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文化旅游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和学术研究领域，其兴起与二战后全球休闲旅游的发展密不可分。20世纪60至70年代，伴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消费水平提升，国际旅游活动与文化消费呈现显著增长态势。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传统观光旅游已难以满足现代游客需求，许多旅行者更倾向于选择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方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卢菁(2012)综述指出，国际研究侧重文化认同与真实性，而国内早期研究更关注资源开发与经济效益[1]。苘茂兰、王峥(2007)则系统梳理了民俗旅游的开发模式与文化商品化之间的张力[2]。在研究方法上，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应用广泛，唐代剑与邓荷荷(2019)对全国CSSCI文献的分析表明，文化旅游研究虽热点集中，但普遍存在“浅层分析”与合作网络松散的问题[3]。赵耀武、隋鑫(2020)进一步揭示了全国文旅融合研究“理论研究落后于应用研究”的整体特征[4]。在区域研究层面，杨唯祎等(2023)揭示了东北地区以工业遗产、冰雪旅游为特色的研究格局[5]；张琼云(2023)识别出贵州文旅融合的四大热点：茶旅融合、农旅融合、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非遗文化与旅游融合[6]；而张光红等(2025)与黄艳萍(2025)则分别从屯堡文化案例与产业化路径深化了贵州本土研究[7] [8]。然而，现有研究仍存缺口：系统性梳理贵州全域文化旅游研究脉络的文献尚缺；缺乏与国内其他区域的系统对比以凸显其独特性；运用CiteSpace进行宏观、深度的计量分析，并与全国性研究对话的探索仍显不足。
在此背景下，着力培育文化旅游新优势、促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对实现新时代贵州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贵州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包括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红色文化底蕴以及众多自然与人文交融的景观。然而，当前贵州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仍存在分散化现象，缺乏系统性的整体规划和综合研究。区域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仍有提升空间，尚未充分发挥品牌聚合效应。基于贵州地区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禀赋，深入研究如何开发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文化旅游产品，科学定位目标市场，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建议，对加快贵州文化旅游产业提质升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1.2. 研究内容
本文采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绘制贵州地区文化旅游研究发展知识图谱，分析贵州地区文化旅游研究领域发文量、主要研究机构、主要作者等指标，通过关键词共线网络图谱、关键词中心性、突现词以及时区视图，辨析研究热点和演化路径。
1.3. 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一款科学可视化数据分析处理软件，可以对科学文献中的数据进行精确计量处理分析，预测出某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科学研究发展热点和前沿研究方向。具体参数设置如下：时间跨度为2000~2024年，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设置为1年；节点类型(Node Types)分别选取了作者(Author)、机构(Institution)和关键词(Keyword)进行分析；选择标准(Selection Criteria)为每个时间切片内前50个高频节点；修剪算法选用寻径网络(Pathfinder)和修剪切片网络(Pruning Sliced Networks)，阈值设置为Top N = 50，可视化布局为Cluster View + Timeline View以简化网络结构并突出关键联系。通过以上设置，生成作者合作网络、机构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图谱及突现词检测等，确保分析过程的透明性与结果的可重复性。
1.4. 数据来源
以CNKI数据库为基础，以“贵州”、“文化旅游”为关键词，检索条件设置为“主题检索”，检索周期为2000年至2024年，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论文，最终筛选得到贵州地区文化旅游相关研究文献490篇。
2. 贵州地区文化旅游研究力量可视化分析
2.1. 发文量可视化分析
