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字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也是真正的中华基因。甲骨文等古文字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开展古文字英译工作有利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古文字与英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汉字以形载义的视觉符号系统，英文是以音构词的听觉符号系统。由于两种语言在语言结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种种差异，在汉字尤其是古文字英译的过程当中，往往存在着空缺现象。
2. 古文字汉英翻译空缺现象
2.1. 语义层空缺
王寅教授指出，说话者接触客观事物后，在脑中形成了对其反映的认知，这便是思维，这种思维即“语义”，是人们交际语言的中心所在[1]。中华民族的整体思维是一种重整体、重领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这一直观性思维在汉字上的体现为取象生义的造字特征，借助于描写事物本身直观、形象地显示事物的结果。其整体性思维倾向于将感性经验当作直觉的把握，在句子结构上表现为“意合”的特征，如汉语中的长短句，流水句，弱化了句子的排列顺序和连接逻辑，注重表意的整体性。西方人更倾向于分析思维，注重事物的逻辑和细节归纳，习惯于从重复的现象中分析出规律。英语单词的排列组合的造词方式和严谨的语法、句法体系是“质”的思维的反映。这一思维模式在英语句法结构上表现为“形合”的特征，重视有形的句法联结手段如曲折变化，复合句结构，分词词组，将句子连接起来，逻辑明确，结构清晰。综上所述，表意汉字与拼音文字呈现特点是：事物表象–概念(汉字由视觉直接进入概念)–思维；拼音文字–事物表象–声音(字母文字)–概念(由声音转化为概念)–思维[2]。汉字是通过视觉直接进入思维，而英语文字是依赖声音转化为概念进入思维，两者的区别体现了不同的思维对文字产生了影响。思维方式的不同影响了汉英词汇，短语，句子之间的不同表达，对语义空缺有一定影响。这种空缺现象在跨语际交流中十分普遍，翻译处理不当，则会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王恩冕指出，由于语言各自有独特的语义系统，语符除所指意义，在语境中还会产生各种关联意义、语法意义和位置意义等，语言转换时很难做到语义等值，改变语言形式势必会造成语义损失。古文字与汉代白话文字尚且因时空错位而差异悬殊，若转换为英语文字必然会产生语义的空缺[3]。语义上的空缺较为突出的一点是词汇空缺，在英汉两种语言上的表现在不对等的词语内涵上。主要体现有两点，第一是汉语独有词汇，无法在英语语言中找到对应词。第二是两个不同的语言表达的表层含义相同，但是深层含义有所差异。前者举青铜器为例，青铜器作为文明的核心器物载体，为商周青铜器铭文(金文)构成汉字演变做出了突出贡献。笔者以青铜器物名称英译的绝对空缺代表“爵(jué)”与“鬲(lì)”为例。“爵(jué)”是古代饮酒的器皿，三足，以不同的形状显示使用者的身份。英语文化无三足柱帽饮酒器，译作“ritual wine cup”完全丢失礼器特征。“鬲(lì)”是一种蒸煮炊具，器型小的可用于烧水加热事物和盛酒，其形似鼎，有圆有方。西方炊具无类似结构，但是译作“tripod pot”既无法体现其技术特征，也无法让读者与其他器物区分。
后者举“孝”为例，古文字当中的“孝”的形象演变如“
”，《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4]。”古人构造“孝”字，其上半部分象征着长发长者，代表着岁月的沉淀；下半部分则如一个张开双臂的孩子，寓意着年轻一代的活力与担当。这一巧妙的构字，生动地展现了“孝”的本义：年轻的后人要对年老力衰的长辈尽心尽力地奉养，以恭敬虔诚之心回报养育之恩，同时也蕴含了亲缘关系之间的代际传承。然而“孝”字在英文中没有直接对应含义，跨文化交际中普遍接受的“孝”翻译是“Filial piety”。牛津英汉双解词典第10版对“filial”解释为“connected with the way children behave towards their parents”。“piety”为“the state of having or showing a deep respect for sb/sth, especially for God and religion”。“piety”一词在英文中强调的是对宗教信仰中的虔诚与尊重，与中文“孝”字表达子女对父母的奉养，尊敬，顺从的含义有明显差异。尽管“Filial piety”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传达“孝”的概念，但它无法完全涵盖“孝”字所蕴含的丰富情感与含义。
2.2. 文化层空缺
