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晚清西南边疆的文化场域中,云南文人既面临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承使命,又需应对地域文化独特性的表达诉求,许印芳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典型代表。他生于文学氛围浓厚的石屏,受教于有着中原与云南地方双重文化背景的老师,同时,许氏两次入京科考的经历使其深度接触中原主流思潮,而长期在云南书院执教的实践又让他始终扎根地方文化。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诗法萃编》的诗学观点或许印芳的诗文创作,对其生平交游与诗学著作编纂之间的内在关系挖掘不足。本文以他的生平、交游、著述为逻辑,通过系统地考辨其交游网络,还原《诗法萃编》编纂的学术语境,填补既有研究中的空白,为理解晚清西南边疆文人的文化调适与学术建构提供新视角。
2. 生平简介与关键轨迹考
相较于朱在勤、朱庭珍、袁嘉谷等文人,许印芳一生的足迹显得较为简单,他除参加两次科举考试外,几乎都是在云南度过的,涉及的地域主要有石屏、昆明、大理、昭通等地,据王先谦为其诗集《五塘诗草》所写序:“麟篆当咸同之际……集中感时伤乱诸篇,识者以为不减老杜夔州后作。光绪间,兵祸渐定,麟篆亦时出游……则纪行投赠之什为多。”[1]可知许印芳(1832~1901)的人生历程与晚清云南社会变迁、学术思潮演进高度同步,依据其核心活动内容,可明确划分为“科举准备期”与“执教著述期”两大阶段,各阶段的经历均对其交游网络形成与诗学思想发展产生关键影响。
(一) 科举准备期(1848~1870):学业奠基与交游初构
许印芳出生于1832年,他的幼年时期及所受教育经历不详,只在他所编纂的《滇诗重光集》第十八卷张申巽小传:“印芳童年受业门下……然诗始萌芽,未敢忘所自也。”[2]可知其诗歌创作的启蒙源自蒙自文人张申巽,张氏“诗画同源”与“自然兴会”的理念,为许印芳早期的诗学认知埋下伏笔。
此后,许印芳先后师从临安府太守丁楚玉、云南学政杨式榖(河南商城人)、五华书院山长黄琮(昆明人)学习,形成地方与中原交融的学业脉络。其中,丁楚玉对其赏识有加,“弱冠应试,受知于丁太守楚玉,拔冠一军,以女字之”这一举动不仅奠定其科举基础,更开启其与地方官场的联系;杨式榖作为河南籍官员“每案临,终日危坐堂上,场规极严”“谆谆以立品为先,通经为要”,将中原儒学的立德理念与治学规范传入;黄琮则以“贞孝廉俭,虚怀若谷,爱士怜才”的学风,通过诗文唱和与学术指导,深化其对云南地方文学传统的认知。
同治庚午年(1870),许印芳在乡试中脱颖而出,得主考官王先谦(湖南长沙人)赏识,这一事件成为其交游网络拓展的重要节点。王先谦作为晚清中原儒学代表人物,时任云南乡试副考官,“搜罗人才,不遗余力,所取多知名士”其学术视野与中原文坛资源为许印芳后续接触主流诗学思潮提供了通道。尽管许印芳自称“无意于科场”,但仍于同治辛未(1871)、光绪癸未(1883)两次赴京参加会试,虽未成功,却留下137首纪行诗作,占《五塘诗草》总诗数539首的25.4%,既记录了中原社会风貌,也进一步扩大了与中原文人的交游范围。
(二) 执教著述期(1871~1901):学术成熟与地方文化建构
光绪癸未年(1883)第二次会试失败后,许印芳彻底转向地方教育与学术著述,历任昆阳学正、永善教谕、昭通教授、大理教授,光绪十七年(1891)受聘为经正书院山长,“拥皋比六年,成就后进甚众”成为云南地方教育的核心人物。这一阶段,其交游网络以教育活动为核心展开,同时完成《诗法萃编》(1893年)、《滇诗重光集》等代表作,实现学术思想的系统化。
值得注意的是,许印芳的执教经历覆盖云南石屏、昆明、大理、昭通等文化核心区域,不同地域的学术需求与文化特征影响其诗学理论的实践方向。例如,在经正书院期间,面对“问诗学者甚众”的教学需求,他辑《诗法萃编》,溯源诗序,将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深度结合;而在昭通、大理等地任职时,则更多通过诗文创作反映地方民生,如《夏日临安纪乱二首》《食粥》等诗,体现其“诗为事而作”的实学倾向,这与当地战乱后的社会现实及官场交游体验直接相关,也是许氏认同杜甫“诗史”创作的诗学思想在自我诗文创作中的亲身实践,是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3. 交游网络的分类考辨与影响分析
