参与”维度形式化、激励单一等问题，社会工作者以参与平台搭建者与互助动能培养者的身份，在社区积极推动“时间银行”内涵的深化与拓展，使“参与”从象征性活动转向为价值贡献。除传统服务兑换模式外，探索设立“社区贡献值”路径，鼓励低龄老人将服务时间投入到社区公共事务中，如参与邻里调解、政策宣讲、担任“科技助老辅导员”等工作。这种模式不仅能让低龄老人兑换未来服务，也能提升其社区主人翁意识和价值感，实现“老有所为”，从而弥补积极老龄化理论“参与”维度激励单一的不足。
此外，社工还协助探索建立跨社区、镇街的积分流通机制，利用对区域资源的了解，促进积分在更广范围内兑换，增强参与的吸引力和可持续性，缓解“参与”维度地域限制的问题。
为培育社区互助文化，社工重点发掘和培养热心且有能力的低龄老人骨干，使其成为“银龄互助带头人”或“科技辅导员”。通过持续的培训和情感支持，鼓励这些骨干以同伴身份开展“一对一”或小组形式的技能传授，如智能设备使用教学和情感陪伴。同时，社工精心设计并组织符合老年人兴趣、低门槛的社区活动小组，如兴趣班、文体活动等，并创造成果展示机会，如举办社区义演，营造“老助老、老乐老”的积极氛围，降低参与障碍，激发老年人的内生动力。
6.3. 筑牢服务保障，整合资源与提升可及性
针对积极老龄化理论“保障”维度碎片化与协同性不足的局限，作为资源网络的整合者与保障落地的推动者，社会工作者积极联络卫健、医保、民政等政府部门及社区服务机构，推动建立更有效的市级或区域级智慧养老信息共享机制或平台接口。整合分散在“健康东莞”小程序、“平安铃”系统、社区服务资源库、时间银行数据库等处的关键信息，包括医疗档案、紧急呼叫、服务申请入口、政策指南等，实现老年人及其家属“一站式”便捷获取所需信息和服务，减少信息混乱与奔波。同时，社会工作者参与推动制定简洁明了、图文并茂，甚至包含方言版本的平台操作指引，提升技术易用性。
在政府购买智慧养老服务的监督与反馈环节，社会工作者深度参与其中。在服务落地过程中，如“平安铃”安装使用、居家养老服务提供等，社会工作者不仅做好政策宣传和操作指导工作，更敏锐观察服务实际效果，及时收集老年人及家属在服务响应速度、质量、技术设备友好度等方面的体验反馈。定期整理分析反馈信息，并向相关部门和服务提供商提出具体改进建议，推动服务流程优化、设备适老化改进以及政策细节调整，确保智慧养老服务保障效能切实惠及目标人群，完善积极老龄化“保障”维度的“动态优化”内涵。
7. 结论
本研究以积极老龄化“健康、参与、保障”三大支柱为核心分析工具，通过深度嵌入东莞智慧互助养老实践，既验证理论的适配性，也批判分析理论在技术场景、多元协作中的局限，系统阐释了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在健康维度，社会工作者通过整合“平安铃”智能监测设备、“健康东莞”小程序等技术工具，构建起“生理指标动态预警–中医体质辨识–线上诊疗对接”的闭环健康管理体系，既落地“自主健康管理”内涵，也弥补理论静态化与技术适配性不足的局限。在参与维度，社会工作以“时间银行”互助机制为核心，创新设计“服务积分–社区贡献值”双轨兑换体系，激励低龄老人通过“银龄科技辅导员”“邻里调解志愿者”等角色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既实现积极老龄化“老有所为”的本质，也修正了理论形式化与公平性不足的问题。在保障维度，社会工作者通过链接民政、医保、卫健等部门资源，构建“技术保障 + 政策保障 + 服务保障”的三维支持体系，既回应积极老龄化“多元协同保障”的诉求，也缓解了理论碎片化与动态性不足的难题。
研究表明，社会工作通过深度融合积极老龄化三大维度，在东莞形成了“技术赋能健康、互助激活参与、政策筑牢保障”的智慧养老服务范式，且这种融合不单单是理论指导实践，而是实践反哺理论的双向互动。
未来需扩大研究范围，将县域、农村智慧互助养老纳入分析，检验理论在城市和乡村的适配性，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更具普遍性、理论反思性的解决方案。
基金项目
广东省2021年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东莞理工学院一东莞市社会工作协会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科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粤教高函[2021] 29号)；东莞理工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公益慈善”(项目编号：PX-146222617)；东莞理工学院2024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东莞社区居家养老医养结合服务模式比较研究》(项目编号：S20241181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