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疆图志》成书背景及版本
(一) 成书背景
清末，新疆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加强边疆治理，新疆各界有识之士决心编修地方志以存史资政。恰逢清政府颁布乡土志条例，令全国府、厅、州、县按照例目撰写乡土志和志书。于是，新疆巡抚袁大化在1909年设立新疆通志局，广泛招揽人才开始《新疆图志》的纂修工作。“慨然念先朝沐栉之劳，文治武功，历时愈远愈益湮没坠失，无可征信。乃召集二三博雅之士，分纂《新疆图志》，收亡补逸，勒为一书。”[1]这是本书主要作者王树楠所认为的撰写此书的主要原因。宣统元年三月，在袁大化的领衔下开始了《新疆图志》的编写工作，宣统三年完成全书撰写工作，并出版发行。
(二) 主要版本
《新疆图志》版本众多，既有整本刊行的通志局本、官书局本、东方学会本等，又有单独分章节刊刻的版本。以下将对《新疆图志》主要版本进行介绍。
1. 通志局本
此一版本是《新疆图志》成书后最早刊印的版本，于1911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刻印，但由于时间仓促加之印刷水平的限制，通志局本多有讹误。现存《新疆图志》通志局本的数量相对较多，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新疆大学图书馆等43家收藏单位均藏有此版本。这一版本又分为117册木活字本和64册木活字本两类，此两类在内容上一致，仅在册数上有区别。64册木活字本现存较少，仅有天津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藏有此版本。通志局本在刻印后曾经过统一校改。从校改方式上可以分为在误字上直接改正和在误字的左右两边改正两种；从校改内容上可以分为改正误字、乙正颠倒的词语、补充漏掉的字词和删去衍字四种[2]。
2. 官书局本
此版本于1911年由新疆官书局刻印，藏有此版图书的地方较少，且均为残卷。已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版图书15册，南京大学藏有44册。与通志局本经过统一校改不同，此版图书似未经统一校改，只是经阅读者校正。如北京大学藏书从校改方式上分为描补印刷不清的字、直接在原字上改、在原字的左右两边或上下方改以及眉批四种方式；从校改类型上分为改字、补漏字、删去多余字、改正颠倒字等多种[2]。此版本流传较少，其著录、流传等情况不易考证。
3. 东方学会本
东方学会本在1923年由天津博爱印刷局出版刊印。它以通志局本为底本，并参照了黄册抄本，在原有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共32册。东方学会本与最先刊行的通志局本有很大区别。首先从印刷方式上来说，通志局本采用木活字印刷，而东方学会本则采用铅印；内容上删去了通志局本原有的22幅舆图且对原书讹误进行部分更改；对原书的避讳、称谓等也相应地进行修改。东方局本在修订的过程中不仅更改了原书中的部分讹误，也将书中原有的舆图、关于庙宇等的记载删去，未能保留原书的完整性。但由于东方学会本改正了原书中的大量错误，加之当时天津印刷技术的先进，此版本流传甚广。
4. 其他版本
《新疆图志》除通志局本、官书局本和东方学会本外还有其他版本。如1965年台湾文海出版社根据原有版本勘定台北文海出版社本《新疆图志》；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影印缩印本《新疆图志》；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新疆图志》；2017年朱玉麒等整理的《新疆图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一次将图、志合刊，并附有人名、地名索引”。[3]
除上述整本刊印外，由于字数庞大《新疆图志》有部分分志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或收录在个人文集中。如1907年由宋伯鲁纂写完书的《新疆建置制》四卷本曾分别于1907年、1913年刊刻出版，新疆大学图书馆现有馆藏有海棠仙馆铅印本《新疆建置志》。王树楠撰写的八卷《新疆国界图志》也曾于1909年由新疆官书局刊印出版，在内容上与《新疆图志·国界志》相同。此外还有单独刊行的《新疆山脉图志》《新疆物候志》《新疆访古录》等，单行本分志在内容上几乎与整书一致，可以起到相互对照的作用。
