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世纪以来,李娟以新疆边地为叙事核心的散文创作,凭借对边地游牧生活的真实描绘与对生命本真的深度叩问,逐渐成为当代文坛极具研究价值的研究对象,相关研究亦围绕其散文文本及衍生影视改编形成多元学术框架。从现有研究来看,文学地理学视角的探讨成为研究的重要分支,学者们聚焦阿勒泰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对李娟创作的影响,深度剖析地理空间与文本叙事的共生关系,揭示出地域环境如何塑造李娟的写作风格与审美特质,同时考察文本中地域文化符号的呈现方式,为理解李娟散文的地域属性提供关键支撑。女性叙事与形象研究是另一核心领域,既有研究或通过散文文本与影视改编的互文,探讨女性形象建构与草原文明现代性遭遇的内在联系,分析女性特质中蕴含的生存韧性与文化碰撞;或聚焦边地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挖掘女性形象在家庭、社会中的角色意义,但在个体形象的情感肌理与精神世界探讨上存在局限,常将个体归入群体框架,弱化个体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另外,有学者关注到李娟散文中在场主义与“非虚构”的特质,分析其以“在地者”视角对游牧生活进行的真实描写,同时考察网络新媒体语境下作者形象的传播机制、读者接受心理及文本意义的生成与变异,揭示媒介场域对李娟散文传播与解读的双重影响。此外,生态美学、诗性美学视角的研究,从人与自然共生关系、文本诗意建构等角度切入,挖掘李娟散文的生态伦理与生命哲思;部分研究还涉及文本语言风格、多民族文化交融意识及与其他边地作家叙事的对比,进一步丰富了李娟创作的研究谱系。
然而,现有研究虽覆盖地域、女性、生态、媒介、美学等多重维度,却存在对散文中特定个体形象微观挖掘不足的问题。或将个体形象简化为地域文化符号或女性群像的组成部分,忽略其情感复杂性与个体困境;或对个体在多民族文化语境下的身份适应、精神建构探讨较浅,未能充分展现个体形象的深层意涵。基于此,本研究立足李娟散文文本,以特定个体形象为核心,通过微观文本细读,还原形象的情感特质、文化属性与精神轨迹。
李娟对母亲形象的描写呈现多维度特质。在生存层面,母亲是家庭的核心支撑者,文本细致刻画母亲在边地艰苦环境中的劳作状态:无论是跟随游牧节奏转场时打包行李、照料家人与牲畜,还是尝试种植向日葵等农耕时抗旱、防灾害的坚韧行动,均展现出母亲面对生存困境时的勤劳与顽强,其劳作场景与边地的地理环境、游牧或农耕生产方式深度绑定,成为边地生存韧性的具象化表达。在情感层面,母亲形象蕴含细腻的情感肌理,文本通过母亲与家人的互动、对动荡生活的适应,与家庭成员的联系,隐含着对稳定生活的渴望与对边地生活复杂的情感态度。在文化层面,母亲作为汉族女性身处多民族聚居的边地,文本通过其与哈萨克族牧民的日常互动,呈现母亲对边地文化的适应与包容,既保留着汉族家庭伦理与生活习惯,又能融入游牧文化语境,成为边地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隐性载体。本文将以美学视角进行剖析,对母亲狂野与浪漫的美学进行深度思索与辨析,以“我”的视角的融入,体会母亲形象这一的丰富艺术价值。
2. 母亲的狂野
2.1. 果敢与不羁
李娟散文中对母亲生活的描写真实而又细腻,母亲果断抉择的行为模式、姿态放纵的模样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母亲的狂野之态主要体现在其行为方式之中,这种行为模式不仅突破了世态世俗的规训,同时在自然环境与自我劳作中彰显出深厚的美学张力。
在阿克哈拉小村,“暖冬不但是旱灾的根源,还会引发蝗灾及其他严重的病虫害。大家都说,不够冷的话,冻不死过冬的虫卵。此外,大旱天气令本来就贫瘠的戈壁滩更加干涸,几乎寸草不生。南面沙漠中的草食野生动物只好向北面乌伦古河畔的村庄和人群靠近,偷吃农作物。这也算得上是严重得农业灾害之一”([1], p. 2),但母亲却在这荒芜贫瘠、自然灾害严重的戈壁滩上,独自开垦九十亩土地种植向日葵,一种便是四年,这一行为本身充满了冒险与挑战精神。当人超越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对立,以自由的生命本能投身实践时,行为便升华为生命本真力量的诗意表达[2]。母亲在干旱与虫害中的坚持,既是对自然法则的对抗,也是对生存意义的主动建构,这种固执与执着,正是个体通过自我选择而确证自身存在的本真状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大旱天气、鹅喉羚对向日葵地的破坏,有人因亏损严重选择了断自己生命,母亲却以一句“操他先人”将亏损带来的压力一笔带过,甚至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以“哪能年年都这么倒霉”([1], p. 37),这样一种倔强又盲目的信念,一年又一年地补种,与自然进行顽强抗争。
