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代长安、洛阳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学界关于两地的各类研究成果显著。其社会状况研究亦受到了古都研究、历史地理、社会史等领域研究学者的青睐，近年来两地社会史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本文将选取近年来期刊所刊关于隋唐长安、洛阳地区社会研究论文和部分优秀学位论文，借此总结对唐代长安、洛阳地区城市建布局，文学作品以及墓志中所见长安、洛阳社会意象，唐代长安、洛阳地区的道路与商业，社会群体以及社会生活等领域的研究综述。
Abstract: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Chang’an and Luoyang were buzzing with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vibes, and scholars have been churning out solid research on these two powerhouses. The social scene there has also caught the eye of experts in ancient capitals,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social history, with some standout studies popping up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s planning to round up journal articles and top-notch theses from the past few years that dive into the social studies of Sui-Tang Chang’an and Luoyang. We’ll cover the urban layout, literary works, social vibes from epitaphs, roads and commerce, social groups, and everyday life—basically, a snapshot of what’s been going down in research on these iconic cities.
1. 引言
长安、洛阳是唐代的中心地区。对长安、洛阳的社会状况进行研究回顾有利于学界了解唐代社会百态，有助于学者对唐代社会史进行纵深探究。进年来，学界研究长安、洛阳地区成果显著，对两地的社会史研究呈现出“碎片化”与“精细化”并存的趋势，但在理论建构与宏大叙事连接上仍显不足，本文在对研究成果进行回顾的同时，亦总结出研究尚存在的问题。
2. 长安、洛阳城市建布局研究
梁陈对隋唐长安都城地区的山水空间营造进行探析，文中指出：长安城建制中，山川影响城市中轴线划分，城市边界划分利用自然山水、城市内分成不同群域，并且城郊地区运用自然优势营建山水人文空间；城内、郊、四野各有山水布局，布局反映了唐代城市社会人文自然风貌[1]。王天航分析了隋代大兴城与洛阳城的宫殿建筑平面规模特征，对比两朝宫殿特征异同，阐明了长安城与洛阳城规制的差异，并表明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隋唐长安、洛阳的性质、地理位置、规划理念等不同[2]。李永对唐代兴庆宫布局的地理因素、营建历程进行考察，指出其布局与唐玄宗的政治意图密不可分[3]。辛龙等人对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以及十王宅等地进行考古，并发布简报，绘制了城区以及十王宅主要基础设施平面图[4]。张雯，赖子阳在对研究隋唐长安城里坊的考古发现、图像资料、文献资料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对隋唐长安城的里坊研究现状进行探析。通过考析发现隋唐长安城里坊特点为布局齐整严谨，布局规整，建筑类型齐全，交通状况发达，但是这些特点在唐后期战乱之中受到严重破坏。文章中还提及唐代长安、洛阳地区里坊治理主要是设置“坊正”[5]。辛龙对唐代长安城的崇仁坊的空间分布进行进一步探析，讨论了唐代前期，中期以及后期其建筑性质、布局变迁等问题，勾勒了唐代崇安坊内小社会的大变迁[6]。梁陈的另一篇文章对隋唐长安城的郊祀祭坛的布局形制进行探析，指出隋唐社会对于都城礼制空间的布局设计融合阴阳思想、五行思想、星象方位；即祭坛的设置方位以及布局需要符合当时社会的阴阳五行、星象变化等观念[7]。徐俪成将研究的视角聚焦至唐代长安的御沟，对唐诗文中的御沟的排水方向进行梳理并且将排水现象与皇恩和送别等社会情境联系[8]。此研究对唐代的士人、民间、宫廷等社会风貌进行进一步探究。陈朝云通过考古发现总结了隋唐洛阳地区砖瓦窑管理模式，并通过此分析洛阳古城经济生产秩序以及城市建设特点[9]。王书林通过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资料整理，将唐代洛阳宫集贤院四至范围进行确定[10]。宋婷对唐代东都的治理界限进行探讨。文章通过武则天时期前后河南、洛阳两县的分界调整，探索界限所在以及界限变化的特点[11]。梁克敏则是考查了隋唐洛阳城宫城、私宅以及城郊的绿化情况，对洛阳城的城市环境进行深入探讨[12]。
