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反复运用月亮这一意象，并巧妙借助对月亮多样形态的细致描绘，暗示了书中三位主要女性人物——曹七巧、长安及芝寿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命运轨迹。随着月亮意象的变化揭示了这三位女性相似的悲剧命运，在月光的映射下，她们的人生轨迹各有殊异，但无一例外都充满了沧桑与凄凉。张爱玲笔下的月亮意象挣脱了传统意义的束缚，不仅突破了象征圆满、浪漫等情感的传统意象功能，更加暗自隐喻了人物的命运发展，被赋予了现代性内涵，成为张氏文学意象谱系中独树一帜的代表。
刘锋杰认为张爱玲“对月亮的描写不仅与情欲结合在一起，由于更加深入地挖掘并表现了人的内在心理，月亮与情欲的关系，就不仅仅只是一种结合在一起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共生的关系”[1]，文中的月亮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暗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极大地拓展了月亮的表现功能。
田美丽则认为张爱玲“丰富了月亮意象的表现范围，显示出其鲜明的性别意识和现代思维，体现出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统一的艺术特质。”[2]借助对月亮的细致刻画，张爱玲将笔下女性人物的一生向读者娓娓道来。
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以《金锁记》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月亮意象进行分类梳理和系统分析，深入挖掘张爱玲笔下月亮意象的创新意义，呈现其在作品中的独特艺术价值和深层文学内涵。
2. 月亮意象
月亮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是极具代表性的文学意象，其本身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物象，并不具备象征人类情感的功能。然而，在漫长文化变迁中，月亮与人的情感发生交集，逐渐被赋予了丰富的情感内涵，凭借皎洁的月光和多变的形态，成为历代作家在写景和抒情时频繁使用的文化符号，深深影响了读者的审美认知。《诗经·月出》中“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用月起兴，引出对美人的描写，明月高悬的清冷与清丽脱俗的美人相映衬，月与人融为一体，营造出朦胧的意境美；李白《把酒问月》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抒发了人生苦短的感慨；苏轼《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借月亮的阴晴圆缺，揭示了人生世事无常的思想。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张爱玲，对中国传统文学中屡见不鲜的月亮，有着自身独到的理解。在创作中对月亮意象进行承袭的同时，也凭借独特的切入视角和细腻的个人情感，为传统月亮意象注入了全新的内涵。《金锁记》中的月亮作为核心意象，担负起女性悲剧命运的象征，宛若一根无形的线，将其他意象紧紧连在一起。故事始于三十年前，终于三十年后，月亮的身影反复出现，从初次登场的圆满逐渐走向残缺。然而，即便岁月匆匆，无情逝去，悬挂夜空的月亮始终以旁观者的身份见证着一切。看似永恒不变的月亮，实则以一种隐秘而持续的方式，揭示出书中女性人物一步步走向早已写就的命运悲剧的过程，让读者在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中，感受到命运的无常和人性的挣扎。在张爱玲笔下，月亮不再只是作为对自然景物的单纯描绘，而是兼具多重隐喻功能的文学载体，极大丰富了月亮这一意象的诠释。