许印芳作为文人、举人、出仕以及在各个书院学习、从教的经历,决定了他的交游网络覆盖到教育、文人、官场等领域,据笔者从《新纂云南通志》《石屏县志》五十卷本补注《滇诗重光集》《五塘诗草》《滇秀集》等史料文献的不完全统计,与许印芳交游的至少有80余人,如孙菊君、黄矩卿、朱次民、赵藩、朱在勤、袁景伊等。依据交游对象的身份特征、文献可考度及对许印芳学术思想的影响维度,其交游网络可划分为师生、文人、官场三大圈层。需说明的是,大多文人兼具学者、教育者、官员的多重身份,此处分类以其与许印芳交往的核心维度为依据,侧重分析不同圈层的互动模式及其对诗学思想的具体塑造作用。
(一) 师生圈层:学术传承的核心载体
师生关系是许印芳学术思想形成与传播的关键纽带,可分为受教与授业两个方向,前者奠定其学术基础,后者则体现其对地方文化的贡献。
其一,受教于中原与地方学术双重滋养的师长。许印芳的受教经历呈现地方启蒙、中原深化、地方实践的路径,据秦光玉《许茚山先生传》可知许印芳弱冠应试,受知于丁太守楚玉,游泮后,复受知于杨学使式穀,肄业五华,跟随掌院黄文公学习,乡试与王先谦交好。考《滇诗重光集》知许印芳幼年跟随张申巽学习诗文创作,通过文献可以全面梳理出许印芳的受教情况,五位核心师长的学术背景与治学理念对许氏的影响各异,见下表1。
Table 1. The native place, occupation and publications of the teachers who taught them
表1. 受教老师的籍贯、任职和著述情况
姓名 |
籍贯 |
著述 |
官职 |
张申巽 |
蒙自人 |
《桂花馆诗抄》 |
南安州 |
丁楚玉 |
\ |
\ |
临安府太守 |
杨式榖 |
河南商城 |
\ |
云南学政、礼部右侍郎等 |
黄琮 |
昆明人 |
《知蔬味斋诗钞》《滇诗嗣音集》 |
礼部侍郎、五华书院山长等 |
王先谦 |
湖南长沙 |
《虚受堂诗文集》《十朝东华录》《汉书补注》等 |
云南、江西、浙江乡试,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 |
从表中可见,张申巽、黄琮代表云南地方学术传统,前者以“对景吟哦,乘兴挥洒”的创作方式影响其诗歌自然观,后者则以“提倡复古、诗文创作”的主张,引导其关注地方诗史整理;杨式榖、王先谦则代表中原学术主流,杨式榖的“立品”思想转化为其诗学中“以德为先”的准则,王先谦则通过为《五塘诗草》《滇诗重光集》作序,将其纳入中原诗学评价体系,使其诗学思想获得主流认可。
许印芳诗学思想中提倡自然、以德为先、诗画同质等方面,除了深受儒学熏陶之外,极可能受到其老师的影响。他的每一任老师,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如许印芳在小传中描述张申巽曰:“先生通古今之学制,举业外尤善诗画……乘兴挥洒,有翛然自得之趣,意以为乐。”[2]张氏对古今文学、诗画的擅长,以及注重兴会自然之妙的发挥,为童年的许印芳留下了诗文创作的最初感受,“山水宗云林,淡逸可观”与许氏提倡自然的诗歌不谋而合;对于杨式榖《新纂云南通志》有:“终日危坐堂上……谆谆以立品为先,通经为要。”[3]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这对日后许印芳提倡立德不无影响,描写黄琮为:“琮爲人贞孝廉俭,虚怀若谷,爱士怜才,博雅好古。掌教会城时,以诗古文辞提倡后进,奬励镕裁,多所成就。”[3]黄氏提倡复古、诗文创作,对许印芳的诗学思想、诗歌创作必然产生了影响。此外,同治九年任云南乡试副考官的王先谦,在乡试中与许印芳相识相知,成为一生的挚友,王先谦生长于儒学浓郁的中原地区且在四川、江西、浙江等社会思潮活跃的地方为官,作为云南乡试的主考官,王氏为许印芳带来了中原儒学、文坛思潮的最新动向,影响着他对儒学的理解。