古文字翻译不仅事关语言层面的问题，更涉及极为庞大的文化问题，其中包括价值观取向、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等。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会对其语言文字产生各个层面的影响[5]。因此译者需要很大程度上关注到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层空缺指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因历史、宗教、社会结构差异导致的不可直接对应的文化概念。由于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和对祖先神灵的崇拜，古人十分信仰天地和祖先。以甲骨文为例，这种文字是中国商代晚期的占卜文字，通常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记载了大量商朝时期的占卜活动和历史事件，包括战争、农业、气象、祭祀等。金文是青铜器上的铭文，与甲骨文同一体系，但是更加规范和成熟。青铜器主要用来祭祀上天和祖先，是古代的礼器。因此，古文字与宗教信仰息息相关。与汉字的象形表意不同，西方字母文字更倾向于抽象符号化，其演变过程深刻嵌入了欧洲海洋文明的商业、宗教、法治和科学传统。在欧洲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基督教是他们主要的信仰。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统治下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团体，在这种文化之下，他们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世界的布局体现了上帝的旨意。这种信仰体系与汉字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概念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独特性。举“孝”字文化内涵为例，古往今来，“孝”被帝王和思想家列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是中华美德的核心内容。《孝经》中定义“孝”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强调孝是天地间最自然的感情，孝被置于道德规范的最高地位。在政治上，帝王倡导以孝治天下。甚至出现了“举孝廉”政策来倡导孝顺的重要性。在思想上，孝在中华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儒家思想提倡“孝”，孔子提出了“孝为人之本”。在宗教上，古人建立宗庙，供奉祖先来表达“孝”。在法律上，隋唐时期，不孝被定义为十恶之一。由此可知，孝是贯穿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象征。显而易见，孝的文化层面在英语国家文化中属于空缺现象。西方感激并尊重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更加注重亲子间的平等和独立思考，在对待亲人的家庭观念和道德责任的根本观念不同。
2.3. 审美层空缺
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借笔画描摹事物，以形达意。传统上以“六书”为造字规则。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确定“六书”的名字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英语字母文字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6]。罗马人在公元2世纪对欧洲全面掌控欧洲，他们的拉丁语言成为了欧洲的通用语。西方人采用字母描写语音形成了文字。其字型与读音紧密相关，与事物本身形象方面却没有直接关联，体现了字与义对照关系。由此可见汉字主要构成是由象形演变而成的笔画和偏旁部首，采用组合法构成方块字，具有直观性。英语文字构字基因为字母，采用排列法构成拼音文字，具有很大的抽象性。为大众熟知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字就是诞生于早期先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是人们对自然界万物进行视觉凝练而生成的符号化文字。甲骨文这种符号化特征，深刻展现了结构之美。由于甲骨文早期构字模式并不固定，因此由人类对自然物象投射而生的图形文字之间又蕴含着独特的意象思维。就结构特征来看，甲骨文以刀代笔的书写方式，暗含线条的节奏韵律，字形的参差大小，章法的错落有致，具有符号化文字的书写结构形态之美。比如装饰吉祥文字构型，就是“利用汉字的基本笔画通过添加、组合、变形、取舍等多种装饰手法进行组合构成的图形艺术，它强调汉字的装饰美和象征寓意，既合乎汉字的间架结构组合和基本形态，又不仅仅注重汉字的可识性和可读性，其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手法多变，是中国汉字除了书法之外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文字艺术”[7]。