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河西走廊壁画遗迹水纹图像生成的影响因素
1、河西特殊地理空间的影响
河西走廊地处祁连山与北山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形成了“两山夹一川”的独特地理格局，其地理空间荒漠与绿洲的独特地理特征，直接影响了该地区壁画中水纹图像的创作与生成。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河西走廊的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水资源的极度稀缺性迫使壁画创作将“水”这一元素升华为生存必需的精神符号，水的图形开始脱离水文细节而向水的艺术性表达转化。
2、居住人群不同需求的影响
河西走廊壁画水纹图像的生成，本质上是不同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下“以图释需”的产物，河西走廊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受沙尘天气影响较多[1]，同时“十地九沙，非灌不殖”的生态特征，迫使当地人群通过壁画构建“理想中的水世界”，以此来弥补水资源匮乏的现实环境带来的心理创伤。
3、多元民族艺术交融的影响
河西走廊壁画中的水纹图像作为多元民族艺术交融的杰出典范，其艺术表现首先根植于中原汉地传统的写意性，以流畅简练的曲线和墨色韵律展现含蓄而富有生命力的动态美感。其次，水纹受到西域和中亚装饰性几何元素的影响，融入了来自波斯萨珊艺术风格的几何化、对称化特征，具有浓厚的异域装饰趣味。最后，它继承了印度佛教艺术的象征性表现传统，将水视为“清净”与“智慧”的象征，采纳了源自犍陀罗等地的漩涡纹与卷草纹样，用以烘托宗教场景的神圣性。这三种源流的艺术语言在河西走廊被巧妙地融合，形成了一种既具汉式写意神韵、又富西域装饰色彩，且深含佛教哲学意涵的独特视觉表达。
4、不同绘制艺人的主观影响
河西走廊壁画的创作并非由单一群体完成，而是粟特工匠、中原汉人画师、吐蕃与回鹘等游牧民族艺术力量共同参与的历史进程。不同文化背景的艺人将其独特的审美观念、技术传统与文化情感注入水纹的绘制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艺术表现。粟特工匠善于将自然物象转化为高度几何化、对称且连续的图案。在水纹表现上，他们倾向于绘制精确的、重复的波浪纹或涟漪纹，并使用宝石般鲜艳的色块对比来表现水的层次与光感，为水纹注入工艺化的装饰效果。
而中原画师则善于用线条来定义水的形态、流动与气势，水纹不再是简单的图案，而是气韵生动的载体，另一方面，“水”的线条、色彩和布局也使其具有形式美[2]。无论波涛还是溪流，都通过笔法的疾徐、顿挫和线条的疏密、虚实来传达。在中原画师主导的经变画(如《西方净土变》)中，水纹(七宝池、八功德水)是构建理想佛国仙境的关键元素。他们运用虚实相生、散点透视的手法，将水与楼阁、飞天、莲花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空灵、辽阔、充满诗意的彼岸世界，体现了汉地艺术对意境和整体空间和谐的至高追求。
游牧民族则注重质朴与力量的表现，当吐蕃、回鹘等民族统治河西时，其艺人也带来了草原文化的审美视角，稚拙而充满生命力的造型，相较于粟特的精致和中原的流畅，游牧民族的水纹往往显得更概括、更粗犷，充满原始的生命力。例如西夏榆林窟中的水纹，有时会以色块平涂结合简练的白色线描，形成一种近乎符号化的波浪，风格质朴而强烈。
因此，河西走廊的水纹图像不仅是多元文化影响的被动接受者，更是不同民族的艺人们带着各自的文化记忆与审美自信，在壁上主动对话、共同创造的视觉奇迹，最终成就了既包容万象又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
2. 河西走廊壁画遗迹水纹图像艺术表现的特色与类型
1、经典型时期水纹图像艺术表现的特色
(1) 北朝时期
北朝时期是河西走廊壁画艺术风格形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其水纹图像呈现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表现在造型语言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象征性。古代各个地区间水的运用都以线性的表现方式为主，但各个地区水纹的形式上也存在着区别，每个地区水纹的形式都有自身的特点，同一地区在不同时代也会存在差别[3]，以北魏时期莫高窟第257窟《鹿王本生》中的水纹表现为例(图1)，画家采用简练而富有弹性的“铁线描”勾勒出规整的“U形”波浪线，通过线条的连续排列形成了强烈的节奏感。这种表现方式既保持了水的基本形态特征，又进行了艺术提炼，体现出北朝艺术朴拙生动的审美特点。
