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白鹿原》是陈忠实创作的一部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与民俗文化相融合的长篇巨制,其中所包含的颜色意象繁多,并在小说中构成了独特的象征系统。当前研究多倾向于对色彩意象的单一静态解读,以及聚焦于色彩对文本的氛围渲染功能,较少探讨色彩在文本中的动态过程以及如何生成色彩背后的文化隐喻。白、黑、红、黄是《白鹿原》中的主调色彩,现将白与黑、红与黄两组颜色放置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进行梳理和分析,揭示这些色彩符号在象征过程中的美学价值和深层文化意义。
2. 白与黑的对抗:传统礼法与权力反叛
白色作为《白鹿原》的主色调,延续了关中的地域文化传统。关中文化长期受儒家伦理体系浸润,在伦理道德层面注重纯洁性,与白色的象征性形成同构关系。在儒家传统礼仪中白色承载着丧祭活动的庄严肃穆,也暗含对道德人格“清白”境界的隐喻表达。“白姓”家族的姓氏符号,“白鹿”神话的祥瑞象征,“白墙”“白雪”构建的空间呈现等,使得白色成为小说中物理和文化空间的视觉符号。“黑表示暗”[1],随着时代发展,由秦朝尚黑象征尊贵逐渐被赋予死亡、罪恶、反叛等负面含义,在小说中黑色总是预示着灾难、死亡与社会动荡。“黑雾”“黑色的乌云”等形成的压抑环境,纯黑的“蝴蝶”是田小娥死后的化身之一,朱先生“黑色的棺枋”是对自身文化使命的祭奠以及儒家精神的溃败等,让黑与白构成复杂共生关系,直指人类历史上生存和文化的困境。白与黑的二元对立话语,具体外化为白嘉轩和黑娃之间的文化冲突。
白嘉轩作为“白姓”家族的“腰杆”,是白鹿原世界里传统礼法的具象化体现,其具有二重性人格张力:一是正直仁义,深受儒家文化和农耕文明熏染,通过身体力行将道德秩序转化为现实,是传统社会的维护者;二是固执守旧,恪守《乡约》的传统伦理规范,但在现代性冲击下其坚守的正直仁义被解构为固执守旧,成为现代文化社会转型中的牺牲者。黑娃从长工之子跨越到土匪再到反叛者最后回归儒学,是叛逆者和文化冲突的悲剧性人物,其名字中的“黑”字预示了人物最后的悲剧命运,永远无法摆脱白鹿原上的等级秩序。黑娃成为土匪后,此时的“黑”成为彻底反叛的符号,“肩伤掉痂以后黑娃参与了第一次抢劫活动,他手脚利索枪法特好脾气随伙儿,三五次抢劫后就深得弟兄们拥戴,土匪头子给他加冕为二拇指。”[2]并且“洗劫白鹿村白嘉轩和鹿子霖两家的具体行动方案是黑娃一手设计的,纯粹是为了报复白嘉轩在祠堂用刺刷惩治小娥的事。”([2], p. 260)这是白嘉轩和黑娃的冲突之一,自黑娃开始上学堂起,就同白嘉轩进行着明里暗里的对抗。鹿三和白嘉轩想要黑娃进入学堂念书,白嘉轩还认为黑娃很灵敏,但是黑娃不情愿过着纸笔的生活,白嘉轩用“黑娃无法拒绝那只粗硬有力的手,一直把他拽进学堂。那只手给他留下了复杂的难忘的记忆。”([2], p. 69)这里是黑娃与白嘉轩暗里的冲突之一。
白嘉轩作为白鹿原上宗法的捍卫者,其权威建立在对儒家伦理的绝对维护之上,当黑娃带着田小娥回到白鹿原时,白嘉轩的反对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对礼法的捍卫。田小娥起初作为妾室的身份存在污点,与黑娃私奔便被儒家传统视为淫乱之举,白嘉轩因此拒绝让她进入祠堂拜祖,这是明面上以田小娥为代表的黑娃一家和白嘉轩的冲突之二。黑娃坚持自主婚姻,又在另一层面上对于白嘉轩提倡的包办婚姻进行直接的挑战。白嘉轩将黑娃和田小娥逐出宗族后,迫使黑娃住进村东头的破窑洞,形成了空间的对立,隐喻了传统秩序与新兴力量的对抗。黑娃在鹿兆鹏的引导下参加农协活动,进行了砸毁祠堂、焚烧乡约等极端之举,白嘉轩只是说:“他坐在那儿看去像个先生,但一抬脚一伸手就能看清蹄蹄爪爪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就再明白不过了。”([2], p. 186)言语之中满是不屑以及对黑娃参与农协的不在乎,“人以群分”将自己同黑娃之间相隔开,这是黑与白暗里的冲突之三。