甲骨文立象生意的表达方式又蕴含了物象生动之美。这一直观性的物象生动之美，有图画与笔画的传神，在于像与不像之间的特点。随着时代发展，图像化的形象美逐渐演化成符号化的抽象美，但是字里行间仍然暗含其构型造字的原始审美理想。比如吉祥文字图案的内容通常采用“谐音、喻义、象征”的表现手法，来寄托情意和表达吉祥的祈求，体现了从物到图到意的审美取向。这种由“观物取象”发展到“立象尽意”的意象表达方式，深刻体现出甲骨文所表现出的一种“先进”的造型理念：为语言不能完全地把握和描述世界时，那么“立象”便是“尽意”的最优方式[8]。如2025年春晚蛇年吉祥图案巳巳如意纹，通过双“巳”对称排列，形成类似如意纹的几何结构，又谐音“事事如意”，包含生活兴兴向荣，吉祥如意的美好期许。“巳”的寓意深远，在甲骨文中，“巳”的字形像胎儿，象征生命的诞生和延续。《玉篇》记载“巳，嗣也，起也”，代表子孙的绵延繁育，象征家庭的兴旺与发展。《说文解字》更是解释“巳，巳也，巳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现，成文章”，描述了自然界的规律，蕴含了生生不息和兴旺发达的内涵。
就意象特征来看，意象是指审美意象，以表达哲学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为基本特征，在抽象思维中创造出来的，具有求解性和多义性从而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古文字中的审美意象，因其独特的造字方法，体现了形意结合的思维模式。举“暮”字为例，甲骨文中“暮”字表达有多种。第一种为“
”，这个字中间是日，四周是草，日落于草莽之间。它凝结了一幅太阳从芳草间缓慢落下的图景。第二种为“
”，中间是日，上面是木，日落于树林丛中，凝固了一幅太阳隐退于林木之中，从地平线下沉的图景。第三种为“
”，树木间站立一只飞鸟，彷佛能望见日落深山，万鸟归林的画面。第四种为“
”，日落于禾粟之间，穿越千年，似乎能够看见先民在农地里辛苦劳作，抬头已是日暮时分，太阳从禾粟之后缓缓下沉的景象。甲骨文自身具有信息，在造字设计上，往往将对物象的理解外化成象形符号，将形、意巧妙结合，具有趣味性，自然性和艺术性的特点。
鉴于对自然万物的洞察和对生命情感的体悟，先民将物象艺术性地再刻造于甲骨之上，向鬼神通意，诞生了文字原始的使命。甲骨文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结合了许多审美因素，包括线条灵活的结构之美，物象生动的形态之美以及抽象的意象之美。甲骨文的字意的象征力和图像的想象力浑然一体，交相辉映，形成审美观念[8]。总而言之，古文字的审美是英语拼音文字所空缺的，将这一审美意象准确和完整的传达，对于传播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3. 翻译补偿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尤金·奈达在《语言、文化与翻译》一书中阐述了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文化适应性[9]。从功能主义的视角讨论了补偿问题，在同构的基础上提出了功能补偿方法。他认为可以对同构缺失进行补偿，实现功能对等，从而准确再现原文意义。可见，奈达宏观的翻译补偿思想，为翻译补偿提供了一定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纽马克十分重视文本功能，并以其为基础，将文本类型划分为信息性文本，表达性文本和词汇性文本，按不同类型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补偿手段[10]。纽马克的补偿思想主要针对文本功能。此外，他对于补偿与简洁需要达到一种平衡的观点，能够使补偿有度，避免盲目补偿和超额补偿[11]。奈达与纽马克的补偿思想有其相似之处，两者都在先前构建的理论基础之上关注到翻译的空缺问题，并提出了一定的对策。不同之处在于，奈达针对文本之间损失提出恰当的补偿策略，从而实现功能对等。纽马克主张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选择补偿策略，强调最小干预原则，避免过度补偿。沃尔夫拉姆·威尔斯主要从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视角系统化探讨了补偿机制，他认为，补偿应该同时考虑到原文和译文，以实现文本的交际同步，且补偿是“对源语文本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义或形式损失的有意识弥补”，强调其作为系统性翻译策略的地位，而非临时补救措施[12]。赫维与希金斯在《翻译研究的基本概念》中针对语用问题，提出了系统化的翻译补偿理论，强调策略性调整以解决翻译中的文化、语言和修辞差异[13]。不同于之前学者的翻译补偿理论，他们将补偿理论进行分类，更具系统性与灵活性。综上可以看出，在西方，翻译补偿理论并未形成一套系统化的理论。许多西方学者对于翻译补偿，都是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提出了一套策略与方法，将其作为翻译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手段，强调在文本转换和语言交际的重要作用。
