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所谓社会化，是指个体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并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1]。在这一过程中，儿童阶段的社会化尤为关键，对其整个人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儿童社会化是指儿童在社会性及个性形成与发展的动态历程中，通过参与特定的人类物质文化实践活动，在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逐步习得社会规范、掌握社会技能、内化价值体系等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素质，最终实现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完整过程[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儿童社会化问题逐渐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重视。家庭作为儿童实现社会化的初始环境和核心场所，承担着首要且基础性的教化功能。儿童最初关于社会常识、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的认知，往往源于家庭；与此同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及社会化目标也主要通过父母传递给下一代。家庭对幼儿心理发展的塑造，本质上体现为家长所秉持的价值观念对其社会化过程的导向作用，即家长将已内化的社会文化模式传导给子女。科学、积极的教养方式有助于促进儿童社会能力的健康发展，而不恰当的教养方法，则可能对其社会性成长产生消极制约。父母作为孩子最早且最重要的教育主体，其采用的教养策略深刻影响着儿童社会化的方向与质量。
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的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这种组合方式是相对稳定的，不随情境的改变而变化，它反映了亲子交往的实质[3]。Darling等人提出，父母教养方式反映了他们在对待子女时所持的总体态度与行为倾向，是其在教育情境中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4]。通常可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四种典型类别：权威型、专制型、放纵型和忽视型。这些教养方式是在日常亲子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并深刻影响着子女对社会化过程的接受程度，同时也决定了父母教育行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本文将对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深入分析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并对未来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展望。
2. 父母教养方式影响儿童的理论基础
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发展是内部特质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动态交互深刻影响着个体的身心成长进程。个体始终处于庞大生态体系之中，其成长轨迹会受到生态系统内多元因子的影响与约束[5]。以微观层面的家庭系统为例，父母教养方式通过营造特定的个体成长环境，对个体行为塑造以及融入社会的过程产生显著影响。概括来说，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家庭系统的关键要素，对个体成长发展意义重大。
Bell所提出的双向模式理论表明，亲子关系呈现为双向交互的动态过程[6]。儿童先天的气质特点会作用于父母的教养行为与态度，在此过程中，父母与子女彼此持续调整以适应对方。该理论推动了研究视角的转变，使研究重心从侧重父母对子女的单向影响，逐渐聚焦于亲子间的双向互动，尤其是儿童特质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反作用。
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Lerner提出了发展情境论[7]。该理论指出，个体发展并非单纯取决于内在要素，而是个体与所处物理及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家庭作为儿童成长的初始环境，意义重大，其中父母的教养模式会深刻影响儿童的心理状态、行为特征等多方面表现。
3.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
3.1. 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
在儿童社会化发展的研究领域，学者普遍认为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水平有重要影响。作为该领域的奠基性理论，Baumrind通过形态类型学方法，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划分为权威型(authoritative)、专制型(authoritarian)与放任型(permissive)三种类型[8]。这一理论划分不仅为跨文化比较提供了共同参照，也为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建立了比较基础。
在中国语境下，关颖[9]等人以3至9岁儿童群体为对象，深入分析了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发展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采用民主型教养方式的家庭，其子女在社会性发展高分群体中占比显著高于宽容型与专制型家庭。这说明，这说明民主、平等与和谐的亲子关系能营造积极教养氛围，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儿童社会化品质的发展。相比之下，宽容型教养方式虽赋予儿童较多自主权，但由于约束不足和引导缺失，此类方式易导致其社会认知与行为表现不够成熟。而专制型教养方式通常源于父母“为子女长远发展考虑”的初衷，表现为高度控制与过度保护，客观上抑制了儿童自我意识与自主能力的发展。这种教育实践非但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因违背儿童发展规律而制约其社会化进程。