Figure 1. The u-shaped water pattern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er King’s Birth” in Cave 257
图1. 257窟《鹿王本生》u形水纹表现
其次体现在表现形式上注重装饰性与平面感。如莫高窟第254窟萨埵太子本生中的水池(图2)，采用“凹凸法”晕染技法，通过色块的平涂和渐变产生视觉上的立体感，但这种立体感并非写实性的空间表现，而是服务于整体画面装饰效果的平面化处理，此处水纹常以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图案形式出现，与人物、山石等元素共同构成富有装饰性的画面空间。
Figure 2. “The Birth of Prince Siddhartha” in Cave 254
图2. 254窟《萨埵太子本生》
(2) 初唐到晚唐
初唐至晚唐时期是河西走廊壁画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水纹图像表现技法臻于成熟、艺术风格空前繁荣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水纹图像在技法上实现了写实性与装饰性的高度统一。盛唐时期，随着中原绘画技艺的大量西传，水纹表现突破了北朝时期的图案化模式，转向对自然水体的深入观察和生动再现。以莫高窟第172窟《观无量寿经变》中的“八功德水”为例(图3)，画师运用流畅而富有变化的线条，精准地表现出水波的涌动、涟漪的扩散以及水光的闪烁。同时通过“叠染”和“晕染”技法的结合，成功塑造出水的透明感、流动感和体积感，既保持了装饰美感，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写实水平。
Figure 3. Water patterns on the lines of Cave 172’s “Observing the Changes in the Infinite Life Sutra”
图3. 172窟《观无量寿经变》线条水纹
此时期唐代画师开始运用散点透视与远近法处理水景，在构图上形成了具有空间深度的视觉表现，如莫高窟第217窟法华经变中的山水画面(图4)，通过波纹的疏密变化和虚实对比，创造出“咫尺千里”的空间效果。近处的水纹细致繁密，笔触清晰；远处的则简略概括，朦胧含蓄。
在风格上此时期则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盛世气象。初唐水纹尚带北朝遗风，线条简劲有力；盛唐时期则充分吸收中原青绿山水画技法，形成富丽精工、色彩绚烂的风格特征；中晚唐时期又融入水墨韵味，笔墨表现更加自由洒脱。特别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中唐)，出现了兼具大唐气象与吐蕃特色的新样式，如莫高窟第159窟中的水纹(图5)，既保持唐代的流畅韵律，又加入藏式艺术的稚拙趣味。
Figure 4. The Lotus Sutra transformation in Cave 217
图4. 217窟法华经变
Figure 5. Water patterns in Cave 159
图5. 159窟水纹
(2) 西夏时期
西夏时期的河西走廊壁画水纹图像形成了与前代迥然不同的风格特征，此时期的水纹图像逐渐脱离唐代写实传统，在造型语言上呈现出高度的民族特色与装饰化倾向，以榆林窟第3窟《普贤变》中的水纹为例(图6)，画家采用规律的弧线组合，形成类似云头状的连续波纹，线条刚健，结构严谨，体现出西夏艺术追求规整与秩序的审美趣味。
此时期在色彩的运用上开创了独特的敷色体系，西夏画师善用大面积平涂与对比色并置的手法。如东千佛洞第2窟水月观音图中的水纹(图7)，常以石绿、白粉和墨线相结合，通过色块的对比与穿插表现水的层次感，形成清冷明净的视觉效果。这种敷色方式既不同于唐代的富丽绚烂，也区别于宋代的清淡雅致，展现出游牧民族对自然色彩的独特理解。
Figure 6. Cloud like curved waves in the third cave of Yulin Cave, depi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 Xian”
图6. 榆林窟第3窟《普贤变》云头状弧线波纹
Figure 7. Water moon Guanyin painting in Cave 2 of Dongqianfo Cave with colored water patterns
图7. 东千佛洞第2窟水月观音图中敷色水纹
2、不同壁画中的水纹图像艺术表现的分类
(1) 写实类水纹