2. 主要研究成果
《新疆图志》是清朝官修的新疆最后一部地方志，它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建置、国界、实业、职官、学校、礼俗、军制等多方面的内容，并吸收总结了前代西北边疆研究成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学者们研究新疆地方治理、经济、文化等的重要史料。因此，关于《新疆图志》以及利用《新疆图志》所做的研究成果众多，以下将对部分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2004年侯德仁发表文章《〈新疆图志〉史学价值论析》，在文章中作者详细指出《新疆图志》的编纂方式、特点、主要内容以及学术特点和进步思想价值。在学术特点部分，作者指出此书内容丰富、资料性强，保留了大量原始文献；其详今略古的记载方式为后人了解清朝新疆地区的历史提供大量史料支撑；在文章中作者重点论述了《新疆图志》中所体现的强烈的反侵略思想、提倡因俗而治的民族治理意识以及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思想[4]。此外，该作者2022年在苏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清末新疆巡抚袁大化的治疆思想——以〈新疆图志〉袁大化系列序文为中心》，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以《新疆图志》中收录的时任新疆巡抚袁大化为各章节作的序文为主要史料，详细论述了袁大化的治疆思想。如在文章中作者提及“袁大化在《国界志序》和《交涉志序》中就鲜明地表达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坚定信念”，完善新疆行政建制，加强西北边疆防御；弘扬民本思想，重视民生；开发新疆经济，提倡修建新疆铁路等都是作者在文章中重点论证的内容[5]。此篇文章布局严谨、史料运用得当，以《新疆图志》袁大化系列序文为中心论述其治理思想，视角新颖并为后继学者提供借鉴。
在版本研究方面，赵剑锋《〈新疆图志〉版本系统考述》重点论述了《新疆图志》各版本的流传及变迁情况，除此之外还记载了各地图书馆及大中学校藏有《新疆图志》情况，为我们了解《新疆图志》各版本优劣情况，选取版本提供借鉴[6]。史明文的《〈新疆图志〉通志局本与东方学会本探析》一文主要阐述了通志局本与东方学会本的区别。作者从版本信息、印行考略、内容等方面比较两者的差异，说明两者在内容、版式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并希望引起学界对两者不同内容的重视，在阅读时相互比照[1]。此外，史明文在《〈新疆图志〉版本研究》博士论文中将重点放在对《新疆图志》不同版本的介绍上[2]。此篇文章对我们了解《新疆图志》的成书背景、作者、不同版本的流传以及各大图书馆的馆藏情况提供详实的史料内容，是后继学者了解《新疆图志》版本信息不可不阅读的内容。
戴良佐的《王树楠与〈新疆图志〉》一文将重点放在王树楠对编写《新疆图志》的贡献以及对《新疆图志》的评介上。在评介部分，作者指出《新疆图志》在编写的过程中进行门类创新，如《国界志》《交涉志》均为原来史书中没有的部分，编写者结合当时新疆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将清代的新疆置于世界范围来考虑，记载俄、英等对新疆的侵略；此外作者认为此书还有注重民族关系、大量征引史料、详今略古、重点突出等特点[7]。文中流露出对《新疆图志》内容及其编者的赞美，但同时也指出书中充满阶级烙印、迷信色彩浓厚、记载前后自相矛盾等不足，对其评价相对客观公正。赵剑锋《〈新疆图志〉研究》一文更多地是从《新疆图志》的文献价值与史料价值入手，提出其在民族关系、风俗、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等方面提供清朝治理新疆大量详实而丰富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与文献价值[8]。司艳华《学术传承 匠心继轨——〈新疆图志〉整理本评介》一文介绍了201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朱玉麒等整理的《新疆图志》，介绍了此版本将图志结合、增加索引、博采众长等特点，且在整理《新疆图志》过程中做到了整理与研究并重，整理的过程中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3]。此文对阅读者了解新版《新疆图志》提供借鉴，为读者选择图书提供便利。文中关于整理者艰辛的整理过程以及对整理者工作的认可均为后世读者了解《新疆图志》的价值与意义提供借鉴。