其二,授业弟子,承担着地方学术的传承与革新。作为经正书院、五华书院等云南顶级学府的执教者,许印芳培养的弟子构成晚清云南地方文学与学术的核心力量,其弟子群体不仅继承其诗学思想,更在文献整理与文化建构中发挥关键作用。许印芳在接受着老师影响的同时,身为经正书院山长的他也通过教学影响着自己学生。总督王文韶、巡抚谭钧培建经正书院聘许印芳担任山长,许氏为云南培养了众多人才,且他“历任昆阳学正,永善教谕,昭通、大理教授,五华书院监院,经正书院山长”([3], p. 14231)辗转于云南多个地方从事教学,提拔赏识了很多有才之士,并对云南地方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如袁嘉谷,字树五,号树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石屏人,著有《滇诗丛录》《云南大事记》《卧雪堂诗文集》等,修《云南丛书》《新纂云南通志》;秦光玉,字璞安,号瑞堂,别号罗藏山人,呈贡人,著有《续云南备征志》《滇文丛录》《滇南名宦传》等,参与编纂《云南丛书》《新纂云南通志》;李坤,字厚安,别号思亭生,昆明人。经正书院成立,考入为高材生,受重于院长许印芳,有《雪园丛书》;赵藩,著有《滇词丛录》等。
在许印芳众多学生中,几乎都有诗文著作流传,且其中一部分学生还成为日后晚清革新的主力军。袁嘉谷、秦光玉、赵藩等人以文献整理延续许印芳的地方诗史建构工作,推动云南地方文学从边缘向地域特色转化。
(二) 文人圈层:地域与跨地域的诗学对话
许印芳的文人交游以云南石屏为起点,逐步扩展至昆明、大理等地,形成地方文人社群、跨地域文人网络的层级结构,交游活动以诗文唱和、结社、文献编修为核心,直接影响其诗学审美取向与学术视野。
石屏地方文人社群,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石屏是晚清云南文学重镇,亦是许印芳文学交游的起点,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孕育出一大批的地方文人,“当是时,滇人诗学,蔚如孙菊君孝廉,清如任秋舫明经,朴如许广文印山先生,以及朱次民观察,家子程州佐,皆以能诗聚石屏”[4]其中最出名的是朱氏家族,许印芳在此形成与朱氏家族为核心的文人交游圈。其中朱在勤与许印芳交往密切,朱在勤为朱雘子,许印芳写有《酬朱次民》《赠朱次民》《十一日十日雪遥和朱次民效禁体杂用东坡聚星堂韵》等诗,在《九日朱次民招同友人过家秀山太史活水园故庄登高会饮分得七虞》有:“朱家名侠兼名儒,赏心乐与文士俱。”[1]直接表明了许印芳对朱氏家族的仰慕之情,并称赞朱雘诗“超心鍊冶,语羞雷同,少作如干莫出匣,光芒四射,中年后雄浑苍坚,上追少陵、昌黎,下揽山谷、遗山,而拔戟成队,絶无明七子衣冠抵掌习气”([3], p. 6298)这一评价既体现其对“杜韩诗风”的推崇,也反映石屏文人社群的审美共识。此外,许印芳与朱庭珍(字小园,石屏朱氏族人,有《筱园诗话》)的交游具有学术互补性。二人“同入省志局纂修戎事一门,君纂修道光一朝,予纂咸同二代”共同参与《续修云南通志》编修,且均以诗论著称,《诗法萃编》和《筱园诗话》并称为云南诗学双璧。朱庭珍曾言“君诗学山谷,少与予前后以诗受知先师黄矩卿侍郎”可见二人具有诗学渊源同出黄琮门下、审美取向上学宋的一致性,其交游实为云南地方诗学理论的协同建构。
许印芳还参与到结社、唱和活动中,“景伊字子程,石屏人……家居提倡后学,朱在勤、许印芳结如兰诗社,景伊与焉”([3], p. 6370)记载了许印芳的文学活动轨迹。与他交好的石屏人还有张舜琴(字竹轩,石屏人,袁嘉谷岳父,光绪丙子举人,书院任教,修云南通志)曾帮助许印芳编《滇诗重光集》,可见他们的关系很好;朱庭硕,字箬生,少负俊才,学问淹雅,工诗能书,著有《可自怡斋》诗集、文集,有《唐文选粹》《文苑津梁》《箬生经解》等书藏于家。生活在“诗文大家,皆立言、立德,且立功焉”([5], p. 245)“私塾之师,石屏最著名”([5], p. 101)的石屏,为许印芳以后的诗学思想、诗文创作等打下良好的儒学基础。