如图1，贵州文化旅游研究的发文量趋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一变化轨迹深刻反映了政策导向、经济发展与学术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从2000年至2010年，贵州文化旅游研究处于缓慢发展的起步阶段，年度发文量基本维持在较低水平，年均发文量可能不足10篇。这一时期的低产出状态主要受到多重因素制约：首先，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当时国家对西部地区旅游发展的支持政策尚未完全落地，贵州尚未被明确列为重点旅游发展区域；其次，从基础设施条件来看，贵州交通网络尚不完善，旅游接待能力有限，2010年全省旅游接待设施数量仅为现在的三分之一左右；再次，从学术研究环境来看，文化旅游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体系尚未成熟，全国范围内的相关研究都处于探索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虽然发文量少，但已出现一些奠基性研究，如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初步调查和旅游价值评估，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2011年至2018年，贵州文化旅游研究进入快速增长期，年度发文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峰值年份可能达到60篇，年均增长率超过30%。这一显著变化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推动力：在政策层面，2012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文件)首次从国家战略高度明确支持贵州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随后贵州省相继出台《关于加快建设旅游强省的意见》等配套政策；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贵广高铁(2014年)、沪昆高铁贵州段(2016年)相继开通，使贵州融入全国高铁网络，大幅提升了旅游可达性；在品牌建设方面，“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的持续推广取得显著成效，2015年至2018年期间品牌价值增长近3倍；在学术支持方面，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旅游研究院所，国家社科基金旅游类项目中贵州课题的立项数量从2011年的2项增至2018年的15项。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早期的资源描述转向开发模式、影响评估等更深层次的研究。
2019年至2023年，发文量增长势头有所放缓，呈现波动调整态势。这一变化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新冠疫情的突发对旅游业造成巨大冲击，2020年贵州旅游接待人次同比下降，直接导致相关研究项目的中断或转向；其次，经过前期的快速发展，传统研究主题如“乡村旅游开发”、“民族文化保护”等已趋于饱和，重复性研究增多，部分高质量研究开始转向文旅融合机制、旅游数字化等新兴领域；再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部分学者的研究兴趣转向更广泛的乡村发展议题，文化旅游研究的相对比重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增长点，如后疫情时代旅游复苏策略、低碳旅游发展路径等，反映了学术界对现实问题的快速响应能力。
Figure 1. Number and trends of published cultural tourism articles in Guizhou, 2000~2024
图1. 2000~2024年贵州地区文化旅游文章发表数量与趋势
2.2. 研究学者可视化分析
普莱斯指数定律明确指出，某一研究领域内的核心作者数量必须达到一半及以上时，才可能逐渐形成核心作者群。由图2可见，贵州地区文化旅游研究领域的学者合作网络呈现出较为分散的状态，各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少，说明该领域的研究仍以独立学者为主，学术合作网络尚未充分建立，贵州文旅研究核心作者群尚未成熟，学术力量分散、“单打独斗”型研究特征显著。图谱中最突出的是以“唐福敏”为核心的密集协作集群，杨锐、彭勇、谢念、顾海淞等学者与其存在多条粗连线，说明这是贵州文旅研究领域内稳定的核心研究团队。除此核心集群外，图谱中还存在“陈炜–杨辉”“杨洋–李瑞”等松散协作子网络：前者连线相对纤细，可能是跨机构(如高校与地方文旅部门)或阶段性项目(如非遗保护、乡村旅游规划)驱动的协作；后者规模小、连接弱，多属于聚焦红色旅游、数字文旅等细分领域的“小而专”研究小组。
2.3. 研究机构可视化分析
从(图3)研究机构共现图谱来看，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是绝对核心枢纽——节点尺寸最大且对外连线最密集，与其关联最紧密的是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州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等校内兄弟单位，形成“旅游学科 + 地理学科 + 环境学科”的跨学院协作网络。这种校内多学科联动，既贴合贵州“喀斯特地貌 + 民族文化”的资源本底，也通过地理空间分析、环境承载力评估等工具，强化了文旅研究对本土资源开发的实践指导价值。在本土研究格局中，贵州大学(以经济学院为代表)与贵州财经学院(含工商学院、金融学院)构成“第二梯队”，呈现差异化分工特征：贵大侧重“文旅产业经济”维度(如旅游产业链升级、区域文旅经济联动)，贵财聚焦“文旅财经属性”探索(如文旅投融资模式、乡村旅游经济测算)，二者与贵师大“文旅资源本体研究”形成“资源–经济–产业”的全链条覆盖，是本土院校响应“文旅强省”战略的典型学科布局。
图谱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等省外机构，虽与本土节点连线较细，但仍体现“外部智力输入”逻辑：中科院的地理资源研究方法论、中央民大的民族文化研究资源，为本土研究补充前沿理论工具(如人文地理“地方感”“景观生产”等概念)；依托国家课题(如“西南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开展的阶段性协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贵州在民族学、人文地理等领域的理论积淀短板。