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也纷纷聚焦于《新疆图志》各分志的专门探讨。焦梦娟的《〈新疆图志·艺文志〉研究》一文从《新疆图志·艺文志》的成书背景、版本、意义与价值等方面入手，详细介绍了艺文志的史料价值，在文中作者毫不避讳艺文志的缺陷[9]。此文对我们全面了解《新疆图志》中艺文志的内容、价值与不足等方面提供借鉴。蒋小莉的《〈新疆图志·建置志〉研究》是在参与朱玉麒教授整理《新疆图志》过程中完成的，作者阅读了大量有关《新疆图志》不同版本的内容，对其有更深一层的了解[10]。此文详细介绍了建置志的作者、编纂经过、版本特点、史料价值等内容。指出该分志的记载充分体现出重民和经世的先进思想倾向，表现出对地方民生和经济的重视，可以为当代治理新疆提供借鉴。姚焕录的《〈新疆图志〉中的国家认同研究——以〈建置志〉〈国界志〉〈藩部志〉为例》主要从国家认同的角度出发，阐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有高度的国家认同感[11]。并提出增强新疆的国家认同有助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进新疆民族团结和提高新疆民族的国家认同。
近年来，不少学者另辟蹊径，从多种视角展开对《新疆图志》的研究。史明文与史晓丹在《朱清华参与编纂〈新疆图志〉考略》中，从编纂者角度考证朱清华在宣统年间跟随袁大化前往新疆并参与了《新疆图志》的编纂工作。并通过查阅分析相关文献，考证出其参与其中人物志、舆图的审核校勘以及为《新疆图志补编》部分提供垦务、矿产等资料[12]。此篇文章通过对《新疆图志》编纂者之一朱清华的考证，从宏观上得出编纂者的分工之一。虽受史料有限，未能还原其工作全貌，但为理解全志编纂过程提供了新视角。二人另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新疆图志〉订补》中对《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著录的《新疆图志》版本及单行本进行补充。指出其收录的不足与讹误，并将现在各地方图书馆、报刊网址等能查阅到的版本进行补充。如甘肃图书馆检索到的“新疆藩部志六卷，一册”；南京图书馆所藏《沟渠志》上下两卷等。并对各遗漏版本内容进行介绍。此外，还对《新疆图志·金石志》的单行本《新疆访古录》进行详细介绍，指出这一单行本因刊登在《中国学报》，因此被称为《中国学报》本。但此两者在内容上也存在部分内容、字形等方面的差异[13]。此一文章主要对《方志联目录》中收录有关《新疆图志》的讹误进行纠正以及补充其内容。为完善《新疆图志》研究奠定基础。廖毅《基于〈新疆图志〉的乌鲁木齐地名演变研究》从语言学与地理学角度，对比志中所载迪化县沟渠地名与今乌鲁木齐地名，分析其演变规律，拓展了《新疆图志》在多学科中的应用价值[14]。李祯琢《〈新疆图志〉研究概览》一文则系统总结了该志书的编纂背景、版本流变与学术价值，指出其门类创新所体现的时代性与实用性，为整体把握其内容与意义提供了清晰的学术导引[15]。
3. 结语
《新疆图志》自1911年出版以来几经翻修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不断更正最初版本的讹误，但不可忽视的是后继版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版本的内容，加之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新疆图志》中图志分离的现象至2017年朱玉麒等整理出版的《新疆图志》才将最初编者所绘制的图加入至书中。版本的不断更新为后继研究者提供便利，为研究新疆历史特别是清朝新疆历史提供大量详实而丰富的史料。各地学者根据《新疆图志》所记载的内容，进一步研究新疆地区的历史以及关于《新疆图志》本身的研究也不断迈向深入，进一步促进着学术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