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世界人口转变进程中，人口老龄化是世界面临的普遍现象，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预测到2050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超过16%，中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2000年中国农村已进入老龄社会，老人人口持续增长，截至2024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10亿人，占总人口的22.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 [1]。2023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约1.3万美元，仅相当于世界上高收入平均水平的20%~25% [2]；我国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8.7%，比城镇地区高出5.2个百分点[3]；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上海、江苏等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而我国西部地区西藏等老龄化程度低(各省统计局2024年统计公报汇总)。中国农村已经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城乡倒挂”、“区域不协调”等基本特征，这一现象是由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以及农村本身低生育率共同导致的。
对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特征、经济社会影响和社会应对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我国逐步优化完善养老政策体系，缓解日益突出的养老服务需求压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于指导面临类似人口转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提供借鉴，丰富世界老龄化问题研究理论。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国外关注人口老龄化较早，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学者提出的“人口红利消失”假说，日本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积累了丰富经验，在老龄社会研究领域已有许多成果，近年来涌现出关注老年人再社会化和心理适应的成果。国内研究包括问题意识、面临的问题、应对策略，问题主要集中于(1) 劳动力短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后继无人”问题突出，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2) 养老与保障压力：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对现有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构成巨大压力；(3) 社会发展问题：空巢老人、留守老人现象普遍，老年人的健康、社会参与和精神文化生活面临困境[4]-[12]。近年来对长期护理保险、医养结合、积极老龄化等方面研究增多[13]。但是，现有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对于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影响缺乏系统的深入研究；较少能够结合国际经验借鉴来深化推进具体国情下的本地化配套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操作性强不足。
文章从“现状–影响–经验–策略”的逻辑架构开展研究，以文献分析法进行理论搭建、数据统计法提升理论的客观性、案例对比法萃取可行的模式、可操作性的路径，论文的可能创新点在于：从多个视角进行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影响机制的透视；依据我国国情提出对策异同；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银发经济发展结合、探索老龄化背景下的新的经济增长极、对于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所参照。
2.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剖析
2.1. 人口老龄化的定义与衡量标准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其特点表现在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多，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大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一般采用联合国标准划分人口老龄化社会，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7%或60岁以上人口占比10%的国家和社会则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其占比超过14%则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0%则为超老龄化社会[14]。
针对中国农村的实际应用，在国际上同时使用年龄划分标准，在中国农村使用60岁及65岁的两种年龄标准，其中对人口老龄化程度核心指标是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这与我国目前的退休政策安排和养老扶持政策的设计有关。同时，参考国际惯例，老年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例)、老龄化速度(老龄人口比重年均增长率)也是衡量社会老龄化程度和老龄化社会抚养压力的重要指标。2023年，中国农村老年抚养比达21.8%，相当于5个劳动年龄人口承担1个老年人[15]，抚养社会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2.2.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人口老龄化由人口政策的发展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8年，该阶段人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高出生率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偏年轻，老年人口占比长期低于5% [16]；第二阶段是1979~1999年，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人口年龄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1999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0%的界限，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及占比不断提高。