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公元219年，东吴趁关羽北伐襄樊之际袭杀关羽、占据荆州，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随即亲征东吴，既有报仇之忿，更有吞吴之意。夷陵战后不久，先主薨逝，吴蜀休战，至邓芝使吴，孙刘两家再度修好，吴蜀疆界基本稳定，故终汉不复东顾。至于北线形势，先后由诸葛亮及姜维多次率军北伐，曹魏方大体上处于守势，灭蜀前仅曹真曹爽父子组织过两次伐蜀[1]，终是无功而返。公元263年，在司马昭的主持下，曹魏尽发三路大军伐蜀，望毕其功于一役，在攻破汉中多处据点后主力滞于剑阁，与姜维对峙。此时邓艾却从阴平偏道直趋涪城，以奇兵冲蜀腹心，最终后主“面缚舆榇”[2]出降，而延续四百余年的汉室，也随着蜀汉政权的崩溃，划上了悲壮的句号。从魏军开拔到邓艾兵临成都城下仅三个月，此时蜀汉仍保有半壁江山，有多种方案可供后主君臣选择——毕竟姜维的主力尚在，成都仍有少量驻军及余粮，“米四十馀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3]，周边要隘未失，可南奔南中，亦可东趣永安，但是后主终究选择了不再继续抵抗，开城出降，而蜀汉宗族也未有另立社稷或策划复国之举，北地王刘谌甚至“先杀妻子，次以自杀”([3]: p. 902)，却没有试图组织过抵抗，须知秦汉之际亡国之宗族辗转抵抗乃是寻常之事，如秦攻赵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北徙代地，被拥立为代王抗秦六年[4]；又如昌平君以楚之宗室起于江南，纠集残楚力量抗秦[5]；而蜀地自古就有开明氏王族后裔分别迁徙避秦之事。关于蜀汉在魏军兵临城下之时是战是降是迁，迁则遁往何处？从谯周的《仇国论》伊始，至今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近年来学界对蜀汉覆亡的研究中，饶胜文在《大汉帝国在巴蜀：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6]中提出“天命沉坠”论，指出刘备取益州的背信行为与后期北伐的理想主义脱节，导致巴蜀士人对汉室认同消解，最终民心溃散，揭示谯周思想对蜀汉主流舆论的主导作用，但多聚焦上层叙事，对认同消解如何影响到具体行为(如普通民众的迁徙意愿)仍缺乏实证衔接；朱子彦《论蜀汉政权内三大集团的政治分野》[7]一文通过荆州、东州与益州集团的分野，剖析派系斗争对政权根基的侵蚀，但却忽略了后期逐渐膨胀的南中势力对朝局的影响；张仲胤在《“诸葛之成规”与蜀汉兴亡》[8]中指出诸葛亮死后官府一体的权力架构瓦解、宦官干政导致政治失序。这些研究为本论文提供了对话基础，现有成果虽触及权力分裂、集团矛盾与南中政区分析，却忽视了一个核心矛盾——古蜀开明氏曾依托南中成功南迁，而蜀汉覆亡时南中兼具地缘条件与历史先例，为何无法复制这一路径？本文正是立足这一问题意识，试图将兴汉叙事崩塌导致的臣民离散、南中长期榨取引发的民心背离，与后期庙堂倾轧造成的混乱纳入统一分析，为理解偏安政权的终结提供了基于蜀汉个案的具体视角。
2. 南迁的地缘可行性与历史先例
在讨论原因之前，有必要说明为何蜀汉政权此时适合向南迁而不是其他方向。立足于四川的政权多以成都平原为政治中心建都，唯有明夏政权以重庆为都，而一旦成都平原失守，其余各地多传檄而定。成都以西为龙门山脉，峰峦叠嶂，无通途大道且山脉沿线多羌氐部落，加上物资匮乏，无法承载大规模迁徙；北为魏军主力来路，汉中已失阳安关、乐城等据点，北投无路；东向永安守备薄弱，加之东吴陈兵边境，恐有腹背受敌之忧。由此可见，蜀汉此时陷于“西阻岷山、北临魏军、东遭吴窥”的地缘格局，南迁南中实为蜀汉当时的唯一具有可行性的存续手段。
此外，上溯至古蜀时期，也有例可援。开明氏的统治持续了十二代，其间，向北一度“攻秦，至雍”[9]，其势力不仅占有汉中平原，还越过秦岭进入渭水流域；向南一度“攻青衣，雄张僚、僰”势力进入南中地区，向东甚至还“伐楚，取楚兹方。於是楚为扞关以距之”[10]。空前的疆域与野心昭示了极盛时期的开明王朝是一个屹然矗立在西南地区，可与秦楚争雄的强大王国。历代秦王早已对三川之地垂涎三尺，而素有开疆拓土大志的秦惠文王则正逢因巴蜀世仇与王族内讧而江河日下的开明王朝，吞并巴蜀的时机已经到来。