跨地域文人网络,是中原诗学的地方转化。除地方文人外,许印芳通过书院任职与科举经历,与跨地域文人建立联系,与其来往的多是当时在经正书院、五华书院等高等学府学习,或已经取得一定功名并擅长诗文创作的优秀文人。他在昆明时,与蔡元夑、朱在勤、黄庆咸写过名为《昆明西山联句》的联章诗,全文长达29句。许印芳的友人众多,代表人物包括孙清元(呈贡人,有《抱素堂诗钞》)许印芳称其才气超迈,写有《寄怀孙菊君孝廉清元》《赠孙菊君》《挽孙菊君司马二首》;谭宗浚(广州南海人,四川学政,有《希古堂文集》)、戴䌹孙(昆明人,有《明史名臣言行录》)等。从上述列举的文人可以看出,许印芳交友地域广阔,且多为当时著名的文人并取得一定的功名,最重要的是,多有诗文创作,从许印芳对他们的评价能够窥见其关系的紧密。其中,孙清元对其诗学影响最为直接,许印芳在《菊君留别诗中忆及先筠坡师读之怆然赋此追感即呈菊君》自注“印芳诗学得之菊君,实皆先师指授者”([1], p. 60)明确承认其诗学传承与孙清元的关联;谭宗浚作为广东籍官员“好蓄书籍,而韩杜欧苏等集点勘至四五过”其对宋调的推崇进一步强化了许印芳“学宋”的诗学倾向。
(三) 官场圈层:社会现实与实学思想的互动
许印芳的官场交游具有家庭渊源、个人实践的双重背景。许印芳的父亲许开甲是一个武将,“父讳开甲,号銮坡,任侠尚武,官临元镇右营千总,署蒙自营都司,改调元新营,署参将”[3]许印芳从小跟随父亲,自然对军中事务有所接触,且父亲最终因“粮餫不时至,受制于大府,军坐困不得进”([3], p. 15830)感奋发疾,抑不进用“卒快快无所施而终”,父亲这样一个为民为国请命的将领奠定许氏忠君爱民的价值底色。此后,许印芳通过科举与教育任职,与云南地方官员建立密切联系,形成以关注民生、反映现实为核心的交游特征。据笔者对《五塘诗草》统计,许印芳与云南官场人物的唱和诗达90余首,涉及观察、太守、中丞等各级官员,核心交往对象包括方伯雄(临安观察)、沈裕后(昆明知府)、甘思伯、李浪翁、王茂林等。其中,咸丰丙辰年(1856)临安动乱期间,许印芳主动建言献策“咸丰丙辰之乱,先生条陈临安战守事宜于方观察伯雄、伊镇军砚农、由军门恕斋诸公,嘉纳其策,修城筑寨,团练乡兵,以战以守,一方屹然。嗣后临安屡被攻围,坚不可摇,先生建白与有力焉”([6], p. 744)这一实践不仅体现他经世致用的实学倾向,更让其通过官场渠道深入了解社会现实,为后续“诗为事而作”的诗学主张提供现实依据。
此外,许印芳官场交游中的官员多有多地任职经历,如方伯雄、沈裕后等曾在云南多地为官,其对地方民生的认知为许印芳提供了跨地域的社会观察视角;而谭宗浚、杨式榖等中原籍而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则成为其了解中原社会思潮与文坛动向的桥梁,推动其诗学思想从地方向全国的视野拓展。许印芳与他们来往客观上使得他能接触到社会最新的动向,能更清晰地了解到晚清危亡的根本原因。下层文人的身份以及云南多民族融合的特殊省情,又使得他更贴近现实生活,真切地感受到晚清人民苦难的生活境遇,社会的急剧变化迫使他思考挽救社会危机、解决传统文化困境的方法。许印芳写过一些类似《桑蚕篇》这类有益于民生经济的作品,并抨击当时盛行鸦片的社会现状,从这些诗作可以看出许印芳对现实的关注。在云南为官的官员,大都锐意进取、与时俱进,许印芳从他们身上得到借鉴。再加上许印芳两次入京会试的经历,为他亲身了解晚清文坛思潮和中原社会情况提供了契机,培养着他“经世致用”的实学倾向,各种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着许印芳诗学思想的形成。
孟子言“知其人,论其世”,要了解许印芳诗学思想首先要弄清他生活的时代文化、社会背景。马克思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历来有文人唱和、交游的传统,许印芳也有其交游的社会网络,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独立形成的,或多或少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将他的交际圈划分为师生、文人、官场三个方面有助于直观分析各个圈层对许印芳文学思想产生的影响,而分析其交游圈可以深入剖析许印芳诗学思想形成的深层原因。