2000~2023年，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从1.3亿增长到2.97亿，占比从10.4%上升为21.1% [1]，2012年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17]。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两个结构性特征：第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2023年我国老年人口超过全球老年人口数的五分之四(23%)，超过欧洲各国的老年人口总和[15]；第二，人口高龄化显著，2023年8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3700万，占比约12.5%，增速接近5% [15]；第三，城乡差异显著，2023年农村老年人口占农村人口60岁以上的比重为24.6%，比城镇65岁老年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高6.3% [3]；第四，地区间的不均衡性，东部沿海地区如上海、江苏等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达16%以上，进入重度老龄化水平，而西部地区如西藏等一些西部地区低于10%。
2.3.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中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未富先老”与“未备先老”并存。中国农村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959美元，虽然到2023年超过1.3万美元，但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老龄化速度不匹配，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相对落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处于试点阶段，2023年全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8.5张，低于发达国家50张的平均水平[18]，基层老年人健康管理覆盖率还不足70% [3]。二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劳动力供给下降同时发生。2023年中国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6.39%，出生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09，低于人口更替水平[1]；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66.8%，相比2010年降低了8.2个百分点。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普遍存在招工难的问题，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19]。三是结构单一与需求多元的矛盾。2023年老年人上网看病的人数比例42%、老年旅游消费达7000亿元[20]，说明广大老年人对高质量、多样化服务的需求旺盛。但是养老服务供给多为传统的居家养老和低端的机构养老，在老年文化娱乐、智慧养老、精神关怀等方面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
3.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3.1.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3.1.1. 劳动力市场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冲击为劳动人口总量下降和结构老化的“双降”。从2012年到2023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由10.04亿减少到9.4亿，平均每年减少约580万人[1]。预计2035年这一规模还将缩减到8.5亿。劳动力减少体现在制造业层面更为突出，2023年的制造业岗位空缺率为14.2% [19]，企业用工成本进一步上涨，竞争能力下降，如长三角地区电子设备制造企业2023年平均用工短缺12%，为招聘员工企业普遍涨工资，个别企业月均工资从2020年的10,000元/人上涨至13,500元/人，而产品利润率下降2~3个百分点[19]。同时，劳动力资源老龄化明显。2023年，45~64岁人口作为劳动者已占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43.5%，比往年提高2.7个百分点[1]，而16~29岁的青年人口只有24.8%。老年劳动力在接受新观念、新技术、适应自动化生产上困难较多。宁波舜宇光学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内部培训报告显示，55~60岁接受自动化操作培训后能完成自动化作业的仅为32%，比35~45岁年龄段少53个百分点。劳动力市场“重学历、轻年龄”的传统招聘观念和用人习惯导致大龄劳动力很难就业。2023年，在城镇失业人员中55~64岁的平均失业期为8.2个月，比35~44岁的平均失业期多3.1个月，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21]。
3.1.2. 消费与储蓄
2023年，老年人医疗保健支出占老年人消费总支出的23.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2个百分点[1]；老年人服务业消费，如康复护理、旅游、文化娱乐等占比增长至38%。银发经济加速扩张，2023年整体市场规模达到了12万亿元，其中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市场约为3.2万亿元、老年人医疗器械市场规模1.8万亿元[20]。但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消费增长与医疗支出上升的相关性并非简单由老龄化推动：基于2016~2024年时间序列数据，老年人口占比与人均医疗支出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83 (p < 0.01)，但医疗技术进步、医保报销比例提升等因素贡献率约占40% [22]。另一方面，常规消费增长不足。2023年，我国房地产销售额增速下降8.5%，其中90~120 m2的改善房销量减少11.3% [18]；家电商产品的智能中青年款销售增速比2020年下降5.6个百分点。以储蓄形式的中低收入增长情况显示，2010~2023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从51.5%下降至45.2%。60岁及以上老人户通常处于储蓄净消费状态，60岁及以上家庭平均年储蓄净流出为8600元[23]。社会储蓄比例下滑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投资增速，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3.0%，而2010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为8.3%，2015年为8.0%，其增速比2015年下降8.7个百分点，不利于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1]。
3.1.3. 养老保障体系
一是人口老龄化压力较大。202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5.8万亿元，是2010年的3.2倍。基金收入年均增速为6.5%，支出增速为8.2%，缴费人员与领取待遇人员之比已降至2.7:1。黑龙江、辽宁等6省份当期收不抵支，缺口800多亿元靠中央调剂填平[24]。