公元前316年，张仪和司马错率虎狼之师越过秦岭而进逼四川盆地腹地，开明王亲率蜀军在葭萌关迎敌，在一战之后兵败如山倒，此时蜀王“遯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9]: p. 36)；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逄乡，希冀乘险御敌，然而秦军骠疾，最终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可知临危之际开明王朝的族裔分成了三批人马辗转流亡，向西南方向即今天眉山方向逃遁的蜀王意欲进入南中以图再起，被秦兵追杀；太子傅相等眷恋旧土，向西北奔逄乡即今天彭州方向，企图暂避锋芒寻机夺回故土，最终被秦兵追赶而亡。而另一位王子则被残余的王族势力和兵将所拥，沿青衣江、雅砻江南下，经僰道入南中，此时的云贵地区尚属楚国的势力范围，开明族裔在此停歇了一段时间后，楚也为秦所灭，只得从滇池出发，沿泸江上游，最终辗转来到今越南北部地区，打败当地土著部落，建立了安阳国[11]。而越南河内东英县古螺城遗址发现战国至秦汉时期船棺葬[12]，与四川荥经、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形制一致，也证明了古开明蜀文化在南迁后仍能延续。虽未能保全故土，但开明氏的后裔仍能立国他乡，重建宗庙，这也证明了巴蜀政权遭遇强敌入侵时南迁的可能性。古蜀开明氏能南迁复国，关键在于王族有号召力、民众甘愿追随；反观蜀汉，虽与开明氏同处巴蜀、面临相似地缘困境，却无臣民拥簇南迁的局面。这一差异的核心，在于蜀汉政权未能像开明氏那样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而认同的丧失，正是未南迁的首要思想阻碍。
3. 思想根基松动：蜀汉国家认同的建构、衰退与消解
“开明氏国家的超迈前代，显然在于他获得了蜀地民众比杜宇氏更为广泛深刻的国家认同，得到了蜀民的拥护和支持。而这种认同的取得则首在于鳖灵治水成功对蜀民生产、生活的极大改善，使他们持久感念，以至于在他的后人身上寄予期望”[13]。正因蜀地在开明氏治下展现出了空前繁荣，故而蜀地臣民在开明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之时体现出的对其的拥戴程度和维护程度也是空前的。于蜀汉政权而言，其“国家认同感”在诸葛亮执政时期触及顶峰，而在后诸葛时代经历多年的北伐却仍无法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诉求后，却早已一蹶不振。王仲荦先生认为，蜀汉灭亡是因为益州“人民不愿作战”[14]，这里的“人民”无疑也包含了南中地区的人民，而蜀汉政权速亡之后却没有较大规模或较长时间的民众抵抗和复叛，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时的人心向背。
3.1. 诸葛亮时期：国家认同的顶峰
蜀汉立国之本——也是其政治取向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即统一全国，继承汉统。在政治实践上，蜀汉争夺正统地位，依赖于那批有意追随刘备的耆宿勋旧奠定基业，效仿高祖出汉中、定关中、战成皋故事，或如光武帝一匡天下，再造汉家河山。在刘备驾崩之际，主少国疑外兼强敌环伺，蜀地臣民对于是否能够自守都存疑，更遑论北伐曹魏、开疆拓土了。政治理想急速破产的同时，这批多年来南征北战网罗而来的不可复制的军政人才也在失荆州、败夷陵的短时间内迅速凋零，情势之凶险、信仰之崩塌从南中地区的旋即叛乱中也可见一斑：“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惧有后患，举郡反，烧临邛城”[15]，“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闿跋扈於建宁，朱褒反叛於牂牁。”[16]