在国外翻译理论流入的背景下，国内的学者主要从翻译实践中摸索翻译策略以及方法。译者往往在翻译活动中不自觉弥补各种损失，并总结补偿策略。柯平基于现代符号学和语言学，提出补偿是译者有意识地运用变通和补偿手段，弥补因语言或文化差异导致的原文意义、功能或形式损失，以实现译文与原文的“神似”的境地[14]。语义补偿方面，审美补偿方面，张美芳认为，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考虑目的语读者的语言，把原文信息重新表达出来，不仅需要词法、句法方面的转换，而且需要采取一些补偿措施对信息进行重组[15]。马红军提出了显性补偿和隐形补偿概念，并评论了语言手段、补偿位置、效果对等，翻译单位等与补偿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16]。夏廷德认为补偿是确保译作完整传达原文信息、意义、语用功能、文化、审美形式的必由之路。并从三个维度出发，提出了六项原则，深入探讨补偿策略[17]。他还对古典书籍翻译中的损失和补偿原因深入讨论，并提出了基于时间、空间和类型的八种补偿办法，涉及语言、美学等领域。这一框架为打破语言内部模式局限，超越不同审美范畴与文化障碍提供了新思路，是降低翻译损失，持续改进翻译质量的一个可行的理论框架。
回顾文献得知，多数学者对于补偿理论有着普遍共识，追求原语与译入语之间的平衡是翻译补偿的最终目标，他们将目光多放在文化，功能和语义层面的补偿，实际应用到文学，科技，诗歌甚至是影视字幕领域，且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中国学者翻译中国典籍起步较晚，新时代中西交流繁荣的背景下，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文化影响力日益扩大，典籍翻译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大部分学者将目光转向典籍翻译并探究相关的策略，但是针对古文字文化领域的研究较少，因此译者综合前人学术理论与自身翻译经验，从语义，文化和审美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
4. 古文字英译空缺现象的翻译策略
4.1. 语义层面
4.1.1. 音译法
当源语词语在译入语中存在语义空白，翻译无法从词汇语法语义转换入手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音译法。对于古文字英译，有相当多的词语是英语词汇中所空缺的，举例“鼎”来说，鼎是中国古代用于烹饪事物的器物，也是重要的礼器，多以青铜铸成，是权力的象征，常被赋予“显赫”、“盛大”、“尊贵”的含义，常见的翻译为“vessel”、“tripod”和“cauldron”英语释义分别为“a container used for holding liquids, such as a bowl, cup, etc.”，“a support with three legs for a camera, telescope, etc.”，“a large deep pot for boiling liquids or cooking food over a fire”。此类词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鼎的含义有所关联，但是实际内涵却差之甚远，英语读者阅读时很难将其与中国古代的青铜器物联想起来，容易造成错误理解。因此在无法找到英语对等语义的情况下，对于此类文字，可以采取音译的方法，将“鼎”直接音译为“Ding”，使其成为目的语读者语言的外来词汇，为对方所接受，既可以保留源语特色，又可以避免因语义空缺带来的误解。
4.1.2. 意译法
当源语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表达，音译无法把原意表达出来时，意译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在古文字翻译上，如果无法保留原语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可以将原语的形象意义为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形象，达到原文的语用目的。例如，“六书”是最早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包括“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假借”，“转注”。由于英语与汉字有着不同的构字系统，所以这一类词语语义在英语中是空缺的。“象形”是用文字的线条，把要描绘的事物，具体地勾画出来，英译为“Pictographs”，采取意译的翻译方法，形象地表达了这一词语的独特内涵。