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更是新时代青年担当民族重任的思想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颁布，为新形势下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和保障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强大动力与坚实保障。当前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期，强化大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与责任感，引导其将个人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课题。然而，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并非单一主体的任务，其内在的复杂性与系统性特征，决定了必须突破学校教育的局限。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起点，其潜移默化的情感熏陶是爱国情怀培育的逻辑原点；社会作为实践育人的广阔场域，其蕴含的时代精神，是爱国认知转化为实践行动的关键支撑。因此，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推动三者在目标上同向、资源上互补、行动上联动，既是破解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存在的碎片化、表面化等结构性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凝聚育人合力、筑牢青年思想基础的实践要求。
2. “家校社”协同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论依据
在协同育人研究层面，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家校协同”或“校社协同”局部领域，张耀灿构建了高校与家庭的爱国教育沟通机制，提出通过家校定期对话强化教育一致性；而关于“家校社”三者深度协同的研究仍显薄弱，多数文献停留在协同必要性论证，刘书林强调三者协同是应对复杂社会环境的必然要求，但对协同的具体路径、权责划分及保障机制的系统性探讨不足。此外，当前研究存在“重理论轻实践”倾向，针对爱国主义教育中家校社协同的现实梗阻的实证研究较少，难以形成可操作的协同方案。
国外虽无“爱国主义教育”的完全对应概念，但公民教育、国家认同教育的相关研究为家校社协同提供了借鉴。在理论层面，杜威的“学校即社会”理论强调教育需与社会生活融合，其观点为校社协同提供了思想基础；科尔曼报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教育参与度对青少年国家认同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印证了家庭在育人中的基础作用。在实践层面，美国通过“公民教育伙伴计划”整合学校、家庭与社区资源，鼓励社区机构参与学校公民教育活动；英国则依托“国家公民服务计划”，推动青少年在社区服务中强化国家认同。这些实践表明，家校社协同是提升国家认同教育实效的重要路径，但国外研究多基于西方政治文化语境，其协同模式难以直接适用于我国爱国主义教育场景，需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本土化改造。
劳伦斯·克雷明的教育生态学理论提出，将教育视为一个由学校、家庭、社会等要素构成的有机生态系统，各要素间通过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实现系统平衡。将其引入本研究，可将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视为“家校社”构成的生态系统。高校作为“核心生态位”承担认知教育主导功能，家庭作为“基础生态位”发挥情感培育作用，社会作为“外部生态位”提供实践场景支撑。三者若缺乏协同，易导致教育生态失衡，如高校单向灌输、家庭参与缺位、社会资源闲置；而通过生态要素的优化配置，可实现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效能提升，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系统论”解释框架。以伯杰、卢克曼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与认同是在社会互动中逐步建构的。该理论为爱国主义教育协同提供了“互动论”视角：大学生的爱国认同并非单纯通过高校课程单向传递形成，而是在家庭情感互动、学校认知引导、社会实践互动的多向互动中动态建构。家校社三者的协同，本质是为大学生创造多元互动场景，通过一致的价值引导与连贯的实践体验，帮助其将外在的爱国要求内化为稳定的认同与行为习惯，避免因互动场景割裂导致的爱国认知碎片化。
3. 培育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现实意义
培育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是民族发展、教育进步与个体成长的共同要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爱国主义是民族存续的纽带与发展的动力，能强化国民认同、凝聚国家力量，为应对复杂局势、维系统一与文化自信提供支撑。对高校而言，这是丰富思政教育内涵的关键，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观念，营造优良校园氛围。对大学生自身，它能塑造积极人生态度、促进全面发展，助力传承优秀文化，推动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相融合，培养时代新人。