“黑娃说:‘我嫌……嘉轩叔的腰……挺的太硬太直……’”([2], p. 116)这是黑娃明确提到对于白嘉轩的印象,也正因为这句话而设下伏笔,在黑娃成为土匪为田小娥报仇时设计击断白嘉轩挺直的腰杆,白嘉轩便已猜到“土匪白狼就是黑娃”([2], p. 255),这是明面上的黑白对立之四。这一切的对立,正为田小娥死后黑娃复仇的情节设下铺垫、环环相扣:
“从纵上墙头攀住柿树落进院中的那一刻,他悲哀地发觉,儿时给白家割草那阵儿每次进入这个院子的紧张和卑怯又从心底浮泛起来,无法克制。排除了怀疑对象之一鹿子霖之后,黑娃十拿九稳地肯定杀死小娥的人非白嘉轩莫属,白嘉轩要除掉小娥的因由比鹿子霖更充分十倍,这人又是个想得出也做得出一马跑到头绝不拐弯的冷硬心肠。”([2], p. 322)
这段心理描写,深刻揭露了黑娃个体的命运悲剧归因。首先是身体记忆存在着忠诚性。黑娃进入白嘉轩院子时产生的紧张与卑怯,既是儿时作为长工之子出入白家的身体记忆,又暗含对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法空间的入侵,同时还呈现了阶级秩序所造成的服从性反应。白家院子作为物理空间,更是礼法权威的具象化,黑娃的归来不是以族民的方式,而是闯入者的姿态,暗示了其被排除在礼法之外,突出了黑娃与白嘉轩的对立。再次黑娃将杀害田小娥的凶手定义为白嘉轩,其背后是等级秩序的冷酷在影响黑娃的推理心理。黑娃排除鹿子霖作为个体层面的恶,转而将白嘉轩视为凶手,暗合小说礼法杀人的深层主题,白嘉轩此时是礼法制度的代表。田小娥之死不是个人仇杀,而是制度性杀害,因此在黑娃的心理逻辑层面表现为将凶手归因于白嘉轩这个掌权者。但黑娃的反抗也存在着悖论。黑娃前期在白嘉轩面前的卑劣紧张,与参加农协、成为土匪表现出来的激进行为构成悖论,他试图成为等级秩序的摧毁者,但仍摆脱不了宗法对其精神层面的影响,以至于后期黑娃成为朱先生学生后想要回到祠堂、回归礼教,暗示了个体在传统礼法中挣扎但难以逃脱的命运。
白嘉轩将黑娃的堕落归结为女性,他提出:“有精明强干的男人遇着个不会理财持家的女人,一辈子都过着烂光景;有仁义道德的男人偏配着个粘浆子女人,一辈子在人前头都撑不起筒子;更不要说像黑娃拾烂菜帮子一样拾掇下的那种货色了,黑娃要是有个规矩女人肯定不会落到土匪的境地。”([2], p. 457)女性被异化为维护权威的工具,黑娃坚持自由婚姻便是对其的反抗,这是暗里的黑白对立之五,也是黑娃成为土匪的原因,即礼法压迫。
黑白对抗即黑娃与白嘉轩的对抗,是《白鹿原》中宗法制度与个性解放之间的冲突代表,二者的博弈不仅是个体权力的较量,更是中国传统乡村在现代转型社会中的命运隐喻。白嘉轩从早期的等级权威在晚年沦为视觉和权威上的瞎子,预示着传统礼法的崩塌。黑娃的反叛到堕落再到回归和毁灭,则是文化转型时期的牺牲品。其二者的对抗虽到最后都未分出胜负,但形成的文化循环即传统秩序的规训到反叛再到同化以及命运循环即人物的悲剧性轮回,揭示了文化冲突中的历史隐喻和个体悲剧。
3. 红与黄的碰撞:鲜活生命与自然沉寂的对话