“形声”是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构成的合体造字法，英译为“Phonetic compounds”；“指事”是在绘画中含有较抽象的事物，英译为“Simple ideographs”；“会意”是指由两个或者多个独体字组成，所以组成字形或者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英译为“Compound ideographs”。“ideograph”英语含义有“会意”的意思，结合原文的意义，采用意译的方法，使目的语读者更容易接受这些专有名词背后的含义。另外对于一些较复杂的青铜器器名，可以灵活采用意译和音译相结合的方法，比如“人面纹方鼎”可以翻译为“rectangular ding with human-mask motif”；“妇好扁足方鼎”译为“Fu Hao rectangular ding with flat legs”；“鱼形壶”译为“Fish-shaped hu”。对于一些带有描绘性的表达，应该采用意译的方法，清楚展示事物的特征，对于一些包含目的语语义空缺的表达，采用音译的方法，保留传统的特色，避免引起曲解。
4.1.3. 增译法
增译法是根据目的语语言词句和语义的需要，在翻译时增添某些词句更好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当原文对原语读者来说易于理解，但对译入语读者而言却较为陌生时，考虑到语义明确性和文化适应性，译者可以采用增译的方法，通过补充必要的背景信息或解释性内容，来弥补语义上的空缺，从而帮助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含义。如例1所示，主父偃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纵横家，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直言敢谏而闻名于世。如此人物在英语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词汇，因此采取音译的方法。但是仅仅音译无法清楚阐明人物身份，容易引起误解。结合上下文考虑，译者采取了增译的翻译方法，添加了“the notable figure”，解释了人物身份，弥补语义空缺。
例1：汉代的主父偃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是指死后烹。
英译：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notable figure Zhufu Yan remarked, “丈夫生不五鼎食(zhàng-fū-shēng-bù-wǔ-dǐng-shí), 死则五鼎烹(sǐ-zé-wǔ-dǐng-pēng)”. This phrase suggests that one should either attain a high status and enjoy the associated luxuries symbolized by the five cauldrons, or face the severe punishment of being cooked if one does not. Here, it refers to being cooked after death.
4.2. 文化层面
4.2.1. 音译+
音译是一种基于语音的翻译方法，通过按照文字的读音拼写出相应的词汇。当在中西方文字的语义和文化方面存在空缺时，音译法便成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当今的翻译实践中，音译主要应用于人名、地名、品牌名称以及技术术语等领域。例如，人名“李白”翻译成“Li Bai”，地名“北京”译成“Beijing”，品牌名“华为”译为“Huawei”等。在这些领域中，音译不仅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发音，还能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内涵。然而，在古文字翻译领域，简单的音译往往不足以应对古文字独特的语义和文化背景信息。古文字，如甲骨文和金文，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其意义和用途远超出单纯的语音表达。例如，甲骨文中的“卣”和“鬲”分别指代特定的祭祀用具，这些字的含义与古代的宗教信仰和礼仪制度紧密相关。如果仅采用音译，将“簋”译为“You”，“鬲”译为“Li”，虽然保留了发音，但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却难以传达。因此，如表1所示在翻译古文字时，可以采取音译+的模式，包括音译 + 阐释，音译 + 高清图像，音译 + 阐释 + 图像，以确保读者能够全面理解古文字的丰富内涵。比如青铜器古文字翻译，食器“鬲”为象形文字，古文字表达演变如图“