4. 《诗法萃编》编纂动因与学术定位
《诗法萃编》成书于光绪十九年(1893),是许印芳诗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其编纂既响应晚清时代对传统诗学整理的需求,也源于地方教学实践与学术传承的内在驱动,更体现许印芳作为边疆文人对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调和意识。《诗法萃编》编纂于许印芳晚年,此时他历经两次科考失败,目睹云南回汉动乱,历经两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等重大事件,西方的入侵及带来的文化冲击让他不得不思考传统文化的现实转化,身处文坛纷繁的思潮论争、动荡的社会现实,许印芳试图从传统儒学中找到拯救现实的答案。
(一) 编纂背景:晚清诗学危机与边疆文化需求
《诗法萃编》成书于许印芳担任于经正书院山长时期,即光绪辛卯1891年,距离他去世仅有十年。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许印芳,亲历中国巨变及西方思潮对中原文化的冲击,晚年的他在两次科考失败及中国危亡的社会现状中,沉浸于地方教育和著书活动中,力图从传统文化中找寻救国救民的良方,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其一,晚清诗学的分裂与整合需求。晚清爆发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等冲击着中国传统的礼乐社会和思想基础,世风、文风为之一变,曾国藩有言“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6]道尽晚清儒家传统衰落的情景。道、咸以后,清代学术发生分裂,由经学转向实学,梁启超:“清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咸同之乱,江浙受祸最烈,文献荡然,后起者转徙流离,更无余裕以自振其业,而一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凡学问之赓续发展,非比较的承平时代则不能。咸同间之百学中落,固其宜矣。”[7]说明晚清社会的学术环境大不如前,仁人志士将关注点转向救国,相比于传统文学的阐述更迫切地需要切合实用的文学。传统文学的失落,亟待得到解决。清代学术是在反思明代学术中酝酿而出的,一开始就带有经世致用和批评现实的社会作用,并在易代的痛苦中,强调关注现实,如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等人;康熙、雍正时期,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兴盛局面的出现,更加倾向于讨论文学本体问题,如王士禛“神韵”说、方苞“雅洁”论等关注诗歌的格律声色、形式方面的理论;乾隆、嘉庆、道光初,朴学考据兴盛,形成乾嘉学派,后今文经学出现逐渐取代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悄然唤起。此时文坛流派纷繁复杂,出现格调说、肌理说、性灵说;古文家、经学家、史学家;阳湖派、桐城派、骈文派、古文派;浙西派、常州派等众多流派和理论;鸦片战争后,出现龚自珍、魏源等提倡文章切合变革的呼号,后梁启超、康有为呼吁更为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积极地吸收西方文化。可见,清代文学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文学思想极度的复杂且伴随着剧烈的变化。