《白鹿原》中黄色有丰收成熟之意,黄土孕育了麦田与村庄,养育了白鹿原上百姓的生活,支撑着传统农耕的生存模式。白嘉轩用“换地计”获取鹿家的风水宝地,暗喻土地是家族兴衰的命脉;而周期性旱灾则暴露了农耕经济对自然条件的绝对依赖。这种丰饶与危机的交替,定义了传统社会“靠天吃饭”的脆弱性。黄土还是繁衍的见证,白嘉轩为留后七娶六丧,否则土地便成了别人的;朱先生修订乡约、编纂县志,实则是用文字将宗法“种”进黄土,“这种‘乡约’精神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心理结构,构成了《白鹿原》的基础质地,人物气质、性格类型、行为动机都受此制约,并形成了白鹿村的主宰式人格、顺应式人格、堕落式人格、反叛者人格。”[3]田小娥被传统礼法镇压于六棱砖塔下,此时的黄土便成为了惩戒的工具。黄土作为秩序的隐喻,塑造了生活在白鹿原上的人物的性格,具有厚重、质朴的特点,这正是白鹿原特有的地域环境所造就。“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长久的历史文化熏陶双重作用下,白鹿原的人民既培育了坚强、朴素、豪爽的性格,又过多地保留着或好或坏的儒家文化传统。在二者的交互作用中形成了白鹿原和而不同的人文特质。”[4]维系原上稳定的儒家文化与土地的“黄”一脉相承,黄土则象征着生命的沉稳与文化的传承。
小说中红色象征着“吉祥喜庆与鲜活的生命力”[5],如迎娶新娘用红布、红烛等,新年腊月裁红纸写对联,满溢着吉祥喜庆的氛围,同时也预示着家族的延续;同时红色又与“顺利、成功”[6]紧密相连,小说中写到原上举行尤其隆重尤其红火的忙罢会,“红火”则形象展现了忙罢会的热闹场景。在《白鹿原》的画卷上,红色与黄色的碰撞,是炽热、短暂的生命力与厚重、永恒的自然力之间的一场深沉对话。红色,是勃发的生命本能与抗争的激情;黄色,是沉默的土地,承载并旁观着一切生命的喧嚣与寂灭。
红色所代表的鲜活生命力,以其原始的冲动,在沉寂的黄土上留下印记。例如黑娃与田小娥的情感以浓郁为特征,这种生命欲望的红色火焰是对爱情的本能追求,也为黑娃与田小娥的人物性格添上红色的画笔。它既晕染着田小娥冲破传统束缚的热烈与决绝,也勾勒出黑娃在现实与情感中的挣扎与冲动。随后,这种生命的冲动被更具破坏力的红色所接续。鹿兆鹏对黑娃的触动,可以视为一种更具理性的生命能量对另一种野性生命力的唤醒与引导。鹿兆鹏赞赏黑娃能够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并对黑娃说道:“乡村里还很封闭,新思想的潮水还没卷过来。”([2], p. 160)随后鹿兆鹏还推荐黑娃进农协讲习班学习以及助推黑娃在原上掀起一场“风搅雪”,此时期的“红”便经历了符号象征的转变,在沉寂背景中以鲜活生命的状态加以突破。“红布旗帜在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上看去确似一簇生动飞扬的火焰”([2], p. 361),当红色的种子洒满黄土、红旗插遍原上时,这里的“红”暗示乡村社会的认知转变,红色从怪异之色变为解放之色,符号意义完成美学上重构的使命。
然而,这场对话还在于厚重而沉寂的“黄”最终会吞噬喧嚣的“红”。白灵牺牲时鲜血浸透黄土成为一个悲痛现实,黄土吸收的不仅是白灵的鲜血,更是红色的火种,并让白灵最终回归于白鹿原。白灵的悲剧不是结束,而是黄土经过红色浸染,才能孕育出新生命,才能让红色真真正正转化为解放力量的符号,扎根黄土的传统文化在现代进步浪潮的冲击下,使得这种碰撞展现了解构传统秩序的力量,最终在血与土的交融中勾勒出中国乡村走向现代的轨迹。红与黄的碰撞,在《白鹿原》中最终升华为一种具体审美意境,它描绘了鲜活生命在自然面前的绽放与寂灭,充满了悲剧性的美感与深沉的哲学体会。
4. 色彩在《白鹿原》中的美学功能与意义
色彩与其相融合的不同形式构成审美与文本色彩风格,“要依靠不同场面、环境空间、人物命运等文本内部之间的色彩蒙太奇形式,进行色彩配置与组合,突出内容事件及色调感的色彩视觉顺序,展示在文本总体关系中形成的情绪效果和象征意义”。[7]色彩具有审美性、想象性和象征性,作家通过文本色彩的视觉构造,进行叙事和情感表达,随着生命进程,作家作品不仅表现色彩的感觉、感情和想象,而且还表现不断升华的艺术思想([7], p.30)。