”，是煮饭用的炊器，一般为侈口、三空足。由此可见，青铜器器名的字形是由人对器物造像观察描绘而来，是英语国家所空缺的，因此，可以灵活采用“音译 + 阐释 + 图像”的方法。音译能够保留汉字发音，阐释补偿了因为在英语语言中无法找到对应词汇造成的语义空缺，图像传递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从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入交流。
Table 1.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bronze vessel names “鬲 (lì), 卣 (yǒu), 簠 (fǔ), 盨 (xǔ)” under the “Transliteration+” compensation strategy
表1. “音译+”翻译补偿策略下青铜器名“鬲、卣、簠、盨”英译
Chinese |
English |
鬲(Li) |
a type of cooking vessel used for boiling food, generally featuring a flaring mouth and three hollow legs |
卣(You) |
a vessel with a narrow neck and wide body, often used for containing wine or liquid offerings |
簠(Fu) |
an ancient large bronze percussion instrument that was typically used in ceremonial music activities |
盨(Xu) |
an ancient percussion instrument, commonly used in various ceremonies and celebrations |
4.2.2. 图文互证法
图文互证法是将文字与图像结合起来进行相互印证的方法，能够弥补文字记录的不足，帮助读者更准确地还原历史场景，理解古代文化和社会生活。古文字的载体多种多样，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书写习惯、技术水平和文化习俗，常见的古文字载体有甲骨，青铜器，竹简与木牍，帛书，陶器，石碑，玉器等。在翻译古文字典籍时，仅靠文字难以还原古代场景或解释某些复杂的文化现象。利用图文互证法这一种视觉化手段，能够高效、直观地呈现古文字的复杂信息，进行字形解析，器物还原，时空关系梳理，从而辅助读者进行文本理解。例如，结合石碑的物理形态和考古背景来英译石碑铭文，能够更准确地向目标语言读者传达石碑文字的历史背景、书法艺术和文化价值。如例2所示，这段文字取自《古文字趣谈》书籍，是对爨宝子碑(如图1)和爨龙颜碑(如图2)进行解释，并进一步描述了“爨”的具体写法，此时采用图文互证法，添加出土文物图片，并附上相关信息，不仅可以增强读者对古文字的理解，还能够传达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现陈列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北苑路曲靖一中爨碑文化博物馆。
Figure 1. “爨宝子碑(cuàn-bǎo-zǐ-bēi)”
图1. 爨宝子碑
现陈列于云南省曲靖市庐江县马街镇薛官堡村。
Figure 2. “爨龙颜碑(cuàn-lónɡ-yán-bēi)”
图2. 爨龙颜碑
例2：东晋时的爨宝子碑如图1，南朝宋的爨龙颜碑如图2所示，都是清代学者在云南发现的，世称二爨，是研究书法的重要材料。但两碑中的爨字都把下面的双手“大”省去了，火也成了四点，可见当时的书法家也觉得此字难写。其后出现的行书、草书，也都把“大”省去，几乎没有一个是按原来结构写的。
英译：The “爨宝子碑(cuàn-bǎo-zǐ-bēi)”, as shown on Figure-1, from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爨龙颜碑(cuàn-lónɡ-yán-bēi)”, as shown on Figure 2, from Southern Song Dynasty are two ancient steles both discovered in Yunnan by Qing Dynasty scholars and collectively known as the “Two Cuans”. They are significant for the study of calligraphy. However, on both steles, the character “爨(cuàn)” omits the “大(dà)” (big hands) component at the bottom and simplifies the fire element to four dots. This suggests that calligraphers of the time found the character difficult to write. Later scripts, such as running script and cursive script, also omitted the “大(dà)” (hands) component, with very few adhering to the original structure.
