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昆仑文化历史悠久且研究范畴广泛，自汉唐至明代始终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却多因袭旧文缺乏实证支撑而长期未能触及地理与文化本质。清代考据学兴起后，昆仑文化研究受到“重实证、崇古而不泥古”的影响，学者们采用文献梳理与实地勘测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究昆仑地望、河源、物产等核心议题，这一时期对昆仑文化的考据行为与国家疆域治理紧密结合。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昆仑文化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也转向写实，昆仑神话叙事逐渐在现实的西部找到落脚点，昆仑意象从虚幻的精神寄托逐渐转变为承载家国情怀的文化符号。但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清代考据学在推动昆仑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存在局限，昆仑文化的神秘性与神话多元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因此在实证的严谨性与神话的开放性之间找到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Kunlun culture is long and its research scope is broad. From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o the Ming dynasty, it has been in a dynamic development process, yet it has long failed to touch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essence due to reliance on old texts lacking empirical support. After the rise of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research on Kunlun culture was influenced by a focus on “empirical evidence, reverence for antiquity without being bound by it.” Scholars employed a method combining literature sorting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to delve into core issues such as the Kunlun geographical location, river sources, and product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Kunlun culture was closely linked with national territorial governa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thought, Kunlun culture also shifted towards realism in the fields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he narrative of Kunlun mythology gradually found a foothold in the real Western regions. The Kunlun imagery transitioned from an illusory spiritual sustenance into a cultural symbol bearing national sentiments. However, we can also see that the limitations of Qing dynasty textual criticism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Kunlun culture exist; the mystery and mythological diversity of Kunlun culture have been somewhat diminished. Therefore, find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rigor of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 openness of mythology become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1. 问题缘起
昆仑神话是以昆仑圣山为核心场景的创世史诗与神祇叙事，其研究范围涵盖昆仑山地望、河源、物产等多个维度。历经千年发展，其文化功能逐渐超越原始叙事范畴而演变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现象。昆仑文化的核心要素包含作为通天之所、帝之下都的神圣属性；作为河源以及万山之祖的地理特性；还有由此引申出的坚韧、秩序、和合等精神象征[1]。从汉唐至明代，昆仑文化始终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与昆仑神话相关的神祇叙事在通俗文学中不断发展壮大[2]，官方话语的介入增加了更多政治层面的意义，多重因素持续充实昆仑神话的内涵，推动其逐步升格为成熟的文化现象[3]。然而，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依赖想象与推测，缺乏实证支撑，直至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为昆仑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开启了从神话传说向实证研究的转型之路。