不过图谱也暴露学术生态“内循环强、外拓不足”的隐忧：本土机构间“校内合作 > 校际合作，省内合作 > 省外合作，学界合作 > 业界合作”特征明显。比如“凯里学院旅游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等地方院校节点虽存在，但规模小、连线弱，反映区域分层研究的深度不足；“国家发改委旅游开发规划办”“凯里市统计局”等政企机构连线极弱，更凸显“产学研用”链条未充分打通——学术研究对文旅产业实践的直接赋能仍有提升空间。
Figure 2. Co-citation network of major research scholars
图2. 主要研究学者共线图谱
Figure 3. Map of ma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3. 主要研究机构图谱
3. 贵州地区文化旅游研究主题可视化分析
3.1. 关键词共线网络可视化分析
见图4，贵州文化旅游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贵州”节点在视觉上最为突出，是所有研究的“地域锚点”——几乎所有关键词都围绕贵州本土的资源、政策、业态展开，直观体现出研究对“在地性”的强依赖。紧邻其旁的“旅游”“民族文化”“文化旅游”“贵州旅游”“旅游开发”构成核心议题圈层：“民族文化”是贵州文旅的资源本底(涵盖苗族侗族非遗、节庆、建筑等)，“旅游开发”“文化旅游”是资源向产业转化的路径载体，“贵州旅游”则是区别于其他省份的品牌具象标识。
从主题关联的连线密度分析，研究网络渗透三条逻辑线索：资源侧，“贵州”与“民族文化”“屯堡文化”“遵义”(红色文化)连线较粗，说明“主流民族文化 + 特色亚文化(屯堡、红色)”是本土文旅资源的核心组块；政策侧，“旅游”与“乡村振兴”“文化产业”连线明显，呼应“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化升级”等国家、省级政策导向；业态侧，“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旅游资源”等节点形成次级网络，指向“资源分类→业态创新”的研究逻辑(比如喀斯特地貌催生生态旅游、民族村寨孵化乡村旅游)。
由关键词统计分析(表1)可知“贵州”频次、中心性双第一，是研究锚点，所有主题绑定本土资源/政策；“旅游”“民族文化”为双核心，前者扛产业载体，后者当资源本底，联动串起“资源→产业”逻辑；“旅游开发”“文化旅游”管资源转产品，“乡村/生态旅游”分业态(政策/自然导向)。
Figure 4. Analysis of keyword co-linear network
图4. 关键词共线网络分析图谱
Table 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表1. 关键词高频词
序号 |
频次 |
中心性 |
关键词 |
1 |
111 |
0.68 |
贵州 |
2 |
30 |
0.19 |
旅游 |
3 |
29 |
0.19 |
民族文化 |
4 |
28 |
0.14 |
旅游开发 |
续表
5 |
18 |
0.14 |
乡村旅游 |
6 |
25 |
0.1 |
文化旅游 |
7 |
5 |
0.07 |
生态旅游 |
8 |
8 |
0.06 |
贵州旅游 |
9 |
12 |
0.06 |
文化产业 |
10 |
8 |
0.05 |
旅游资源 |
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共线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聚类，得到贵州地区文化旅游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5)。
从CiteSpace聚类指标看，Q值0.9011 (>0.3)说明聚类结构有效，平均轮廓值0.7059 (>0.5)表明主题集中度高。图谱形成8个聚类，以#0“贵州”为核心锚点，串联起#3“民族文化”(资源本底)、#1“旅游开发”(转化路径)、#2“文化旅游”、#5“乡村旅游”(业态创新)、#6“文化产业”(价值延伸)等主题，清晰呈现“资源挖掘→开发路径→业态创新→产业延伸”的贵州文旅研究逻辑。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5. 关键词聚类图谱
3.3. 突现词分析
关键词的突现分析可以反映出研究领域内某些研究方向的热度即研究前沿和热点。如图6为贵州地区文化旅游研究领域内关键词突现分析，图中浅色线条表示时间间隔，深色线条表示突发关键词的周期，深色线条的端点表示每个突发时间间隔的开始和结束。
由图6可见，2000年率先启动“文化”“贵州旅游”“旅游”研究，聚焦基础资源与地域品牌；2008年“旅游开发”以高强度切入“资源转产业”逻辑，持续至2012年；2014年“旅游产业”“文化产业”推进“文旅融合”，2021年“乡村振兴”响应政策风口，均延续至今。可见“文化赋能 + 产业升级 + 政策响应”已成研究主线，内容从“基础资源挖掘”向“细分赛道深耕 + 政策精准对接”深化，“乡村振兴”等活跃议题有望持续引领贵州文旅研究发展。
Figure 6. Keyword highlights of cultural tourism in Guizhou
图6. 贵州地区文化旅游关键词突现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本研究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系统梳理了2000~2024年贵州地区文化旅游研究的发展脉络，得出以下重要发现：
在学术力量分布方面，贵州文化旅游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初期发展缓慢，2011年后进入快速增长期，但核心作者群体尚未真正形成。当前研究力量仍显分散，跨机构、跨学科的合作网络有待加强。研究机构以本地高校为主，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资源–经济–产业”研究链条，但与省外高水平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仍需深化。
在研究主题方面，贵州文化旅游研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政策导向性。“民族文化”作为核心资源要素，与“旅游开发”“乡村振兴”等主题紧密关联，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内容框架。研究热点随政策调整而演变，从早期的资源描述逐步转向产业融合、可持续发展等更深层次的研究方向。