1) 国家层面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英勇奋斗，甘愿舍生忘死。他们用滚烫的热血和坚定的信念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才使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屹立不倒，焕发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更是我们民族凝聚力量、实现发展的强大力量源泉。加强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能够增强国家凝聚力和社会稳定性。对于正在快速发展变革中的中国来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对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这对于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国家极为重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爱国主义精神可以作为文化自信的核心，帮助青年一代在接受多元文化影响的同时，保持对本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忠诚与自豪。此外，爱国主义精神还能激发青年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培养具有爱国情怀的人才，不仅有助于青年学生认识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而且可以鼓励他们为国家发展而努力奋斗。在爱国主义的引领下，青年学生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科技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
2) 学校层面
高校作为培养未来社会栋梁的摇篮，其教育使命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育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与社会责任感。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形成与确立的关键时期，而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既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与拓展，也能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首先，爱国主义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契合性，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在新时代背景下，坚定理想信念是高校学生必须跨越的思想关口。通过爱国主义精神的融入，学生能够深刻认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的紧密关联，进而自觉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大局。这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增强为之奋斗的决心与信心。其次，爱国主义精神的内化，有助于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在面对历史事件与人物时，学生能够从爱国主义视角出发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与分析，学会尊重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与当下的生活环境。同时，当学生认识到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性与文化的璀璨性后，也会更积极地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再次，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也是对青年学生进行国际视野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背景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青年才俊，需要其对本国文化抱有深厚情感与高度认同。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能使学生在接触世界各国文化时，既积极吸收有益的外来文化，又坚守文化自信，保持民族自我。最后，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对于营造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起推动作用。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能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进而强化团结协作意识，增强集体荣誉感与社会责任感。