清代考据学具有重实证、崇古但不泥古的特点，它是明清之际学者针对宋明理学空疏流弊进行深刻反思与学术革新的成果。在这一学术思潮的影响下，昆仑文化的研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清代考据学者秉持“无征不信”的原则，对昆仑神话展开了批判性审视。如万斯同的《昆仑河源考》系统梳理汉唐文献，驳斥唐元时期的青海河源说。戴震则用训诂方法剥离昆仑神话中附会的仙话成分，还原其作为地理标识的本质。清乾隆一统西域后借助《皇舆西域图志》等官方测绘项目的契机，学者们得以亲身前往葱岭、帕米尔高原等地，通过比对地理实测数据与历史文献记录，最终将昆仑的地理定位西移。这一事件不仅明确了昆仑的地理实在性，更使昆仑文化成为集西部地理实体、多民族信仰纽带、文明交汇象征于一体的国家文化标识，彰显了清代“实证精神”与“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深度融合。
2. 清代对昆仑文化的考据行为空前壮大
清代尤其是康乾时期对昆仑文化的考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考据不再是零散的学术探索，而是与国家疆域治理、文化认同构建紧密相连，为厘清昆仑地理脉络，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支撑。康熙年间清廷就非常重视边疆地理考据，学者们借助西洋传教士白晋、杜德美的技术优势开展科学化的地理测绘工作，与历代文献记载相结合成功绘成《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科学方法绘制的全国性地图，为后续地理考据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范式。后续清廷又多次选派岳钟琪等名臣与中西专家组成考察团队深入新疆进行实地勘察，通过精准测绘补充了大量昆仑山脉周边区域的地理数据。乾隆年间，随着边疆新定，对昆仑文化的考据活动迎来了实地考察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编纂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以地为纲，将此前的实地测绘成果与历史文献考证紧密结合，在国家层面打开了祖国西陲的神秘面纱。该书在结构上极具针对性，将卷20至卷28专门用于记载新疆山川地形，其中对昆仑山脉及周边水系的记载尤为详实，例如针对西域地形特征，书中明确指出“西北地当艮位，扶舆磅礴，其势实居天下之脊”，为昆仑山脉“龙脉之祖”的定位提供了实测依据，针对西域河流与内地的差异，书中进一步分析：“西域之水，则东西并流者也”“高下浮沉，专凭地势去也”“西域之水则时因雨雪，消融成渠，冬夏亏盈者也”(卷20)这些描述并非仅仅基于古籍臆断，而是源于实地观察，清晰区分了西域水系与内地水系的流向、成因差异，为后续昆仑周边地理考据提供了准确的水文参考。这些数据将昆仑山脉从模糊地标转化为实体山脉的同时也将昆仑作为“龙脉之祖”纳入国家版图叙述。
清代学者在考察记录新疆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严谨的考据态度，景廉奉旨查办阿克苏税务时所经过的冰岭道，一向以艰险著称，他笔下“势极骇人”的冰岭景致，与对南北疆迥异风光的亲历记录，对天山这一通常被视为昆仑山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周边地理环境进行细致描述与赞叹，让“昆仑山脉绵亘西域”的文化认知有了更具体的场景支撑。昆仑文化与玉石、黄金等珍稀物产紧密关联，林则徐在《壬寅日记》中对安西境内白色山石的观察，从“东南一带山石多白色，旷野乱石亦往往白如明矾”的直观描述，到“闻土中掘出者为佳”的信息搜集，再到关联“肃州玉器马连井者即此处石也”[4]的认证，侧面认证了昆仑文化中“玉山”意象的真实性。而《乙巳日记》中对乌沙克塔尔台三块乾隆年间贡玉的记载，从“若小山然”的形态描摹到“碧色晶莹”的质感刻画[5]，不仅还原了清代新疆玉石资源的真实面貌，更印证了昆仑文化中“玉出昆仑”的传统。此外，他对马连井金矿的记录以及通过《元和郡县制》《太平寰宇记》考证金山产金的过程，还有对高台盐池驿盐业的记载均以考据学的实证方式将昆仑文化中“物产丰饶”的文化想象与新疆实地物产状况相结合，使昆仑文化的物产维度从传说走向具体实证，丰富了其物质文化内涵。洪亮吉《昆仑山释》通过大量征引历史史籍，先归纳出“昆仑山即天山也，其首在西域，其尾在今肃州及西宁府”，再进一步推定“南山自西域至酒泉、金城实皆南条诸山之首，可总名为昆仑”[6]，这一考据过程不仅厘清了此前典籍中对昆仑山脉名称与范围的模糊记载，这种“大昆仑观”更强化了昆仑文化中“龙脉之祖”的空间象征意义。尽管从现代地理学视角看其结论仍有可待商榷之处，但洪亮吉以考据学为工具，将昆仑山脉从分散的地理概念整合为“绵亘西域至中原”的统一地理体系，使自然山脉成为承载“大一统”内涵的载体，极大地深化了昆仑文化的地理与文化内涵。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中将考据学的批判性思维延伸到“河源昆仑”这一经典议题，他在论证过程中对比引用多部史籍记载，对“班固以昆仑之说为妄”的前人观点进行辨析[7]，这种研究范式不仅丰富了昆仑文化的历史考据素材，更推动了“河源昆仑”这一文化认知在学术层面的深化，即便其结论囿于时代因素并非完全精准，但其考据过程本身仍为昆仑文化的历史维度增添了严谨的学术讨论色彩，体现了清代文人以考据学丰容昆仑文化的自觉意识。
3. 催生文学艺术的写实转向