在此基础上，心理学家张建新[10]借助因素分析法，将家庭教养方式划分为理解鼓励型、过分约束型、冷漠专制型以及限制保护型这四种类型。理解鼓励型父母态度和蔼，主动鼓励帮助子女；过分约束型父母对孩子限制多，孩子缺乏自主选择；冷漠专制型父母不顾孩子感受，强行要求服从；限制保护型父母过度关注孩子动态。张建新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正向的家庭教养方式，如理解鼓励型，有助于促进孩子的个性发展；而其他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儿童的社会化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深入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类型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综合来看，这些研究虽路径各异，但均一致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社会化发展有着显著影响。采用积极教养方式的父母，能借助合理的教育引导，帮助儿童塑造完善的人格品质，推动儿童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进而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3.2.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各个具体方面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不仅关注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整体影响，还深入探讨了其与社会化各具体维度之间的关联。例如，多项研究聚焦于教养方式与儿童自我概念的形成之间的关系[11]-[14]。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行为与子女的自我概念发展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在儿童成长的不同年龄段，不同的家庭教养模式会通过影响子女的情绪体验，从而塑造出他们各自特有的性格和心理特点。民主型教养方式的特点是父母重视给予孩子情感上的支持，注重和孩子进行理解与沟通。这种教育互动方式能让子女拥有积极稳定的情绪，使他们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给予自己肯定的评价，并且对未来发展抱有积极的期待。实证研究证明，这种健康的心理状态能显著促进儿童在认知发展、身体素质、学业成就以及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成长，最终让儿童形成客观积极的自我评价方式和清晰的自我认知体系。综合现有的研究结论能够发现，父母教养行为里具有支持性的因素，如情感鼓励、主动参与等，和儿童自我概念的健康发展是正相关的关系；而否定性的教养行为，如粗暴干涉、情感忽视等，则可能会阻碍儿童自我概念体系的正常构建。
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网络成瘾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联[15] [16]。积极型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与支持，能够显著降低子女网络成瘾的风险。这类教养行为有助于儿童将外部规范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增强自我调控能力，从而形成健康的网络使用习惯，有效规避网络沉迷风险。相反，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如频繁批评、忽视或过度干扰，容易使儿童承受负面评价、情绪困扰及心理压力，并诱发其依赖或逃避倾向。这类行为可能削弱儿童的自主性与目标感，使其在现实环境中难以获得足够的满足感、安全感及成就感。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儿童会转向虚拟世界以寻求情感补偿，若这种逃避现实的行为模式在虚拟空间中获得持续强化，将进一步加剧儿童对网络的依赖程度，显著提升网络成瘾的发生概率，最终对其社会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现有研究表明，父母采取的教养方式对儿童自尊水平的发展有明显的关联性[17]。具体来看，父母若采用情感支持型教养方式，比如给予孩子温暖关怀、理解孩子的感受，能帮助孩子逐步建立起健康的自尊体系，让孩子更认可自身的价值。相反，要是父母经常采用控制型教养方式，像对孩子进行严厉惩罚、过度干涉孩子的生活、拒绝和否定孩子等，会在不同程度上阻碍孩子自尊的发展，使孩子对自己的认同感下降。后续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教养模式对儿童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以及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18] [19]。青少年在认知归因方面表现出的特点，和他们早期所处的家庭教养环境有紧密联系：那些具有消极归因倾向的个体，在童年时期更多遭遇过母亲情感上的拒绝与否定、父亲严苛的管教等负面教养情况，而较少得到父母双方的温暖关怀与支持[20]。这种早期的教养经历会影响孩子对信息的认知和处理方式，最终形成孩子独特的自我评价方式和情绪应对模式。
当前研究虽系统揭示了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各维度的关联，但仍存在多重局限。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依赖横断面调查或自我报告量表，这种设计虽能捕捉特定时间点的关联，却难以确定因果关系。例如，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影响——消极教养可能引发网络成瘾，而子女成瘾后的行为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父母的教养态度。未来研究需结合纵向追踪设计或实验干预，通过多时点数据采集或控制混淆变量，增强因果推断的可靠性。其次，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国家以控制干扰变量，但文化差异显著。中国作为典型集体主义社会，家庭关系备受重视，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尤为突出。研究样本的局限性制约了结论的推广价值。跨文化比较研究需要更深入地考察文化价值观如何调适教养方式的效果。最后，尽管研究发现教养方式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等中介变量影响社会化，但对神经生理机制或社会认知过程的探讨仍显薄弱。未来研究可整合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社会学理论，构建更全面的解释框架。