许印芳生卒年为1832~1901,几乎历经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在他生活这个时期,清代已进入衰微,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而走向失落。此时的文坛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在士人主动向西方文化寻求拯救国民道路的同时,如何振兴传统文化,如何完成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成为了一批文人深思的问题。一方面,诗歌的正统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丧失了其神圣性,文坛出现革新派与保守派两大派系,激进的改良派主张全盘西化,抛弃传统文化,保守派主张摒弃外来文化,坚持传统文化的地位。另一方面,士人又积极创作诗歌来反映现实,在这种矛盾下,对传统诗学史做出梳理有着必要性。同时,清代文坛关于诗歌的理论观点众多,各流派持有不同的观点,需要有人对其进行整合、总结,具有“上下两千余年诗学之源流正变及门径堂室,历历在目,堪称赅备”的《诗法萃编》,显然符合时代要求。晚清在经历西方枪炮和文化的双重打击下,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潮成为主流,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不断地爆发回汉矛盾及外来入侵,深受西方的压迫。此时“明清之际诗论家提倡的性情、学问、世运三位一体的诗学思潮又奔涌起来”[8]呼吁士人关注现实,内忧外患,战争四起,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文坛在此背景下爆发“宋诗运动”“同光体”,诗歌趋向宋诗,对于学宋的势头,邵长蓄在其《研堂诗稿》序解释为:“故负奇之士,不趋宋不足以泄其纵横驰骤之气,而逞其赡博雄悍之才,故曰势也。”许印芳的诗学著作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孕育而出的,他对杜甫的推崇、对宋诗积极地评价等都打上时代的印记,其既是时代背景的必然也是时代语境的诉求和反映。许印芳试图调和两派的论争,既不否定传统文化,也不排斥西方文化,主张继承创新,吸收各方之长。
其二,云南边疆的文化困境与教育需求。云南的儒学发展到清代才真正进入到兴盛时期。张文勋先生在《滇文化与民族审美》一书中说:“确切地说,滇云文论的相对繁荣,不是出现在滇中风雅刚刚兴起并且其‘文采风流,极一时之选’的明代中叶,而是出现在滇云汉文学获得了持续、稳固、长足发展进步的清代乾嘉以后。与中原相较,滇云文论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9]指出了云南儒学与中原文学的并不一致,这就导致了这一时期云南诗学思想的发展,以及对诗歌创作相关理论的巨大需求,从而出现许印芳所说的问学者众多的现象。同时,受战乱影响云南出现文物凋敝、士子无书可读的现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许氏主动肩负起文献收集、整理和传承儒学的重任,编纂《诗法萃编》一书。
(二) 编纂动因:教学实践、学术理想与文化传承
许印芳编纂《诗法萃编》一书蕴含着时代、地域、个人等复杂缘由,这便使得此书带有多重属性。
其一,教学实践的直接驱动。《诗法萃编》本质上是许印芳书院教学的讲本,其编纂直接源于经正书院的教学需求。据《新纂云南通志》《石屏县志》及墓表等文献记载,许印芳先后在昆明、永善、大理、石屏、昭通等地书院进行教学活动,可以说《诗法萃编》正是在其教学的不断阐释中生发出来的,《新纂云南通志·艺文志》中《诗法萃编十五卷》条目中有言:“光绪辛卯,印芳主讲经正书院,从而问诗学者甚众,印芳乃辑是书。溯源诗序,次录汉魏六朝论文之编于诗有关者,次录锺氏诗评,递及唐宋明清诗话,择尤荟萃,凡十余种。”([3], p. 6411)指出许印芳编纂《诗法萃编》的直接原因是缘于学生“问诗甚众”,为了能够更好地教导初学者,许印芳“乃辑是书”。其内容选择与结构安排均体现实用性特征,开篇溯源诗序,确立传统诗学的正统源头;中编收录汉魏六朝至明清诗话,按历史时间排列,便于学生理解诗学演变;末编附以许印芳的序跋与按语,融入个人诗学见解,实现传承与创新的结合。《诗法萃编》是许印芳“为初学批却导窾,索隠探赜,门径堂室,历然在目,要旨微言,靡不赅备”[10]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可见其教材属性,书中对 “诗与事”“诗与德”“诗与画”等关系的阐释,与前文所述其师长“立品”“诗画”的教学理念一脉相承,是其教学经验的系统化总结。