地理勘测的考据写实让我们对昆仑有了更为真切的认知，在文学领域同样如此。屈原在《九歌》中写下“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彼时他借昆仑抒发内心浩渺的情思，《离骚》中的“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则体现出昆仑是他漫长求索道路上的重要地标，《九章》中屈原借昆仑寄托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的美好愿景，写下了“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的诗句。但屈原在这些作品里更多的是将昆仑作为虚幻的精神寄托，借其抒发个人在现实中碰壁后的情感，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曹操一句“愿螭龙之驾，思想昆仑居”，同样是在幻想的游仙情境里提及昆仑，借昆仑抒发自己现实中的苦闷，在虚拟的仙境中寻求心灵慰藉，此时的昆仑尚未与实际的家国之思紧密相连。随着时代推进，实地实景实情为诗人引用昆仑提供了新契机，文学作品里昆仑的意象也逐渐发生变化。李白的“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从地理角度明确了昆仑作为黄河源头的地位，这一时期昆仑不再仅仅是仙界意象。杜甫在《秦州杂诗》里写“云气接昆仑，涔涔塞雨繁”，他将自己在秦州所见的云气与昆仑相连，借景抒情，展现出自己寄居他乡的无奈与悲凉，昆仑在此成为他情感的承载。苏轼“活活何人见混茫，昆仑气脉本来黄”，铁保“梦依吴越江山外，身到昆仑碣石间”，这些诗句中的昆仑已不再是虚幻缥缈的象征，而是与诗人对自然地理的思考相关联，与诗人的个人情怀有了更紧密的结合。到了谭嗣同这里，昆仑的意象出现了重大转变。他在《狱中题壁》里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昆仑来比喻民族气节，此时的昆仑不再只是自然山川或虚幻精神寄托，而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民族精神象征，蕴含着谭嗣同面对生死抉择时的大义凛然，承载着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秋瑾在《宝刀歌》中“忆昔我祖名轩辕，发祥根据在昆仑”，将昆仑与中华民族的起源联系起来，借昆仑唤起民族自豪感与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昆仑在这里成为了家国之思的重要依托[8]。毛泽东的“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赋予昆仑以中华脊梁的现代政治寓意，将昆仑的意象升华到了新的高度，从自然的昆仑、精神的昆仑转变为具有民族担当、国家象征意义的昆仑，体现出意象从虚幻神山到精神象征的升华，在诗人的创作中昆仑逐渐从单纯的文学意象演变为承载着家国情怀、民族精神的重要符号，反映出文学创作中昆仑文化隐喻的写实转向以及这种转向背后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与诗人情感的层层递进。
4. 作为文化符号的扩容
清代实证考据的兴起推动昆仑文化从早期神话想象中的虚化存在转变为兼具现实地理坐标与文明溯源功能的文化现象。这一转变不只是学术方法的革新，更体现出清代知识体系对“实证”精神与“经世”目标的双重追求。官方通过地理实测与文献考证的双重手段将昆仑纳入大一统的地理叙事框架。学者们围绕河源认知与昆仑地望展开的争论本质上是共同建构一套关乎民族文化认同的知识体系。昆仑文化中“自强不息”“厚生爱民”的精神内核与清代考据学强调的实事求是、追本溯源的理念高度一致，如今我们倡导的“讲仁爱、重民本、崇正义”等理念正是对昆仑文化这类传统精神基因的传承与发展[9]。更值得关注的是，昆仑文化的符号扩容还体现在跨民族的文化整合中，以西王母形象的流变为例，从《山海经》中“蓬发戴胜、虎齿豹尾”的羌戎图腾到道教体系中与玉皇大帝配祀的“王母娘娘”，再到藏族《格萨尔》史诗中守护众生的“天母”贡曼嘉姆，其形象不断发展变化，成为各民族共享的神话叙事载体。此外，彝、普米、纳西等众多民族留存的与昆仑相关的创世神话虽在具体表述上各具民族特色，却在追根溯源的内核上呈现出同源色彩，这种文化现象进一步强化了“赫赫我祖，来自昆仑”的集体记忆，使昆仑成为连接不同民族的精神纽带，文化符号的辐射范围与凝聚力大幅提升[10]。相较于清代实证考据对昆仑文化的初步重塑，近现代昆仑文化符号的扩容更凸显出丰富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特质。汉武帝将于阗南山定为昆仑山开启了昆仑从神话地理到国家疆域象征的转变，此后历代王朝重视西域，除国防需求外，更因昆仑承载的政治文化意义，而现代对昆仑文化的传承，则在此基础上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内涵。如今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延续清代实证传统的同时赋予昆仑文化新的时代价值。这种现代语境下的昆仑文化，既扎根于清代实证考据思潮奠定的历史土壤，又在精神境界上实现了向现代价值理念的升华，其文化符号的内涵从地理、历史层面拓展至时代精神层面，最终成为滋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文化力量。
5. 辩证反思
昆仑文化在实证考据的助力下逐步丰富，我们更需以辩证视角审视考据学对昆仑文化发展的影响。考据学的实证化倾向固然推动昆仑文化功能的关键转型，让其从虚幻的神话想象走向兼具现实意义的文化实体，但这一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神秘性的削弱。清代考据学在这一转型中呈现出的得失，恰好能为当代昆仑文化研究提供思路，清代考据学家以文献与实地互证的方法成功将仙境昆仑转化为承载疆域认同的文化载体，为昆仑文化注入历史真实性与政治意义，这是其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另一方面，清代考据过于追求实证的唯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昆仑文化原本蕴含的神话多元性，忽略了神话作为民族精神符号的包容性，这也成为其难以回避的局限。若仅执着于某一种实证结论，会割裂昆仑文化作为多民族共享精神符号的整体性，昆仑文化的核心价值正在于它既能作为《山海经》中的“帝之下都”承载古老的神话记忆，也能作为“玉帛之路”见证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因此，我们需要在实证的严谨性与神话的开放性之间找到平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中持续发挥连接民族情感、凝聚文化认同的桥梁作用。
基金项目
2025年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清代新疆文赋中的昆仑文化研究》(编号：XJ2025G214)；2025年新疆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昆仑文化经学训释源流研究》(编号：XSY202501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