田间劳作时的状态彰显了母亲行为的不羁与狂野。异化劳动促使人相异化,但母亲的赤身劳作恰是对这种现代异化状态的颠覆。当城市文明将女性身体限于柔弱、优雅的审美规训之中时,母亲却在戈壁滩上将自己完全暴露,“赴约前的女子在深深闺房换了一身又一身衣服,迟迟下不了最后的决定。我妈却赤身相迎,肝胆相照。她终日除草、间苗、打扠、喷药,无比耐心”([1], p. 16)。这种近乎赤裸的身体呈现,正是母亲通过自我劳动的实践,将被文明压抑的生命力突破社会建构的规范,以最本真的姿态回应自然的召唤。母亲的赤身不是羞耻的暴露,而是对世俗规训的质疑:劳动者的身体本就该属于孕育生命的土地,何须衣物的遮蔽?母亲摒弃了世俗对女性行为规范的束缚,这种行为方式打破了常规的生活模式,展现出一种原始的、不受拘束的生命力,在荒芜的戈壁滩上勾勒出充满力量感的生命图景,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尤其是在长时间的劳作、暴晒之后,母亲“晒得一身黝黑,和万物模糊了界限”,母亲的身体与自然融为一体,在荒漠戈壁滩上种出了象征不息朝气的九十亩向日葵地,母亲也因自己的选择、劳作、收获而自豪,正如李娟在文章中所描述,母亲“像女王般自由、光荣、权势鼎神”([1], p. 17),这正是对本真生命力量的展现。
2.2. 强悍与粗犷
在原生自然场域、长时间劳作与困苦的生存境遇的共同作用下,母亲强悍、粗狂的性格特征得以孕育,这种性格特质在戈壁滩的生存语境中升华为一种极具张力的生命美学形态,以言语粗粝的实践样态打破了世俗规训对女性性格柔软的期待。
面对他人的质疑,母亲总是以一种直接而强硬、明确的态度回应。想以蒙古包代替地窝子,面对叔叔的要享福、赚大钱必须得吃苦的规训性话语,母亲并没有就此软化,以不享你的福回怼,后斥巨资买了蒙古包;又如在表现其做饭不好吃时,母亲都是想吃就吃,不吃就别吃的随意心态应付“我”的不满。在繁忙的劳作中依旧以简单的粗食解决一日温饱问题。母亲的强悍性子恰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自我欲望掌控的表达。母亲语言泼辣、粗犷,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经常粗粝语言进行日常表达,如在《打电话》中,因沙尘暴事件,相隔两地的母亲与女儿彼此打电话,本该温馨、柔情的情景,但在母亲一个又一个的粗粝字句中被冲淡,李娟对母亲粗粝话语在文中并未加以掩饰与美化,真实凸显出母亲的面貌,同时展现李娟散文打破精英主义对诗化语言的审美规范,证明生命之美往往存在于未经文明过度训化的本真表达之中[3]。
美是真与善的统一,美是人类实践活动中,客观必然规律与人类社会目的在感性形式中的统一,认为人类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然,使自然人化,当这种改造既符合客观规律又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求,便在对象中呈现美的特征[4],母亲的强悍与粗狂性格特征通过其粗粝的语言实践彰显女性的独特审美特征。母亲的真体现在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清醒认知,在恶劣环境中坦言自己的恐惧,这是对荒野生存危机的本真体现;母亲的善体现为对生命尊严的捍卫,通过拒绝规训保持自我的话语自主性,在与自然、社会的互动中,将个人性格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模式。母亲的直率与强悍,最终在荒原的生存语境中凝结为独特的美学符号,母亲的语言实践是对异化文明的反叛;行为的果敢、性格的强悍,都是劳动者主体意识的美学宣言。母亲的性格中所体现的狂野特性,不仅是文学形象的鲜明特质,亦是自然人化理论在个体生命中的具象化表现。
3. 母亲的浪漫
3.1. 对生活的热爱与憧憬