3) 学生层面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1]。首先，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有助于高校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当代中国，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青年一代更应该承担起历史使命，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爱国主义不仅能够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更能激励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追求卓越，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其次，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竞争加剧的现代社会，人才素养的构成已超越单纯的专业知识范畴，更需融合社会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等多维要素。爱国主义精神能够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鼓励学生走出校园，深入社会，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思路和方法，以创新驱动发展，用实际行动为国家的发展添砖加瓦。最后，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爱国精神，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抵御不良文化的侵蚀。学生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为国家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4. 培育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存在的问题
当下，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培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教育内容未能完全契合时代特征与学生认知规律，大学生对爱国主义的认同难以有效转化为实际行动，家校社协同育人尚未形成强大合力。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共同构成了提升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培育质量的现实障碍。为精准剖析问题本质，本研究选取1所省属理工类院校与1所省属师范类院校为案例，通过问卷调查法(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62份，有效回收率93.1%)与深度访谈法(访谈对象涵盖两校思政课教师20人、学生100人、学生家长60人及社会教育机构负责人30人)，结合调研数据对问题展开具体分析。
1) 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有待提升
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不足，是当前高校培育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面临的核心问题，其表现具有多维度、深层次特征，且在两类院校中呈现差异化映射。
第一，教育内容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错位。从调研数据看，68.2%的学生认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与社会现实关联度低”，其中理工类院校学生75.3%的认同比例显著高于师范类院校61.1%。具体而言，内容错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时代性缺失。部分高校的教育内容仍停留在传统叙事框架，侧重对历史事件、英雄人物的重复性解读，对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内涵拓展不足。理工类院校学生对“科技报国”主题的需求强烈，82.6%的学生希望增加相关案例，但现有课程中科技领域爱国事迹的案例占比不足15%，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关联性薄弱。内容呈现方式强调理论灌输，对爱国主义与个人发展的关联性阐释不足。访谈中，47.8%的学生表示“不清楚爱国如何与专业学习、未来职业结合”，师范类院校学生虽对“教育报国”主题有天然认同，但仅32.3%的课程会结合师范生职业规划解读爱国实践路径，导致教育内容因缺乏针对性而难以引发情感共鸣。
第二，教育方法形式化与单一化的路径制约。两所院校的教育方法均存在“重形式、轻体验”的倾向，但表现形式略有差异：在课堂教学方面，81.5%的学生反馈“课堂以单向灌输为主”，互动式教学应用有限。理工类院校因课程压力大，思政课多采用“理论讲授 + 视频播放”模式，学生参与度较低；师范类院校虽尝试“案例讨论”、“情景模拟”等方法，但63.7%的学生认为“讨论话题与专业结合度低，难以深入”。在实践环节方面，虽然两所高校会组织爱国主义实践活动，但“重数量、轻质量”问题突出。调研显示，59.3%的实践活动为“参观场馆 + 合影打卡”，缺乏深度体验设计；仅23.8%的活动会结合学生专业，导致实践与主题脱节，难以实现“认知–情感–行为”的转化。
第三，质性指标的缺位与导向偏差。当前高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评价多侧重于“过程性指标”如活动参与率、课程出勤率，对质性指标关注不足。数据显示，仅12.7%的高校会通过“学生爱国行为跟踪记录”、“情感认同量表测评”等方式评估实效；89.4%的思政课教师承认“评价导向导致教育过程中更关注形式合规，而非学生真实认知变化”。这种偏差在理工类院校中更为明显，因科研、就业压力大，爱国主义教育的评价权重不足10%，进一步弱化了教育实效。