相对于时代的影响,许印芳编纂《诗法萃编》的个人意愿显得更为明显和真切。姜夔在其《白石道人诗说》中有:“诗说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作诗者作,而使之能诗[11]。能诗而后能尽吾之说,是亦为能诗者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许氏的愿望。
其二,“溯源流、正诗教”的学术理想。除教学需求外,许印芳编纂《诗法萃编》更蕴含梳理诗学源流、矫正诗坛风气的学术理想。晚清云南诗坛因多次发生暴乱,地方文献遭到严重的毁坏《新纂云南通志》载:“同治癸亥正月,叛将马荣攻陷会城,杀害总督潘铎及首府县官,并燬书院。”([3], p. 4249)记录五华书院被烧毁的残酷现实,在这次重击下,五华书院虽经多次修缮,但难以回归原来的兴盛。在“朱庭珍传”条目中,有“时滇经大乱后,公私典籍多焚毁,士子读书少,诗文多流于空滑一派”[3]指出战争导致文献焚毁,而给诗文创作带来的严重影响。这种背景下,客观地促成了许印芳通过编纂诗学著作《诗法萃编》来阐释诗学思想、诗歌创作方法、审美理论等有关诗歌的知识。他力图通过《诗法萃编》“择尤荟萃”历代诗学精华,既为士子提供门径,也试图以正统诗教矫正不良文风。其学术理想具体体现为两点:一是“溯源”,通过收录《诗序》及汉魏六朝论文,确立“诗言志”“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核心,回应晚清诗学失根的危机;二是“辨体”,对唐宋明清诗话的选择注重流派代表性,如选严羽《沧浪诗话》代表宋代诗论、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代表清代神韵说,通过对比不同流派观点,引导士子避免陷入“门户之见”。
许印芳在《扑学斋跋》言:“滇僻处西南,民风以陋而得朴,士风亦然。朴学之儒敦厚戆直,往往处为名士,出为名臣。而无惊名之患。夫鹜名者,外金玉而中败絮,滇士虽陋,耻与为伍。今上台辟龙池精舍,以古学敦士,冀可陋习尽除,人文大盛。不佞谬乏讲席,深惧雕琢绘绣之失本质也。爰揭所居曰朴学斋,既以自勖,并勖多士,且说夫后之教滇士者。”([5], p. 761)点明当时所谓名儒实是“外金玉而中败絮”的现象,而云南由于地处偏僻而民风淳朴,作为当时经正书院的山长通过讲授古学的方式来达到“自勖,并勖多士”的目的,以期除去陋习。这是许氏作为一名儒者、教师的责任及目标。
其三,桐城派文脉的地域性传承。许印芳的编纂工作还隐含对桐城派文脉的继承与地域性转化。梳理历史,可发现云南拥有厚重的桐城派文脉。大多著名的云南文人,如石屏朱氏家族、师范、钱南园、袁嘉榖、陈荣昌等人通过或直接与桐城派文人交游,或私淑的方式继承桐城文法。作为云南顶级学府的五华、经正两所书院,聚集着地方最优秀的学子,同时地处省会与中原文人的交流较为便捷,理所成为桐城派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域,许印芳又在昆明担任学正,后又再任经正书院山长,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桐城派的影响。对于云南的桐城文脉,许鎏源在《祖述桐城、滇文正脉:清代云南桐城文学渊源考》一文中细致地梳理了云南文人对桐城派的学习,总结出直接师承、私淑、与师承桐城的文人交游三类,共计110余人[12],许印芳即为其中代表,其传承路径主要通过私淑钱沣实现。