母亲凭着一股豪赌的劲儿,开垦了九十亩的葵花地,但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母亲依旧是孤独的,宛如万千世界只剩其一人,“她身后拖曳的影子才会那么黑暗,她的背影才会那么孤独”([1], p. 93)。尽管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母亲却通过自己的生存实践对抗孤寂,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浪漫的憧憬,这在本质上是主体情感向现实世界的审美投射,是对生存困境的诗意超越与理想性构建。
在浪漫主义美学视域下,人类通过对日常事物的情感投射与诗意改造,能够将现实环境转化为承载主体精神的审美空间。这种主体情感外射行为不仅体现了人类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更展现了个体通过审美实践重构生存意义的能动性。在李娟的文本中,母亲每次搬家都会带上狗、鸡、鸭、兔子,在它们受伤时,母亲会为其做衣物进行保护,会带着它们一起去到葵花地,会对着它们歌唱。母亲疼爱丑丑,因为“它陪伴了我”([1], p. 100);母亲养鸡不为卖,只为“图个看着高兴”([1], p. 13);母亲放养鸭子,它们的“鸭叫声远比鸡叫啊狗叫啊什么的更蛮横,更富响亮的生命力。在岑寂的荒原里,突然乱七八糟闹腾一阵,听在耳中简直就是极大的欢欣振奋”([1], p. 123);母亲偶会带着家兔遥望天边;另在忙碌劳作中也会偶有闲情用花苗装饰自己的屋子。在荒芜的戈壁滩这一具压迫感与孤独感的自然环境中,母亲通过将动物与植物纳入自己的生存体系中,构建起自我世界的生命共同体。这些宠物、家禽与绿植成为情感价值的具象化载体,动物、动物们的衣物、花束,都是母亲温柔情感的外显符号。母亲的行为本质上是对荒原非人性环境的审美抵抗,她以个体的力量将生存空间转化为充满诗意与温情的精神场域,让戈壁滩不再只是严酷、荒凉的自然环境,而是成为承载人性中的柔性情感的审美乌托邦。这种将日常物件升华为情感符号的实践,深刻诠释了人类如何通过内在自然的人化过程,赋予客观世界以独特的主观意义。
在葵花地劳作之后,母亲会带领全家人在寒风凛冽的荒地里散步,猫、狗、兔子、鸡都跟着,“我妈无比快乐,像是马戏团老板带着全体演员职工巡城做宣传”([1], p. 244),母亲以身体实践将自然空间转化为审美场所:漫步打破了日常劳作的机械性,荒野成为家庭成员情感联结的媒介。这种对生活仪式的创造,是母亲塑造自我世界的审美实践。母亲的行为虽无明确功利目的,却通过情感共鸣与场景建构,为艰苦生活注入了超越性的审美价值,以个体的诗意实践诠释了浪漫主义美学中审美救赎的核心命题。在这片寂静的荒野中,母亲以自己的方式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份别样的诗意。这种对生活的热爱与憧憬,使母亲在平凡甚至艰苦的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为单调的生活注入了温暖与活力,展现出人性中浪漫的情怀。
3.2. 精神世界的自由与富足
母亲在戈壁滩上构建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极具张力的自由美学特质。她以语言实践为载体、以拟人化叙事为媒介,在现实生存的重压下开辟出一片超越性的审美空间,这一过程既体现出母亲自我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也彰显母亲对精神自由浪漫的精神追求。
在现代社会的语言实践中,称谓系统往往承载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人们在使用称谓时需遵循严格的社会规章秩序,这种语言规范有时会限制个体的表达自由,甚至会模糊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与肯定。语言符号在社会规约下形成相对稳定的对应模式。当社会需要通过姓氏、辈分构建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时,母亲却凭着自己对语言交流的理解,甚至以“永远不用费心记人家的名字,也不怕搞错”([1], p. 168)的实用主义态度,打破了社会称谓的标准语言秩序,将职业身份直接转换为称谓符号:将挖煤的称煤老板;烧砖的称呼砖老板;养獭兔的称獭老板,还有地老板、蜂老板等称谓。母亲通过语言的随意拼接,将实用交流的工具转换为个性表达的审美载体,使每个称谓成为主体自由精神世界的物质化符号。母亲的这种语言实践在其荒野生存中建构起以自我的生存逻辑为核心的话语空间。母亲对语言符号的重构,正是将语言从既定的社会规训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自身生存逻辑的创造性工具。