3. 《金锁记》中月亮意象的分类
(一) 三十年前的月亮(满月)
故事开篇就以月亮作为核心意象拉开序幕：“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象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3], p. 1)借用老年人和年青人对三十年前的月亮的不同看法，将故事娓娓道来。年青人未曾见过三十年前的月亮，只能借助幻想加以理解。老年人从三十年前的岁月走来，记得当时的月亮是“欢愉的”，但“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并且路是“辛苦的”。张爱玲用看似矛盾却极富张力的文字，击碎了开篇温馨和谐的氛围，看似抒发了两代人对三十年前的月亮的不同感受，实则暗示了人物的悲惨命运，奠定了全文凄凉悲情的基调。
月亮高悬苍穹，是永恒不变的情感载体，“三十年前”代表时光匆匆，岁月流逝。月亮不仅见证了时光的消逝，更隐喻了女主人公——曹七巧的悲剧命运。曹七巧是在七月里出生，恰逢七夕乞巧节，故取名“七巧”，寓意人生美满幸福，但故事开头对美丽却凄凉的满月的叙述就注定了她的一生与美满幸福无缘。七巧在未嫁入姜公馆之前，虽只是个出身麻油店的小姑娘，但也是店里的活招牌。她善良天真、泼辣厉害，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热情洋溢，身上的那股旺盛生命力使她得到了许多周围同龄男性的喜欢，在家里的那些日子虽然贫穷但却是她一生中难得肆意开怀的日子。兄嫂为了金钱将她嫁给姜家生来残疾的二少爷，七巧在夫家虽过着丫鬟伺候、不愁吃穿的富贵生活，但处处受人排挤、遭人白眼。姜公馆好似一座黄金铸成的囚笼，禁锢着她的自由与活力，家庭制度和无法得到满足的情欲好似巨兽一般啃咬着她的良知与人性。从前的童真浪漫、对爱情的憧憬逐渐被金钱取代、怨恨异化，她被她所憎恨的姜家人同化，变得歇斯底里、疯狂扭曲。她怨恨嫉妒身边所有过得比她好的人，连自己的一双儿女也不放过，先后折磨死两个儿媳、破坏女儿来之不易的婚事。她自己无法得到的幸福，别人也别想得到。甚至在自己离开人世，终于挣脱黄金枷锁得到解脱后，她对儿女的折磨依旧深深影响着他们，他们会延续母亲的疯狂病态，同母亲一样折磨、压迫身边的人。
曹七巧的悲剧并不会因为她的离世而收场，这种悲剧会不断延续下去。正如书中结尾写道：“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3], p. 47)曹七巧并不是一个人，她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缩影，她的悲剧在月光下不断重演。时光荏苒，岁月无情，无论是三十年前还是三十年后的月亮都只是看似明亮皎洁，实则冰凉刺骨，它不言不语，成为无情看客，将人性的癫狂疯魔推向极致。这也暗示了张爱玲对人性、现实的悲观态度——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黑暗的现实永远存在，人性的扭曲就如月亮般永恒，高悬夜空，悲剧也会一代又一代地重复交替。
(二) 扁扁的下弦月(蚀月)
“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3], p. 4)张爱玲用这种残缺的月亮形态映射七巧的悲剧人生：未嫁人的七巧是那么的自由快乐、单纯善良，内心充满了对美好爱情的憧憬，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向往，但兄嫂对金钱的渴望使她沦为家族的牺牲品；嫁进规矩森严、尊卑有序的姜公馆，没有高贵出身的七巧仿佛是误入囚笼的雀鸟。这囚笼虽是用黄金打造，但她却处处遭人排挤、受人欺凌，甚至连丫鬟都敢随意嘲笑她的出身，他们榨干了她的一切价值，却不允许她活得像正常人一样痛快舒畅。残疾的丈夫、压抑的情欲、扭曲的亲情，这一层又一层的枷锁套在她的脖子上，越缠越紧，使她无法呼吸。七巧在这种濒临窒息的状态下，找到了苟延残喘的方式，那就是将她所受的痛苦转移至亲近之人的身上，让他们感同身受。