刘备既死，那么之前依托刘备所提供的政治环境以及权力格局也就不复存在了，诸葛亮执政伊始便开府治事，权力中心由尚书台转移到了丞相府，暂时整合了内外、新旧势力，而那批追随刘备入蜀的从龙元勋和受益于武侯的蜀地人民也“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上下同心，整合出了一支北伐的力量以继刘备未竟之业，使得蜀地人民对于蜀汉政权的国家认同感达到了巅峰，这是一个属于复兴者的时代。诸葛亮在世期间连年用武，正是担心自他之后蜀汉再无人可以比肩他的能力与毅力继续执行这套军政体系：“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17]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宵衣旰食的军旅生涯很快燃尽了这位蜀汉丞相的寿命。
3.2. 蒋琬、费祎时期：国家认同的衰退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任期近二十年(234~253年)，其执政理念与诸葛亮形成鲜明对比，主张稳重守成。蒋琬执政时，虽曾“欲乘汉水东下袭魏兴、上庸”，但因群臣反对、身体抱恙而搁置，最终确立“保国治民，谨守社稷”的策略；而费祎则直言“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为希冀徼幸，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18]可见此时连蜀汉执政者都已无心力维持“诸葛之成规”，当初以还定中原、争夺正统的夙愿所维持的国家认同感与进取心已然衰退，经世之后更被淡忘，故而在祸乱之际益州人民也就未如古蜀民众一般拥护王朝辗转抵抗了，臣民心态从“复兴者”转向“偏安者”，二人的守成政策虽使蜀汉“民力稍复”，却也使“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逐渐淡化，民心基础开始松动。
3.3. 姜维时期：国家认同的消解
姜维接过兵权之后连年劳师北伐却无力进取关中，而坐拥中原腹地的曹魏则在数十年的对峙中逐渐恢复元气，此消彼长之间，蜀汉早已不再占据主动。正如《仇国论》所言，此时的局势已不似东汉末群雄并起、王纲失纪之时了，而是三国已各自立国几十年，民众期待社会安定，也都习惯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了，人心不再思汉，故而此时人民不再愿为蜀汉政权作战，当邓艾入阴平时，成都平原百姓“闻艾已入阴平，扰攘迸山野，不可禁制”[19]，故而在后主举城投降之际也就没有臣民扶持其他蜀汉宗室出逃或者另立旗帜继续抵抗了。既然在蜀汉统治的核心区——成都平原尚且是这样的光景，那么在统治的边缘地带即南中地区的臣民对于蜀汉政权的国家认同感只会更低，更遑论赖以维系家国了，这是蜀汉亡国之时未曾南迁或者辗转抵抗的根本原因。认同丧失使蜀汉失去“臣民追随南迁”的思想根基，而即便假设部分臣民愿随迁，另一重现实阻碍仍无法逾越：南中作为唯一可行的南迁目的地，是否具备承载政权存续的资源与民心？
4. 现实支撑缺乏：南中“粗安”表象下的隐忧
蜀汉当时所面对的局面，是已经失去涪城、绵竹、江油等成都平原的北部屏障，向北与姜维主力之间的联络又已被切断；向东则可投永安，然此前都督巴东的右将军阎宇已受命率军回援成都，驻守永安的罗宪部仅有军卒两千[20]，且东吴已在吴蜀边境陈兵欲收渔翁之利，诚如谯周所言，如投吴则为寄居天子，且将一而再辱([19]: p. 1030)；西边是茫茫的龙门山脉，唯有效法开明王向南迁徙，进入南中聚拢残军，倚仗南中七郡的资源和险绝地利，方有喘息之机，但是即使能顺利南迁，此时的南中也难以支撑蜀汉立足。