2) 大学生知行转化能力尚显不足
爱国主义情感是人人都应该具有的，也是人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2]。调研显示，100%的学生“认同爱国主义的重要性”，但仅38.6%的学生能“持续将爱国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呈现“认知–情感–行为”的递进式困境，且在两类院校学生中表现出不同特征。
第一，认知层面碎片化与偏差性的基础障碍。大学生对爱国主义的认知存在“标签化解读”倾向，理工类院校学生67.2%的认知碎片化程度高于师范类院校54.5%。具体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多元思潮冲击。63.8%的学生表示“接触过‘精致利己主义’等观点”，其中理工类院校学生因常接触海外学术资源、技术论坛，受多元价值观影响更显著。另一方面，学习模式碎片化。信息时代下，78.4%的学生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获取爱国相关信息，仅有21.6%的学生完整阅读过相关历史著作，理工类院校学生因时间分配倾向，对历史的系统学习更少，导致认知停留在重大历史事件上，难以形成完整认知体系。
第二，情感层面浅表化与被动性的内生制约。大学生的爱国情感多处于“被动激发”状态，缺乏稳定内化。调研显示，仅27.9%的学生能“在日常生活中持续保持爱国情感共鸣”，师范类院校学生因专业属性，情感稳定性略高，为35.2%，但整体仍显薄弱。一方面，实践体验匮乏：58.7%的学生对国家重大事件的认知“仅来自媒体报道”，缺乏直观感知。调查结果显示，仅19.4%的学生参与过“乡村振兴调研”、“科技成果转化实践”，理工类院校学生因实验室任务重，实践参与率更低，难以通过亲身经历深化情感认同。另一方面，个体锚点缺失：教育过程中过度强调“宏大叙事”，忽视个体情感与国家命运的联结。访谈中，46.3%的学生表示“觉得‘家国情怀’离自己很远，难以与个人生活结合”；仅22.5%的高校会通过“校友事迹分享”、“专业领域榜样宣传”等方式，为学生搭建情感联结的个体锚点，导致情感共鸣难以沉淀为稳定精神底色。
第三，行为脱节化与功利性的终端梗阻。“说做分离”是知行转化的核心问题，理工类院校57.8%的学生因“专业务实导向”，行为脱节程度高于师范类院校45.3%。具体源于双重矛盾：一方面，价值选择冲突。多元思潮影响下，部分学生呈现功利性倾向。调研显示，42.6%的学生“在‘爱国行为’与短期利益如考研、就业冲突时，会优先选择后者”；例如，78.3%的理工类院校学生认同“科技报国”，但仅9.4%的学生愿意“选择艰苦地区的科研岗位”，体现价值认知与行为选择的脱节。另一方面，实践路径的缺失。高校虽提供实践载体，但缺乏针对性引导。数据显示，仅31.7%的实践活动会“为学生制定个性化行动方案”；65.2%的学生表示“参与活动后，不清楚如何持续开展爱国实践”，导致实践难以持续，影响“理论认同–实践自觉”的最终落地。
3) 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有待加强
调研发现，仅17.3%的学生认为“家庭、学校、社会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形成了有效配合”，三者在主体责任、内容载体、机制保障上存在多重梗阻，制约了育人合力的释放，且在两类院校的协同场景中呈现不同问题。
第一，主体责任碎片化与目标错位。家庭方面，68.5%的家长认为“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的责任”，仅21.7%的家长会“主动与孩子讨论爱国相关话题”。其中，75.3%的理工类学生家长因更关注孩子“专业成绩、就业薪资”，对爱国教育的参与度更低；19.4%的家长存在“价值偏差”，形成教育对冲。学校方面，高校虽为主阵地，但对家校社协同的激活不足。两类院校中，几乎没有教师会“定期与家长沟通学生爱国认知情况”；理工类院校因“重科研、轻思政”倾向，仅15.6%的院系会主动对接社会资源开展协同教育，目标聚焦于“理论传递”，忽视家庭、社会的功能互补。社会方面，各类场馆、社区机构等拥有丰富资源，但“各自为战”。82.6%的社会教育机构“未与高校建立长期合作”，仅在重大纪念日如国庆、建党节开展临时活动；37.9%的相关场馆表示“缺乏针对大学生的定制化教育方案”，难以与学校教育目标对齐。
第二，内容载体断层化与衔接缺失。家校社的教育内容与载体缺乏衔接，导致学生接收的信息相互割裂。一方面，高校侧重“理论深度与历史逻辑”，但与生活场景脱节；家庭侧重“行为规范”，对精神内核解读不足；社会侧重“事件性宣传”，缺乏理论支撑。例如，67.4%的学生表示“学校讲的‘科技报国’理论，与家庭强调的‘找好工作’、社会看到的‘科技成果展示’难以关联”，形成内容碎片化。另一方面，学校以“集体化活动”为主，家庭以“个体化影响”为主，社会以“碎片化体验”为主，难以实现载体联动。
第三，机制保障缺失与运行不畅。协同机制与保障体系的缺位，是制约合力形成的制度性瓶颈，两类院校均面临类似问题：一方面，沟通机制缺失。家校社的沟通多为“事务性临时沟通”，缺乏常态化沟通平台。数据显示，仅9.7%的高校建立了“家校社协同育人微信群/平台”；76.4%的家长、社会机构负责人表示“与学校沟通渠道不畅，难以同步教育目标”。另一方面，评价机制缺位。缺乏对协同效果的量化评估，进一步加剧失衡。仅7.3%的高校会“通过问卷、访谈评估家校社协同成效”；92.5%的思政课教师表示“因无评价压力，协同工作多流于形式”，最终形成“学校热、家庭冷、社会散”的局面，难以释放育人合力。
5. 培育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优化策略
培育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需从多维度探索创新优化路径，以突破现有教育瓶颈、提升教育实效。应聚焦教育内容与载体的创新重构，增强教育的感染力与吸引力；强化学生认知深化与实践引导的双向赋能，提升其将爱国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内驱力；构建家校社协同联动的长效机制，推动各方教育资源的深度整合与效能协同。三条路径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共同为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有效培育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1) 创新教育载体与内容，增强爱国主义教育感染力