刘锋杰认为张爱玲“她的蚀月不仅是自然现象，主要是心理现象，借蚀月意象的创造，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情感，或者其中流露着冷酷的、暧昧的、忧郁的乃至死亡的气息。”[1]从开篇的满月到此时残缺的下弦月，月亮形态的残缺和下沉的趋势象征了岁月的无情流逝，昭示了七巧生命逐渐凋零的结局。七巧的青春靓丽、对爱的眷恋正如下弦月的清辉渐趋灰暗，她身上的鲜活气息被慢慢消磨，意志在黄金枷锁的束缚中走向崩溃瓦解，她带着诡谲的死亡气息如行尸走肉般活着，内心的痛苦阴暗将她折磨得不人不鬼，逐渐变得疯狂病态。《金锁记》中的月亮超越了自然现象的意义，成为表现心理活动、挖掘心理内涵的载体，这是张爱玲对月亮意象创新性的独特体现。
(三) 模糊的缺月
张爱玲以缺月为主要意象，通过其残缺、不完整的形态，一则隐喻女儿长安与母亲七巧不健全的母女关系，长安屈服于七巧的病态教育下，无力反抗。二则塑造了长安这个酷似七巧的女儿形象，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她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3], p. 29)主动放弃念书、求上进的机会，甘于像自己母亲一样丢失健全人格，变得心胸狭隘，成为一个性格、样貌甚至结局皆是一片模糊的女性。
缺月这个意象频繁出现在七巧对自己一双儿女的病态控制中，“弗洛伊德认为，病态心理的产生与性本能长期受到压制密切相关。”[4]当丈夫去世后，七巧带着儿女独自生活，她并没有像传统守寡母亲为将孩子们培育成才而耗尽心血，而是以“母爱”之名对子女长期施加精神暴力，试图操控子女的人生，将自己的痛苦创伤传递给下一代。七巧强行给长安裹脚，表面是为了女儿将来的幸福着想，实则是通过制造身体上的缺陷，将女性物化为“孝顺”父母的祭品。当内心阴暗扭曲的七巧看见女儿进入学堂后，心理逐渐变得扭曲，并在知晓女儿丢失衣物后借题发挥，扬言要去学校兴师问罪。“弗洛伊德认为，心理扭曲者想要通过施虐来找回控制的感觉，通过让别人臣服来弥补自己内心的脆弱，重建自我认同感。”[4]长安害怕母亲此举会让她在同学面前颜面扫地，但又舍不得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只能望月伤怀。此时的月亮是“模糊的缺月”，营造出了感伤的氛围，既象征了长安的人生也如月亮般模糊且残缺，也暗示了长安因母亲而做出的无畏且模糊的牺牲。她没有威严稳重的父亲教导如何正确与人相交，只有敌视男性、嗜钱如命的母亲；没有可以互相倾诉少女心事的同龄密友，只有控制欲极强、见不得别人幸福的母亲。在缺乏正确引导教育的单亲家庭背景下，长安由穿蓝校服的进步女学生变成喜欢拨弄是非的大龄剩女，成为母亲的精神傀儡，失去了挣脱原生家庭枷锁的机会，延续了上一代的悲剧。
(四) “小而白的太阳”
亲手造成女儿悲剧的七巧并没有就此罢手，如果说精神控制打压女儿只是她内心极度癫狂、情感无法压抑的初步爆发，那么她对儿媳芝寿的无端刁难、精神折磨则显示了她从最初遭受婚姻、家庭及金钱迫害的无辜受害者，成功转变为转移自己痛苦、满足变态控制欲的加害者。七巧前后身份的转变，深刻反映了传统性别主导观念下女性艰难的生存困境。
长白娶妻后，七巧对儿媳芝寿施加了恐怖的精神虐待，常常在夜深人静时以要长白为她烧烟为由，阻止新婚夫妇待在一起，假借“关心”之名窥探儿子与儿媳的夫妻私密关系，甚至将其作为谈资，当众取笑。这种畸形的家庭关系，让芝寿感觉世界是疯狂的，这个家里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合起伙将她折磨得不人不鬼。高悬夜空的月亮静静地注视着这荒唐至极的母子相处模式，本该象征团圆美满的盈润满月，在芝寿的眼中却如同“小而白的太阳”，照在地上成了一个又一个让她汗毛凛凛的“蓝影子”，暗喻了七巧因自身情欲无法得到正常满足，只能将性压抑转移为对儿子夫妻关系的病态窥视，通过监视和控制儿子的性生活来满足她对生命中最后一个男人的极端占有，可见七巧心中无法释放的欲望早已让她忘却伦理道德，儿子竟成为弥补她数十年来感情空白的替身。这些“蓝影子”则是被情欲和金钱操控得极尽疯魔癫狂的七巧的分身，它们好似无处不在的幽灵，散发出阴森恐怖的气息，时时刻刻监视着芝寿的一举一动。