写实类水纹在河西走廊壁画中主要表现为对自然水体形态的客观模仿与艺术提炼，强调其物理特性与运动规律的真实呈现。这类水纹集中见于唐代大型经变画中，以莫高窟第172窟、第217窟及榆林窟第25窟等为代表，通过精准的形态把握、严谨的构图逻辑和细腻的质感表现，构建出极具自然主义倾向的水体图像。
这类水纹虽以客观再现为主要特征，但并非对自然的简单摹写，而是经过高度提炼的“理想化真实”，在保持水体自然本质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度的形式美化和秩序化处理，使水纹表现兼具自然与美观，体现出了唐代画家卓越的观察能力和表现技巧，为研究古代绘画中的自然主义倾向提供了重要实例。
(2) 抽象类水纹
抽象类水纹在河西走廊壁画中表现为对自然水体的高度概括与形式提炼，通过几何化、图案化的处理方式，形成具有强烈装饰意味和象征意义的视觉符号。这类水纹主要见于北朝及西夏时期作品，以莫高窟第254窟、第257窟及榆林窟第10窟为代表，展现出不同于写实水纹的独特审美取向。
抽象类水纹的构图布局严格遵循装饰艺术的法则，强调对称、均衡、重复等形式美原则。在北朝壁画中，水纹常作为边饰或地纹出现，以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构成方式，为画面提供稳定的视觉框架；西夏时期则进一步发展了纹样的表现形式，使水纹与整体画面形成了更加统一的装饰效果。这类水纹图像虽然脱离了对自然水体的直接摹写，却通过对水体本质的形式进行提炼与转化，创造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与富含象征意义的艺术语言。
(3) 重塑类水纹
重塑类水纹特指河西走廊壁画中一类超越写实与抽象对立的创造性水纹图像，其核心特征在于画师并非对自然水体进行直接摹写或简单抽象，而是依据特定的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和审美理想，对水的形态进行解构、融合与再创造，从而生成兼具多重文化属性和象征意义的新型图案。这类纹样主要见于西夏时期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石窟壁画，其通过融合多种文化元素与艺术手法，创造出既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视觉形态。
此类水纹的艺术生成原理主要基于两种途径：其一为元素融合，即将水的意象与其他自然元素(如云气、火焰、卷草)的形态特征相融合，创造出“云水纹”、“火水纹”等复合型纹样。其二为规则再造，即打破自然水体的物理规律和运动逻辑，依据装饰法则、空间布局或象征需求，对水纹的形态、动势和构图进行主观安排，使其服务于整体的画面与叙事目的。
西夏时期的水波火焰纹是重塑类水纹的典型代表，其特征表现为将水的流动形态与火焰的升腾动势进行有机融合。在榆林窟第3窟《文殊变》(图8)《普贤变》(图9)及第10窟《水月观音》等壁画中，可见波状曲线基底上衍生出尖锐的火焰形突起，形成水波与火焰共生的形态，这种纹样既保持了水流的韵律感，又融入了火焰的视觉张力，创造出超自然的艺术形态。云水图形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融汇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形式，进而形成了不同的艺术特征，体现了中国本土宗教艺术的面貌、精神寄托和中华文明的艺术理想[4]，莫高窟第285窟中出现的“云水纹”则将水波的流动感与云气的飘逸感巧妙结合(图10)，创造出既似水又似云的独特形态。
Figure 8. Water waves and flame patterns in the third cave of Yulin Grottoes, “Wenshu Bian”
图8. 榆林窟第三窟《文殊变》水波火焰纹
Figure 9. Water waves and flame patterns in the third cave of Yulin Cave, tit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amantabhadra”
图9. 榆林窟第三窟《普贤变》水波火焰纹
Figure 10. Cloud and water patterns in Cave 285 of Mogao Grottoes
图10. 莫高窟285窟云水纹
这种重塑不仅超越了对自然水体的简单模仿，更展现出艺术家对水的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表达。因此，重塑类水纹既是河西走廊壁画水纹图像中艺术性最强、观念最复杂的类型，也是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上艺术交流的本质——即从“传播”与“接受”到“转化”与“创造”的最佳例证。