蜀汉政权立国四十余年中，对于南中的态度和政策始终保持着动态的调整优化。前期对南中地区有内郡化的政治尝试[21]，试图将南中纳入与蜀地同等的行政体系，毕竟蜀汉向来宣示承继汉制，刘备既奉汉朝为正朔，以汉臣(后以汉主)自居，凡奏章依汉旧典[22]，自然要接管汉家的“西南夷”以及接手刘焉、刘璋父子时期的政治遗产。东汉末，南中地区有牂柯、越嶲、益州、永昌四郡，刘备定蜀后，于建安十九年(214年)改犍为属国为朱提郡，并设庲降都督总摄南中五郡，形成军事统领机构与郡县并行的治理模式。诸葛亮南征(225年)后，进一步将南中五郡析置为七郡(新增云南、兴古)，原有的“五郡国”政区格局在蜀汉治下上形成了被称为“南中”的区域，调整郡县辖属，削弱地方势力，强化了中央集权。在两汉王朝的视角下，南中地区是帝国的边疆，甚至可以说巴蜀地区也是帝国的边境地区，而南中可谓是“边境之边境”，自然不受格外重视。时过境迁，在偏居一隅的蜀汉政权视角下，失去荆州之后继而又败于夷陵，领土狭蹙、国力不振，昔日的边徼地区则成为了可以提供资源、补充兵丁人口的宝地，故对南中地区格外重视，试图将其发展为南方腹地。因此刘备甫定巴蜀，就立即对南中采取措施，意在强化对该地区的统治，但是由于是和平接管的易帜形式，统治并未实质渗透。而在内郡化的尝试失败之后转为寻求“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中庸之策，即以不驻军、不运粮的低成本管理，同时从南中地区获取北伐所需的人力、物力，蜀汉政权通过合理的政区建置实现了南中地区由“无所供送”向“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的战略调整[23]，但是，它在后期所执行的以武力为保障，以获取资源为目的的民族政策对南中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十分有限的。在明太祖欲招降明升时，派平章政事杨璟写信给明升，信中便明言此举：“昔据蜀最盛者，莫如汉昭烈。且以诸葛武侯佐之，综核官守，训练士卒，财用不足皆取自南诏，然犹朝不谋夕，仅能自保。今足下疆场，南不过播州，北不过汉中，以此准彼，相去万万，而欲藉一隅之地，延命顷刻，可谓智乎？”[24]诸葛亮南征后南中“纲纪粗定”的表象下，实则隐藏着资源枯竭与民心怨愤的危机，这一危机使南中无法成为南迁后的依托。
经年累月地榨取南中财用，自然引起了当地豪族百姓、夷人的不满。而在蜀汉政权赖以维持统治的成都平原失陷后，民心散乱，后主君臣就更无法依恃南中地区的力量，也没有信心能够驾驭剩下的半壁江山了，毕竟南人反复无常。当时的蜀汉朝廷会议上曾公开讨论过南迁的可能性，“后主使臣群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投吴既不可取，而对于南迁，谯周给出反驳的理由是“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19]: p. 1030)即言明倘欲南迁应早做打算，而不是在兵临城下、人心思变之际再仓皇移驾，给投诚小人以可乘之机，还没到南中恐已生变。虽然此次群臣会议的结果是“众人无以易周之理”，但是后主仍然存有入南之心，谯周则再次上书后主，阐明利害，这才让后主最终放弃了南迁，出降邓艾。“后主犹疑于入南，周上疏曰：‘或说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计，臣愚以为不安。何者？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偪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可见此时的蜀汉朝堂对不便往投南中的窘境也都是洞若观火。
而事实上南中地区长期以来叛乱不断，只是迫于兵威而暂时“穷乃幸从”，况且此时南中的人力物力财力也不足以支持蜀汉政权临时立足了。囿于长期对益州的资源输送，南中未有余力进行如两汉时凿山开路，垦田募民的本土开发措施，社会运行已呈现颓势，无粮秣可充军，无兵丁可征召。据不完全统计，东汉时期这一地区共有编民430,500余户，2,937,000余口，而到西晋时，编民户数已降至139,600户，户数减少了近68% [25]，“粗安”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南中本地豪强百姓的不忿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26]，这是蜀汉覆亡之际无法南迁南中的现实依据。