当语言不再是束缚思想的枷锁,而是成为自我表达的媒介时,这便实现了主体意志对语言工具的自由改造。长期的荒原生存实践使母亲的语言习惯超越了常规语言的规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与世界交流,构建起属于自己的语言体系,这是母亲在与纯粹的自然、与哈萨克人长期相处时,凝练出的最直接、最简明、最鲜活的言语交流。这种随性的语言创造力,正是母亲精神自由的直接彰显,展现出个体与自然、与社会的交往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我言说的个性自由。
在李娟的文本中,母亲的日常语言也始终充满了孩童般的烂漫。与自然和动物的互动中,母亲也常常赋予它们人类的情感,这样的拟人化叙事使平凡的生活场景充满了奇幻的童话色彩,这恰是母亲情感的主动投射,母亲将自己所生存的荒原戈壁滩转换为充满人性情感意义的共同体,最终实现精神世界对物质困境的审美超越。李娟与丑丑第一次见面时,母亲说,“我的狗,大吧?丑丑,这是你娟姐,快叫姐姐”([1], p. 77)。母亲将动物人格化,本质上是将生物本能转化为情感符号的创造性实践。内在自然人化的核心主要是通过人的心理情感对自然对象的渗透([4], p. 124)。母亲为受伤的鸡群缝制衣服,并以衣服的颜色分别为它们取了名字——红鸡、绿鸡等,这支队伍还被母亲戏谑为“丐帮”,这正是通过语言的游戏性赋予生命以社会属性。这种命名行为不是简单的拟人修辞,而是通过对丐帮江湖想象的符号建构,在戈壁的荒芜中创造出充满戏剧张力的微观社群。这类鸡群丐帮“无论流窜至何处,总能引起村民惊呼:‘真主啊!这是什么?!’再后来村民习惯了,熟视无睹。只有外地人还会大惊小怪。尤其是路过此处的司机,突然看到前面花花绿绿一群,有天大的急事也会踩一脚刹车,看个仔细”([1], pp. 114-115)。人们在为这群花花绿绿的鸡群惊叹时,实则是母亲审美化的生存智慧的对外彰显:母亲将伤残鸡群的现实困境转化为具有公共观赏性的诗意景象,印证了美是自由的形式,生命的脆弱性被幻想的喜剧性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主体对环境的创造性转化。母亲对自然现象的即兴联想,则展现了内在自然人化中感知的审美化过程。审美感知是超生物性的自由观照([4], p. 148)。当母亲驻足凝视云影变化,“她想向世上所有人倾诉这朵云的美丽”([1], p. 103),这种倾诉欲本质是通过审美体验确证自身对浪漫诗意的权利,即便身处干旱与风沙的荒野之中,母亲的精神仍然能通过丰富的想象与联想实现自我的精神满足,在自然万物中捕获超越性的美感,实现“在有限中见无限”的审美超越。看着白云,母亲认为“兔子和云之间肯定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至少,它们都是白的”([1], p. 104),母亲将云朵的白与兔子的白进行联想,在“云–白–兔子”的联想链条中,颜色的自然属性脱离了本身的物理意义,升华为母亲纯粹的情感媒介。这种自由的幻想精神世界,让母亲的荒野生活充满了有趣、浪漫的童话色彩,也使其形象在现实的基础上增添了梦幻元素,体现母亲对精神富足与浪漫的追求,从而让读者感受到超越现实的诗意与美好。母亲的这种精神富足本质上是劳动主体在生存困境中,通过审美想象完成的自我对象化,母亲用自己的方式给戈壁滩这一蛮荒之地增添了浪漫情调。
母亲形象中狂野与浪漫的双重特质,并非孤立的性格碎片,而是在荒原生存语境中形成的有机融合体,二者通过物质实践与精神建构的双向互动实现深度耦合。这种野性与浪漫的集合既源于环境对主体的塑造,也体现出主体对环境自动创造的回应,最终在文学形象中凝结为独特的美学张力。一方面母亲的狂野特质为浪漫情怀提供了现实依托,正是荒原环境催生的强悍性格与果敢行为,赋予母亲对抗贫瘠的环境的条件与能力。九十亩向日葵地的开垦不仅是母亲野性生命力的彰显,更是其浪漫想象的载体。当母亲以“就不信”的倔强对抗自然灾害时,这种原始的生命冲动既保障了最低的生存需求,也为精神世界的诗意建构提供了前提;而赤身劳作的不羁姿态,在打破文明规训的同时,也让身体与土地的亲密接触成为审美体验的资源,使“像女王般光荣”的浪漫自豪感有了坚实的物质依托。另一方面,浪漫情怀又为狂野特质注入了人性维度与意义维度。母亲对动物的温情、对云影的凝视、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这些浪漫表达消解了狂野可能带有的粗砺感,使其升华为充满生命力的美学形态。如“丐帮”鸡群的命名既是对伤残生命的戏谑式拯救,也是将生存困境转化为审美景观的智慧。