4.2.3. 文字注释法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异化的翻译策略无法全面揭示文字背后的文化背景信息，因此译者需要采取添加注释的翻译补偿手段。英译典籍中注释是联系作者、译者和读者的桥梁，是翻译补偿的最常用手段。文字注释是以文字形式对文本内容进行补充说明的注释方式，也是翻译界广泛使用，较为普遍的一种补偿方法。文字注释可分为文内注释和文外注释，文内注释主要以小括号的形式添加说明，补偿英译中的损失。文外注释主要以脚注、尾注、附录的形式出现，体现出阐明字词的本义，引申及文化内涵的功能。如例3所示，《正字通》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字典，由明代学者张自烈编撰，在汉字研究、字义解释以及语言学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显然，简单的英译无法阐明书籍背后的文化信息，因此采用文内加注的方法解释其背景信息，弥补文化空缺。文字注释的方法能够给让读者明了文化背景信息，利于文化空缺的补偿，在使用这一方法的时候，要遵守简洁易懂的原则，以简洁的语言传递最优化的文化信息，不可繁杂啰嗦。
例3：对于楷书的具，是有人作过一番解释的，那便是《正字通》的作者，明朝末年的张自烈。
英译：Zhang Zilie, author of the Zheng Zi Tong (a renowned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provides an insightful explanation of the character “具(jù)” in regular script.
4.3. 审美层面
随着科技的发展，多模态翻译法成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新媒介。信息的传递已经跨越传统的语言文本形式，由多种媒介共同建构与传播，如图像、音视频及新技术等。社会文化实践的基本范式已呈现出多媒介性，信息的建构和互动也呈现出多模态化的普遍特点[18]。鉴于甲骨文字自身的造型和符号属性，潜藏独特的美学原理，探讨多模态翻译补偿策略，能够补偿古文字英译的形态美和意象美学特征空缺，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古文字这一传统优秀文化。多模态符号包括语言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及新时代数字技术等，信息的传递需要结合特定的社会语境，对这些不同的模态符号资源进行重组，利用恰当的载体将其传播出去[19]。因此，针对古文字独特美学特征，可以采取多模态图像展示和多模态影像演示的多模态翻译方法。
4.3.1. 多模态图像展示
汉字不同于西方文字，一撇一捺之间尽显形态之美。古文字有着强烈的视觉特征，单一进行文本含义翻译，在形态美上会产生损失，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局限于语言和文字，而是要将“象形”这一最为突出的视觉特征纳入翻译转换的考量范围。例如，在甲骨文字的形态美再现上，可以采取数字技术精准扫描出土文献中的古文字字符，将其转化为高清数字文本，将视觉及其他多模态元素纳入翻译之中，能够极大程度的呈现文字的形态和其他构成信息，利于英语国家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古文字形态之美，拥有与原文读者想象的阅读效果。
4.3.2. 多模态影像展示
古文字取象于自然万物，笔画结构之间有着独特的形象之美，而其中又蕴含着似与不似的意象之美。显然，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字属于视觉模态和听觉模态的有机融合体。例如，甲骨文的组成部件大多取自生活实践之中具体的形态，单一进行含义阐释与图像展示，英语国家读者很难了解文字之后的意象美学特征。在甲骨文的翻译转换中，对于纸质文本，译者可利用简笔画绘画成图像附上，借助插图再现原文字的意象，使文字更加直观具体，生动形象。对于数字文本，可以制作动画，让象形文字回归实物，多模态拆解组合部件，利用影像的方式，将文字、图像、听觉模态和音频等置于同一空间，突破传统的文字转换，让文字活起来。
总而言之，相较于其他文本翻译，古文字英译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多模态理论的兴起，给古文字英译带来了新的机遇，文本的翻译不在局限于传统的翻译范式，而是综合考虑其英译的多模态化，融合视觉符号，行为符号和语言符号，构成古文字文化文本的多模态翻译范式，助力古文字文化典籍走出去，在英语国家广泛传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5. 古文字英译空缺现象的翻译策略
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这些国家战略的指引下，古文字文化的传播承载新时代的重要使命。古文字典籍的翻译，本质上是一场语言文化再构造过程。本文通过梳理古文字英译过程中的语义空缺，文化空缺和审美空缺现象，探索古文字英译补偿的方法和策略。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译者需要采用灵活的翻译补偿策略，与时俱进，最大化地阐释古文字语义，还原语境，传递审美特征，在充分尊重文本的基础上，从两种语言和文化中寻找一种对等的形式，达到平衡的效果，从而使热爱且不熟悉原语言文化的外国读者可以理解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