长白在母亲的引诱下吸食鸦片，沉迷于病态的依赖之中，他也像长安一样丧失了独立人格，成为母亲的精神傀儡。在母亲面前，他懦弱愚孝，但在芝寿身边，他成功复刻了母亲从受害者变为加害者的双重人格，将母亲对自己的精神压迫转移到无辜的妻子身上，母子俩无时无刻不在对芝寿实施冷暴力。芝寿无力反抗，只能独自躺在床上绝望至极，当她再次望向窗外的“白太阳”时，月光让她感到害怕，想一死了之。长白的傀儡化与暴力转移，象征了七巧以“母爱、孝顺”的名义，操控长安对芝寿施加精神摧残，使其彻底丧失身为丈夫、儿子的责任和对婚姻、家庭的经营。
七巧和家人的相处中，以母亲和婆婆的身份对子女们进行了精神绞杀和畸形控制，将伦理道德异化为满足自己病态欲望的血腥权力游戏。文章末尾，“三十年前的月亮”逐渐西沉了，意味着长达三十年的闹剧终将落下帷幕，七巧的生命也随之走到尽头。张爱玲用月亮的落幕隐喻了生命的消逝，但月亮终会再次升上夜空，三十年前的故事不会结束，长白、长安二人成为七巧的分身，他们的悲剧故事仍将在另一处上演。
4. 《金锁记》中月亮意象的作用
(一) 隐喻时间流逝、命运轮回
七巧之名寓意着对圆满美好人生的期许，然而，世间万物都无法逃脱“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的规律，七巧希望她的人生皆是美好与幸福，但世事无常，盛极必衰，满月是以无法避免的残缺为终点。命运的无可奈何，早已为她的一生埋下悲剧的伏笔，隐喻她的余生注定与遗憾同行，与求而不得作伴。
少女时期对未来的期盼和爱情的憧憬都在七巧为人妻、为人母后化为泡影，婚后的生活彻底打破了她对婚姻、爱情不切实际的浪漫遐想：面对身患残疾的丈夫，夫妻二人在日常相处中毫无幸福温情可言；长期无法得到满足的情欲，让她的内心饱受煎熬；金钱看似解决了生活中的一切烦恼，却也如同无法挣脱的黄金枷锁紧紧缠绕在她的身上；兄嫂本该是信赖的依靠，却漠视她的痛苦只看重钱财……诸多困境的折磨，外在事物的每一处残缺，都如同催化剂，不断加深七巧内心的变态阴暗，她慢慢变得扭曲，一步步走向癫狂。“三十年前的月亮”与“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形成首尾呼应，月亮盈亏交替，成为七巧式悲剧不断重复的隐喻，在时光中周而复始。
(二) 烘托心理，营造压抑氛围
丈夫与婆婆相继去世后，七巧终于拿到那笔自己出卖青春、婚姻所获得的“卖身钱”，带着儿女离开了姜家，并与姜家人很少来往。但有些纠缠是命中注定的，即使她极力想要摆脱，仍难以逃脱命运的戏弄。小叔子姜季泽突然出现，向她倾诉他对她的爱意，打着爱她的名义试图骗她的钱。这一次，七巧终于看清了姜季泽的虚伪面目，对姜季泽的失望彻底湮灭了她对爱情的幻想。正如叔本华所言：“这个世界只是地狱——在这里，人类既是被折磨者，同时又是折磨别人的魔鬼。”[5]七巧无法接受自己从未被爱过的真相，于是她把自己的不甘、愤恨迁怒于无辜的女儿长安身上，对她实施精神虐待，剥夺了她与朋友师长正常相处的机会。
初次登场的长安是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小孩儿，此时的七巧受金钱至上观念的荼毒，认为全天下的男人都居心不良，一心只图钱。为了满足自己对女儿全方位的控制，她借助传统家庭观念强迫女儿裹脚，企图用这种束缚女性自由的手段从精神层面驯化女儿，维系自身权威。长安进入洋学堂念书，在充满知识的轻松环境中，变得容光焕发，七巧对此心生妒忌，借机生事。面对母亲一次又一次地使坏挑事，长安心中苦涩不堪。当她望向窗外，“墨灰的天”与“模糊的缺月”构成一幅压抑、灰暗且模糊的景象，这一景象不仅是张爱玲对自然环境的刻画，更是长安内心世界的外化。她意识到自己如同牵线木偶般被母亲控制，前途一片灰暗，内心十分压抑、痛苦，但又深知自己力量渺小，无力挣脱，最后只能妥协，屈服于母亲的强权控制。长安在月光的注视下，用无谓的牺牲抹杀了自己的个人意志。