3. 河西走廊壁画遗迹水纹图像艺术表现的形式研究
1、造型的主观归纳与形态提取
河西走廊壁画中的水纹图像，从根本上而言并非对自然水体的客观再现，而是历代画工基于深刻观察后，进行高度主观归纳与形态提取的产物。这一过程体现了从自然物象到艺术符号的转化，形成了独具一格且意蕴丰富的造型体系。
这种水纹形态的提取具有明确的功能导向，一方面服务于壁画构图的需要，使水纹与人物、建筑等元素形成和谐的整体；另一方面承载着特定的象征意义，如以水的各种形态象征佛教中的不同教义，其转化过程也并非机械的简化，而是受审美与文化观念的影响，使水纹既保留自然之“意”，又符合艺术之“理”，最终形成代代相传的艺术符号。
河西走廊壁画水纹图像的形式表现十分注重动态韵律的营造与虚实关系的处理，画匠们通过有组织的形态安排，使水纹产生具有节奏感的视觉运动，同时运用虚实对比的手法构建画面的空间层次。
首先，在动态表现方面，画工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创造韵律感。一是通过单元形的重复排列形成基本节奏，如北朝壁画中连续均匀的波状纹，以稳定的重复产生舒缓的韵律；二是通过形态的渐变创造节奏变化，如唐代壁画中波浪由近及远、由大到小的渐变处理，形成富有层次的视觉韵律；三是通过对比手法强化动态效果，如利用曲线与直线的对比、疏密关系的对比，增强水纹的动势表现。
其次是构图的虚实处理，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水纹自身的虚实关系，画工通过笔墨的浓淡枯湿变化表现水的不同形态：以实笔表现水波的主体结构，以虚笔表现水雾、浪花等朦胧形态；以密体表现水流的丰沛感，以疏体表现水面的开阔感。二是水纹与画面其他元素的虚实呼应，水纹常作为连接实景(人物、建筑)与虚空(天空、远景)的过渡元素，通过其流动性和渗透性使画面各部分形成有机整体。
然后是空间营造方面，此时的水纹承担着重要的构图功能。一是通过水纹的走向引导视觉流程，如以漩涡纹引导视线聚焦，以波浪纹方向控制观看顺序；二是通过水纹的繁简疏密表现空间深度，近处水纹刻画细致繁密，远处则简化概括，强化画面的空间纵深感；三是通过水纹的断续处理创造节奏感，使画面在实景与虚空之间保持平衡。
这种动态韵律与构图虚实的处理手法，既体现了画工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也展现了其驾驭画面形式的高超能力。水纹不再是简单的装饰元素，而是成为组织画面、营造意境的重要形式语言，使河西走廊壁画在形式表现上达到虚实相生、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
河西走廊壁画中的水纹图像不仅是形式美的体现，更是意境营造与情感表达的载体，画匠以水为媒介，在遵循传统范式的基础上注入个性化的创造，通过水纹的艺术处理，将水的自然形态升华为蕴含宗教情怀与生命感悟的艺术语言，实现了意境与情感的深度融合。
壁画创作要把自己的艺术理想、艺术追求与观者的审美需求结合，通过画面反映在壁画中去[5]。不同时期的画匠通过对水的艺术化处理，抒发着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北朝画家以简练的笔法勾勒水纹，表现出质朴的生命感悟；唐代画师以繁复精致的构图，展现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西夏艺术家则通过象征性手法，表达对自然规律的独特理解。这些不同风格的水纹表现，共同构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水纹图像也因此成为连接现实与理想的艺术桥梁。画家们既完成了传统的表现形式要求，又实现了个人艺术情怀的抒发，更创造了能够引发观者共鸣的审美空间，这种多重意义的赋予，使河西走廊壁画中的水纹图像超越了简单的装饰功能，成为研究中国古代艺术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
4. 河西走廊壁画遗迹水纹图像艺术表现的当代价值
1、对研究艺术史的发展具有价值
河西走廊壁画水纹图像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实物资料与视觉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水纹图像跨越北朝至西夏等不同历史时期，清晰地展现了水纹表现技法与风格的演变脉络，关于古代绘画与现代绘画中的水纹样式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性，如何使其在和谐的基础上又能继续延续，为国画领域注入新活力，让传统与创新相结合[6]，为研究中国绘画水法的发展提供了直接依据。从艺术语言的发展来看，水纹图像呈现了从北朝时期的概括简练到唐代的写实精细，再到西夏时期的装饰创新的演变过程。这一发展轨迹不仅反映了绘画技法的进步，更展现了艺术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变迁，为研究南北艺术交流提供了重要佐证。