通过对以上文章梳理可知近年来长安城、洛阳城建置布局研究状况。近年来各类期刊杂志中刊登此类文章较多，可见古都的建置布局研究仍然是考古学、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热点话题。学者对唐代长安、洛阳城的建制布局研究涉及了城市总体设计、皇宫以及其他建筑的布局规划、部分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方面。研究由点及面，均有涉及，但此类研究方法多是采用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的结合，单纯从中国古代史角度出发研究城市建制布局的较少。城市社会治理类论文近年发布较少，且发布的文章还是多集中与城市的坊市治理秩序，对于城市其他方面治理的研究成果较少。
虽然建制布局类文章成果相对较多，但这些文章都有相似的问题，即对长安城，洛阳城的总体界限概况研究仍不甚清晰，城区的划分以及城市的功能区划分基本无法突破《隋唐两京城防考》的研究成果。城内部分宫殿、宅邸研究过于细碎化亦是近年以来长安城、洛阳城布局建制研究的特点。
3. 文学作品、墓志中所见长安、洛阳社会意象研究
李嘉航等人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王维诗歌中的长安形象，深入研究古都城意象、山林意象、诗人情怀，将长安意象总结为“圣代”“功业”“吏隐”[13]。陈巧燕《唐赋长安书写研究》一文中展示了唐代社会的舞蹈乐曲意象、长安祀典等意象，将宫廷社会与民间社会互动意象连结，勾勒盛世长安之社会风貌[14]。社会意象研究不仅涉及对西京整体意象的探析，也涉及对古都个别意象的讨论。
张艺鹏以出土的墓志为依托，研究洛阳城唐代中期的墓志书风，对初唐，盛唐的墓志书风意象进行了分类与总结，对于洛阳城的社会丧葬文化研究具有一定启发[15]。朱其欢以中唐以后武元衡等人的诗歌为研究切入点，对武元衡的生平、其与长安官场的互动、交游情况展开研究，深刻地展示长安社会与个人命运之间的交织互动[16]。赵爱华以《唐传奇》中所载的河洛故事为研究内容，进一步分析洛阳城“华都”“花神”等方面的“洛阳意象”，展示了河洛地区独特的社会历史风貌[17]。
唐诗、墓志中所见的长安、洛阳意象涉及对社会的整体风貌研究、对唐人历史记忆的研究。从近年研究来看，关于唐诗中古都意象研究的文章篇目数量有上升趋势，说明唐史研究对于唐诗的重视程度正在逐步提高。而且研究唐诗中区域意象类主题逐渐增多，将唐代社会研究的视角发散到更为抽象的意象领域。但此类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比如以上所有研究中都缺乏对于“社会意象”一词的总体概念的界定与分类探析，且以上文章多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某个或者某些意象，缺乏对意象共通之处的总结分析。
4. 唐代长安、洛阳地区的道路与商业、贸易研究
交通道路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变迁、政治重心移动、文化交流繁荣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长安、洛阳地区作为大唐的中心地带，道路通达各道，且以长安统帅全国[18]。城内城外交通的便利推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前些年关于唐代的道路研究多关注于道路修建时间、沿线地名、各道路交界地等道路本身的考证，而近年以来，学者则更多关注于道路的文化意义，经济意义，中央与地方互动的研究，研究视角切换到更加宏大叙事的角度。
湛如《西明东夏：唐代长安西明寺与丝绸之路》一书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与创新性的典型体现，为研究古代丝路文明交流互鉴情况提供范例，为敦煌学、佛教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树立了新典范，可谓洞烛幽隐，辨明正义。齐胜利、崔小敬介评湛如教授关于西明寺与丝绸之路的研究，指出丝绸之路在唐代社会的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重大意义，亦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的文化功用[19]。黄达远、孔令昊扩大研究视野，从全球视域出发研究“长安–天山廊道”，该文章通过对“关中–七河”道路间涉及地区的交往沟通进行探讨，深入分析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开发与通行，并且将由此道路形成的地缘模式形式与欧洲二元文明形式进行对比。指出中原西京与西域和中亚地区通过此道路形成独特的区域关联[20]。黄建明研究唐代“长安–逻些”官道，对管道的分段、通达状况、管道沿线地区设置的驿站进行考辩，指出了长安与吐蕃于管道上的政治、经贸，文化交流，并且对道路的文化与政治价值进行了深度分析[21]。黄建明的另一篇文章《唐代馆驿制度及分布特点探析》则是重点考察了唐代交通道路上的馆驿，对馆驿的职能以及分布特点进行考析，言明交通线路上的馆驿在唐代国家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22]。杨一恒则是将研究重心聚焦于西南巴蜀——襄洛一线的交通基本状况，并且重点考察了此沿线中诗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书写唐代诗人长程行旅的历史记忆[23]。