在研究方法层面，现有研究仍以定性分析为主，理论深度和实证研究有待提升。学科交叉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旅游学与人类学、生态学等领域的融合不够深入，制约了研究的系统性和创新性。
从CiteSpace时间线图谱与数据看，贵州文化旅游研究脉络持续且政策响应性强：2000~2024年研究无断档，早期(2000~2010年)聚焦“旅游”“贵州旅游”做基础资源认知；中期(2011~2020年)深挖“屯堡文化”“旅游文化”强化地域文化挖潜；近期(2021年后)锚定“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紧跟政策风口，研究与产业实践深度联动。
研究焦点呈“资源奠基→文化深耕→政策响应”三阶段演化：2000~2010年是资源奠基期，“旅游开发”“生态旅游”主导资源普查、开发模式与生态适配性研究；2011~2019年转向文化深耕期，“屯堡文化”“文化产业”聚焦地域文化IP塑造与产业化转化；2020年后进入政策响应期，“乡村振兴”“全域旅游”成新热点，既呼应“文旅赋能乡村”“全域资源整合”导向，也向“旅游小城镇”“遗址旅游”等细分领域纵深突破。
图谱同步暴露学科、技术、视野三重局限：学科交融性弱，关键词集中“旅游 + 文化”二元维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渗透不足；技术赋能滞后，“智慧旅游”“数字文旅”未进高频序列，文旅与大数据、AI的技术融合研究缺位；跨域视野保守，无“滇黔文旅对比”“西南走廊协作”类关键词，本土深耕有余、区域竞合研究不足。
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比较，更能凸显贵州研究的特性。在研究主题上，与杨唯祎等(2023)研究的东北地区聚焦“工业遗产”、“冰雪旅游”不同[5]，贵州研究则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与张琼云(2023)所指的“茶旅融合”、“农旅融合”等主题[6]，反映了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在学术合作上，与赵耀武、隋鑫(2020)揭示的全国高水平合作网络相比[4]，贵州研究呈现出更强的“本地化”特征，跨区域合作较弱，这与唐代剑与邓荷荷(2019)指出的全国性合作不足问题相呼应。在研究深度上，贵州研究表现出强烈的“政策响应”导向，但如唐代剑与邓荷荷(2019)所言，同样存在“多数研究还只是表面分析”的局限[3]，对市场内生机制及国际学界关注的“真实性”等理论问题探讨不深，张光红等(2025)所揭示的屯堡文化开发中的同质化与人才困境正是此局限的现实体现[7]。这些比较明晰地定位了贵州研究在全国版图中的坐标与发展方向。
4.2. 展望
伴随旅游种类的不断推陈出新，文化旅游与时俱进，进行贵州文化旅游研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贵州文化旅游研究从最初聚焦喀斯特自然景观资源优势、文化旅游浅层次开发，到探索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民族文化(如苗族侗族文化)与屯堡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乡村旅游(呼应“乡村振兴”研究热潮)等，充分表明其研究内容向精细化、纵深化持续推进。学术界从文旅融合、资源开发、生态旅游等多元化交叉视角对贵州文化旅游展开研究，虽取得进展，但仍存不足：首先，贵州文化旅游研究多数缺乏实证分析，研究内容多借鉴其他区域发展理论，亟须立足“民族文化富集 + 喀斯特生态独特”的本土禀赋，创新特色发展路径(如非遗活态传承、屯堡文化IP转化)，构建开放性信息服务平台，为学者提供精准研究锚点。研究方法上，定量与定性结合、个案模型(如千户苗寨业态模型)应用分析偏少，需整合多方法提升结论可信度。研究内容易出现“现状描述→开发建议”类重复研究，横向对比西南省份(如滇黔文旅竞合)、引入批判性思考是突破同质化的关键。学术共同体层面，研究机构及学者发文量普遍不高、跨团队协作少，强化省内外学术交流是研究进阶的核心动力。基于以上问题，需在后续研究中针对性优化，助力贵州文化旅游研究向专业性、整体性、科学性升级。
面向未来，贵州文化旅游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1) 应当着力构建更加紧密的学术合作网络。通过建立跨学科研究团队、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等方式，促进不同领域学者的深度合作。特别要加强与国内一流研究机构的合作，引入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
(2) 需要积极拓展新兴研究领域。数字技术在文化旅游中的应用、低碳旅游发展模式、社区参与机制等方向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些新兴领域不仅符合当前的发展趋势，也能为贵州文化旅游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3) 要注重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建立更加畅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确保学术研究能够切实服务于地方发展需求。通过开展应用性研究、提供决策咨询等方式，增强研究的现实指导意义。
(4) 要不断创新研究方法。积极运用大数据分析、空间计量等先进技术手段，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同时，要重视基础数据库建设，为后续研究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贵州文化旅游研究正处于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时期。通过优化学术生态、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必将为贵州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智力支持。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