在文化交融研究方面，水纹图像成为丝路艺术交流的视觉见证。其中既可见中原绘画的线描传统，又包含西域艺术的装饰元素，同时还融入了游牧民族的审美特质。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为研究丝绸之路艺术交流提供了具体案例，丰富了艺术史研究的内容。此外，水纹图像还填补了地域艺术研究的空白。作为河西走廊地区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些水纹既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水法表现，也区别于其他边疆地区的艺术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构建更加完整多元的中国艺术史体系，推动艺术史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水纹图像的发展历程呈现出清晰的承袭与创新轨迹：在保持核心纹样特征的基础上，每个时代都融入了当时的审美理念和技术手法。这种“守正创新”的传承方式，为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提供了思路，当今的文化遗产传承可借鉴这一模式，在尊重传统本质的前提下，进行适应当代语境的创新表达，使其在当代生活中焕发新的生机。而水纹图像的持久生命力则启示我们，真正的文化遗产传承需要找到传统与当代的契合点，使传统文化成为当代文化创造的源泉。这种古今对话、传承创新的模式，正是水纹图像留给当代文化遗产传承最宝贵的启示。
河西走廊壁画水纹图像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不仅具有历史研究意义，更为当前的文化创新与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艺术创作领域，水纹图像为当代艺术家提供了独特的视觉语言，其线条的韵律感、形态的抽象性以及构图的节奏感，都可转化为现代设计的元素。在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水纹图像可以成为文化IP开发的重要资源。敦煌、张掖等地的文创产品开发中，水纹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工艺品、服饰、文具等产品的设计中，既传播了传统文化，又创造了经济价值。数字技术更使这些古老纹样焕发新生，通过AR、VR等技术，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水纹的艺术魅力。
水纹图像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其作为文化遗产的历史意义，更在于其为当代文化创新提供的可能性，通过对这些传统元素的现代诠释和应用，既可以延续文化传统，又可以丰富当代文化表达，并以此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
5. 结语
通过对河西走廊壁画水纹图像的深入研究，不仅追溯了从北朝至西夏时期水纹艺术的形式演变与风格特征，更窥见了古代艺术家在干旱环境中对生命之水的诗意诠释与艺术升华。通过对其造型手法、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的系统分析，可见水纹图像不仅是古代艺术家对自然之水的艺术再现，更是多元文化交融的视觉见证。其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为我们理解古代艺术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水纹图像中所蕴含的造物智慧、形式法则与人文精神，跨越千年仍熠熠生辉，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不仅拓展了丝绸之路艺术研究的新维度，更以古鉴今，为传统文化基因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创新路径，使这些古老的水纹继续在新时代的文化长河中荡漾出永恒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