二是养老保障结构仍不健全。2023年，企业年金参保人数在3000万人左右，企业年金主要聚集在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年金参保率不到5%。企业年金等补充养老保险在养老保障结构中的占比还不到10%。养老金待遇的差距过大，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在3200元，农村个别地区的老人养老金在200元以下[19]。养老金替代率一线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在60%左右，中西部农村地区只有35%左右，保障公平性和充分性仍待提升。
3.2.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3.2.1. 家庭结构与养老模式
小家庭结构、核心家庭和老龄化叠加，2023年中国农村平均家庭户规模已减少到2.62人，中青年世代同时肩负“上辈管不上、下辈带不转”的二重管家任务。一项研究中35~45岁的已婚者82%要在赡养老人和孩子之间周旋，其中45%在一周中赡养老人超过15个小时，28%因赡养老人不得不减缩工作时间，家人年收入由此平均降低1.8万元[21]。
空巢老人规模持续扩大，2023年达到1.2亿，占老年人口40.4%，其中独居老人3800万[15]。65岁及以上独居老人发生意外摔倒等安全事件的比例年均高达17%。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仍不充分。2023年，全国社区养老设施总计38万个，每千名老人拥有设施面积20平方米，远低于发达国家50平方米的标准[19]。服务内容较为单一，以北京市朝阳区某社区养老服务站为例，仅能提供助餐和简单文娱服务，难以满足康复护理等专业需求。机构养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2023年民政部抽查发现，28%的民办养老机构存在护理人员无证上岗现象，15%的机构消防设施不达标[15]。家庭结构小型化、老龄化与空巢化叠加的趋势，严重阻碍我国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剧着公共财政与养老保障体系压力，同时催生银发经济，推动养老服务产业与科技创新。
3.2.2. 医疗卫生服务
重点人群是医疗卫生服务对象的老人。2023年，老人两周患病率为34.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2个百分点[3]；慢性病患病率为79.4%，高血压和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58.6%和23.1%。医需矛盾严重，三级医院老年门诊占比高达42%，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门诊量2023年较前年增长25%，平均需挂14天才能够就诊。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亟待加强，乡镇卫生院慢性病规范管理能力医生占比仅为56%。调查显示，农村老人慢性病管理随访达标率为68%，相比城市89%的达标率，差距明显[3]。远超的需求量和不足的专业队伍。预计到2023年我国每千名老人拥有持证护理员仅为0.5名，全国缺口高达500万人[15]，上海地区某家养老机构给护工开出了月薪8000元的待遇，但还是招不来，而有的机构则把家政员工兼职护理员。医需矛盾的形成是多因素叠加结果：一方面，老年人口规模增长带来需求供应不足；另一方面，三级医院资源集中导致的“虹吸效应”、老年人对优质医疗资源的偏好等。
3.2.3. 社会文化与价值观
老年人口不断增加，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敬老文化正在走向当代化，2023年仅全国社区养老志愿者参与次数就达1200多万，志愿者主要以大学生为主，也以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25]，山东省2023年开展的“银龄互助”志愿者项目惠及了86%的农村老人空巢家庭，营造良好的家庭支持氛围。不过，有的地方敬老观念淡化，涉老权益纠纷案件增多。2023年，全国法院审结涉老权益案件12.3万件，赡养类案件占比38%，占比较2018年提高10.2个百分点[26]。中国农村心理学会《2024年中国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报告》显示，老年人的精神孤独现象普遍存在，精神孤独率38%，65岁以上老年人每周外出社交少于3次的达52%。老年文化市场新兴，在校老年大学学员总数2023年超过1300万人。老年文化产品仍供给严重不足且缺乏内容针对性，当前针对老年人的出版读物中健康养生类占比达75%，文化娱乐、科技科普类仅占15%，老年短视频内容同质化严重，很难满足多样化的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际经验借鉴
4.1. 日本
日本养老服务业发达，养老体系建立早，是全球老龄化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居家、社区、机构三环的基础上，日本在2000年正式颁布了《介护保险法》，“居家–社区–机构”养老三级服务体系由此确立。日本养老制度将养老保障由“国家福利”转型为“社会共济”，且2023年覆盖率达到98%，参保人只需承担总费用的10%~20%，其余由介护保险基金与中央及地方政府进行补贴。2023年其介护保险基金总支出约为12.8亿日元，介护保险支付包括了居家上门护理、日间护理机构、短期护理设施入住、辅助器具租赁等15项内容，创建了养老保障的“全方位、多类型”的服务体系。
在日本东京都实施的对失能等级3级以上老人的居家介护服务，主要有“每天3次送上门的照料、1次夜间援助、每周1次上门康复指导的24小时居家介护套餐”，其介护月费28万日元左右，政府补助70%，即个人月支付8万日元，大大降低了家庭压力。其介护套餐服务落地实施后，其东京都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比例在2018年提高到2023年的78%。
在社区和机构养老方面，日本构建星级评定体系，按设施、服务、安全、照护6个方面将养老机构分为星级，星级与政府补助直接挂钩。目前，日本共有五星级的1万多家养老机构，占比18%，其中大阪府的五星级机构“阳光养老院”拥有康复师、营养师、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员28人，为120名老人提供“量体裁衣”的照顾，为糖尿病人定制低糖食谱，为失智老人做记忆训练，入住率高达95%，老人满意度为92%。
针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日本分阶段延迟退休年龄，2020年法定退休年龄升至65岁，预计2030年提至68岁，《老年就业稳定法》要求企业为65岁以上有意愿就业的老年人设立合适岗位。2023年日本65~69岁老年人就业人口占比达48.7% (男性58.2%，女性38.5%)，超过OECD国家32%的平均水平；日本全国有230家老年人就业培训中心，培训内容涉及计算机运用、服务规范、新零售技能，2023年共对老年人进行培训超过50万次，培训后就业率为62%；企业亦积极开发老年人弹性岗位，如7-Eleven便利店设立“银发员工”岗位，工作时间安排上实行每天4~5个小时的弹性工作制，为老年人开展岗前培训和工作安全防护，2023年该类岗位录用老年员工超过30万人，占便利店员工总数的25%。
三是“科技助老”突出。日本重视智能化养老，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应用。2023年日本智慧养老产品规模超8000亿日元，构建“硬件 + 软件 + 服务”的产业化生态。比如松下公司研制“智能看护手环”，实时监测心率、血压、位置情况，异常即自动报警到家属和护理站，产品在东京都社区普及率达45%，2023年成功预警老人摔倒、心跳异常等意外事件12000次，成功率高达98%。日本还普及“居家机器人”，帮助老人送餐、打扫、电话联系等，普及率2023年已达15%，缓解了家庭的照看负担。