从发表论文可窥见近年来唐代长安、洛阳道路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存在问题。其一，近三年来发表两地道路研究的内容比较少，完全属于中国古代史范畴的文章甚至不足五篇。其二，唐代两地道路考证类研究在近三年来热度有所减退，且近年来研究成果多依靠《唐代交通图考》，但并没有对此书中的某些讹误进行深度考辩。其三，研究类文章多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联动，反而对于道路本身研究薄弱。最后，部分陈旧、讹误观点仍被部分作者沿用，研究结果信服力减弱。
唐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长期关注的重点领域为赋税与各色徭役研究，对于商业贸易领域的研究关注则次于赋税与徭役。但近年来对于两京的商业贸易研究的关注逐渐增多，成果颇为显著。
魏博言、魏修建对唐代的商胡群体进行了探析，分析了“商胡”这一特殊群体的概念、商业活动范围以及主要贸易活动，其中尤为探究了唐代“商胡”在唐代长安、洛阳的经贸活动，为研究唐王朝与西方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思路[24]。穆渭生认为唐代京城长安的西市为“丝绸之路国际贸易市场”是毋庸置疑的。然称其“既是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和终点，也是丝路贸易的最大集散地”，尚需商榷。其研究打破固有研究观念，其认为大唐西市、东市均无“丝路贸易市场”，西市的商人亦无“丝绸外贸”经营的资格，长安只是一个巨大的丝绸集散地，“丝绸外贸”是由边州和遣唐使完成的[25]。笔者认为该观点有待商榷，其一，作者忽视了唐代商人群体的属性问题。其二，作者对于大唐西市中市场主体的官方因素都无有讨论，故而此观点仍存在可探讨的空间。赵凡奇以长安东、西二市为例，对长安两市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礼仪功能、传播功能进行了简要地概括[26]。王永平关注到唐代长安城的餐饮业，对“胡店”、胡汉糅合的烹饪技术，长安胡店出入的胡汉客人进行探析，展示了盛世长安城餐饮行业中体现的社会变迁[27]。吴姚函则是关注到商业经营中的商人经营收入方面，分别讨论了西京富商大贾、中小商人以及其他类型商人商业活动的收入情况[28]。吴此篇文章相对于过去的文章研究视角较为新颖，对后续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刘啸虎、陈淅以长安城、洛阳城的商业组织研究为切入点，对“行”的地位、“行”的长官等进行考辩，并且指出“行”与“行会”的产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29]。近年来，相较于长安地区，学者对洛阳的研究相对较弱，社会商业贸易类文章研究成果较少。
5. 社会群体以及社会生活研究
社会群体以及不同群体社会生活的研究仍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领域。随着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群体研究也有下沉的趋势，即更加关注基层民众以及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研究。更有学者将某些具有同一特征或者从事相同社会活动的人群抽象命名为某一个群体。
王兰兰以出土墓志为研究基础，对唐隆政变中粟特武人群体的家族、建立功业情况和其在长安城的居住情况进行考证[30]。罗丰等人以出土的洛阳时期三方粟特人的墓志为研究对象，考论了粟特安、史、康三姓在洛阳城的婚姻与仕宦、居住等状况[31]。宋兴洋亦关注到了粟特人群体，不过其将时间限制到安史之乱及以后，并且其通过考证提出了唐代粟特人长跨度、渐进式的华化进程，并未受到安史之乱的显著影响这一观点[32]。笔者认为，此观点仍需进一步商榷。目前，学界关于粟特人的研究较多，且近年来研究粟特群体的单位主要是兰州大学。但目前的研究仍无法超越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动向》研究成果，且关注的时间断代多为安史之乱以后，并且研究多集中粟特人华化现象，缺乏研究的新视角以及新领域。
李吉雄将研究时间限定于武则天时期，重点研究了武周晚期李唐旧臣群体的活动与神龙政变之间微妙关系。他认为臣子之“常道”是李唐旧臣所奉行的圭臬，他们竭力地践行其维护李唐皇嗣、延续唐祚的政治责任[33]。张紫薇对隋唐时期长安城的特权群体进行探析，着重探讨了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宅院的分布情况以及不同时间段发生的历史事件对于特权群体宅院分布的影响[34]。笔者认为此篇文章作者关注到特权群体的宅院布局方面，后续的研究还可以考察不同特权群体的不同社会活动等方面。