《白鹿原》小说中色彩具有象征性,并成为隐形的叙事者。其一时间空间变化通过色彩来叙述。白鹿原上的四季轮回是通过麦子、白雪自然色彩交替来实现,“大麦黄熟时节”([2], p. 150)“黄澄澄的麦子”([2], p. 155)“小麦开始泛黄”([2], p. 212)“黄色的麦苗眨眼变成绿油油的壮苗”([2], p. 385)“满原的麦子从墨绿中泛出一抹蛋白色”([2], p. 616)等,以及“白雪覆地”([2], p. 274)“书院的房瓦上一片白雪”([2], p. 497)“大树小树的枝枝杈杈都裹着一层白雪”([2], p. 497),同时这些自然更迭还与人物经历相补充,利于叙事功能的发生。其二色彩意象打破现实主义框架,为文本增添神话色彩。田小娥死后幻化为蝶,“那是许多彩色的蝴蝶,纯白的纯黄的纯黑的以及白翅黑斑的……”([2], p. 442)陈忠实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将白鹿原上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进行解构,寻找历史中的神秘和荒诞。
色彩二元对立在小说中具有三重作用。首先是塑造人物形象,白与黑的对立,红与黄的碰撞,加深人物命运的视觉效应。例如白嘉轩与正直仁义相关联,黑娃与反叛挣扎相关联。但是这种色彩的象征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具有辩证性,白色一方面象征光明、纯洁、正义和朴素,但另一方面又是死亡、毁灭的代表;黑色一方面是黑暗、恐惧的象征色,另一方面则又是庄重、勇猛、刚直的象征([7], p. 23)。白嘉轩终身信仰的传统宗法观因现代社会的转换而毁灭,黑娃作为反叛的代表,又是勇猛刚直的性格体现。其次色彩二元对立具有突出主题的作用。白色在小说中代表正统和秩序,黑色则代表叛逆和变革,反映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冲突,保守与革新的对立,突出白鹿原在时代变迁中的蜕变。黄色象征传统与沉寂,红色象征鲜活生命与激情,体现了动态的生命如何在那片看似凝滞的土地上燃烧、挣扎,并最终归于沉寂的悲剧性过程。最后是加深神秘主义和悲剧主义的审美色彩。白鹿被称为祥瑞之兆,这种神秘与白嘉轩恪守的礼法相呼应,然而当白孝文堕落、白灵牺牲时,白色又具有悲剧、死亡之意,暗示传统秩序在现代洪流中不断消亡。黑娃在传统秩序中挣扎与反抗,最终回归礼法,此时二元对立开始消解,但其悲剧命运不可更改。红黄色彩往往伴随现代与传统的纷争,撰写《乡约》的黄纸与象征进步的红旗相对立,悲剧宿命在传统伦理崩塌中更显深刻。色彩二元对立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人物命运走向和文化隐喻。
5. 结语
《白鹿原》小说中黑白对立、红黄碰撞,构建起一个色彩叙事世界,色彩的视觉营造既能够暗示文本中人物命运走向,还能够投射出文本背后的文化隐喻。白与黑作为小说中颜色主调,既突出白嘉轩坚守的传统文化,又将等级秩序与黑娃为代表的权利反叛放置在一起,由个体对抗衍生为传统乡村在现代转型社会中的命运隐喻。红黄冲突则进一步揭示传统礼教的顽固和现代浪潮的势不可挡,也暗示了中国乡村的现代轨迹。同时色彩二元对立也在对中国传统农耕语境下的价值体系进行解构和重构,白色并非象征绝对正义,黑色也并非全然邪恶,呈现出文化演进的复调特质,并在白鹿原上生出新的可能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