4.2. 美国
美国“多层次、市场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包括社会安全金、雇主养老金和个人退休账户制度。其中，作为养老金第一支柱的社会安全金面向绝大多数老年人，2023年覆盖96%，月均待遇为1827美元，替代率约为40%，为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生活保障。其主要通过工薪税实现不同代际之间转移支付，2023年基金收入为1.2万亿美元，支出1.1万亿美元，运转整体平稳。
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为企业主导，2023年加入人数为6200万人，规模18.9万亿美元，占美国养老总资产的35%，实行“自愿缴费、企业配套”制度，职工缴费按照工资水平缴纳1%~15%，企业则按照一半的比例配套，部分企业按照“1:1”配套，例如微软公司，该企业的配套政策，也极大限度地提高了职工的参与程度，参与率达98%，401 k资金可投向股票、债券、基金等，退休时提取，有助于增加养老保障。
另一方面，美国杜绝年龄歧视，经《就业年龄歧视法》保护老龄就业权利。2023年美国65~69岁老人就业率为32%，大量老龄人工作于顾问、零售、社区服务等弹性工作。沃尔玛、CVS等专门为老年员工提供就业机会，用以利用其经验，稳定性强等特点。
日本、美国经验对中国农村有以下启示：(1) 制度设计层面要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构建政府责任、市场责任、社会责任、家庭责任。(2) 突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基础性地位，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补贴等，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3) 积极挖掘老年劳动力资源，采取灵活延迟退休制度，增强老年就业服务能力及培训力度。(4) 推动科技应用与创新，大力发展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提高养老产品与服务效率。(5) 在养老服务中注重提高品质和服务的标准化，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建设，强化监管力度。
5. 中国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建议
5.1. 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一是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提高基金调剂能力，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建立养老金待遇合理增长机制。二是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通过税收优惠激励更多企业和职工参与，增加养老保障的第二、三支柱的比重。三是积极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全国推广，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资金来源、待遇支付、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政策规范。四是统一城镇养老保障。逐步增加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减少城乡之间养老保障的差距，使基本养老保障公平供给。
5.2. 推动养老服务多元化高质量发展
一是发展家庭社区居家养老。增强家庭养老功能，健全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浴等社区服务。2025年，每个城市社区建有养老服务设施；每个农村社区建有养老服务设施80%。二是满足机构养老需求。推进养老机构服务分级，鼓励发展民办养老机构，增加护理型床位。2030年，全国养老床位总数达到1000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55%以上。三是积极推进医养康养结合。鼓励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签约，发展医疗康复服务到人。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医疗服务。四是积极发展银发经济。打造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市场，发展适宜老年产业的服装、食品、文体等业态。
5.3. 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第一，实行渐进性延迟退休政策，综合考虑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供求等因素，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第二，禁止就业年龄歧视。加强法律法规实施，保障老年人就业权益。第三，提升老年职业培训与就业服务力度。建立老年人才资源库，引导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技能培训等服务。鼓励企业用工方式、工作模式“软化”，开辟非全日制、季节性、项目制等适合老年人的工作形式。第四，为老年人创造有利就业岗位。支持老年人自主创业、参加志愿活动。
5.4. 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
一是建设适老化环境。实施城乡人居环境适老化改造，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建设无障碍通道。2025年之前基本完成重点公共场所适老化改造。二是打造敬老文化。继承孝亲敬老传统，促进代际和谐。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三是增强老人精神文化享受。加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引导文化机构开发老龄产品。让老年人融入到社会活动中。四是智慧养老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养老应用，搭建养老平台，提供便利服务。
6. 结论与讨论
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庞大、速度快，呈现出“未富先老”、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特征，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参与。中国农村应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立足国情，加快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以综合施策不仅能够有效应对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而且能够培育银发经济新经济增长点，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共进。
未来有待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作用和数字技术提升养老效率发挥效能等展开进一步研究，从而在人口老龄化对策方面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