4. 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
父母所采用的教养方式在其子女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深远而持久的作用。对影响父母教养行为的因素展开研究，有助于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提升与干预策略。这些影响因素涵盖多个层面，包括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子女的个体差异等。其中，父母自身具备的素质与条件，构成了决定其教养方式最直接且关键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父母的角色功能差异
父亲和母亲在家庭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种分工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性格特点以及教育孩子的方式。在家庭功能方面，父亲不仅要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认识社会、掌握在社会中立足的能力[21]。相比之下，母亲的主要职责是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母亲会持续地给予孩子情感上的关怀，帮孩子建立安全感，并通过共情的方式与孩子互动，从而和孩子建立起稳定的情感依恋关系。Paquette在研究中指出，父子关系可以定义为激活关系(activation relationsh)，这种关系的特点是父亲通过有刺激性的互动，激发孩子的探索行为；而母子关系则属于依恋关系(attachment relationship)，主要以情感联结和照顾行为为特征[20]。尽管当前社会中有更多女性参与职场，父母双方在教育中的职责和方式正在逐步调整，但母亲仍然在儿童日常照料与情感支持中发挥着核心作用[22]。这种分工模式虽然在日常时间分配上有所改变，但父母角色的基本功能并没有变，只是具体的教育行为在实施频率和方式上做了相应的调整。
4.2.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是以个体或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及职业地位为核心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其本质是反映社会成员在资源获取能力上的层级差异，涵盖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等多维资源储备。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会显著影响他们的教育方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更倾向于通过积极介入子女学习过程来促进学业发展[23] [24]。另一方面，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也更倾向于赋予子女更多自主权，而非采取严格控制的方式[23]。这种教养方式有助于孩子形成独立思考和自我约束的能力。与之相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父母教养方式更偏向专制型，往往制定严格的规矩，常用惩罚手段来控制孩子，在和孩子的情感交流上不够积极，参与度较低[25]。这种教养方式的差异，一部分是因为经济条件有限给父母带来较大的教育压力，另一部分则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对孩子未来发展有不同的期望。
4.3. 父母的人格
人格特质对个体的行为模式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包括父母在教育子女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父母性格中如果外向特质突出，往往更善于表达积极情绪。这类父母在与孩子相处时，能更敏锐地察觉孩子的需求，通过情感共鸣和给予支持回应，为孩子营造温暖的成长环境；父母若神经质特征明显，由于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在教育孩子时往往更关注自身感受。他们常通过惩罚孩子、疏远孩子情感以及过度控制孩子等方式来维持家庭秩序，这种教育模式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情绪调节能力[26]。
4.4. 父母的压力与情绪
当父母持续面临较大的压力时，他们常常会产生出焦虑、易怒、暴躁、低落等负面情绪。若父母长时间被这些负面情绪所笼罩，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就容易表现出情感关怀与理解的缺失，转而更多地采取责备、打骂、惩处等手段。同时，在教育孩子时，他们还可能运用“移置”的心理防御机制来排解内心的负面情绪，或者对孩子放任不管，采取放任不管的教养模式[27]-[29]。
5. 结论与未来展望
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父母教养方式如何影响儿童社会化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清晰认识到，父母所采用的教养方式对儿童走向社会化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在方法论、文化适用性和机制解释等方面仍存在局限。未来研究需在以下层面深化：
一是加强纵向追踪设计，通过多时点追踪以精准厘清各变量间的预测关系，获取更具说服力的数据支撑。
二是未来研究可着眼于跨文化比较视角，深入分析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父母教养行为的差异及其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具体作用机制，从而为家庭教育和儿童成长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切合实际。
三是关注新兴教养情境，研究数字技术对传统教养方式的冲击(如AI教育工具的使用)及特殊家庭结构(如单亲、留守儿童家庭)中的教养策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