焦杰、谢宇荣对唐代的妇女群体投以关注，重点阐释了唐代妇女活动对于长安节日氛围的营造的意义、作用[35]。董铭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以中晚唐时期商业性女妓为研究对象，主要探究了商业性女妓的人群扩大以及商品属性凸显过程、群体的整体形象、归宿等方面[36]。此篇文章关注到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对研究中晚唐时的妇女史颇有助益。周思妍关注长安城中的流动人口，并且着重研究流动人口中的商人。其对流动人口中商人众多的原因、“漂泊”中商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长安与流动商人的关系三方面展开研究论述[37]。王雨奇对唐代僧人群体的行旅活动进行考证，并且探析了僧人行旅活动中与唐代基层社会官员的交流交往，以僧人视阈研究唐代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38]。此篇文章角度新奇，将群体研究与政治、社会研究完美衔接，为后续研究提供新范式。
魏娜以唐代的诗人群体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中唐时期诗人群体的空间居住格局，指出诗人群体的居住格局既反映了诗人自身的意愿又与唐代东都洛阳的规划格局与社会治理有关[39]。胡永杰讨论了唐代两京文人群体，对唐代两京文人由“士族中央”到“中隐风尚”的这一转变的原因以及转变后形成的两京生活新形态进行展开论述[40]。齐藤茂雄，朱振宏对唐代羁縻统治之下的突厥集团阿史那氏墓志进行考辩，讨论了突厥第二汗国复兴时期的突厥移民群体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与唐朝之间的互动往来[41]。宋方凯关注到唐代的军人群体，以学界较少关注到的军人日常生活为突破口，对军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状态进行研究，重点探讨了军人的信仰问题、婚姻状况、疾病和寿命状况[42]。宋方凯的研究对唐代府兵制度研究、军人治理研究、历史战争研究都具有参考价值，更好做到了政治制度史和社会生活史的巧妙链接。
统计近年来期刊发布文章与优秀学位论文，发现对于群体的研究占唐代社会史研究的比例较大。从上述研究文章来看，唐代群体研究涉及上层社会与基层社会，研究较为全面；就近年而言，对于基层群体的研究得到增强的同时，热门群体的研究依旧成果丰硕。除了群体研究之外，对诗人个案的研究成果亦颇多，且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韩愈、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相较于以往更加关注于群体的政治活动，近年来的研究文章则更加倾向于关注日常生活行为，研究角度也更加注重与现实社会的结合。
丁海斌等人关注到唐代的移都就食现象，首先，对移都就食的概况先进行总体介绍；其次，分析了产生此类现象的具体原因涉及人口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社会治理因素等方面；最后，作者对此现象的路途、移都期间的政务运行、以及长安洛阳两地对于此的应对措施做出总结[43]。张玉兴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崔严爱墓志》(该墓经过三次改葬，且三次改葬都完整见于墓志)，对唐人改葬和墓志改刻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分析考论[44]。且随着“孝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亦关注道路唐代藩镇的匿丧、丧葬花费问题。薛玉杰关注洛阳的水渠与唐代洛阳都市社会之间的关系，其认为水渠为唐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有千丝万缕的关联[45]。近年来，水利也逐渐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领域，此篇文章以小区域范围内的小社会反映大区域内的生活百态，做到了“以小见大”。赵昕宇、肖爱玲以长安城的俗讲活动为研究对象，指出俗讲活动呈现出职业化与世俗化的特点，并认为长安城的俗讲活动空间不断突破，俗讲与唐宋社会变革或许存在些许关联[46]。
社会生活的概念广泛，远不止包括以上社会现象。从近年的社会生活研究论文中可以得到研究启发，即以区域内小社会反映整个社会生态情况，寻找适合的“以小见大”切入点；注重历史对现实的借鉴意义，从现实问题出发，寻找可供参考的历史经验。
6. 结语
从期刊所刊论文以及优秀学位论文中可知近年来唐代区域社会的研究现状与趋势。近年唐代区域社会史研究成果显著，期刊所刊唐代区域社会研究文章增多，所占比例增大，且研究学者年轻化趋势。相关研究涉及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唐代的长安、洛阳地区作为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关于该地区的社会史研究成果亦颇为丰富。两京地区的研究学者关注到两京建置布局、两京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但也存在些许问题，如多数成果仍集中于长安城、洛阳城市的建置和城内群体研究。此外，除上文中提到的几个研究方面之外，两京地区的文化情况、灾害情况、人口构成以及流动情况等也均有学者研究。由上可知，唐代社会史研究仍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许多新颖的视角仍有待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