(三) 隐喻人性异化，揭示主题
《金锁记》以月亮意象为棱镜，映照出在礼教的桎梏与金钱的异化蚕食双重压迫之下，原本健全完善的人性逐渐走向畸变的复杂过程。在张爱玲的笔下，月亮这一传统意象超越了单纯作为环境描写的自然物象，成为剖析人性异化现象的工具，通过对月亮类型的细腻描绘与深度挖掘，张爱玲揭示了传统家庭制度异化人性与过于执着金钱使人疯魔的残酷本质与黑暗真相。
曹七巧嫁入姜公馆是其人性异化过程的起点，初到姜府，书中描述月光如“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这一暖色调的柔和月光衬得七巧明艳动人。然而，姜公馆并非表面呈现的那般和睦，各种欲望暗流涌动，面对周围人的轻视与排挤，自尊心强的七巧难以排解内心忧愁。白日靠抽大烟解闷，夜晚不得不面对身体孱弱的丈夫。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与内心深处对正常情感生活的需求形成强烈的冲突，七巧不甘心自己如此年轻只能守着一个“活死人”，这种来自身体的原始欲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她，成为其人性逐渐异化的内在动力。在规矩森严的姜家大宅中，七巧无法自拔地爱上了行为浪荡的小叔子姜季泽。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位潇洒成性的三少爷虽行事风流，却早已打定主意不沾染家里人，拒绝了七巧的示爱。七巧本寄希望于大胆表示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梦寐以求的爱情，可姜季泽的拒绝使她的希望彻底落空。
时光荏苒，十年后，七巧成功从姜家分到家产。与此同时，她也彻底看清姜季泽假借爱情的名义，企图骗取来之不易的钱财的虚伪面目。自此，七巧的人格逐渐扭曲，在经历了漫长的欲望压抑、情感缺失及利益纠葛后，她对金钱的掌控欲望达到极致。这种对金钱的过度追崇，正是善良人性在礼教与金钱操控的双重压迫下发生异化的集中体现，揭示了家庭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小说结尾“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但“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张爱玲的月亮意象象征着健全的人性逐渐被侵蚀异化，最后只剩下被金钱欲望所充斥的空壳，好似夜空中慢慢西沉、失去清辉的月亮。虽然“三十年前的故事”随着七巧的过世暂告段落，然而随着月亮的再度升起，有着相似情节的故事将再度上演。这种宿命轮回式的悲剧感，赋予了月亮超越具体意象所包含的内涵，成为代表人性困局的哲学符号。
5. 结语
张爱玲自幼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其人生充满了悲凉沧桑之感。在成长过程中，她过早地看透了人性凉薄的本质，逐渐形成了独属于她的悲观主义哲学。这种对人性的透彻领悟使张爱玲在写作时形成了鲜明的文学风格，开创了独属于自己的月亮意象谱系，“赋予古老的月亮等意象现代意味、现代品质以表现‘苍凉循环而非进化’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6]她以月亮书写女性，月亮不仅是表现时间更迭、地点转换的工具，其盈亏圆缺更是巧妙地隐喻了女性命运的转折。这一意象的独特之处在于，充分显示了张爱玲在艺术构思上的独具匠心，同时也反映了其深厚的文字功底与文学造诣。
《金锁记》中的月亮意象除了具有审美价值外，还兼具了对旧社会的批判。它表现了对旧社会中剥削、压迫女性的罪恶行径的批判，揭示了家庭制度和礼教对女性健全人性的扭曲与摧残，同时也流露出对女性命运何去何从的深切关怀，引发了读者对于女性在时代变迁中自身应当如何自处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