这种浪漫转化让艰苦劳作不再是机械的生存挣扎,而成为富有戏剧性的生命叙事。同时,精神世界的自由富足反哺了生存实践的韧性,当母亲在“云–白–兔子”的联想中获得审美愉悦时,这种超越性的体验实则强化了她对抗孤寂、持续耕种的心理能源。母亲的这种特质的交织更折射出文明对话的深层逻辑。作为汉族农耕文明的携带者,母亲以垦荒种植的狂实践完成对荒漠的物质改造,又以向阳花的象征意义赋予土地浪漫想象;而在与哈萨克族的互动中,其粗粝语言中的真诚与商业行为中的善意,恰是狂野性格与浪漫情怀共同作用的社会表达,既保持着主体的独立性,又以开放姿态实现文化调和。母亲形象的美学价值正在于这种张力的平衡,母亲的狂野促使浪漫不至于沦为虚妄的幻想,浪漫则使狂野摆脱了野蛮的粗鄙。
4. 以“我”为叙述视角的审美创造
在李娟散文中对母亲形象的塑造,并非是对边地坚韧女性的类型化复刻,而是在生存实践、情感叙述文化互动中呈现出力量与脆弱交织、浪漫与现实相应的复杂美学形态。这一形象的生成,既根植于母亲在戈壁荒野中真实的生存境遇,又深度依赖叙事者“我”,即母亲女儿的叙事介入:“我”以亲历者兼阐释者的身份,通过观察视角的筛选、情感立场的渗透与审美意义的赋予,完成对母亲形象的创造性建构,使这一形象既保有荒野生存的现实形态,又承载着叙事者对生命、自然与文明的主观体悟,成为叙事真实与审美创造共生的文学载体[5]。
母亲形象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叙事者“我”的主观观察与创造性书写。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与回忆的重构者,“我”的视角既带着对母亲的共情理解,也暗含对母亲行为的审美化加工。在“我”的叙事中,母亲黝黑的身体,不再是劳作摧残的痕迹,而是与土地共生的证明;母亲机械般的劳作也因其赤身相迎的姿态,被“我”赋予生命本真的诗意内涵。这种主观性的书写,实则是“我”作为女儿对母亲辛劳的情感补偿。“我”深知戈壁劳作的残酷,因而更愿以审美视角重构母亲的身体实践,让苦难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美学。
但“我”的主观叙事并未完全遮蔽母亲的局限,反而以客观化叙述保留了母亲形象的真实性,因为“我”不仅仅是母亲生存困境的见证者,更是亲历者,对母亲的辛劳与孤独有着深刻的感知与体味,这种感知成为“我”书写的情感基础,避免审美加工沦为脱离现实的虚妄。例如,“我”既记录母亲想向世人倾诉云朵美丽的浪漫,也写下她孤独身影;既有对其如女王般骄傲的自豪,也直视其豪赌式农耕的风险。这种同情式理解与清醒审视的叙事策略,使母亲形象成为兼具人性温度与现实质感的立体存在。可以说,“我”的书写既是对母亲荒野生存的真实记录,也是对边地女性生命状态的创造性诠释,通过将母亲的矛盾与局限转化为美学张力,既还原了生存的本真,也赋予形象超越具体时空的人文价值。
总之,《遥远的向日葵地》中的母亲形象,是生存困境与精神追求、叙事真实与审美创造共同作用的产物。“我”通过主观叙事,让母亲的日常行为生发出超越具体时空的人文价值,使《遥远的向日葵地》不再是单纯的边地生活的记录,同时是关于生命、自然与文明的美学沉思。这种主观性并非对真实性的背离,而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审美抉择。
5. 结论
在母亲的狂野与浪漫的背后,深藏着生存的悲剧色彩:母亲以豪赌式农耕与赤身劳作彰显狂野生命力,却也因对自然风险的盲目轻视暗含难以完全抵抗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损失与流离;对动物关怀与荒野漫步的浪漫构建,依旧难掩母亲在隔世的孤独本质与粗犷表达所带来的情感隔阂;母亲对边地文化的包容与语言创新展现适应力,却始终处于边缘适应者的张力状态。
“我”以共情视角赋予母亲行为的诗意刻画,将赤身劳作升华为对文明规训的反叛,用生活琐碎等细节弱化生存苦难;同时又以克制的客观保留形象真实性,记录其孤独背影与决策局限,使母亲形象真实、复杂且立体。总之,《遥远的向日葵地》中的母亲形象,既是荒野生存美学的具象化表达,同时也承载着李娟对边地女性生命状态的深度思考。这一形象的美学价值,正在于其矛盾性与完整性的统一:既展现人类对抗困境的原始生命力,也直面生存的局限与精神的困境,为当代散文中个体形象的塑造与边地书写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范例,亦深化了对文学作品中真实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