钱南园是极少数对中原文人产生影响,并被载入史册的云南地方文人,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中就记载钱沣“师事姚鼐,受诗、古文法”[13],在《云南省志》中也有“散文其最著者,以直接得姚鼐桐城派古文传授的钱沣、刘大绅为代表”[14]的记载,说明钱沣确深得桐城派文法,且钱沣与姚鼐交往密切,多有讨论诗法之时,姚鼐在《南园诗存》序中言:“余所论诗古文法,君闻之独喜。”[15]钱沣的创作“苍郁劲厚,得古人意”深得桐城文法,郭嵩焘也认为钱南园符合“阴阳刚柔”的桐城文法。钱南园对云南文人有极大的影响力,李超在《清代云南文学研究》一文中关注到云南文人群体记忆,其主要集中于追忆杨慎、赵玉峰、钱沣[16]三人,主要通过诗文创作来表达对前贤的追慕。朱庭珍、赵藩等文人都写过诗歌来追忆,许印芳在其诗集《五塘诗草》中就写过《太史巷怀杨升庵先生二首》《题<钱南园先生遗集>》诗歌来怀念杨慎、钱南园。在《题<钱南园先生遗集>》中有“节钺胆寒落御史,枢衡心折拜先生”一句,直接表达了许印芳对钱沣的仰慕之情。许印芳在《诗法萃编》中贯彻桐城派理念,一是强调“经世致用”,选录关注现实的诗论,呼应桐城派的“文以载道”;二是推崇杜、韩、苏诗,与桐城派“熔铸唐宋”的主张一致;三是注重“立品”,将桐城派“立德”思想融入诗学评价,如在按语中强调“诗品即人品”。
许印芳与桐城派文人的交游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传承,使《诗法萃编》成为桐城派文脉在云南地方化的重要载体。许印芳除了自身主动靠近桐城派,还与学习桐城派的众多文人交游。许印芳与朱庭珍交好,两人写有大量酬唱诗。朱庭珍与桐城派有着密切的关系,且与许氏一样私淑桐城,朱庭珍为朱雘的侄子,而他本人与桐城派的梅曾亮关系甚好,作为朱氏家族一员的朱庭珍自然也受桐城派的影响。在许印芳交游的文人中,最为推崇钱南园的当数陈荣昌,他是继许印芳之后担任经正书院山长的第二人,许陈二人被认为是“品端学粹之儒”。陈荣昌对钱沣推崇甚高,《新纂云南通志》陈荣昌传中说他:“荣昌慕钱南园之为人,自少小时即矢志学南园,卒之志同道合,后先一揆”([3], p. 14364)将钱沣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标杆,甚至出资在翠湖为其建造“南园祠”,在书法、诗文方面与南园相似。他对南园推崇备至,在他去世后被世人共入南园祭拜,虽现今南园祠已不存,但陈荣昌与钱南园的故事仍传为佳话,成为云南文学史上不可不提的话题。许印芳、陈荣昌先后为经正书院的山长,陈氏就曾在其诗文中写过许氏刻书之困苦,两人是有所交往的,陈荣昌对钱南园的推崇会对许印芳产生一定的影响。
总之,许印芳对钱南园的私淑,与桐城派文人朱庭珍、陈荣昌的交游,本质上是桐城派在云南的传播。许印芳通过《诗法萃编》一书实现了中原学术与边疆实践的有效衔接。
5. 结语
许印芳的生平交游与《诗法萃编》的编纂,是晚清边疆文人应对传统与现代、中原与地方双重张力的典型案例。其交游网络以师生、文人、官场为框架,既吸收中原学术的精华,又扎根云南地方文化的土壤。通过对其生平、交游网络的梳理,挖掘《诗法萃编》的学术渊源,弥补了对其研究的空白。《诗法萃编》则以教学需求、学术理想、文脉传承为驱动,既系统整合清代诗学资源,又实现桐城派文脉的地方性转化,成为云南诗学从边缘走向特色的关键著作。
从学术史角度看,许印芳的实践为理解晚清边疆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边疆文人并非被动接受中原文化,而是通过选择、转化、创新的过程,将中原文化与地方需求结合,形成兼具普遍性与独特性的文学著作。《诗法萃编》至今仍对地方学术如何与主流对话、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化具有启示意义。
基金项目
云南师范大学2025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晚清实学背景下许印芳《诗法萃编》诗学思想的继承与新变研究”,YJSJJ25-B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