5. 组织能力崩坏：军政分离与庙堂倾轧
诸葛亮死后，当年跟随刘备的从龙元勋业已相继凋零，蜀汉政权的人才储备困境逐渐显露，而人才匮乏与权力分散的叠加，直接瓦解了应对危机的组织基础。正如第一章所述，古蜀开明氏南迁复国的关键在于王族的领导与臣民的支持，诸葛亮执政时期亦通过丞相府总摄军政以整合内外势力，为潜在的南迁行动预留了权力框架。然而诸葛亮离世引发了权力的重构，蜀汉此后不再设丞相，原本高度集中的军政大权被数位原相府高级属官分割，继任者试图依循的“诸葛之成规”逐渐被打破。蜀汉执政者虽意在萧规曹随，但兵权经蒋琬、费祎过渡到姜维手中时，体制已发生根本断裂。与蒋琬、费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兼掌军政不同，姜维始终未获开府之权，无法建立类似丞相府的决策中枢，这使其既难以整合资源推动北伐，更无力统筹变乱之际的军事部署。这种军政分离不仅导致效率低下，更使蜀汉朝堂丧失了组织南迁所需的决策核心，既无专人统筹南中接应、军队调度，也无权威推动迁徙计划，为后续危机埋下致命隐患。
作为国之柱石的姜维，在朝堂上始终面临多重势力的联合反对，而这种反对直接切断了南迁的军事保障。他主张北伐以重建认同，却因屡战无功遭非议，洮西大捷后难以为继，段谷之败更加剧民怨，反而加速了认同消解。第四任庲降都督张翼明确反对北伐，不惜与姜维“廷争”[27]；廖化亦埋怨其“兵不戢，必自焚”[28]。更致命的是，宠宦黄皓构陷姜维，迫使他避祸沓中屯田；武侯之子诸葛瞻与丞相府旧属董厥同录尚书事，代表中枢势力，欲以右将军阎宇替代姜维掌兵[29]。而值得关注的是，庲降都督本就历来选用重臣，庲降都督的职权也在发生变化，至蜀汉末期，庲降都督已经是军政合一、总摄南中的地方大员[30]，而又与蜀汉中枢权力关系更为密切。张表继张翼为第五任庲降都督，继姜维自贬为后将军官复大将军后接任为后将军；阎宇为第六任庲降都督，后入朝为右将军，与黄皓勾结而卷入了蜀汉中央的政治斗争；蜀汉此时的庲降副都督霍弋曾为阎宇镇南中时的参军，而镇守永安的罗宪亦为阎宇部下，虽与黄皓不和，但却是谯周门下弟子，使得庲降都督作为总摄南中的地方大员，本应是南迁计划的潜在执行者，却因卷入中枢斗争与姜维对立，反而成为牵制核心军事力量的阻力，形成中枢无决策、地方无接应的僵局。正如前文所述，南中本就因资源榨取民心涣散，而蜀汉后期混乱的朝局，更使南中承接皇室南迁的最后可能化为泡影。
对比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关中响震”([17]: p. 922)、曹魏“朝野恐惧”的局势，更可见此时蜀汉组织能力的低下：彼时远在洛阳的魏明帝曹睿亲赴长安坐镇统筹，派大将军曹真督军至郿县防御赵云，张郃率“马步骑五万”前往抵抗诸葛亮[31]，曹魏凉州刺史徐邈也遣参军与金城太守率军反攻南安郡。由此就可以看到魏蜀双方对于紧急事态的处理效率及能动员的兵将多寡，也是魏蜀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而刘备据蜀前夕，刘璋军单在雒城就抵挡了一年，此时的蜀汉政权却在数月之间速亡，组织力之羸弱也就显而易见了。
既然姜维的主力部队无法及时返回成都，而最后的野战禁军精锐又于绵竹之战丧失殆尽，在仓猝之间蜀汉朝廷没有足够实力组织突围，南迁失去了军事保障，在魏军兵临城下之际后主终于举城投降。
6. 结语
蜀汉立国之初，“兴复汉室”本是足以跨越荆州、东州、益州集团隔阂的共同理想，诸葛亮以鞠躬尽瘁的实践，将这份理想转化为“追先帝殊遇”的臣民认同，政治上的清明携军事上的强势，让蜀中臣民对开拓与复兴满怀憧憬。然而随着世代更替，“诸葛之成规”逐渐难以为继，这份理想日渐黯淡沉沦。成都百姓临危惊迸山野、南中夷汉因供赋而积愁怨，并非臣民寡义，而是经世之后理想与现实残酷的断裂，当汉统的象征无法再庇护民生，当政权的存续需要以榨取边地为代价，人心的离散便成了必然。古蜀开明氏能携众南迁重建宗庙，并非仅恃山河之险，更在于其治蜀时治水兴农的实绩凝聚了民心，使臣民愿随王族共赴危局——缺失这份民心为基的传承，恰是蜀汉后期最致命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