以内容供给侧改革为核心，构建“历史纵深 + 时代横切面”的立体化内容体系，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从“单向传递”向“互动共鸣”转型。
第一，突破传统叙事框架，打造沉浸式教育场景。打破传统历史事件与人物解读的线性叙事模式，聚焦标志性历史场景中的个体命运与群体选择，将宏大历史叙事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体验。让AI、VR等现代信息技术赋能红色思政课教学，让红色旧址遗迹变“教室”，让红色文物史料作“教材”，让革命英烈模范当“教师”，让红色思政课更加智能、更有温度[3]。同时推动“行走的思政课”常态化，组织学生深入革命老区、博物馆、历史纪念基地开展实地研学，通过场景触发、实物感知深化价值认同。
第二，善用新媒体矩阵，开发轻量化互动产品。在交互式传播层面，搭建覆盖短视频平台、社交社群、学习APP的新媒体矩阵，开发“爱国知识闯关”、“历史故事配音”、“家国主题情景剧创作”等轻量化线上产品，鼓励学生以创作者身份参与内容生产——通过史料搜集、脚本撰写、视频拍摄等过程，实现“创作即学习、传播即内化”的自我教育效果，打破教育时空限制，提升参与主动性。
第三，对接国家发展现实，构建时代化内容模块。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与社会发展实践，开发“大国重器中的青年贡献”、“乡村振兴中的青春实践”、“科技攻关中的爱国担当”等专题内容，用鲜活案例阐释当代爱国主义的具体形态与实践路径。同时设置“全球化语境下爱国与开放的平衡”、“个人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协同”等思辨性议题，引导学生在价值辨析中摆脱狭隘认知，形成理性、开放的爱国认知体系。
2) 强化实践引导与认知深化，提升学生行为转化内驱力
以“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递进逻辑为核心，构建多主体协同的赋能体系，推动爱国认知从“理念认同”向“行动自觉”转变。
第一，家庭应构建生活化隐性教育场域。引导家长摆脱“教育责任全委托”误区，将爱国主义融入家风培育与日常互动——通过家庭话题讨论、亲子实践活动，将家庭责任与国家发展相联结，让学生在生活化场景中深化对爱国主义的具象化理解，为行为转化提供情感基础与原始动力。
第二，高校应搭建递进式育人体系。依托思政课程主渠道与专业课程隐性渗透，系统讲解国家发展规律与民族精神内核，帮助学生建立理性认知框架；通过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浸润式氛围，推动个体情感与民族情感产生共鸣，将外在规范内化为情感自觉；搭建“专业 + 爱国”融合实践平台，引导学生在专业实践中践行爱国理念，并通过实践反馈强化信念持久性，形成“认知–情感–行动”的闭环。
第三，社会应打造支持性实践环境。衡量一个人是否爱国，不仅要看这个人有没有理性的思想认知和坚定的情感意志，还要看其能否将爱国的思想情感转化为实际的爱国行为[4]。将爱国主义融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通过理论阐释、媒体宣传明晰其与个体发展的内在关联，夯实认知基础；建立“青年爱国行为激励机制”，通过典型表彰、媒体报道等方式肯定学生的爱国实践，强化行为价值感；完善社会反馈机制，让学生直观感知自身行为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增强行动效能感，推动个体行为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3) 构建家校社联动机制，凝聚教育主体协同育人向心力
以“责任共担、资源共享、机制共建”为原则，打破家校社“各自为战”的壁垒，构建全域协同的育人共同体。
第一，家庭应以家风建设为纽带，强化基础协同。通过日常话语体系的价值观传递，将国家发展、民族命运等议题转化为家庭生活叙事的自然组成部分，形成与高校理论教育相呼应的生活化阐释，在教育过程中“突出思想内涵，强化思想引领，做到润物无声”[5]。
第二，学校应以平台搭建为核心，激活协同效能。一方面，组建跨主体协同队伍，以思政教师为核心，联合辅导员、专业教师、校外实践导师组建协同育人团队，建立家校社常态化沟通平台，明确各方在教育内容、实践安排、反馈评估中的权责分工，实现信息互通与行动协同。另一方面，打造共享型文化载体：以爱国主义为内核，设计具象化的校园文化符号，并通过线上平台向家庭与社会开放符号解读资源，形成认知共识；同时设计“家校社共建”主题活动，明确各方参与角色，将校园活动延伸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文化实践，推动教育从“校园单向输出”向“全域共同建构”转变。
第三，社会应以资源整合为重点，强化联动支撑。一方面，推动历史纪念基地与高校深度合作。历史纪念基地需主动对接高校教育目标，系统梳理自身蕴含的爱国主义元素，开发标准化教育资源包，并与高校共建“实践教育基地”，联合设计“课堂理论学习 + 基地实地体验 + 实践成果转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块，实现教育内容互补。另一方面，共建清朗网络育人空间。社会媒体机构、文化平台与高校建立“内容共创 + 舆情共治”机制——共同策划符合青年认知习惯的爱国主义网络产品，同时联合开展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及时回应学生关切、澄清认知误区，营造积极正向的线上教育环境，实现线上线下教育效能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